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每个人其实都是矛盾着的，或者准确地说，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极其矛盾的一段历程，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丰富，人生觉悟的提高，有的人矛盾少了，也不那么尖锐了，但不可否认，人生是永远都不可能离开矛盾的，因为生死就是最大最永恒的矛盾。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1]这是白居易晚年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这是白居易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总结。他自己现身说法，他是用儒家思想来修身，用佛教来调整心态，而对于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白居易是通过游山玩水、填词听歌、作诗弹琴饮酒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来进行理性调节的，这其实就是白居易解决其内心矛盾的基本手段。
一个人的矛盾心态的尖锐复杂程度往往与外界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唐时期政治矛盾突出，所以名字为“居易”“乐天”也免不了心態上的矛盾和痛苦。而生活在汉武盛世时代的文人同样充满着矛盾，他们也需要心理的理性调适，受制于资料文献的匮乏，他们调适的手段方法我们难以尽知，但当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道教正在形成之中，道家和山水风月歌诗琴酒应该在其矛盾心态调整所选择的范围之内。
一
战国时期，列强争雄，作为稀缺资源的人才，各国争相吸引礼聘，士对政权有选择的自由，各国对各种士子往往倍加礼遇，以期留住真正有用的人才，这样士人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相对独立的人身自由和一定的人格尊严。汉初以来，文人士子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与战国几乎隔代重续，因为相对和平自由，汉初士人与战国士阶层相比更有尊严，更为幸福，也更为安全。然而在进入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政体之后，文人士子的人生价值、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遭到了强有力的压制，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受到了极大限制，尤其是对那些特立独行之士来说，他们更感受到独立自由的人格尊严被无情扼杀所带来的痛苦。司马迁为不同时代的屈原和贾谊作了合传，之所以如此，司马迁“是要指出贾谊的怀才不遇，要为贾谊鸣不平。在司马迁看来，不论是屈原也好，贾谊也好，都不能逃脱受人排挤、怀才不遇的命运。他不但把这种体会融进《屈原贾生列传》里，同时还作《悲士不遇赋》来抒发自己的这种感怀……由此可知，司马迁那种怀才不遇的感受有多么深切！”[2]司马迁将屈、贾写在一起，虽时代不同，但命运相似，表面上是写屈、贾，实际上在二人传记中包含着自己悲愤而又无奈的命运遭际。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西汉“二司马”放在一起论述，认为二人命运有相似之处：“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3]汉文帝四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经过屈原放逐所经之地，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油然而生悲意，与其说贾谊是在凭吊屈原，不如说是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我牢骚，寻求自我精神安慰。
这绝非个人的独特感受，而是专制皇权强化以来的众多文士的共同感受，董仲舒、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等，都通过各种作品流露出共同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感。“司马迁之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为屈原立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己的遭遇有与屈原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思潮使然。而这正是来自于汉代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世命运的一种理解。”[2]75-76
二
汉武帝真正掌权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大，统治集团掠夺扩张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为了实现其对内对外的物质掠夺，为了保障其内外的有力统治和强力扩张，在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专政就势所必然了。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最大标志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举措一改往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的无为之治取而代之以强有力的控制，在经济领域里实行的平准、均输、算缗、告缗，在司法领域推行的酷吏政治，皆是如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将统治阶级的统治固定化，将本来世俗的君权神圣化，强调现实的统治和思想的大一统，正顺应了汉武帝的心理，这是武帝将儒学确立为统治思想的关键，“汉武帝的‘尊儒并不是迂腐地崇拜孔丘和孟轲，而是以儒家理论为口号，以法家统治为目的，此外兼收阴阳五行以及其他一切。对己有用的东西，使之成为一种一切为我所用，一切对我有利的统治手段，就是儒学加酷吏；文雅的说法叫作‘杂霸而治。”[4]汉武帝在位时期是汉大帝国轰轰烈烈、大有作为、震动世界、彪炳青史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文化领域逐步向高压专制、封闭禁锢转化的时代，也是整个国家经济由繁荣逐步转向衰落，一直到走向崩溃边缘的时代。
《资治通鉴》载，汲黯批评汉武帝，“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他认为这种方式欠妥，“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着告诉他：“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5]人才是天下的人才，以前可以是各地侯王权贵的人才，但现在天下一统，中央集权，天下是汉武帝一人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汉武帝一人服务，人才自然就归汉武帝一人所有，为汉武帝一人所用；能为我用者用之，贵之；不能为我用者，贬之，放之，杀之。汉武帝此番言论，令人心惊胆战。秦汉时期思想上都处于封建社会的早期，而且都采取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政体，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司马光说此言针对汉武帝时期，其实任何专制制度莫不如此，只是程度有轻有重罢了！与之相适应，当时的文学就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在文学上，不但屈原、宋玉作品里所体现的重视自身的意识在总体上遭到了挫折，而且在《诗经》的‘变风‘变雅里的那种从群体出发的批判精神也在总体上消失了”。[6]
三
作为深受先秦自由士风影响的司马迁，他理想的君臣上下关系带有明显的先秦特点。司马迁赞赏做国君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为臣子的竭力尽心，报效知己。《史记》中他怀着饱满的感情写了许多君臣遇合的理想典型，如燕昭王与乐毅、齐桓公与管仲、魏公子与侯嬴等等。司马迁批评的是收买与被收买、豢养与被豢养的主子奴才关系，歌颂的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一种比较平等、比较民主的相互鞭策、上下相长的关系。
但是，理想毕竟是理想，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现实的君臣关系非常严酷，伴君如伴虎，因为仗义执言，结果被处以耻辱宫刑。司马迁既要完成父亲遗愿，又要小心翼翼地在武帝眼皮底下工作生活，既要立德立功立言，又要一定的精神自由，当然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需求，这一切都使得其内心时刻充满了矛盾。司马迁的遭遇其实是许多士人的共同命运的写照。总体而言，诸士人与司马迁大同小异，物质需求需要满足，仕途升迁也要考虑，还要满足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但现实严酷，一不小心就会因言成祸，“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这样的贬谪在唐代是经常性的，但在汉代这还算是好的结局，一旦得罪了汉武帝，往往性命堪忧，家族难保！
汉武帝时期，以帝王为活动中心的一批辞赋家，如枚皋、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在进入京都后，其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他们原来依附于权贵侯王之门，有着相对独立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一般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个人创作的独立性。等到从各地汇集到京都，却不得不成为了小心翼翼地点缀太平的文学侍从，他们的创作主要为了取悦孤家寡人，所以多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作。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到《长门赋》，反映了众文人由藩国到中央后的心路历程。贾谊的《过秦论》只能出现在文帝以前时代，绝难出现于武帝时期，因为他深受战国士风气影响，在文帝时代都遭受嫉妒暗算，如果生活在武帝时期，其命运定会更惨。贾谊、枚乘的逝去代表着一个开放自由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大一统集权时代的到来。
四
《长门赋》是一篇非常特殊的写景抒情赋。关于其作者、关于其写作的对象历来争论不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是应把著作权归为司马相如为宜；至于是不是写给陈皇后的，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门赋》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不但细腻地刻画出了女主人公遭受冷遇失宠后的孤寂苦闷，而且通过个人的不幸反映了后妃万千宫女的普遍的共同的遭遇，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宫怨”文学的先河，更重要的在于，它借陈皇后也反映了历代文人的不幸境遇，历代文人跟宫女一样，不过就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而已。或者就像玩物，随时都有被遗弃的可能[7]，这是我们在阅读把握这篇赋时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点。
这种典型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内心之垒块的文学创作，反映了武帝时期新政制度下众文人的共同心声。不仅仅这篇赋如此，还有很多作品，如东方朔的《答客难》、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等作品都能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读《长门赋》，就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为陈皇后个人际遇而发的感慨，其中确也有自己的不平之鸣”。[7]40司马长卿、吾丘寿王、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众文人虽然身居朝廷，但只是可有可无的“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他们平时围绕在皇帝身边，因皇上有所感而创作，赋作内容不外乎述行记事。枚皋作为著名文士之子，常常为了迎和圣意而曲随其事，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并不受重视，因此只能像东方朔、郭舍人等一样，“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这种特殊的身份与地位，表面上的阿谀奉承与内心里的委屈郁闷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
五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变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经受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熏染的司马迁，非常看重孟子、鲁仲连等战国士人器宇轩昂的浩然正气和“平交王侯”人格尊严，对庄子的视名利如粪土的自由自在的仙风道气也心向往之。先秦士阶层一般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对当时的社会和自然万物拥有独立的认识，而且在认识与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受外在环境和客观条件制约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百家争鸣便是士人的相对独立人格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外在表现。而在汉武帝之前，司马迁还是以看重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士子而自居，在当时也有着相对宽松的实现的环境和条件。黄老思想的盛行、政论文的勃兴实际上正是先秦士文化得以保存和重振的证明，这种思想对司马迁的为人处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但遭李陵之禍却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切。
司马迁的经历是一个实践，是一个转折，他从崇尚自由、追求个体尊严的士子变成了一个表面上唯皇帝马首是瞻的臣子。其实与司马迁同时的东方朔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答客难》中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尊崇他，他就可以做将领，贬斥他，他就成为了丧失自由的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只能沉于深渊之下。任用他就能成为威风凛凛的老虎，不用他只能成为缩手缩脚的人人喊打的卑微老鼠。古语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的本意或者只是在为自己的官卑辩护和抒发自己不受重用的哀愤，然而在客观上却深刻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文士处境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在封建帝王的淫威之下，士人被任意摆布、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情态，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任皇帝摆布的悲哀命运。
六
从时间上来看，由相对独立的士子向奴才文人的转变从秦始皇肇始，到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有所发展，到武帝时期达到极盛，这种身份的转变基本完成，前后大致近百年时间。西汉开始的士人阶层的规范化对士人有很大影响，这些被规范化的士人“首先是失去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形成了依附人格，依附于专制政权，其中所谓忠孝节义、纲常伦理都是这种依附人格的表现，其次是士人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是以外在的标准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标准，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以君主意志为取向，以圣人是非为是非”。[8]物质追求的实现是每个个体的自然而然的本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靠文才口才来获得物质的满足和身份地位的实现，规范化的士子不得不失去独立人格，无论是依附于诸侯王，还是依附于专制皇权，都不得不形成了依附人格。这样一来，依附人格与个人独立意识就形成了尖锐冲突，只要生活在专制皇权制度下，这种矛盾心态就始终存在。武帝又是一个个性突出的强权人物，其统治打上了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武帝时期文士内心的矛盾心态更为复杂，更加尖锐，这种矛盾心态没有也不敢体现在阅读对象是公众尤其是当今皇上的汉武帝的作品中。
所以，韩兆琦认为：“《史记》是先秦文化之集大成，司马迁也是先秦士风、先秦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直接继承者。但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先秦的许多风气、思想、人格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再存在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又是先秦士风、先秦优秀士人思想人格的终结者。”[9]
参考文献
[1]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04.
[2]赵敏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再认识——简评屈原否定论者对历史文献的误读[J]，中国楚辞学，第六辑，74-75.
[3]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1.
[4]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50.
[5]宋·司马光.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卷十九，汉纪十一·武帝元狩三年-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637-638.
[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132.
[7]刘跃进.《中华文学通览》汉代卷·雄风振采[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8]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196.
[9]韩兆琦.司马迁与先秦士风之终结[J].古典文学知识，1996，（03）：4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史记》《汉书》写心艺术比较研究”（课题编号：2021SJA1865）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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