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南宋宁波学者高似孙所作《砚笺》四卷，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砚著。该砚著承袭了苏易简《文房四谱》的编纂体例并加以变通，为后世砚著所沿用；又辑录了大量前贤的诗文铭赋，从中可以了解文人对砚台审美意趣的转变与唐宋咏砚诗歌的书写特色，其中还有很多汉代以后便已失传的文献材料，可资后人辑佚。《砚笺》四卷对研究宋代砚文化和中国古代砚文献的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似孙 《砚笺》 文献价值 文化价值
宋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器以载道”的思想使宋人开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器物，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与文学创作相依存的砚台等书斋古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存续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因其特殊的材质与功用，与文人也产生了较其他三宝更为密切的关系，故北宋苏易简云：“文房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1]262
在这一背景下，赏砚、品砚、藏砚成为两宋之际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上至帝王朝臣，下至雅士墨客，皆以此为尚。与砚相关的专著也层出不穷，诗文、评议、杂记等也散金碎玉式地散布于各种文集之中，形成了我国砚文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南宋学者高似孙（1158-1231
），字续古，号疏寮，鄞县人。他一生著述颇丰，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今存《砚笺》四卷于世，约成于嘉定十六年癸未（1223），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砚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然目前学界对高似孙及其著作的研究较为局限，多集中于《子略》《史略》《纬略》《骚略》四部，仅有《宁波通史·宋代卷》中《高似孙与砚石研究》一文简要论述了《砚笺》的科学价值，暂未有人论及其与砚文化的关系。笔者不揣谫陋，将以高似孙《砚笺》四卷为考察对象，从版本、编纂体例、内容、后世影响等方面探寻其文献价值与文化价值，以揭示其在宋代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砚文献发展史中的功用与地位。
一.《砚笺》的卷数及版本考证
1.卷数考证
关于《砚笺》的卷数，历代书目著录说法不一。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最早撰录：“《砚笺》一卷，高似孙撰。”[2]415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也都依此说法。清人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则载：“《砚笺》三卷，钞本”[3]259，又倪灿《宋史艺文志补》、凌廷堪《校禮堂文集》、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皆记“《砚笺》四卷”。清代钱曾最早发现这一卷数差异，他在《读书敏求记》中提到：“砚笺四卷，高似孙修。经籍志作一卷，误也。”[4]45晚清周中孚也认为：“书录《解题》《通考》及焦氏经籍志俱作一卷，皆字之误也。”[5]991笔者翻阅《浙江通志》《同治鄞县志》《光绪余姚县志》等方志，其俱称《砚笺》四卷，自宋至明三代书目皆曰“一卷”，除了抄字有误外，想亦不全，或系后人合并。故本文认为《砚笺》最初版本应当就是四卷。
那么，清代以前是否存有一卷的《砚笺》版本呢？明人高儒《百川书志》透露了线索：“高似孙《砚谱》一卷。宋高似孙修。谱砚之出处、铭诗、石色、砚名，为图二十有三。”[6]131沈津《欣赏编》己集收有此本，卷首题“高氏似孙修”，卷末文征明跋云：“疏寮此谱颇存形制，又如百年文房之具，灿然在目……润卿既刻诸图，遂亦录此……亦于此有所去舍也。”[7]437可知这一版本已经过沈津的编选取舍，非高氏原版。与《四库全书》所收四卷版本相比照，《砚谱》多一节《砚名》，下列26种形色各异的砚台名，仅有“红丝”“紫金”“金雀石”“澄泥”四种在《砚笺·记砚石》一节有被提及；铭文一类，唐子希《家藏古砚铭并序》、苏子瞻《鼎砚铭》两篇《砚谱》有而《砚笺》无；《砚图》一节，《砚谱》画有图砚式23种，《砚笺》列无图砚式24种，其中玉堂、斧形、玉台、辟雍、瓢形、凤池、八稜七式相同；其余部分，除几处誊抄讹误外，《砚谱》所收内容均已包含于《砚笺》之中。
高氏原本诸多散佚，现存版本已非全帙，《砚谱》虽为删减本，但其中砚图、砚名两节很可能正出自《砚笺》，李守亮将其定义为“高似孙《砚笺》残卷的一个誊抄过录本”[8]109。《砚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今存《砚笺》有砚名无砚图之缺憾，也使之更贴近原版面貌。
2.版本差异
钱曾早前藏有《砚笺》四卷一本，下注“宋板”[9]41，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砚笺》版本，今已佚失。《砚笺》四卷现存的版本较多，有明万历四十二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朱氏潜采堂明抄本、清康熙四十五年《楝亭十二种》刻本两版、清嘉庆十五年张绍仁家抄本、天一阁旧抄本、虞山赵氏旧抄善本、《四库全书》抄本、《四明丛书未刊稿》（简称《未刊稿》）影印本等。
近代藏书家潘景郑认为，此诸多版本“以曹楝亭刊为最精，汲古阁本不逮也”[10]186。楝亭本剞劂极精，向称善刻。今见两版《砚笺》刻本，其一无扉页，板框外有何焯校注并于卷末题跋；另一有扉页，书“楝亭藏本”，下有长州章钰小记，与前者相比，卷前多一则吴昌绶跋和高氏自序，板框外多章钰朱笔校注，卷末多张绍仁跋，其余内容相同。惜其属《楝亭十二种》之一，为使每种书版面规整，遂改每行之数、版页式样，已失原貌。
抄录时间较早的朱氏潜采堂明抄本，当最接近宋版，《未刊稿》便据此影印。明抄本中高氏自序被收于卷一，同页印有大小16枚藏书章，卷末亦有4枚，可知藏本已转手多人。影印本前多一则张寿镛跋。《四库全书》本为官修书，校对誊抄应最是严谨。《砚笺》收于《四库全书》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校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卷前有提要一则，无高氏自序。当前流通的整理本多以《四库》本和曹本为底本排印校勘，朱氏明抄本因近年才被收编于《未刊稿》中，故关注者寥寥。将以上三个各具优势的版本相对校，实以明抄本为善，其余两本多有讹误：如卷一“石病”下注“如蛇蟲眼”，曹本误“蛇”为“蛀”；卷二“石瑕”写“硬线起处隐于”，《四库》本误“于”为“手”；卷三“归石砚”下注“气含秋云如黛色”，曹本误“云”为“雪”等等。因此，本文将以《未刊稿》所影印明抄本为主要参考文本，以《四库全书》本和《楝亭十二种》本为对校本，辅以《砚谱》一卷为补充，旨在最大限度地再现宋版原貌。
二.《砚笺》的文献价值
1.编撰体例
《砚笺》是一部专门编述砚台的谱录类著作。“所谓谱录，是指按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而成的书籍”[11]45，这一体裁始于殷周，然数量有限，并未形成专门的书籍类目。直到宋代，谱录的创作与传播蔚为大观，中国古代文献中正式“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12]1，目录书也专设门类以收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提要》）谱录类前有序云：“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有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而限于无类可归……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13]596
谱录至宋代日臻成熟，与砚相关的谱录类专著也顺时而作。在《砚笺》之前，已有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986年）、唐积《歙州砚谱》（1066年）、米芾《砚史》（1102年前）等产生，然这些砚著皆简论概述、篇幅短小，仅千字有余，而高似孙的《砚笺》两万余字，最具有“著”的体格。《提要·砚笺》载：“其书第一卷为端砚，分子目十九，卷中‘砚图一类，列四十二式①，注曰：‘歙砚亦如之。然图已不具，意传写佚之也。第二卷为歙砚，分子目二十，第三卷为诸品砚，凡六十五种。第四卷则前人诗文，其诗文明题曰端砚、歙砚者，已附入前二卷内，是卷所载，皆不标名品，故别附之诸品后耳。”[13]598与前人砚著相比，其内容也更为丰富全面，囊括砚石的种类、产地、形貌，昔贤评砚、爱砚之诗文等，且收录砚石凡67种，“是宋代文献记录砚石最多的”[14]294。
就编撰体例而言，《砚笺》可谓是砚文献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于前看，苏易简《文房四谱》是我国第一部以专卷记砚的文房谱录，除笔谱多一节笔势外，墨、纸、砚三谱均可分成“叙事、造、杂记、辞赋”四个部分。《砚笺》“一端、二歙、三诸品砚、四诗文”的分卷方式明显承袭于苏易简，并根据内容需要进行了调整，故纪昀等人认为：“考欧阳询《艺文类聚》，每门皆前列事迹，后附文章，易简盖仿其体式。然询书兼罗众目，其专举一器一物辑成一谱，而用欧阳氏之例者，则始自易简，后来《砚笺》《蟹录》皆沿用成规，则谓自易简创法可也。”[13]598
于后看，宋人对“端歙”的孰优孰劣一直争论不休，唐询称：“青州墨山红丝石……非他石可与较艺，故列之于首云。”[15]641蔡襄表示不赞同：“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论者深爱端岩，莫肯从其说。”[16]159又欧阳修：“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后出见贵尔。”[17]171-172叶梦得持反对意见：“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18]18对砚材主观评价的不同也影响着砚著的详略分布、排列顺序等方面。直到《砚笺》诞生，高似孙所创“一端、二歙、三诸品砚、四诗文”的撰写顺序才被确定下来并为后人所惯用，清代朱栋《砚小史》（1800年）、曾兴仁《砚考》（1837年），以及民国马丕绪《砚林脞录》（1936年）等皆依此体例或有所增删。这一体例下，端砚的地位被显著抬升，与之相关的砚著、文章也呈井喷态势，尤以清代为最，有高兆《端溪砚石考》、陈龄《端石拟》、吴绳年《端溪砚志》、李兆洛《端溪砚坑记》等，成为继宋以后砚著创作的又一繁盛期。此外，在谱录中设专卷收录诗文辞赋的体例始于苏易简，高似孙袭之并扩大运用，其《蟹略》卷四便专载蟹雅、蟹志、赋咏，清人砚著也延续这一体例，朱栋《砚小史》卷四专收前人赋文诗词铭，陈龄《端石拟》卷三末还附录自作的《藜阁十砚铭》。以上，足见《砚笺》对砚著编撰的深远影响。
2.辑佚之资
辑佚之学始于宋代。宋代谱录类著作的繁盛为辑佚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砚笺》征引丰富，成为可资后人辑佚的重要文献。书中辑录了大量汉代以后便已失传的文献材料，为后人了解宋代及宋以前的书籍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后世的古代诗文集补遗工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材料。钱曾有言：“昔人言吴融八韵赋，古今无敌，惜乎亡来已久。此存得《古瓦砚赋》一篇，应录入《子华诗集》中。”[4]45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生卒年不详，今仅存《唐英歌诗》。《宋史·艺文七》记“吴融赋集五卷”[19]3393，又李调元《赋话》：“唐吴融子华律赋流传者绝少，今不见。”[20]23所幸《砚笺》卷四收有吴融《古瓦砚赋》一则，并被清人转收于《全唐文》，才使今人得见其赋之华彩。
又《提要·晏元献遗文》：“此本为国朝康熙中慈溪胡亦堂所辑，仅文六篇、诗六首，余皆诗馀。殊当北宋盛时，日与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断什，往往散见诸书……此本皆未收入，未为完备。”[13]789《砚笺》卷三就有《古瓦砚诗（张殿院惠）》二首未见于《遗文》，后被收于《全宋诗》。晏殊一生作诗一百五十余首，多为酬唱诗和应制诗，咏物诗仅有二十余首，可见此二首诗的珍贵性。此外，《砚笺》卷四还有李白《殷十一赠栗冈砚诗》一首，未见于《全唐诗》，童养年将其编入《全唐诗续补遗》卷四，以补《全唐诗》之缺憾。
三.《砚笺》的文化价值
“《宋志》所录砚谱，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详于材产质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孙此书独晚出，得备采诸家之说，又其学本淹博，能旁证群籍以为之佐证，故叙述颇有可观。”[13]598-599《砚笺》所引文献十分广博，上至先秦典籍，下至宋代宫廷类书，其间涵盖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地理志、方志、诗话等体裁皆有涉及，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1.文人审美的转变
宋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与读书写字密切相关的“砚”的商品贸易自然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砚经济的腾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砚文化的发展，这首先就表现在文人对砚这一器物审美取向的转变上。
宋以前的文人写砚台多为单纯的题咏，主要对砚的外形、颜色、器用等作细致描摹。如西晋傅玄《砚赋》“节方圆以定形”[21]115，初唐杨师道《砚诗》“圆池类璧水”[21]129，李峤《砚诗》“形带石岩圆”[21]129，中唐张少博《石砚赋》“温润称珍，腾毕彩而玉色；追逐成器，发奇文而绮斑。”[21]116晚唐吴融《古瓦砚赋》“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几年；磨莹俄新，贮藏秋光之一片”[21]125等等。
有宋一代，文人开始将自身主观体悟与审美情趣融铸于一方小小的砚台之中。“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22]75他们将铭文刻于砚上，用以审视自己的人格与品行。《砚笺》卷一引《唐子西砚》铭：“笔之寿日，墨之寿月，砚之寿世，何也？砚静也，吾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唯其然，是以永年。”[21]36唐庚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待砚台，与明代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醒世之言②颇为相似。
又引苏轼《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21]44元丰七年六月，苏迈将赴饶州德兴尉，苏轼以砚送行并作此铭，其中饱含父亲对儿子的拳拳勉励与谆谆训诫。又赠苏养直端砚，铭之曰：“匪以玩物，维以观德。”[21]44他以砚为镜，存规劝之意。
此外，砚台的名称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如《砚笺》所载玉堂砚、郎官砚等以官署命名，展现出文人想要中举出仕的理想追求；凤池砚、蓬莱砚、蟾蜍砚等以祥瑞福地命名，蕴含文人对事物的美好想象。正是在文人审美意趣的转变中，砚作为一种具形之物，从“几案间一闲澹物也”[23]122的日常书写用具，逐步成为文人内在精神的外部载体，并承担起雅俗之辨与文化传承的重任。
2.咏砚诗歌的书写
在古代文人的交游中，砚台常常具有礼物的性质，故而在咏砚诗中，酬答类的诗歌占据了大多数。《砚笺》收李白“携此临墨池，还如对君面”[21]130两联尽显睹物思人之情。韦应物《韩少尹赠砚诗》、刘禹锡《紫石砚诗》《柳子厚寄叠石砚诗》、杜甫《石砚诗》、陶商翁《端砚诗（赠王欲）》皆与之类似。
至于苏轼，他进一步提升了礼物之砚的地位，并形成了“以物易物”的交往新模式。《砚笺》卷二《剑易张近几仲龙尾子石砚诗》讲述了苏轼以铜剑易子石砚的过程，诗后注：“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昨日见张君卵石砚，辄复萌此意，卒以剑易之。既得之，亦复何益，乃知习气难尽除也。”[21]60又《全宋诗》收《张作诗送砚反剑，乃和其诗，卒以剑归之》讲此事后续，苏轼返剑而归之，将赠酬活动变为公平交易。他曾言：“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24]589-590苏轼虽爱砚成痴，却仍旧能够保持“也无风雨也无晴”般超然而旷远的物我态度。
除爱砚之情外，砚诗中的怀思之情同样值得关注。“古器物令宋代玩赏家着迷之处，不在物品本身，更在物品之外，在那物品所从出的年代，那个相距遥远、已然消逝、而又令人追念的往昔。”[25]231砚因其绵延悠久的历史，得以见证诸多名垂青史的人物与千古风流的往事。邺城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一度风光无两。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以铜雀台为最佳，成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彼时，魏晋风流文人在铜雀台上饮酒唱和、挥毫泼墨，成为一代文学胜景。时移世易，文人不再，铜雀台也日益倾颓，只留下宫殿瓦碎被后人做成瓦砚而流传于世，所以古邺城瓦砚也称铜雀瓦砚。《砚笺》卷三收晏殊《古瓦砚诗（张殿院惠）》、韩琦《古瓦砚诗（答章望之）》、欧阳修《古瓦砚歌》，诗中隐隐流露出昔盛今衰的兴替之感、对前贤的敬佩之情和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情感朴实而动人。
“鼠璞易投荆璞价，请君试买砚笺看。”[26]308高似孙学识广博，他的《砚笺》旁征博引又备采众长，收录了从先秦至南宋各个时期的史料文献，使我们可以概览砚台诞生、发展、集大成的整个历史进程，更能够从先贤时哲的诗文铭赋中，感受到他们对砚台的喜爱与对文学的热情。自宋代起，砚台从书房中必不可少的书写用器，逐步成为传统文人的精神载体，寄托着他们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追求。这一实物与其所形成的砚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扬宋韵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砚笺》作为宁波历史上第一部专论砚台的谱录类著作，也是宋代记录砚石种类、条目最丰富的一部砚著，呈现出承前启后的文学功用，对研究宋代砚文化和中国古代砚文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 释
①对照《四库》抄本与明抄本，两者卷一“砚图”均只列无图砚式二十四种，即使加上《砚谱》的二十三种有图砚式，除去七种重合的，也才堪堪四十种，或佚两种。
②《小窗幽记》卷一《集醒》载：“笔之用以月计，墨之用以岁计，观之用以世计。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耶？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于是得养生焉。以钝为体，以静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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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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