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

　　内容摘要：对任何对中唐之后的政治与文化社会感兴趣的人来说，白居易的诗文都是不可回避的部分。白居易平生推崇杜甫以诗文记录历史的做诗风格，故而他本人的诗也大多记录了当时的百姓生活现状和朝堂政治现状。通过阅读白居易留下的丰富文字记录史料，不难了解当时的政治社会现状。从他的文字中，也能感受到诗人自身由起初踌躇满志、兼济天下逐渐过渡到偏居一隅、独善其身的思想转变过程。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受当时社会腐败、诗道崩坏而又诗人自己而又无能为力的现实情况所影响，同时这也深刻反映了中唐时期的混乱政治现实。本文将以白居易写给友人元稹的书信体散文《与元九书》作为主要参考文献，结合现今对其的研究成果，具体阐述了“诗魔”白居易的精神世界演化的现实根源。

　　关键词：白居易 《与元九书》 兼济天下 独善其身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但到底还有几分底蕴在，最终在唐宪宗强势削藩后，迎来了元和中興时期。中唐作为唐朝由繁盛转向衰败的重要时期，政治动荡而文化却很繁荣，在这个时间段涌现了多个流派的诗人，在诗歌史上的成就甚至不逊色于盛唐时期。白居易与元稹发起新乐府运动，又在政坛发展多年，成为中唐时期影响力极大、不可不提的一位诗人。白居易的文学作品类型丰富、流传甚广，又因其极推崇杜甫，他的诗文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贬谪江陵时期，正处于政治失意的背景之下所作的一篇书信体散文，以与朋友陈述为主题，阐明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深刻思考。这篇散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反映了他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思想转变过程。

　　一.兼济天下阶段

　　白居易出身于书香家庭，虽然幼年时家境清贫，但他天资聪颖，仅仅五六岁时就能学诗，九岁时就通晓声韵。但是，仅仅有天赋也成就不了一名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同样离不开他多年地勤奋学习，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介绍的人生经历那样，他白日里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闲暇时学习做诗，甚至没有空闲来饮食与休息，以至于明明正值壮年却身材消瘦，年仅二十就生出了白发、眼睛也时有昏花。幸运的是，他勤勉刻苦，坚持做诗与学习，最终成功得到了爱好文学的唐宪宗的赏识，在其三科登第后，仕途一路顺遂，一度高升至正三品“翰林学士”。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首次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他对文人们写文章和做诗应该反映传达什么内容的独到见解，也是后世研究者们探索白居易的文艺作品和文学理论的重要依据。白居易认为无论是成诗还是成文都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文化进行紧密结合，“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白居易对于诗歌的独特理解。他认为诗歌应该以传达的情感作为根本支撑，而言语和声韵的使用只是作为表现形式，诗文背后的含义作为果实，把一切想表达的内容都融入诗歌中，以诗文作载体来传达百姓的所思所想，这也是白居易所创作的《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这一系列文学作品的重要特点。白居易的作品围绕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这一朴素的社会主义创作理论，不正是他兼济天下、心忧天下的思想体现吗？

　　“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不能不说是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体现，言者能言、闻者愿听，诗人能借诗歌把君王的缺漏传达给君王听，这是诗歌干预政治生活的表现，也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思想的体现。然而，当时社会腐败，官员只会阿谀奉承，并不关注百姓的疾苦，诗人们也不再把百姓的生活现状写入文学作品中，与“言者无罪，闻者作戒”的状况相去甚远。白居易《与元九书》一文中，把《诗经》所体现的“六义”作为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即“风、雅、颂、赋、比、兴”。他顺着时代的发展脉络，从远古的“三才”时期的诗歌开始论述，到近世“梁、陈”、“唐兴二百年”直到当时的唐宪宗时期的诗歌，详细评析了六义从“始刓”、“始缺”、“浸微”、“陵夷”，一直到“尽去”的全过程。他认为，即使如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真正反应民生疾苦、为民发声的诗文也不过是三四十首，这一评述反映的不仅仅是白居易对诗歌作用的深刻理解，“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还传达了白居易对诗歌不再发挥干预政治的作用，不再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不能替平民百姓发声的遗憾和愤懑。

　　白居易悲愤于诗道崩坏的现状，难以饮食安睡，想要发挥自己的力量改变现状，但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透过“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这段口吻坚定的文字，笔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白居易的兼济天下观念。白居易作为谏官，没有如同僚那般谄媚上意，而是想要充分发挥自己谏官的职责，把君王的错误缺漏之处和百姓的真实生活现状传达给君王知道，希望能借此让百姓安居、社会太平、国家兴盛。此时，白居易正在翰林学院担任学士，兼任左拾遗，负责劝谏工作，而纵观历史，似乎也只有白居易有这种能力。他充分发挥其极高的文学造诣，将诗歌的文学性与劝诫君王的适应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便直言的内容就做成诗文传颂。他强调风雅需反映现实、诗歌应重在内容的美刺、讽喻。因此，在白居易任谏官的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并且这些诗歌带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他指出其讽喻诗是为君王平民或是具体的时事而做，而不为“文”作，讽喻诗的目的在于补查时政，体察民情。这相比前代的诗文观念，可谓具有开创性的成果，这也体现了诗人的一种政治自觉，进一步明确了诗的价值导向，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阐述的那样，想要真正感染人心，没有比情感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潜藏的含义更深远的。他主张回归先秦时期的诗歌观念，用诗文来感化人心、促使天下和平，通过讽喻的形式让君王警戒，而白居易之所以主张回归先秦诗文，其实本质上也是其兼济天下人生志向的反映。我们必须认识到白居易的才华并非写不出词藻华丽的诗文，只是因为其明确的政治诗文倾向，他写诗更追求言语通俗易懂，便于世人理解，追求更大程度地得到社会民众的理解、便于传播。白居易主张写作不应该过于在意词藻的堆砌导致华而无实，而应该言之有物。

　　正是这种兼济天下的倾向，让白居易能够将国家百姓置于崇高的地位上，他直言敢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但也因此得罪了当时朝中的权贵党羽，这是其个人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白居易仕途顺利，擢升至翰林学士，按理来说，这时的他应该是十分得志，施展抱负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他却表现了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傅璇宗教授曾指出，忽视白居易翰林学士身份，片面强调其谏官身份是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大误点，会造成对白居易的认识的严重偏差，他不仅强调翰林学士阶段是白乐天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高峰，还敏锐地注意到了白居易在此期间心境的缓慢变化。翰林学士时期，白居易所做的诗文与为官作风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就是他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寂寥及对官场生活的不适应感；二是在他担任左拾遗期间，他刻意强调自己身为谏官的身份，而忽略自己也是官场核心官员。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白居易并非官僚出身，相反他出身平民家庭，一路上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进入翰林院，这是其感到自豪与骄傲的。这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努力，还来自于其父亲、祖父等亲人的耳濡目染。白居易仕途的顺利也离不开友人的帮助，正是当时白居易科举之时的主考官能认可白居易的才华，才使其顺利中榜。然而，当白居易取得了如此大的政治成就之时，他并没有清醒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他无法适应自己的官员身份，这才使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孤独感与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状。

　　“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白居易连用几个反问句强有力地宣泄出了自己的愤悱之情，这里也暗示着他认为诗道崩坏正是社会风气不正的现实反映。“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了“兼济天下”的情志所做的大量讽喻诗，故而白居易内心表现出强烈的孤独与不适。正因为其有这样的内心冲突，当其担任谏官时，正因为找到了他自己的定位，他才刻意地强调谏官身份。一则符合自己兼济天下追寻先贤的志向，二则可以回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与知遇之恩。白居易希望通过尽言官的职责来回报皇帝的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就大量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甚至敢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提出的谏言大部分都被唐宪宗接受，然而他言辞过于激烈直接，也让唐宪宗感到不快，而与李绛抱怨白居易是自己提拔的却不尊重他，但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劝谏宪宗广开言路。但最终白居易还是因为武元衡遇刺越级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贬谪经历使白居易的人生态度迎来了关键性的转变，春风得意的翰林学士变成了远离京城的落魄官员。

　　二.独善其身阶段

　　“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是白居易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白居易坚持以讽喻诗劝谏君主、体察时事，却没曾想其一腔抱负还未真正实现，其诗文还未传达到皇帝面前，就因为其言辞激烈直接而得罪了权贵，毁谤他的话早已传扬出去，就连妻子和至亲都不能理解他。白居易自嘲说自己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说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正体现了言为心声。

　　“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可见其乐观闲适的人生态度，也不乏带有几分讽刺的意味。虽然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但由于皇帝的信任与赏识，他仍然有高官俸禄可享，与其他不得志的人相比，他已是衣食无忧了。当时诗道崩坏，如白居易一般敢言的同僚大多没有受到过重用，这也是当时政治不清明、清流文人大多遭到迫害的侧面反映。白居易仕途上的重大挫折，也使得他有时间对其诗文观念，人生道路进行了新的深入思考，而正如本中多次引用的《与元九书》就是其在人生失意的背景之下，以与朋友陈述为主题，阐发的自己的人生总结，并且具有很特殊的自传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与其它诗人有所不同，白居易特别注重将自己的诗文进行整理，并且以情感内容为标准将诗文分成了四大类，并且将其早期许多作品也整理收录在内，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诗文的传播，而他将其巧妙解释为佛家思想对完整的要求。

　　在看待白居易后期独善其身的思想时，不可忽视其后期对佛教思想的追寻，也可将其与诗人王维加以对比，想必白居易在失落时也在佛教之中获得了宽慰，得到了一定的精神解脱吧。但白居易又不同于一般失意之人，他能从对仕途的追求之中脱身出来，怡然自得，这又促使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诗文范围。白居易创作早期，以政治为导向作为诗文目的，使得他的诗文绝大多数止步于讽喻诗，而当他解脱出来以后，不再局限于过往的诗文观念，思想得以解脱，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等进一步贯彻了杜甫的“无意不可入”思想，为中华文化宝库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白居易对秦汉以来诗文的衰败进行了透彻深刻的分析，展现了其政治文化思想，高度的诗歌自觉与严密的诗歌体系建构，而这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能从过去的诗文观念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不难看出白居易内心坚韧，贬谪不曾让他一蹶不振，没有选择像陶渊明一般隐居田园做个隐士，只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自嘲。白居易认为，一个人不得志的时候更要洁身自好，提高个人的修养和品德；等到得志的时候就要把百姓放在心中，承担为民请命的使命，有惩恶扬善之意。其在《与元九书》中还提到：“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白居易以韦苏州自比，把自己当下得不到时人理解的遗憾与惆怅写得淋漓尽致。尽管白居易 “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是“为君、为臣、为事而作”，在当时却并不为人所爱，也是一种不得志的慨叹。但与此同时，白居易不改乐天本色，认为自己一定能像韦苏州那般被后来人所理解。

　　唐朝时期诗人众多，而白居易能从数千名诗人当中脱颖而出，作为与李白、杜甫之流齐名的诗人离不开他独具特色的做诗风格和独特的政坛形象。他行文不拘一格，也不看重华丽的辞藻堆砌，相反他更注重内容和情感意志的传达，善于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将百姓的生活境况刻画出来。白居易作为中唐政治与文化舞台上的重要一员，研究他本人的生平和政治起伏过程，就可以从中窥见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角。以上对于白居易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思想转变的讨论，正是源于当时政治破碎的现实根源。《与元九书》是他在人生的转折点，以与朋友倾诉的口吻将自己对政治失意、诗道崩坏的苦闷抒发出来。该文中详细讲述了他怎样在以清流文化为代表的新政治文化潮流中获取科第的成功，顺利进入当时官场的核心群体中，又是如何因为讽喻诗刺痛官场同僚而遭贬斥，最终被排挤出官场核心的历程。可以说正是不同时期的政治经历塑造了白居易的文学作品内涵与看待世界的角度，透过白氏在《与元九书》的自传式的表达，让笔者走入了这位文人才子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扬.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06）：104-121.

　　[2]叶跃武.适性与白俗：论白居易闲适诗及其诗史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02）：60-69.

　　[3]徐贺安.一篇《长恨》皆感伤——白居易《长恨歌》主题辨正[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2）：80-84.

　　[4]于向辉，张艳存.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探析[J].邢台学院学报，2019，34（02）：107-109.

　　[5]谭潇潇.唐朝诗歌语言审美思想研究[D].青岛大学，2015.

　　[6]刘淑珍.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讽喻诗学的理论缺陷[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03）：26-29+40.

　　[7]劉绚蓓.试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以情纬文[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18-19.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