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良心”写作的审美实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出关于“轻逸”的美学命题。之所以提出这个命题，是基于“现实”因素，因为文学创作若要把主题深刻化，必须直面现实世界的“沉重”。如，爱、生死、战争等主题被反复书写，被一代又一代文学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意味着以举重若轻的“减法”穿透生活本质，高度浓缩地表现世界，认识世界。这是卡尔维诺面对时代的态度。他的创作以“轻”载“重”，彰显了作家的智慧。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所有的作家践行这一美学，但直面现实之“重”对中国作家来说责无旁贷，而对当下之“重”熟视无睹的文学作品却充斥文坛。这意味着一种“放弃”，是对知识分子“良知”的遗忘。作家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良心”，这是现实主义作家刘醒龙的座右铭。他实实在在地践行着“良心”写作，承续了自屈原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尤其是《凤凰琴》的创作，为九十年代以来主旋律文学创作树立了新的艺术范式，导入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意识。
民办教师对如今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国广大的乡村，民办教师却是大量存在的，在我国特定时期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尽管他们如今已经淡出大众视野，但却是一个不容淡忘的群体。二十世纪下半叶，民办教师是中国几千万教师队伍中的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在文学审美的意义上，相较于其他书写对象，民办教师是一种更具本质意义的生命形态。當然，书写民办教师的文学作品其实也不少，但这些作品一般都聚焦于苦难叙事，那么，从发生学来看，这种苦难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一般的作品对此并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以民办教师为主人公，能写出这个群体真实的生活情状与精神形态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而《凤凰琴》的经典性就在于它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发掘，而这种生命状态的形成又深深根植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
当然，刘醒龙的“良心”写作并不流于口号，他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来践行这一使命的，写出了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现象级作品。任何经典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历史的不可复制性及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为作家艺术家洞察力和艺术感的萌生提供了契机。而刘醒龙就是从民办教师的苦难生存中找到艺术感觉的并洞察其生命的密码，写出了平常人的不平常，写出了人心的“光”与“影”。刘醒龙从这个群体发掘出独特的时代内涵，并以个性化的审美聚光灯照亮了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本相，而这种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又不乏普适性。他写出了所有普通人都明白的个人得失与生存意义，以血肉丰满的叙述展现出卑微者的崇高价值。以余校长为代表的乡村民办教师群像的成功塑造，无疑是刘醒龙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他们身处乡村基层，不仅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而且个人发展问题上面临巨大挑战，但他们坚守岗位，为乡村孩子扫盲和启蒙。他们的人生选择启迪着我们，哪怕主流社会暂时没有关注自己，自己也可拥有家国情怀，让生命发光。余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对张英才和万站长说的一句话真实道出了基层知识分子的情怀：“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中国乡村基础教育就是靠着千千万万个余校长支撑起来的。作为基层知识分子，他们真切感受到启蒙教育的紧迫性，感受到肩负的重任与使命。
作为书写底层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经典化[1]验证了作家自身精神力量的足够强大，它来自作家面对生活的立场、态度与情怀。刘醒龙的写作姿态如其所言：“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想证明本土对文学何其重要。只有认识到故乡的伟大，才有可能面对文学的伟大。”正是因为意识到“故乡”“本土性”对文学的重要性，并基于一种自我验证的创作动机，刘醒龙才把他的故乡湖北英山以及基层知识分子纳入审美视野。乡村民办教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他们身上映现出中国教育体制的历史遗留问题，因而是文学书写故乡、彰显文学“本土性”的最佳载体。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对西方文艺思潮的过度迷恋，致使主流文学创作朝着极端化的方向迈进，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面对“本土”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意识。故乡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无异于一个写作的精神根据地，所有的写作皆可从此出发。一个作家无论走多远，往往都愿意把自己的故乡视为创作的精神根基。无论是美国的福克纳，还是中国的鲁迅，故乡都是精神的原乡，是写作的源头活水，而不只是黄土高坡式的物理空间。那么，对刘醒龙来说，《凤凰琴》的写作就是一次回乡之旅。这次回乡，让他看到了故土之上那默默耕耘却常被遮蔽的教师群体，看到了他们的生存现状。书写他们的生活，发掘他们身上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力量，就成了刘醒龙回报故土的一次献礼。
二.开掘伦理模糊地带所蕴藏的可能性
就主旋律小说而言，关于艺术真实的处理向来是考验作家叙事能力的重要指标。当前不少主旋律小说仍在“主题先行”的道路上执迷不悟，规避了小说发现生活、洞悉人性的种种可能。我们看到，“现实”经过作家一厢情愿的“过滤”和“净化”处理，已经与现实中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写作者对生活中那些熟视无睹却又常被遮蔽的幽微空间缺少洞察。正是因为缺少对生活的辩证认识，很多学者从“纯文学”的精英立场出发，认为主旋律小说大致被看成是“非文学”或“文学性”相当低的，缺乏研究价值的文本。[2]因此，在现实主义审美范畴中，小说叙事的第一要义应该是对我们周遭的生活有所发现，照亮现实中那些暧昧不清的隐秘地带，实现一种时代秘密的洞穿。《凤凰琴》创作之初，刘醒龙对小说人物关系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伦理的模糊地带所蕴藏的可能性。
能否觉察并参透生活中的暧昧区域是考验作家认知能力的试金石。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刻意对人物形象作“提纯”处理，而是将人物置于暧昧的伦理地带，去敞开人物内心世界的种种面向。在校内与校外、村里与村外社会关系的交织互动中，这部小说在人性复杂性的揭示上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审美效果。从接受角度来看，孙四海与王小兰之间的私情多少违背了中国乡村的传统伦理，本是一段见不得光的感情，然而，这一对露水夫妻给我们的感觉却并不是那么令人反感，相反会被大多数读者给予一种理解的同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作者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把通常意义上的“私情”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从道德上来讲，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结合自然是不合法的，是有悖人伦的，经不起道德的拷问。而这就构成了文学审美的模糊地带，尤其在主旋律叙事语境中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考验着作家把握人物性格、洞悉生命密码的能力。那么，究竟该如何让这段“不合法”的私情合法化呢？细细考察，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了小说叙事中伦理错位的难题。
一是从王小兰家庭内部入手，让她的丈夫瘫痪在床并对之实施精神家暴，接着是派人盯梢、监控王小兰的行踪，通过这种紧张关系的营造，一方面是以此为一个女性红杏出墙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以悲情的生存兑现理解的同情。显然，王小兰在家里过着无比压抑的日子，作者透过张英才的视角描写她的神态，呈现的是一个“哀戚戚的冷美人”。这是博得读者同情的重要因素。二是从外部关系入手，写王小兰与界岭小学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成立及其维系因为小李子的求学而变得顺理成章。基于界岭村的贫困现状，每个家庭都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杂费只能依赖于学生勤工俭学来解决。王小兰把学生在路边采到的草药拿去卖，解决了界岭小学新书购买的经费问题。作者以王小兰为窗口展示了村民对乡村教育事业的热切支援。正如余校长所说，“一切为了界岭的教育事业，一切为了界岭的孩子，一切为了界岭小学的前途。”基于这样的总体布局，作者将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私情”转换成“公共”问题，实现了人情伦理的合法化。
文学经典往往能抓住好的题材，并能深度开掘这个题材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性内涵与精神资源。民办教师作为一种接近本质的生命形态，成为刘醒龙点石成金的绝好标本。如果把《凤凰琴》看作教育题材的小说，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事实上，这部小说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超出了行业小说的审美范畴，借助弱势群体的群像刻绘，指出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充分地回应了时代命题。“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为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3]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小说中卑微个体的把握有必要持有理解的“同情”，更多地重视其“伟大意义”。
三.找寻一条破译心灵密码的审美通道
当刘醒龙把目光投向故土，他思考的问题不是民办教师的物质性生存，也不是界岭小学的教学质量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甘于清平的理由，写出他们人生抉择的来由及其挣扎的过程，刻绘了一群真实的灵魂。对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这样一群扎根山村的民办教师，灵魂的支撑究竟在哪里？这是小说所追问的，而落实到叙事的层面，就是破译这个群体的心灵密码，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动力。
小说中提到，支撑这群民间英雄的力量源泉，就是“界岭小学的毒”。而这种“毒”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诱惑，它指向卑微深处的伟大，平凡之中的崇高，是一种良知、责任与担当，抑或是一种启迪幼小灵魂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在小说中借助笛声微妙地传达出来。邓有米、孙四海每天用笛子吹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当然是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在当时的现實环境下，不能不说这种期待是自然的，也是真诚的，更带有一种庄严感和神圣感。因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其文化身份及其使命感密切相关。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在主人公心中根深蒂固，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甘于清平，奉献教育事业。小说同样为此提供了例证：两个平时私下里较劲的老师，只要是吹奏这首曲子，就配合得天衣无缝。世俗中的个体千差万别，民办教师同样如此。刘醒龙没有把民办教师群体脸谱化，而是写出了每个人物鲜活又饱满的个性，而那份职业道德的初心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就像余校长跟张英才所讲的，孙四海和邓有米“只是性格不同”，“其实都是一个顶一个的好人”。然而，作者并未刻意拔高人物形象，也没有对人物做“净化”处理，而是呈现出农村社会生态的复杂性，在表现民办教师高尚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他们所怀有的难言隐衷，甚至是对传统伦理的冒犯，如孙四海与王小兰之间的私情，则显露了人性的另一侧面。
正是因为看到了人的多面性，刘醒龙在运思小说时，充分考虑到人物性格发展的多种向度。拆除主旋律小说把主人公道德化、神性化的壁垒，刘醒龙目睹了民办教师灵魂内部的风景，在甘于清平的背后，是欲望的滋生空间。那是一种隐秘的诱惑，这种诱惑在作者心中打开了另一重空间，这成为刘醒龙创作《凤凰琴》的最初动机。动笔之前，他已经找到了灵魂的入口，那是一个能够打动无数读者的情感入口，也是一个成就文学经典的审美入口。民办教师是编外教师，工资低，身份尴尬，于是，作者抓住“转正”来拷问生命，捕捉人物灵魂。“转正”的线索若隐若现，却是敞开人物心理、破解生命密码的重要通道。“转正”指标到来之际民办教师既渴盼又谦让的复杂心态，显示出小说无比真实的灵魂刻度。“转正”是作者结构小说的主线，这个词几乎牵动着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灵魂。而“转正”之所以成为整部小说的焦点问题，就是因为它象征着民办教师身份的转变，意味着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稳定的工作环境。然而，小说的叙事终究没有拘囿于主旋律叙事通常所使用的“皆大欢喜”的陈规。作为小说家，刘醒龙不会轻易让“转正”的好运降临到民办教师头上，否则，势必会稀释小说感染力，减弱问题的严峻程度。基于这样的思考，作者安排了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来享受这份“待遇”，形成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情感冲击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好不容易盼到民转公的指标，而四位民办教师却自愿放弃了难得的机遇，让给病入膏肓的明爱芬，因为她是这里资历最老的民办教师，曾经因为错过民转公考试而落下重病，但心中的渴盼从未消失，甚至在梦话里说：“哪怕我死了，也要到阎王那里去转正。”随着情节的推进，作者不断强化小说转正的渴望情绪。应当说，这是所有民办教师的梦想。但碍于明爱芬的特殊情况，大家最终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明爱芬，但显然这只是一种成全，她已无法享受这份待遇。因此，明爱芬填写转正表的场景却是整部小说最打动人心的部分，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从发生学来看，《凤凰琴》是创作主体呼应民生和顺应时代的产物。“当年刘醒龙及其《凤凰琴》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作家主动回应人民的呼唤和历史的召唤的必然选择。”[4]30过后重温经典，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史诗价值。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推动了千千万万民办教师转正问题的解决，改变了中国教师队伍中弱势群体的命运。一部文学作品改变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这已经是一个奇迹。而我以为，“外部”事物变化的诱因终究归根到“人”本身，归根到“人”的观念意识的更新。而这种观念更新有赖于作家对“人”的发现，对人物精神世界和情感纹理的观察和研究。基于这种内在化视角，刘醒龙把《凤凰琴》叙事逻辑的支点置于人物灵魂的追索。这是小说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刘醒龙“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5]。作者以“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度量处于中国社会基层的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人生抉择背后的灵魂刻度，为小说主题的深化提供了支撑。
这部小说中所显示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在17年后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变得更驳杂，但并未脱离《凤凰琴》的基本方向。基于一种对乡村知识分子无比崇敬的心情，作者在扉页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献给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这显然是对广大民办教师的嘉许，把他们的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天行者》在对《凤凰琴》的续写中，依然保持了一种向善的灵魂刻度，贯穿了刘醒龙首次“回乡”之旅的伦理指向。这是文学之所以给人以崇高感的精神根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在《凤凰琴》中并不像某些主旋律叙事那样，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外在的表象来呈现，而是借助人物的心理逻辑与情感向度传达出来的，这种叙事逻辑是小说通向经典的必由之路，在当下主旋律文学创作中不乏示范性意义。
注 释
[1]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在1992年《青年文学》第5期。2022年6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以及湖北省文联等，在刘醒龙家乡湖北省英山县联合举办“一曲弦歌动四方——重温《凤凰琴》系列文艺活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凤凰琴》是一部经典的主旋律小说，并对其经典维度进行了阐释和讨论。
[2]洪子诚：《“一体化”与“主旋律”——序<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5]刘醒龙：《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中国民族报》2022年6月11日。
[4]李遇春：《<凤凰琴>对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启示》，《湖北日报》2022年7月1日。
王迅，浙江大學文学博士，2015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在《新华文摘》等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不必等候炬火》等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现任教于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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