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彦

　　内容摘要：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心态十分复杂。著名遗民傅山与仕清官员魏一鳌在顺治年间交往密切，其交游心态可作为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的典型。在考察他们交游情况的基础上，主要以傅山为视角，对其与魏一鳌交游过程中寻求政治庇护、生活帮助的功利性心态与对魏一鳌欣赏、同情、理解的心态略作分析。

　　关键词：傅山 遗民心态 魏一鳌 书信

　　广义的遗民一般指的是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群体。而从“夷狄华夏”的儒家传统观念出发，中国封建王朝中汉族王权丧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只有元、清二朝，因而宋、明之季仍不仕新朝的群体乃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贰臣是指易代时出仕两朝的臣子，广义上在前朝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易代后在新朝任职者亦属贰臣。一般来说，遗民与贰臣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群体，但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却较为普遍。

　　傅山（1607-1684）是清初重要的遗民之一，其人高风亮节，明亡后投身反清复明，晚年力辞博学鸿词，坚决不仕清朝，堪称明遗民之代表。傅山与较多仕清官员有交往，魏一鳌是其中交情最深、影响较大的一位。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可为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之典型。由于魏一鳌《雪亭文稿》中留存关于傅山的书信只有一封，因此考察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主要以目前发现的傅山写与魏一鳌的书信为主，并以相关的少量诗歌唱和为辅。

　　一.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

　　魏一鳌（1613-1692）字莲陆，直隶新安人。崇祯壬午年（1642）举人，第二年因语多讥刺中官而进士落第。明清鼎革后顺治二年（1645）清朝政府为网罗人才巩固统治举行科举，魏一鳌被迫参加考试，得一等，八月授山西平定州知州，一年后因意外事件被谪，补山西布政使参军，顺治六年（1649）升布政司经历，后署任沁州知州、太原同知。顺治十年（1653）转授泗州知州，因其弟魏一鲲与父魏梁栋去世遂守丧平定未能赴任。顺治十三年（1656）丁忧期满后授山西忻州知州，两月后旋即辞官返回故乡保定[i]。魏一鳌为官期间，清正廉洁，为民纾困，有实干才能，又与明遗民为善，因顺治二年魏一鳌就已拜孙奇逢为师，辞官后的他便跟随老师研究理学，是孙奇逢最重要的弟子之一。

　　根据傅山致魏一鳌书信第一札，“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一忆闵安道，辄汗浃背”[ii]，“栖栖三年”是指甲申（1644）国变后的三年，这是傅山写与魏一鳌的第一封书信，可知他们于顺治三年订交。在这封信中傅山几乎通篇使用佛教语以表明自己此时逃禅的立场：“果见知容，即求以清净活命乞食之优婆夷及一比丘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可知傅山很清楚与仕清官员交往意味着什么，对与魏一鳌的交往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同时傅山在信中提到了魏一鳌《吊朱莆城》一文，这是追悼甲申年李自成攻城时坚决不降、投井而死的陕西蒲城知縣朱一统的文章。傅山很欣赏此文，这意味着他赞赏魏一鳌表彰忠烈、同情遗民的行为，这也是傅山与之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一）魏一鳌对傅山的帮助

　　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期间，傅山常向其寻求帮助。有时候是所用书籍：“尔桢家藏之廿一史，久已为戴二哥买去，孙大哥要此，似难复。再道省中尚有一部，弟当图之。”有时候是书写所用的墨锭：“行笥中有点书朱锭，急须一二块，可得否？不然，且须绝高银硃亦可。”有时是招待客人必须用到的酒：“弟本不饮，而此时为老亲生日，人情始拟酬谢，颇需此。欲亲教时，领一村力负两坛，还不知能助瓦盆之兴否？魏一鳌有时也会主动送酒给傅山“酒道人以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甚至建造房屋给傅山住。顺治十七年（1660）傅山母亲去世，他托魏一鳌代求理学大师孙奇逢为其母作墓志铭，这是魏一鳌《雪亭文稿》中唯一一封关于傅山的书信：“惟冀毁不灭性，加餐自珍。兼闻欲求征君老师作墓志，嘱弟等为之先容”[iii]。

　　除了物质上的帮助，傅山还常请魏一鳌利用职权为自己处理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像顺治六年傅山在平定为子傅眉操办婚事，想将母亲由太原接至平定，但太原当时因姜瓖起义而戒严，因此请魏一鳌帮忙：“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或是顺治九年（1652）请魏一鳌帮忙免除自己老家忻州的地税：“寒家原忻人，今忻尚有薄地数亩……今为奸胥蒙开实在粮石下，累族人去催比，累两家弟包陪，苦不可言。今欲具呈于有司，求批下本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或是请魏一鳌帮助亲友子弟科举考试：“古度所白事由封上，其意尚须与军厅一禀……张童名頵，卷子急蹙不就，但求册中一名可耳。”或是请魏一鳌帮忙打官司，傅山书信中有九札所言皆为朱四命案一事；或是从魏一鳌处寻求政治庇护，如顺治十一年（1654）的“朱衣道人案”，这在第二部分中展开。

　　（二）傅山的回报

　　“明清鼎革并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并没有对旧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予以本质上的改革。改朝换代对傅山的政治经济地位虽有直接的损害，但他的文化声望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依然拥有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本”。何况对于傅山这样的在当时就已经赢得声望与名誉的书法大家、社会名士、故国遗老，不少人都想要求得傅山的真迹，甚至在民间，傅山似乎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的存在。傅山虽然不愿意将书法作为一种应酬来对待，也不愿“为人役”所累，但有时不得不如此。魏一鳌便属于傅山不能拒绝的人物，傅山为其书写主要有这几种情况：一种是遇到突发事件，作为朋友傅山必须得写，像顺治十年魏一鳌父亲魏梁栋和胞弟魏一鲲去世，魏一鳌请傅山作挽联与传记：“贤仲之戚，正拟遣家弟代申一奠，行另勒致诚……所命挽章，不得卒办，少需数日，定有报也。”在传记中傅山赞扬了魏梁栋事亲至孝感天地、为政体恤民生、乐善好施的品质。另一种是出于回礼或交情赠与魏一鳌，如“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嘱笔侨黄……决不可令一俗人见也”。还有一种情况是魏一鳌应别人之托请傅山写，如“与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题后须及尊意，不知当如何书，又不谙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

　　傅山为世人所知，还在于他的医名与医术。傅山不仅有许多医学专著，甲申以后更是游行世间，以医道活人，在民间被称为“仙医”，其医术之高超在晋地家喻户晓。傅山与魏一鳌书信中有五封涉及询问魏一鳌身体状况及为其家人诊治之事，像顺治十三年为魏一鳌诊病：“火病之药，无过平心。春肝用事，君焰易张，听政之时，切忌暴怒。待弟至，再一切之，可斟酌一常服丸方，济门下平和之用，万无燥急加剧。”或是为魏一鳌弟弟诊病，并给出调理建议：“切贤仲脉，六分病耳，喜未大数也。微察其意，以未得适理。养病亦须造适，而食息起居不时，监之以一严君，此中不无爱而不得其爱之法。”

　　二.傅山与魏一鳌交游的心态

　　（一）功利导向

　　傅山曾说自己“生平不登宦人之堂”，对本朝官员都是如此，何况是仕清的魏一鳌呢？这不得不考虑到明遗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艰难的生存处境。明清鼎革之际，新的势力崛起，旧王孙及士人群体失去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加之战争对经济的摧残以及清朝政府对遗民的暴力镇压态度，因此明遗民或是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求助及接受贰臣的接济，或是参与反清复明以寻求贰臣庇护。国变后傅山秘密联系义军常流寓山西各地，过着举家无定的清贫生活，在物质上常常匮乏，因此他在生活物资上常向魏一鳌求助，魏一鳌也常主动接济傅山，这在第一部分中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物质上的困难是傅山诸多遗民朋友如戴廷栻等人可以帮忙解决的，但政治上的庇护以及必得用职权才能完成的事便非魏一鳌不可了。

　　傅山参与了几次反清复明活动，与魏一鳌有紧密联系的是顺治十一年的朱衣道人案。“朱衣道人案”起因于南明朝廷秘密联络各地抗清义士的宋谦，此人在顺治年间多次到过山西各地，顺治九年到十年之间到汾阳会见傅山。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宋谦预备在晋冀豫交界的涉县索堡山起义，不幸于起义前两日事泄被捕，严刑下供出傅山等人，招供后宋谦即被处死，六月傅山被捕。他们的谈话内容我们已不可知，傅山虽在供词中极力摆脱与宋谦之关联，但根据宋谦供词中对傅山的年龄、衣着、位置知晓得甚为精确，再加上傅山本就有反清复明之志，这次秘密活动其母贞髦君也知晓，“道人儿自然当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iv]，可知傅山确实是知晓此次密谋活动并欲参与其中的。经过清朝大员多方营救，傅山于次年七月才得以出狱，其中魏一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白谦慎先生的专著《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中有专节研究，此处作一梳理：

　　1.傅山在一入狱时的供词中提到了他在拒绝宋谦时，魏一鳌亲见，可为其作证：“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的走了。彼时布政司魏经历正来求药方，在坐亲见。”魏一鳌此时确实是在平定州丁忧，但事实上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从王余佑《魏海翁传略》可知：“值青主遭意外之祸，受刑下狱，昏惑中，夜梦有‘魏生二字，醒告其弟与其子，俱不解。及再审问，官诘其有无证人。青主忽及公，强指以为证。”所幸魏一鳌“不顾利害，极以青主之言为然”，才使案情有了缓解。在这危急关头傅山指魏一鳌为证以及魏一鳌力证傅山清白，说明傅山确实是以魏一鳌为庇佑，而魏一鳌也有保护傅山的能力。

　　2.除了傅山友人的周旋与帮助，在“朱衣道人案”审判的过程中，山西省官员边大绶、中央官员龚鼎孳等人在营救傅山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魏一鳌六次为傅山作证后，六月底太原知府边大绶为傅山开脱：“至于傅山，因被贼祸，久作黄冠，云游访道，审未交结匪类。”七月初三守宁道参政董应徵和巡宁道佥事盛复选为傅山开脱：“至傅青主山者，既系生员，才学又优，何不博取功名，以图效用，辄尔弃家游食，甘为傲世肆志之形状？……奉旨有云不得连累无辜，应否别议，统侯裁夺。”十月七日，三法司任濬、龚鼎孳、尼堪等人为傅山开脱：“俱傅山供称，有姓宋道人二次求见，山并拒绝，未曾见面，有布政司魏经历亲见。及加严讯，复供若宋谦认得山，请愿甘罪。情似无干。且当日宋谦口供，止言其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原未云所访何人。谋叛大案，岂容以一语悬坐？”直到次年正月山西巡抚判决傅山无罪，七月三法司判决释宥，傅山才得以出狱。试问，若没有魏一鳌首当其冲冒险作证，还会不会有那么多官员为傅山开脱呢，即使有，他们敢不敢这样做呢？由此可知，魏一鳌冒险为傅山开脱在案件推进及博取审案官员同情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政治上的保护，傅山与仕清官员魏一鳌结交以寻求庇护还体现在生活中意外发生的事件上。傅山致魏一鳌书信中有九札所述顺治七年（1650）朱四命案发生后，傅山寻求魏一鳌帮助打官司最终胜诉的事。

　　事情起因于傅山与友人在好友杨尔桢兄长庄园相聚，内侄张仲的女婿朱四荡秋千时意外卒于架下，因杨尔桢兄长素与乡约不合，朱四的兄长又是无赖凶顽人，傅山担心原本的意外事件会被当地乡约借机报复，所以请魏一鳌帮忙从中周旋。这是发生在阳曲县的案件，据艾俊川考证魏一鳌此时任太原府同知，因此魏一鳌不仅是阳曲县令的上司，而且有办理刑事案件的实权[v]。一开始傅山希望魏一鳌能越级直接审理此案，“恳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以免去很多刁难和打点的财物。之后魏一鳌派人查验，朱四順利入殓，但其兄突然反口，狎昵满人，并挑唆村人诬告，傅山无奈只得再次求助魏一鳌：“弟辈所恃惟在台下，若台下还用大法力杜此凶计，亦不须别用弟辈委曲；倘此辈吞诈之心不已，孺子袖中已具有呈文，将先发制之。或抚或司道，总求指示而先容之，并为审处宜如何如何，期于镇压惩创此辈”，傅山希望魏一鳌或是先强力镇压使其打消上诉的想法，要么就先发制人，张孺子呈文，魏一鳌负责疏通关系。与此同时朱四一方也采取措施聚集势力，不仅将朱四尸体隐处割破企图诬陷，而且向臬司状告傅山与弟傅止，阳曲县差欲抢先审理此案。这次魏一鳌亲自验尸，最终以乡约被判十五大板、朱四兄长被判刑发配结束了案件。

　　（二）理解之同情：傅山与魏一鳌的友情

　　一些明遗民与贰臣交游是因为他们在明未亡时就已是好友，国变后虽立场不同，但难忘故交不忍绝交。傅山与魏一鳌虽不算旧相识，但他与魏一鳌交往不只是抱有功利性的心态，“友谊和功利的结果并不相悖”，傅山对魏一鳌亦有惺惺相惜的真情在。

　　首先，魏一鳌与傅山个性气质的相似使得傅山十分欣赏这位尚侠的好友。傅山送给魏一鳌辞官之际的行草十二条屏写道：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道人方将似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

　　中国古代通常“茶、酒”对举，“茶”和“酒”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与品性，“茶与酒跟中国文人性格的形成大有关系……文人的‘热肠或‘幽韵，都可能跟酒和茶的特性有关。”[vi]魏一鳌自称“酒道人”，傅山也避而不谈魏一鳌仕途生涯，反而以“酒”来总结、称呼其人，可见魏一鳌是“热肠”的，或者说是侠义的，这从他多次自捐俸禄安葬贫不能葬的明朝故宦，代替州民赎回因官事被迫卖掉的女儿，以及他多次仗义帮助傅山等行为来看，这种气质与傅山很相像。傅山也是个好酒的人，他的书信中有很多次提到酒，魏一鳌也几次送酒给傅山。同时傅山身上也有一种游侠气质，而立之年他领导学生运动为老师袁继咸伏阙讼冤的壮举被认为是晋地反抗阉党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气质的相似，自然能够互相吸引而结成好友。

　　其次，明清之际士人的出处成为一个很敏感的点，遗民们深恶痛绝仕清的降臣，傅山对此也曾发表过议论。但傅山并不以“贰臣”看待魏一鳌，他对魏一鳌有着深深的理解。如上何以傅山不谈论魏一鳌为官的生涯？这与傅山不愿出仕清廷的心态有关，还与魏一鳌出仕清廷的原因有关，这一点傅山定然是理解魏一鳌的。魏一鳌本性恬淡，嗜好读书，明清鼎革后本不欲再参加科举，迫于清政府的政治高压无奈被逼赴选，这是外因。另外，清初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这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不忍心的，唯有忍辱出仕，尽快稳定时局，恢复民生，魏一鳌便是这样做的。他深知这样做的性质，也真切地感知到维持世运、鼓舞来学其实是比隐居更难的事情：“崔文敏有言曰：‘元有三儒，耶律楚才之谏杀，许平仲之兴学，刘静修之不仕，三公固各有得也。予私谓为静修易，为楚才、平仲难。”[vii]然为官八年后魏一鳌辞官隐去是出于对官场的失望：好友张元玉“负经济才，倜傥有大志，不能媕婀以悦上官”却因卷入“疏纵故明藩王”案而惨遭冤杀，这对魏一鳌刺激很大。并且，魏一鳌是个同情、理解遗民的人，面对清廷不断使其查办遗民相关案件，他感到十分痛苦与为难，也看清了清廷的本质。[viii]这诸种心曲，傅山是理解的，他理解魏一鳌为何好酒，为何出仕，又为何最终辞官隐居，故而才能说出“道人方将似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而不以简单的“贰臣”来定义魏一鳌，这样说来，傅山可谓是魏一鳌的知己了。

　　如此，傅山屡屡向魏一鳌吐露心曲：

　　六月廿五之别，未忍剌剌，面墙无语，情不胜鸣，是有小诗八句，起头则曰：“皆违老母久，吾所不忍留。”当时亦遂不敢出诸口。别三日遂大渐，不食又八日，几死复生，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狱，至今荏苒沉弥，不能自支，不知当如何理。总是无耻丈夫，那堪自对，是有出狱口占之句，曰“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也。

　　这是傅山朱衣道人案出狱后写给魏一鳌的书信，信中不仅描述了自己在狱中绝食反抗的情景，更是表达了自己不能以死报国委曲求生的羞愧和无奈。傅山此种心态是极其矛盾复杂的，在狱中虽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却又以绝食拒不招认，且在供词中始终不承认自己与宋谦有染，又托朋友多方援救，可见傅山是不想也不愿轻易死在牢狱中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只有先保全自己，才有以后继续抗清的可能；另一方面，傅山老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赡养，他无法置母亲于无依无靠的地步。出狱后的傅山认为自己苟活于世有愧于为国捐躯的众多义士，也无颜面对被清兵入侵的神州大地，因而自责悔恨不已。傅山很少对人提起这段人生中意外的插曲，却对魏一鳌推心置腹诉说自己难以向人言说的情愫，可见其交情之深厚。

　　再如顺治十三年傅山写给魏一鳌告病辞官之时的书信：

　　衰病日浸……人心之不可测，何必平定？只是自寻一不惹人地步。古德桑下一宿即抽身，岂复虑桑能害人？正自勇于割舍，所以一瓶一钵，形如飞鸟，便于动转耳……弟连日复受外侮，无法御之，正在苦恼中，复闻旧游仳离之信，益深悒悒。

　　傅山对魏一鳌的离去充满不舍，同时要注意的是，这是写于顺治十三年的书信，这一时期正是明遗民们心态摇摆不定、遗民意识淡化的时期。随着清朝局势的稳定和人们对清政府的承认，渐渐地士人们纷纷出仕，一些原来保持抵抗态度的明遗民们也慢慢转变态度，继续保持不出仕的明遗民的生存处境异常艰难。黄宗羲也说：“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则亦从而转矣”[ix]，戴廷栻也在族人的逼迫下不得不使自己的儿子参见科举考试。傅山更是深刻感受到世人不可测之人心之凉薄与奴性，他们不仅对参加举义的义士们冷嘲热讽，并且视傅山这样不肯出仕的遗老为“妄人”，认为谁与其交游便为“废人”，恨不能“引领望如何得杀我一妄人而快”，傅山在信中对魏一鳌诉说自己连日受侮的艰难处境，可见当时境况之险恶。

　　清初遗民与贰臣交往的心态十分复杂，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正可作为这种关系的典型，对我们研究遗民与贰臣关系以及清初政治、文化生态具有很大价值。傅山与仕清官员魏一鳌从顺治三年订交，直到傅山辞世，他们的交游贯穿傅山半生，其中以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魏一鳌在山西为官时最为密切。傅山与魏一鳌的交游心态，既有为生活所迫而接受魏一鳌资助、为反清复明获取政治庇护的功利主义倾向，同时，傅山对魏一鳌也有着深厚的友情。傅山不仅十分欣赏他这位侠义的朋友，对魏一鳌仕清也怀有深深的理解，不以贰臣论其人，还对魏一鳌推心置腹诉说自己的诸种心曲。另外，遗民与贰臣的交往有其特定政治、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不能因为他们与贰臣交往就怀疑其遗民立场与遗民情愫，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遗民群体的人格气节，而是“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x]。

　　参考文献

　　[i]白謙慎.傅山的交往与应酬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ii]（清）傅山著.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第二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

　　[iii]魏一鳌.《雪亭文稿》[M].康熙手稿本.

　　[iv]（清）孙奇逢著.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v]艾俊川.傅山致魏一鳌手札编年[J].文汇学人，2017（09）.

　　[vi]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vii]孙奇逢.孙征君日谱录存[M].光绪十一年刻本.

　　[viii]张艳.以魏一鳌为中心考察清初汉官的仕隐[J].滨州学院学报，2022（03）.

　　[ix]（清）黄宗羲著.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x]薛以伟.“明遗民”与“贰臣”交游论析——以“明遗民”为视角[J].北方论丛，2016（06）.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