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学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主要着眼于己方成员之间，但在实践中还包括对敌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三国演义》中各方势力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对最终形成三足鼎立的情势具有巨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可以分为化敌为我、化敌为友或化敌为无；场域方式包括请入、走出和临阵。《三国演义》中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场域方式研究，对于总结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域和指导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国演义》 对敌 思想政治教育 目的 场域
长期以来，受思想政治教育经典定义——“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影响，国内学界普遍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只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己方成员。然而，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史，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些）人按照一定的期望，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另一个（些）人的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思想观念、现实行为、行为倾向施加影响的实践活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包括对本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等内部成员”而且包括“对友、对敌、国际乃至世界思想政治教育”[2]。
文学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更加侧重写智慧，勇气和力量的描写还在其次”[3]。因此《三国演义》中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我国古代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党当前和今后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术研究视域。
一.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
三国时期，汉室衰微，群雄四起，各方之间，或时敌时我，或时敌时友。《三国演义》对此进行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文学演绎。通过对《三国演义》的全面系统研究，我们发现敌我或敌友转换，并非完全取决于客观形势和各方实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其中最典型的是开始几无实力可言的刘备。他辗转寄人篱下、半生颠沛流离、可谓命运多舛，然其凭借汉室皇叔之名，高举复兴汉室之旗，尽展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之能，或化敌为我，或化敌为友，或化敌为无，最大限度削弱敌势、壮大己力，最终成就一方帝业。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政治目标，直接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敌方人员在政治思想、心理倾向和实现行为上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保持一致，或尽可能排除来自他们的阻碍，从而削弱敌方、壮大己方。
（一）化敌为我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由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其政治目标相对，政治利益冲突，或者政治判断不清或有误，导致在政治立场上相互成为敌对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排除或减少来自对方阻碍，除了可采取军事对垒等“大棒”手段外，还可采取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化敌为我的“胡萝卜”策略。所谓化敌为我，是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使敌对方或敌对方的部分成员尤其是重要成員成为己方成员，为我所用，从而达到削弱敌方、壮大己方的目的。《三国演义》中此类成功实践比比皆是。
一是赠之以利、导之以行。对于敌方见利忘义之类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赠之现实的物质利益、阐明虚拟的期得利益，进而劝导其采取看起来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实际上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行为方式行事，往往能够达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想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第三回，李肃为董卓劝吕布归顺，先是献上宝马金银，又采用导之以行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使吕布投于董卓。“肃取金珠、玉带列于布前”，且劝吕布认丁原为父没有前途，再诉说董卓仰慕之情，谓之曰“公若到彼，贵不可言”，后又揶揄其“功在翻手之间，公不肯为耳”。[3]16吕布思绪良久，最终砍下丁原首级，拜董卓为义父。
二是生擒活捉、亲解其缚。第十二回，曹操见许褚威风凛凛，在对战中生擒活捉，收其为都尉。起初曹操的部下典韦与一壮汉大战一天不分胜负，曹操并不知道其为何人，命典韦接连诈败两天，壮汉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连人带马落入陷阱，为操所擒。“操下帐斥退军士，亲解其缚，急取衣衣之，命坐，问其乡贯姓名”[4]58。得知此人就是许褚后，曹操表达对其的钦佩之情，“吾闻大名久矣，还肯降否？”[3]58遂诸引百人俱降。
生擒活捉之后，亲解其缚、解袍衣之这一行为辅之以其它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往往能使被擒之猛将顿生感动、心悦诚服。第十五回，孙策在设计生擒敌方刘繇之部下猛将太史慈后，采用言行感化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成功地使其心悦请降。且说，为应孙策来攻，太史慈自请为先锋迎敌被其主刘繇所拒，遂不喜而退。后混战之中，与策酣战，策喜其勇，设计生擒，解投大寨，策亲自出营，喝散士卒，亲释其缚，解袍衣之，请入寨中，并谓之曰，“我知子义真丈夫也。刘繇蠢辈，不能用为大将，以致此败。”慈见策待之甚厚，遂请降。[3]76
以上诸例，或赠之以利、导之以行、或生擒活捉、亲解其缚，最终都成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目的，使教育对象成功地转化为己方成员，大大削弱了敌方力量，壮大了己方的力量。
（二）化敌为友
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中，化敌为友是最理想的状况，通常可用于敌弱我强、敌困我顺、敌心有怨、敌或思变等情势下。在敌强我弱或敌我相当、共同面临第三方更强之敌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以采取其它适当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如阐明双方政治境遇的相似性和第三方强敌的共同性，或者用行为示范方式展示化敌为友后双方政治境遇的可期向好变化，以期达到化敌为友的政治目的。《三国演义》中矛盾和冲突较为激烈，两军彻底联合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对于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将敌人转化成友军共同联合抗敌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目的。
一是言语说服。第四十二回，曹操已占据一半天下，兵力强盛、粮草充足，亲率八十三万大军（“诈称一百万”）一路追攻刘备之军。刘备退守江夏，曹军虎踞江汉、直取江陵，不但刘军危在旦夕，而且东吴也将唇亡齿寒。虽孙刘“自来无旧”甚或互有戒备之心、些许敌意，然在此情势之下，双方都不得不认真考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5]。诸葛亮正待借自东吴来探虚实之人的顺风，前去江东说服东吴；孙权从鲁肃谋，命其往江夏以吊丧刘表之名，行对刘备思想政治教育之实，探其“往结东吴”之意。因之，诸葛亮即随鲁肃亲赴东吴，先面见群臣、舌战群儒，继言激孙权、陈情局势，再智激周瑜、坚其战心，后草船借箭、借瑜东风，最终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受了沉重打击，为今后三分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关键的政治和军事基础。
二是行为感化。三国之中，敌我友关系瞬息万变。第十四回，兵败于曹操的吕布无处栖身，往投时任徐州牧的刘备，两者合而为友。后刘备奉曹操假天子诏讨伐袁术，张飞自荐留守徐州，期间张飞酒间无端暴打吕布岳父曹豹，布怒而夜取徐州，自领徐州牧，从而使吕刘由友我关系瞬间转化为敌我关系。然布又意欲化敌为友，遂采用守备宅门、还其家眷的行为感化式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最终既达到夺人之地，又实现化敌为友的政治目的。
三是言行结合。第八十六回，邓芝受诸葛亮所托，走出去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去往吴国说服孙权拒魏向蜀。孙权在进门处立油鼎、摆大刀，意欲吓退邓芝。邓芝运用晓之以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分析魏蜀吴三国其中利害，同时表现得大义凛然，曰：“若大王以愚言为不然，愚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也。”言讫，便撩衣下殿，往油鼎中跳。[3]422以此行为言语相结合的方式，不但使孙权“急命止之，请入后殿，以上宾之礼相待”，而且最终说服孙权派使“入川通好”。
（三）化敌为无
很多形势下并不能让自己的敌人直接归顺，或者成为友军进行帮助，故还存在一种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化敌为无”。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其受教育的对象虽然不能成为一体，也不能成为友军，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不再存在威胁。“化敌为无”的“无”，可分为无为式存在、虚无式存在以及阿斗式存在。
一是化敌在敌之军方为虚无式存在。敌方，从军事角度可以分为敌之军方（亦可称为敌营）和敌之地方或敌之民方。化敌在敌之军方为虚无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敌对方献智效力。第三十六回，刘备一直以来以仁义之心闻名，徐庶作为刘备的谋士，其智谋被曹操嫉妒，操软禁了庶的母亲并伪造信件让庶归降操。旁人劝备借操之手杀庶之母以使其死心塌地追随备，备不肯做如此不仁不义的事情，遂放庶前往救母。终使庶感言曰，“某才微智浅，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实为老母故也。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3]180。备的行为使得庶与自己的母亲都将备认作当世之英雄，庶也不再为操贡献一计。通过言语、行为等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虽处于敌方阵营之中，但却不为敌营献智效力，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化敌在敌营之虚无式存在的政治目的。
二是化敌在敌之民方为无为式存在。化敌在敌之民方为无为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一定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本属于敌之军方的军事人员转化为敌之地方的非军事人员，从而使其在军事上不愿或不能有所作为。第八十七回，诸葛亮采用言行感化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将被缚的孟获之将领以及手下蛮兵均去除束缚，并放他们归去与家人团聚，且赠其酒食衣物。此可谓，“释放敌将，以攻其心”[6]。士兵将领深感孔明之恩，不愿再追随孟获有所作为。第九十一回，骠骑大将军司马懿“深有谋略”，又总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是故诸葛亮从马谡计，派人于洛阳、邺郡等处散布谣言道懿欲反，并假借懿之名义张贴兴师谋反的布告，通过谣言传播者和揭榜或阅榜者对魏国新帝曹睿进行上行思想政治教育，加上睿原本对懿就“素怀猜忌”，终使懿被“削职回乡”、贬为庶民，从而不能有所作为。
三是化敌在我营之阿斗式存在。化敌在我营之阿斗式存在，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使从敌营请入或自入“我”营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忘记自己的阵营归属和历史使命，只顾享乐，“乐不思蜀”。第一百一十九回，蜀国灭亡，司马昭已得魏国政权，蜀国后主刘禅行至洛阳，司马昭设宴待之。席间表演魏、蜀之舞，蜀官皆悲痛，唯刘禅（阿斗）嬉笑颜开，司马昭问其是否思蜀，刘禅答曰“此间乐，不思蜀”[3]588。这正是乐不思蜀典故的由来。后人都知阿斗乐不思蜀，其实其父刘备也曾乐不思蜀过。第五十五回，周瑜弄假成真使得刘备真的娶得孙权之妹，权意欲“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3]267备也确实享乐其中，全然不想回荆州。
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方式
《三国演义》所描述的是中国古代，没有今天的网络虚拟环境与高科技联系方式，因此所有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在一定的现实物理空间中进行。除了临阵对战或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混入、潜入、潜伏外，敌我存在的现实物理空间基本都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场域方式，也就可以相应地分为请入、走出和临阵，其中走出包括走出到敌方和走出到第三方场域范围内。
（一）请入
请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请”进自己的阵营，在自己的主场对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行为方式，请入可分为礼贤进入和强制“进”入。
一是礼贤请入。礼贤请入，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以礼贤下士的姿态和行為将敌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请入己方，使之感动诚服。第一种情况是从敌场礼贤请入我场。第六十五回，马超原是东川张鲁手下，鲁听信奸人之言怀疑超欲兵变。刘备军中降将李恢自荐至超处作说客，成功将超劝降。备见超，亲自接入，以上宾之礼待之。超顿首谢曰：“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3]324第二种情况是场域转换——敌场变为我场后，原敌方将领不愿归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礼贤请而顺之。第六十五回，刘璋投降，刘备入主成都，百姓迎门而接。备至公厅，升堂坐定。郡内诸官，皆拜于堂下；惟璋旧部黄权、刘巴，闭门不出。众将忿怒，欲往杀之。备急传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灭其三族！”[3]325并亲自登门，请二人出仕。二人感备恩礼，乃出。
二是强制进入。是指用捆绑、俘虏等强制方式使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入己方场域，目的是对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十二回，刘备将曹操手下“请”回军营，采用言语说服曹操手下替自己说话。话说备假意欲与操和解，用计监押了操手下刘岱与王忠，将二人“请”入刘备军中，设宴款待二人，诉说自己对操赤诚忠心道，“备受丞相大恩，正思报效，安敢反耶？”[3]131遂放二人归营，二人感怀刘备不杀之恩，替他在操前用家人之名担保备不会造反，从而为备防御操争取了时间。
（二）走出
走出，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自己或委派他人走出己方场域，到敌方场域中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可分为派己方谋士用面谈、书信或借助榜文等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入敌方场域以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走出面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己方自身或委派与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有旧交的手下直接前往，用面谈方式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十回，陶谦的说客陈宫采用晓之以理的方法对曹操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时曹操“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镇山东”，乃派人去琅琊郡接操父曹嵩。嵩携家小四十余人及从者百余人“道经徐州”，太守陶谦欲结交操“正无其由”，遂“出境迎接”、设宴款待，并派都尉张闿率兵五百护卫，不料闿护送途中贪图财物，将嵩一行杀害。曹知而迁怒于谦，起兵报仇，誓杀尽城中百姓以泄其恨。陈宫与陶谦交厚，又心系百姓的性命，便日夜兼程至操处进言曰，“陶谦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乃张闿之恶，非谦罪也。且州县之民，与明公何仇？杀之不祥。望三思而行。”[3]48第十四回，曹操派满宠走出，与徐晃面谈以对其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且说曹操与杨奉大战，见杨奉手下徐晃“威风凛凛”，顿生招纳之意。曹行军从事满宠与晃有一面之交，遂自荐往说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于杨、韩之徒？曹将军当世英雄，其好贤礼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阵前，见公之勇，十分敬爱，故不忍以健将决死战，特遣宠来奉邀。公何不弃暗投明，共成大业？”宠见晃不舍旧主，乃又进劝曰，“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3]68晃乃从之，随宠投操。
二是送出书信。碍于双方敌对关系，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具备在敌场对敌进行在场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便利条件，因此有时送出书信至敌场对敌进行非在场式思想政治教育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第二十二回，刘备为防曹操大军来攻，欲求救于袁绍，然与绍“未通往来”，“今又新破其弟”袁术，双方实处于敌对状态。后从陈登言，请曾官至尚书、与袁绍三世通家又师于备的郑玄作书，差孙乾投递于绍，绍览之自忖，“玄德攻灭吾弟，本不当相助；但重以郑尚书之命，不得不往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议兴兵伐曹操。”[3]109
三是发出榜文。送出书信仍然需要具备写信之人与敌首或敌将有旧之类的便利条件，而且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往往是敌首或敌将等敌方特定个体。若无此便利条件则需要派员至敌场口宣或张贴榜文或者箭射榜文至敌场以对敌之不特定多数人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第十九回，曹操与吕布对战，得知吕布不得军心，便张贴榜文射入敌场，以对敌众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榜文曰：“上至将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吕布来献，或献其首级者，重加官赏。为此榜谕，各宜知悉。”[3]98第二十二回，袁绍应刘备之请起兵助攻曹操，对战之前命陈琳草拟檄文张贴于各州各郡及关津隘口，陈情形势、列操罪恶、骂操三代、重金悬赏，其效果是，使绍发兵名正言顺，使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3]111
（三）临阵
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场域，除了上述一方进入另一方场域之外，还有一种是两者临阵共场。临阵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可分为临阵言语式和临阵行为式。
一是临阵言语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阵前用言语感化或恐吓方式对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临阵改变行为倾向或作出对己方有利之行为。第十八回，吕布攻打刘备，备守城不出。布将张辽来攻，关羽知其“有忠义之气”，遂在城上谓之曰：“公仪表非俗，何故失身于贼？”[3]92辽“低头不语”而退，张飞欲追，羽止之曰，“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颇有自悔之心，故不与我等战耳。”[3]92关羽以一言而退强敌，此可见临阵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之功效。第六十五回，马超在城门前与刘璋喊话，璋惊倒，欲投降。话说马超败于曹操后依附汉中张鲁，刘备入川后、意取刘璋时，超自荐攻备救璋，不期被诸葛亮用计招降于备。降后自荐前往唤璋出降，及至城下，立马鞭指璋曰，“公可纳土拜降，免致生灵受苦。如或执迷，吾先攻城矣！”[3]324刘璋“惊得面如土色”，意欲“开门投降”，被众人劝阻。后备又派幕宾简雍走入城中当面对璋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言备“宽宏大度，并无相害之意”，终致璋“决计投降”。
二是临阵行为式。临阵之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用自己的行为，如能胜而不胜，能杀而不杀，能辱而不辱等，对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敌明白如其继续对抗则必败无疑。第二十七回，关羽当初投降曹操时与操有约，它日但知刘备下落即行请辞寻备，然当羽得备书而欲辞行时，操故意闭门不见，羽不得不转友为敌，过五关斩六将。但羽之目的只在寻备，并非杀敌，因此过关斩将临阵行为式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意在警告敌将，挡吾者死，放我者生。对敌众则通过临阵言语式进行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羽杀东岭关守将孔秀后谓敌众曰，“吾杀孔秀，不得已也，与汝等无干。”[3]134结果是，众军俱拜于马前。杀黄河渡口关隘守将秦琪后谓敌众曰，“当吾者已死，余人不必惊走。速备船只，送我渡河”。[3]136结果是，军士急撑舟傍岸。
《三国演义》虽然存在作家加工，但主要还是以历史为本，是一部充满对敌思想政治教育意蕴的书籍。对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同，则方式有别。为了将敌人转换为我方阵营，为我所用，可以赠之以利、导之以行、或生擒活捉、亲解其缚；为将敌人转化为我方友军，可通过言语说服或行为感化，有时还可以言行结合；无法将敌人转为我方或友方时，还可化敌为无，消除敌人威胁。对敌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方式上，可以是请入，也可以是走出或临阵。其中，请入，既可以是礼贤请入，也可以是强制“请”入；走出，既可以是走出面谈，也可以是送出书信或发出榜文；临阵，既可以是临阵言语式，也可以是临阵行为式或两者相结合。研究《三国演义》中的对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的和场域方式，不仅有利于我们总结中国古代对敌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和成功经验，还可以为当前和今后我国对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6.
[2]阮云志，武端利.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和外延的重新审视[J].求实，2012，（5）：78-80.
[3]張国风著.说不尽的经典 三国演义 历史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07）：5.
[4][明]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1（0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
[6]李飞，周克西编著.《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8：234.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研究”（2021B001）；陕西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中国梦宣传教育研究”（BJ15-18） 【注：项目主持人均为阮云志】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省交通医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