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楷奕

　　内容摘要：在中美文学史上，海明威与路遥都创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他们身上既表现出类同性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他们都带有作家本人的色彩，显示出相似的精神内核：作为一名普通人敢于同命运坚决抗争，并彰显出仁义、博爱的精神；另一方面，受不同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价值观念、反抗对象和最终归宿上又有着极大的不同。本文以比较的视域将两位作家笔下的硬汉形象加以分析，旨在透过中美文化内质的差异来探讨人类生存的本真意义。

　　关键词：海明威 路遥 硬汉形象 中美文学比较

　　20世纪中美作家海明威与路遥都在作品中塑造了刚毅勇敢、顽强拼搏、始终在逆境中维护人性尊严的硬汉子形象。海明威热爱对决式的激荡人生，在作品中创造了斗牛士、士兵、渔民等一系列敢于同充满敌意的世界对抗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一种英雄主义。路遥的作品着眼于中国农村，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上普通且平凡的人们面对现实的挣扎与奋斗，表现了他们冲出苦难束缚的勇气和毅力。通过对海明威与路遥笔下的硬汉形象比较研究，我们既可以洞悉到他们深层次的创作理念，又能够从中获得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一.海明威与路遥作品中硬汉形象的类同性比较

　　文学形象是文学作品中用文学言语建构的、具有审美倾向的、具体可感的形象或情景，它是作家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海明威与路遥的创作都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塑造了各自理想中的硬汉形象。但如果将二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加以探究，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不仅表现在二人笔下的硬汉形象都与他们自身经历有关，还集中表现在这些硬汉都具有一种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内在的崇高品格。

　　（一）自我形象的化身

　　文学研究表明，作家的生活经历将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都会展示出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如果结合海明威与路遥的生平去了解他们的作品，就会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笔下的硬汉形象就是他们自身的真实写照。

　　海明威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笔下的硬汉形象奠定了基础。在海明威童年时期，他的父亲便常常带他打猎钓鱼，这些锻炼不仅养成了海明威对户外生活的爱好而且也使他从小就拥有了强健的体魄与自强不息的性格。在海明威成年后，战争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和感受。《丧钟为谁而鸣》便是他以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背景的作品，其中乔丹拼上性命也要完成的炸桥任务实际上是他亲自参加的一场战斗，作品中的其他角色也基本上是海明威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人物，可以说乔丹事实上就是战时海明威的再现。

　　路遥所经历的苦难成为他塑造硬汉形象的“养料”。路遥出生于陕北贫困的农村家庭，从小饥饿便是他最大的“敌人”。《在困难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建强就是他本人的缩影，作品中清楚地描绘了他在求学岁月中经历的饥饿情况：饿得实在受不了时，他只能去城郊的土地上去寻找任何可以嚼着不苦的东西，如果能侥幸挖到野雀蛋，往往等不及煮熟就几口吞掉。即便如此，他宁愿挨饿也要保持作为人的尊严，并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勤奋学习，表现出坚决不向命运妥协的硬汉气概。

　　（二）平民化的英雄

　　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世俗社会的真实背景，也是作家传达生存体验的情境所在。海明威与路遥在实际生活中都见证了平凡人物所蕴含的伟大力量，因此他们笔下的硬汉大多以平凡人物的形象出现。

　　纵观海明威的作品，平凡人物在与艰难的现实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彰显了不屈的抗争精神。《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纽尔只是一名老斗牛士，他在最后那场与公牛的战斗中虽然身负重伤，却发扬了要压倒一切敌人的硬汉精神，赢得了作为斗牛士的尊严；《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本是西班牙语教师，他在正义和民主理想指引下英勇地同法西斯斗争以至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最终成长为一名为人民事业斗争的英雄；《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只是一名老渔夫，尽管自己3天搏斗的成果——大马林鱼被鲨鱼群吃的仅剩一副骨架，但他仍然泰然自若，显示出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路遥在作品中寄予了对普通人深切的关注与同情，他们在现实的重压下仍然砥砺前行，显示出顽强的拼搏精神。不管是《在困难的日子里》与饥饿作斗争的马建强、《人生》中向往现代文明生活的高加林还是《平凡的世界》中渴望融入城市的孙少平，他们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普通农村青年，所需要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打拼，他们面对自身的际遇并没有消极低沉，而是自始至终都以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同命运抗争，他们从未放弃过向上的决心，而是在斗争中找寻到了生活的意义。

　　（三）仁爱的典范

　　文学是情感的符号，情感是艺术形象的内核。海明威与路遥在对笔下人物的塑造中不仅表现了他们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也彰显了他们身上的“仁爱”之心。

　　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在同充满敌意的世界积极斗争中，表现出无私奉献、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不仅用自己真挚的感情抚平了遭受敌人侮辱的玛丽亚的心灵。更是在撤退过程中，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这种杀身成仁的精神显示出明显的仁者之爱。在《老人与海》中，老渔夫圣地亚哥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善意。在危险的海域中，他却将大海比作一个女人，漂亮又可爱；面对和自己缠斗了几天的马林鱼，他却将其称为兄弟，甚至想亲手喂喂它；而对弱不禁风的小海燕他也表示非常同情。这种对于弱者的怜悯、对对手的尊重體现了老人的善良和仁慈。

　　路遥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仁爱”超越了家庭本位，是对儒家文化中“仁者爱人”的经典阐释。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曾被侯玉英当众揭发在课堂偷看《红岩》，还揭发了他和班花郝红梅之间存在着“恋爱”关系。但他不记前仇，而是在一场山洪中，依然决然地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水中把遇险的侯玉英救了出来。另外，孙少平在面对黑恶势力的威胁时依然敢于挺身而出，从包工头胡永洲的手里搭救了打工女孩翠翠，并把自己的工钱给了她。孙少平所表现出的坚强刚毅、勇敢正直，不仅展现了自身高尚的人格操守，也寄寓了作者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追求。

　　二.海明威与路遥作品中硬汉形象的差异性比较

　　苏联的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其中包括作为对现实的现象认识的文学，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的类似。同时，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要的、更具个别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历史过程的地域性特点和由这些特点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对这些特点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①通过比较海明威与路遥笔下的硬汉形象，我们发现其蕴含的硬汉精神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具有共同内核，但由于不同国度下迥异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他们笔下的硬汉形象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一）硬汉们的价值观念相异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由于生存环境、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中国处于内陆，农耕文明发达，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使得人们重家庭和血缘关系，对集体有很强的归属感，集体主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而美国地处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人们的生产资料必须从大海中获取，这就造就了他们独立自强、开拓进取的海洋精神。他们认为个人应该努力追求自我价值与自我利益的实现，强调个人主义。海明威与路遥成长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因此他们笔下的硬汉形象也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

　　海明威受到欧美国家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塑造的是美国式的现代英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巴恩斯因战争负伤而无法享受自己所追求的爱情，因此陷入了迷惘之中。他虽然试图在寻欢作乐中解除精神上的苦闷与无聊，但终归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他的这种反抗基于个人主义，他只是凭借本能在与残酷的现实斗争，这就使得狂欢过后是更加惆怅的结局。《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原本怀着光荣和神圣的使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两年的战场经历让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的本质，于是他决心离开战场，去争取自己的安宁生活。虽然他和巴恩斯相比认清了战争的无意义并敢于主动反抗，但他依旧缺乏生活目標，是一个迷惘的硬汉抗争者，这在本质上仍属于“个人英雄主义”。

　　集体主义既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又是新中国的时代号召，因此路遥笔下的硬汉形象都表现出强烈的集体意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是在城市中艰难求学的农村贫困青年，他在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并将自己在野外辛苦寻到的玉米和大豆送给了过路的讨饭母女，彰显了强烈的道德情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作为家庭的长子，他年仅13岁便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帮助父亲一起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办砖厂成功后，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帮助村民一起过上富裕的日子，并斥巨资为村里翻修了学校。孙少安能将对家庭之爱扩展到对整个村庄的爱，充分展示了他的社会责任感。

　　（二）硬汉们的反抗对象相异

　　文学是社会历史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来源于时代并反映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着不同特质的文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与路遥笔下硬汉形象都打上了他们各自时代的烙印，分别面对着不同的反抗对象。

　　海明威所处的时代战争频发，他本人也先后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他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们反抗的对象大多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死亡、战争、失败等抽象、宏观的问题。曼纽尔是在斗牛场上为了人格尊严和职业荣誉不惧死亡、顽强拼搏的勇士。巴恩斯、亨利和乔丹都是置身于战争背景下的人物，其中巴恩斯身上深刻反映出战争给予战后一代青年人带来的思想和道德危机，表现了他们的痛苦与迷惘；亨利向我们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的本质，展示了战争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毁灭；乔丹是所有反法西斯战士的典型，显示出无私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圣地亚哥是能够坦然地面对失败，在生活的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硬汉，展现了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

　　路遥生活在中国历史变革的转折期。一方面，刚刚经历过战火荼毒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人们还处在贫困之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从而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所以，路遥笔下的硬汉们所反抗的对象既包括人类基本生存问题，又有农村知识青年对现代文明的追逐中显露出的问题。《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便常常需要对吃穿发愁，为了能填饱肚子，他只能去寻找野菜野果充饥。哪怕到了冬天，他身上也只有一件单衣和一身粗布棉衣。而在《人生》中，高加林有文化、也有能力，但因为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让他根本没办法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最终也没能留在城市。

　　（三）硬汉们的归宿相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创作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会吸取这种文化中的某一部分在创作里面体现出来。海明威与路遥受到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也使得他们笔下的硬汉显示出不同的归宿。

　　海明威在少年时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因此在美国政府发出“神圣”“光荣”的口号时他便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当他在战场中亲眼目睹战争中人的无意义、无价值的死亡后，他的基督教信仰便开始动摇。战争结束后，海明威的基督教意识受到了以萨特、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他们认为“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因此人们只能凭借“强力意志”或“存在的勇气”才能在这虚无的世界生存下去。所以，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硬汉，但又往往表现出孤独和绝望。《太阳照常升起》中，以巴恩斯为代表的一群战后青年，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后开始沉溺于感官的刺激中，他们自以为在斗牛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却发现一切都无济于事，虚无感更甚。《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历经艰险告别战争，盼望能和凯瑟琳共度余生，却未能如愿以偿，最终在凄凉中和爱人的尸体告别。《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怀着崇高的信仰接下了危险的炸桥任务，在这里他也遇到了美好的爱情。但终究巴勃罗的自私让计划毁于一旦，最终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次反攻也因计划显露而失败。

　　路遥思想的“根”在农村，他自觉的认同和接受了儒家的农本思想，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农耕文化的群体性与和谐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他笔下的硬汉最终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因为贫穷与同学之间存在隔阂，但他始终不卑不亢，凭借自己高洁的人格和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大家的尊重。而《人生》中的高加林从最初离开土地时处于精神流浪和灵魂失重的状态，到再次返回土地时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支点这一流程也表现了其精神回归与心境的和谐。

　　综上所述，以平行比较的方法将海明威与路遥笔下的硬汉形象加以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人类顽强、坚韧的拼搏精神，海明威式的硬汉精神表现出他对当时青年人精神世界的希冀，启示人们以英勇的强者风范面对现实人生；路遥笔下的硬汉形象展示出坚贞不屈的奋斗精神，激起了许多年轻人主动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但这种冲破一切的硬汉精神，寄托着中、美两位作家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理想，诠释了个体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对现在的人们仍能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引领着人们去不断进取，不断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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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陈浩.《丧钟为谁而鸣》人物形象探析[J].戏剧之家，2015（05）：219+221.

　　[5]王娅莉.《老人与海》的人物形象解读[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11）：179-180.

　　[6]田俊武.论海明威的存在主义宗教意识[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120-124.

　　注 释

　　①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第2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3页。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