内容摘要：凌叔华戏剧《她们的他》是小说《女人》改写后的作品，两者在故事情节和戏剧特征上相似，但在人物身份、结构布局、语言等方面皆存在差异，作品主旨也随之更改。改写后的《她们的他》在艺术上的布局更加精巧细致，更富有戏剧化的色彩，但同时也失去了《女人》原有的丰富意蕴，未能启发读者深入思考婚姻与爱情的问题。
关键词：凌叔华 《她们的他》 《女人》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尤其擅写社会中的女性，她的小说经常融入对两性之间存在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凌叔华的特色在于，她更注重也更擅长描写那些扮演着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那些妻子们、太太们、母亲、小姐、婆婆以及儿媳们。……她们更贴近历史——显示结构中的女性生存位置，更像是社会造就的女性而不是作家造就的女性。”[1]《她们的他》与《女人》是凌叔华书写女性的典型作品，两者皆以同一故事为核心。《她们的他》原载1928年6月《现代评论》第三周年增刊，《女人》原载1929年10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四号，但原刊文末标明“写在《她们的他》之前”。也就是说，凌叔华先创作了《女人》，经过改写，《她们的他》诞生。虽然这两部作品主要情节大致相同，但是作者的改写使两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甚至更改了故事的主旨。这两部作品在哪些地方相似？作者改写了什么？如何影响作品的主旨？有何意义？这将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相似之处
（一）故事情节的相似
《女人》是从太太发现一个秘密开始的：丈夫王彬文追求女学生余玛丽。她通过检阅两人的书信得知，下午他们将在万牲园豳风堂会面。于是，太太使人引开彬文，带着孩子“偶遇”玛丽，与其进行谈话。在交谈中，太太有意透露自己婚姻幸福美满、家庭关系和睦，告别时才亮明自己是王太太的身份。玛丽得知真相，懊恼羞愧，与彬文断绝了关系。彬文不知所以，垂头丧气地回家，太太一如既往地服侍他休息，家中弥漫着宁静祥和的氛围。在太太的精心策划消解了一场出轨风波，她体面地维持了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
《她们的他》的故事由始至终发生在万牲园豳风堂。王文津与余咏珍约会时偶遇了两位朋友。为了隐瞒约会的事实，他声称独自一人在此。面对朋友的吃茶邀约，他不得不接受，因此暂时离开了余咏珍。恰巧王文津的太太张素兰带着孩子遇到了余咏珍，两人愉快地闲谈。她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感情生活，并对此表示欣赏和夸赞。当王文津匆匆赶回豳风堂时，正好碰到两人，出轨的事实不言而喻。随着孩子喊出响亮的一声“爸爸”，故事定格于此刻。
因此，从主要情节上来说，《女人》和《她们的他》都是丈夫瞒着妻子试图与女学生交往，最终被发现的故事。这种“越轨”的情节延续了凌叔华《我那件事对不起他》《酒后》《花之寺》等作品要探讨的问题，这是凌叔华思考两性关系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戏剧特征的相似
虽然《女人》是小说，但也具备了一定的戏剧特征。有研究者说：“短短的《女人》这篇，在技巧上说，是高出一色的。作法完全是戏剧化，以流利的对话为主，动作的描写只在必要的地方稍稍点缀一下。情节也很像一幕独幕剧，带着丰富的趣味。”[2]《女人》是一部戏剧体小说，人物对话承担了叙事的功能，表现了凌叔华对于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对话中的“言外之意”也清晰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女人》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不大，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场景也局限在家和万牲园。凝练简洁的时间和地点具备戏剧特征，这也为改写成戏剧《她们的他》提供了便利。陈学勇先生所编的《凌叔华文存》将《女人》歸类为戏剧，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女人》是一部话剧小品或戏剧剧本，这种分类方法应该是由于《女人》具有戏剧的部分特征。但是《女人》不完全具备戏剧的结构格式，如缺少开头的人物介绍、场景介绍等；而且《女人》被收入1930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女人》，因此我们应当将其看作戏剧式小说，而非戏剧。
二.改写后的新故事
虽然《女人》和《她们的他》情节和戏剧特征相似，但《她们的他》在《女人》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变动，使两部作品的主旨产生差异，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一）人物身份的变动
首先，是人物身份的改变。在两部作品中，能够为两位女主角提供谈话契机的重要角色是引开丈夫的那两个人。《女人》担任这两个角色的是任真和子和。任真是太太的哥哥，受其所托，特意来万牲园邀约彬文，使太太的计策得以顺利实施。《她们的他》的两人则是程子和与任明之。他们是王文津的朋友，只是偶然地出现在万牲园，打断王文津的约会，这是故意与无意之分。修改后的故事削弱了太太精心谋划的目的性，增强了戏剧性、偶然性，展现了巧合的重要作用。
其次，是人物姓名的改变。《女人》的所有主要角色都有名字，除了太太。由始至终，只有“太太”这一社会性别角色作为她的“姓名”出现在读者面前。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行为出发点源于家庭赋予她的身份，为了三个孩子而不得不维持家庭的存在。她是《女人》中的太太，也是《女人》之外的、众多普通平凡的妻子。如此，“太太”之名具备了隐喻的意味，正如作品的标题——“女人”：她们在面临相同的婚姻危机，不断寻求维持家庭、稳定婚姻的方法。尽管五四曾掀起的潮流之风吹进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但在时代转折的过程中，古老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延宕与迟滞，其中包括婚姻的社会角色转换。太太们保留了旧式婚姻的习惯，不大上街，在家中忙碌，与社会脱节。这是发生婚姻悲剧的原因之一。她们面对丈夫越轨的危险，虽然试图努力化解，但实际上，婚姻中潜在的危机根源并未解除。即使这个女学生知难而退，那么下一个女学生呢？中国的太太们要如何在婚后延续爱情？这是凌叔华在作品中给读者留下的空白。
《她们的他》则赋予了“太太”一个新的名字：张素兰。这样的设置削弱了“太太”象征和隐喻的意味，仅仅将张素兰作为一个独立故事中的普通角色看待。张素兰在故事中的作用、地位与余咏珍相同，她是三角关系中的组成部分，受到丈夫蒙骗的“她们”之中的其中一个“她”。
（二）结构布局的变动
从整体结构上说，《女人》呈现出一个圆环、密闭式的结构，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依次为：家—万牲园—家。起始点和落脚点都在王家，突出了家庭在故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设置有头有尾，故事情节层层推进，结构清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分别对应三个场景，作者完成了一次节奏明快、圆满完整的叙事。这样的叙事方式展现出一种稳定常见的秩序，容易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然而从技巧上来说不免稍显呆滞和死板，处理矛盾不够集中，有所分散。《她们的他》则改进了这个缺点，将矛盾的形成、爆发都集中在同一个场景万牲园，有力地浓缩了叙事篇幅，更符合戏剧的要求。而且，这部作品是开放性结构，作者不提供任何解决矛盾的方案，使故事在出轨秘密被揭露时便戛然而止。这既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又为故事后续的发展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引人深思。总体而言，《她们的他》在整体结构上更加灵活。
除此之外，《她们的他》比《女人》增添了更多细节，如“外交部欠薪”在结构上来说起到了首尾呼应的重要作用。《女人》没有出现外交部欠薪的问题，王彬文买来衣料赠送给玛丽，这只是男子追求女子的常用手段。但是《她们的他》为“买衣料”这件平凡小事增加了波折，暗藏谎言。外交部欠薪始终未发，王文津为了给余咏珍的生日备礼，向妻子撒谎说上司要凑份子钱，张素兰不得不拿出给小孩看病的钱给他。王文津买来衣料，又对余咏珍撒谎说外交部发了薪水。随着张素兰和余咏珍交谈的深入，出现了关于外交部是否发了薪水的两种相互抵牾的说法，欠薪矛盾得到了触发，同时也揭开了更深层的出轨矛盾。欠薪是故事中埋伏的暗线，从王余见面开始已埋下，直至故事将要结束时突然出现并引发最终的矛盾，展现了结构上的内在连续性，更显布局的细腻和精巧。欠薪谎言的戳穿，既无情地推翻了张素兰对于幸福婚姻的言说，又打破了余咏珍对于美好爱情的想象，与前文的美好假象形成了强烈对比，表现叙述者对于男主人公出轨背叛的反讽意味。有研究者认为，“反讽，或者确切地说是暗讽，在凌叔华这里并非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整体性的立意与构思，其讽喻效果，不在于角色对自我、外界的认识与外界对其认识间的巨大落差，也不在于角色珍视的自足美好生活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价值幻影，而在于这种落差与幻影无意之中突然暴露与被戳破。”[4]
（三）语言的变动
在语言节奏方面，《女人》的语言干脆利落，皆有精确的目的指向；《她们的他》则变得舒缓。首先，《女人》中的太太意外发现丈夫与玛丽的信件后，没有为此陷入自怨自艾的境地，而是机警理智地告诫自己要快打定主意：“伤心会怎样！这是不能大意的事呵。若不快打主意，就这样含含糊糊下去，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来。”[3]她通过信件，分析玛丽的三个特点：态度认真、关系不深、“拿身份”。接下来，她开始思考应对方法，是硬还是软？但都行不通。最终太太灵机一动，带着孩子在万牲园上演一出戏，试图令玛丽知难而退。凌叔华精准而细致地描摹太太的心理活动，以其简洁明快的独语快速交代了事情的起因，塑造了一个聪慧精明、心思细腻的妇女形象。但是在《她们的他》中，太太筹划布局的部分被删去。对于丈夫的意图出轨，张素兰处于完全不知情的状态，她和余咏珍一样被王文津蒙在鼓里，张素兰的个人形象不如太太那样鲜明可感。
凌叔华也对万牲园内的谈话进行了修改。彬文对玛丽说的奉承话较为直接，讨好的意图显而易见，如“下雨算什么，下雹子也要来的。……昨晚下了雨，把道路尘土替我洗干净了来接驾”[3]；而玛丽更像是一位娇媚动人的女子，不像是“拿身份”的女学生。彬文和玛丽的对话具有暧昧、调情的意味，情感的表达既不够节制，显得刻意，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存在差异，也不符合前文太太所推测两人认识不久的前提。凌叔华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她们的他》中加以修正。王文津和余咏珍的谈话变得较为简略，男子的奉承点到即止，咏珍劝说不要送礼的话语比玛丽更加诚恳、矜持，更符合女学生的身份。两人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遵守社交礼仪，言谈中暗涌的感情表现得较为克制。
比起彬文和玛丽，作者修改的语言重点更在于两位女人的“交锋”。《女人》中，太太和玛丽的搭话是刻意的：派人引开彬文，故意碰掉皮球，借捡皮球的机会顺势谈话。太太与玛丽寒暄过后，不着痕迹地把话题转到婚恋方面，查探两人感情关系。太太的话绵里藏针，不着痕迹地告诫玛丽：“倒是多认识一些再提好些，现在多少人见过一两回面就要结婚，闹出多少笑话！男子方面多半是心急的，所以要多认识一些再提。”[3]同时，太太常在玛丽面前透露自己婚姻幸福、亲子关系和谐。这些“筹码”渐渐累积，最终在王彬文太太的身份被曝光时，共同压倒了玛丽。王彬文的欺骗使恋情变为耻辱，深深刺伤了玛丽的自尊。太太运用谋略层层推进，对话的目的性很强，掌控了整个局面。但从整体上看，两个女子的“交锋”是事件的高潮而非全部。在这方面，《她们的他》则不同，它将女人们的谈话置于整个故事的中心，使其始终处于“聚光灯”下。她们的谈话节奏比《女人》更加舒缓。如果说《女人》中的谈话是太太的精心布局，一步一步皆有目的，那么《她们的他》则是两个女人偶然碰面的闲谈，富于日常化、生活化的气息。张素兰对十年前的恋爱往事娓娓道来，又絮絮地谈到婚后与丈夫的心灵契合，展现了夫妻同心、共担喜忧的美满与幸福：“许多你想不到的事，他分帮着同你一齐想。他就真当你就是他一样，你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忽然想到还有一个人同你分担，你自己就觉得轻松了许多。”[5]虽然《女人》的太太和张素兰皆以胜利者的姿态描述自己的婚姻，但是张素兰不紧不慢地讲述了更多具体的细节，表现了她对于这场婚姻由衷的认同和肯定，浑然不觉这只是美好幻想，更不能发现这一幻象已经出现了破碎的裂痕。张素兰塑造的幻象与后文幻象的被打破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反讽意味。
（四）主旨的变化
由上述三部分的异同辨析可知，《女人》的着重点在于太太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婚姻。她通过运用计谋，妥善地处理了一次婚姻中的危机，成功击退情敌，暂时保全了家庭的安宁。作品以“女人”为题，表明女人处于本剧的中心地位。叙事者由始至终都将目光凝聚在太太的身上，通过描写她的言行串联起整个故事。可以说，太太是《女人》中的绝对主角。同时，她是众多家庭妇女的缩影，是富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另一方面，《她们的他》的标题不再是一个独立、中性的名词，而是由两部分组成：“她们”和“他”，展现了三角关系的存在。在这里，张素兰和余咏珍的地位是平等的，她们都是受到王文津欺騙的对象，对于他的欺骗毫不知情，只在偶然的机会下，她们才发现真相。因此，《女人》中的太太掌握着捍卫婚姻的主动权；《她们的他》的“她们”则是被动的，受到男人的愚弄而懵然不觉，停留在自我想象中沾沾自喜。标题中的定语“他”则是作者批评的对象，尤其增加了欠薪的双面谎言，更突出了王文津对于爱情的不忠诚和虚伪。
作者对《女人》的太太怀有同情和怜悯，为她赋予精明干练的头脑，使她在婚姻博弈中取得一次胜利。虽然这个故事呈现了解决危机的过程，但这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读者可以意识到，王家和谐宁静的氛围是暂时的假象，婚姻危机从未消失。如此，作者向读者提出了问题：女人应当在婚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夫妻应当如何长久地延续婚姻，为曾经灿烂热烈的爱情保鲜？《她们的他》中，作者的态度更倾向于批判。既暴露了王文津的朝三暮四，又委婉地批评了女子们不辨真相、沉溺于自我幻想的盲目性。这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它充满了戏剧化的冲突。《她们的他》不及《女人》的丰富内涵，也未能启发读者深入思考婚姻与爱情的问题。因此，从整体而言，在艺术上来说，《她们的他》比《女人》更胜一筹，布局更加精密、细致，人物言行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加真实；在主旨深度上来说，《女人》则比《她们的他》有更深刻的意蕴，促使读者产生思考。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7．
[2]贺玉波.现代文学评论集 中国现代女作家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59.
[3]凌叔华.花之寺 女人 小哥儿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20，222-223，228.
[4]马春花.“越轨”游戏：凌叔华的“新闺秀”写作[J].华中学术，2021，13（01）：150-158.
[5]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下）[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757.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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