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欣然

　　内容摘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的奴隶叙事作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由他本人撰写》叙述了他在马里兰州做奴隶的20年真实经历，开创了“黑人自传”文学样式的先河。故事中道格拉斯饱受了创伤的痛楚与身份的迷失。因此，本文旨在结合后殖民种族创伤理论，从身体与心理创伤、文化创伤以及创伤的治愈三个角度剖析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所遭受的后殖民种族创伤，以期找寻到后殖民创伤治愈的希望，让后殖民种族创伤的阴霾逐步散去。

　　关键词：《道格拉斯自述》 身体创伤 心理创伤 文化创伤 创伤治愈

　　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人开始崇尚民主、平等以及友爱，人文主义思想蜚声于世却并未完全改变白人对于有色人种持有的歧视与怀疑态度。当地时间2022年3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反私刑法--《埃米特·蒂尔反私刑法》（Emmett Till Anti-lynching Act），将私刑定为联邦仇恨犯罪。事实上，该法案是因一位14岁的非裔美国男孩而命名的。在1955年时由于种族歧视蒂尔在密西西比州探亲时被两个白人男性残忍折磨并杀害。更为人震惊的是，凶手虽被抓起来但却被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无罪释放，且安然无恙度过余生。蒂尔的死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而后一家人都长期致力于为蒂尔的死平反和为其他同样遭受失去至亲的黑人同胞们提供法律建议。这样的悲剧深深地烙印在美国文化中，也唤醒大家更加关注后殖民种族创伤研究。

　　创伤理论当代核心内涵是：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7]；而后殖民种族创伤理论则指后殖民语境下研究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引起的持续性创伤理论。此理论开创者黑人心理医生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于殖民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给白人施暴者和黑人受害者双方造成的种族创伤剖析得鞭辟入里。时任总统林肯顾问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是他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美国众多奴隶叙事作品中最为出名的一部，于1845年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奴隶制的关注，开创了“黑人自传”文学样式的先河。该自传讲述了道格拉斯在马里兰州做20年奴隶的真实经历，故事中的他虽历经常人无法想象的创伤却仍然怀揣着找寻汲汲以求的自由的勇气。

　　一.身体与心理创伤

　　1.1身体创伤--滥用私刑

　　“欧洲文化对黑人的原型化以摩尼教式二元对立为文化认知基础[8]”，借用道格拉斯在《自述》附录所陈述的区分“美国的基督教”与“基督的基督教”的特点来阐释就是：白人是“善良、纯洁和神圣”的代名词，而黑人是“堕落、腐败和邪恶”[10]的。法农在其被誉为“种族文化创伤理论的奠基之作”《黑皮肤，白面具》中也指出：“我作为三个人而生存：……我一下子对我的身体负责，对我的种族负责，对我的祖先负责。[6]”就此说明黑奴其实在白人主人面前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更是三位一体的融合。他们所遭受的创伤由个人创伤上升至集体创伤。白人奴隶主在种族无意识思想的控制下，直接将黑白两色划分开来，认为黑人是奴隶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应为奴。所以在此书中读者可以阅读到以下场景：劳埃上校在果园栅栏上涂柏油以防奴隶们偷窃果园水果；安东尼血腥吊打不能及时服侍自己的女奴。

　　“作为暴力的执行者和工具，这些施暴者的灵魂浸泡在受虐者的脓血中[8]。”《自述》中鞭打是家常便饭，滥用私刑（lynching）更常见于奴隶主的管教手段。一奴隶不想挨打，站在河里不肯出来，作为监工的高尔先生数三声，奴隶没迅速出来紧接着就被一枪毙命。事后，高尔还说：“如果听之任之，不给奴隶们点颜色看，就会最终导致种植园的统治与秩序的垮台……这样下去，势必是奴隶得到自由，而白人却沦为奴隶[10]。”主人托马斯为使道格拉斯成为听话且顺从的“好”奴隶，将他租给了威名赫赫的职业训奴师科维先生。科维神出鬼没，突袭检查时发现奴隶稍有松懈，他们便被拳打脚踢、鞭刑体罚。在奴隶制的肉体奴役下，奴隶由人变成了“牲畜”，奴隶的生命随之变成了“动物性”的生命。恰如福柯所说：“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1]”。笔者认为，白人洞彻此理，所以在让黑奴深受身体创伤的同时还使其成为社会生产力，以体现奴隶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黑奴被作为白人世界的寄生虫，他们必须严格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否则轻一些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让黑奴莫忘了主人的威风，重则一命呜呼。但值得注意的是，奴隶主在鞭打黑奴的同时，自己实质也沦为了这场血腥暴力的牺牲品。

　　1.2心理创伤--出生疏离

　　无论以何种方式雇佣奴隶，他实质上都是一个社会性死亡人。奴隶与所有的“权利”或出生权利相疏离，不再属于任何合法的社会秩序。而且所有奴隶都至少经历了世俗的驱逐。不仅被剥夺了对其父母和在世亲缘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而且还被延伸到对其更遥远的祖先和后代的所有此类权利与义务。他才是真正的家族疏离者（genealogical isolate）[4]。本书中，黑奴在出生后不久，可恶的奴隶主就会将母亲与小黑奴分离开来，造成出生疏离（natal alienation），而此做法会给黑奴带来很严重的母爱缺失以及身份模糊，进一步引发其心理创伤。作为其奴隶主既是主人也是父亲的黑白混血，他们并不允许向自己的主人或父亲询问此事。这也并不是发生在道格拉斯身上的个例，而是黑奴的普遍现象。作者也在文中道出他的理解：“想必是有意不让孩子对母亲的爱有所发展，同时使母亲对孩子天生的感情变得冷淡以至完全消失吧[10]。”以至于道格拉斯在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感情上竟和听到路人的死讯时无甚差别[10]”。美国创伤学者凯如斯（Cathy Caruth）将此类型的创伤定义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而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現[9]。”相应地在文中道格拉斯亲身经历着：“眼睛所见到、耳朵所听到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种种事物，都会勾起我的心事……不管感觉什么都能感觉到它[10]。”众多黑奴们同道格拉斯一道，不仅经历着身体上的疼痛还背负着心灵上的创伤，却只能用唱歌来“埋葬他们的哀伤[10]”。

　　二.文化创伤--知识是白人统治者的力量

　　当代黑人作家古吉·塞昂哥（Ngugiwa Thiongo）指出，语言殖民将黑人的灵魂禁锢在欧洲语言的牢笼中，给本土文化、艺术、宗教、历史、教育、文学造成毁灭性创伤[7]。在南方殖民地场域里，白人拥有着绝对权力，他们对黑人的文化和思想有评判的权力。道格拉斯被送往巴尔的摩借给奥德夫妇使用，奥德夫人第一次占有奴隶，不知如何下命令于仆人，所以在相识初期，女主人赐予了道格拉斯超越奴隶般的体面与关切。而奥德先生极力阻挠妻子教道格拉斯认字，他认为教黑奴识字既不合法也不安全，会一定程度上削弱白人的文化优越感。“If you give a nigger an inch， he will take an ell[1]”这警告无疑是“一种崭新而特殊的启发”[10]。一方面，白人奴隶主让黑奴从小讲英语，方便其进行语言殖民且进一步同化黑奴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奴隶主带着固有的种族偏见，推崇知识就是统治黑奴的能力，生怕黑奴认识更多字而对他的统治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一切也向道格拉斯解释了一直困扰他的梦魇：“白人奴役黑人的能力究竟何在[10]”。从那时起，道格拉斯就从主人强烈反对的行为及言语中意识到了知识才是通往自由之门的一把钥匙，并下定决心读书认字以为将来逃离创伤之地做好充足准备。由此，在黑人渴望成长的过程中，白人文化通过意识形态将白人的种族歧视理论强行灌输进黑人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在文化上从白人对黑人的奴役沦为黑人对自己的思想束缚。

　　再者，后殖民文化差别对待所造成的文化创伤实质是双向的。美国白人文化在有了殖民体验之后也受到了相应的重创。为了配合殖民主义的征服，美国白人文化压制了其一直倡导的平等与博爱。而白人奴隶主也学习了西方列强殖民者们通过强调自身男性气概或其他傲人特质来论证其生来自带的优越性。最明显的人物性格转变莫过于上文所提及的奥德夫人。原来道格拉斯眼中的女主人“虔诚、热情、心地善良”“施舍面包给饥饿者，赠送衣裳给赤身露体者，对于每一个到她身边来诉苦的伤心人她都给予抚慰[10]”。这使得道格拉斯产生了幻觉，竟把她当成了“母亲”而非“女主人”。在他后一部自传中，道格拉斯也对此作出进一步补充：奥德夫人的怜悯是“人类爱的自然流露[3]”。可在奴隶制文化的影响下，“她那柔软的心肠变成了铁石，羔羊般的禀性让位给母虎似的凶狠[10]”。因此，在殖民话语之下，不仅黑奴的本土文化被成功抹杀，美国宣扬的平等博爱的思想文化也遭到了压制。

　　三.创伤的治愈

　　黑人保守主义通常被等同于道格拉斯和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那种强调自助的模式。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1975年出版的《种族与经济（Race and Economics）》一书中写道：“如果说美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自力更生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道格拉斯与白人小孩广交朋友，拿面包换取知识；黑奴们用晚上和星期天的空余时间来摸牡蛎补给自己。这些细节足以体现黑人种族的智慧与勤劳。道格拉斯开设主日学校，教同伴认字，被其称之为“有生以来最最甜蜜的工作[10]”更能展现出他们的自助精神。

　　《自述》中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传达出一个潜在主旨，即主人在征服奴隶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奴隶则在长期的蒙昧与苦难中逐渐觉醒， 缓慢获得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本领与自我独立精神[5]。在科维农场，道格拉斯经受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与频繁的体罚后，便出现了本书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情节--道格拉斯奋起反抗，与科维进行了两小时的肉搏大战。著名评论家吉普森（Donald Gibson）指出，与科维的肉搏战对道格拉斯比逃往北方“更为重要”因为“一旦心理获得解放，实际逃亡只是迟早的事”。道格拉斯自此正式开启身份建构以及治愈创伤之路，虽然他后面仍然做了四年的奴隶，但他却未被鞭打过。

　　而后幸运的道格拉斯通过“地下铁道”在逃离了南方种植园后，来到北方订阅了《解放者》报。在慢慢摸索中，他开始意识到了话语权复得的重要性。他投入到废奴运动中，主动演讲，夺回自己的话语权，表达出对奴隶主的愤恨，道出与他困境相似的黑人同胞们的心声。不仅建構了自己的身份，治愈了创伤，还为其他命途多舛的伙伴们伸出了援手。

　　因此，道格拉斯的故事不仅是漫长而又极具危险的逃离创伤之地的过程，还是歌颂获得永久自由的黑人逃奴的美妙赞歌。他深知“奴隶制使人睁开眼睛看见可怕的深渊，却不让人找到从中爬出去的那个梯子[10]”，也深受身体、心理和文化创伤，这创伤就如同作者脚上冻的裂痕（连写文章的钢笔都能塞得进去[10]久久不能消逝。然而，通过道格拉斯的奴隶叙事与情节再现，我们也看到了后殖民创伤治愈的可能。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宣扬全人类普世价值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对身处异国他乡的其他种族的人民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让后殖民种族创伤的阴霾逐步散去。

　　参考文献

　　[1]Caruth，Cathy（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2]Douglass，Fredrick.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Douglass， Fredrick.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A].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 216.

　　[4]Patterson，Orlando.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王晓路.种族/族性[J].外国文学， 2002（06）：62-66.

　　[6]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黑皮肤，白面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7]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04）：117-125+159-160.

　　[8]陶家俊.忧郁的范农，忧郁的种族——论范农的种族创伤理论[J].外国文学，2014（05）：131-139+160.

　　[9]王欣.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06）：145-150.

　　[10]道格拉斯著；李文俊译.道格拉斯自述[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方红.《道格拉斯自述》：双声身体叙事研究[J].外国文学，2016，No.259（02）：125-132.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