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千千

　　内容摘要：陶渊明诗文中存在着大量的异文情况，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饮酒》其五中“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即“望/见”之异，宋代苏轼对于陶渊明《饮酒》其五的精妙解读，对于该诗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陶渊明经典地位的确立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将通过“望/见”之异看后世对陶渊明诗文异文的接受情况，尤其是苏轼文人集团对陶诗的解读从而产生的“苏轼效应”，并结合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分析这种对于异文的选择对陶渊明诗文及陶渊明本人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陶渊明 异文 “悠然见南山” “悠然望南山”

　　在中国文学史的众多古代作家作品集当中，陶渊明的别集《陶渊明集》是异文最多的一种，以至于宋代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慨叹道：《陶集》“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其中后人谈论最多的便是《饮酒》其五中“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的异文情况。从北宋开始，随着陶集的大量刊刻与广泛流传以及诗学批评的蓬勃发展，关于陶渊明《饮酒》其五这篇经典名作，便产生了“悠然望南山”与“悠然见南山”的异文之争。自一代文豪苏轼对其评议之后，这首《饮酒》其五传播的主导面貌也因此而改变，甚至于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范围和其经典化地位也有所扩大与提高，形成了所谓的“苏轼效应”。“苏轼效应”首先在诗学批评领域和校勘学领域迅速体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经苏轼阐释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陶渊明形象的独特标志而演示着一种潇洒、自由的生活状态，继而表征一种独立、高洁的人格范式，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可与积极效仿。而苏轼对于异文的选择是基于怎样的考证，这种选择是否遵循了陶渊明本人的意愿？哈佛大学的田晓菲教授在其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中，由陶渊明诗文中的异文入手，对陶渊明诗文异文的不同选择，以及陶渊明的形象做出了新的探讨，采取解构主义的方法，对陶渊明的经典地位做出了颠覆，然而其考证与辨析态度也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后世对陶渊明作品中异文的选择的确会影响到对陶诗的正确阐释，进而影响到对陶渊明整个人格的评价，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这些异文，并且从中辩证地看待后世对陶渊明诗文的异文接受情况。

　　一.“悠然望南山”/“悠然见南山”？

　　在陶渊明的诸多名篇中，《饮酒》其五尤为人们所爱赏，并且因其自然的语言、超尘脱俗的情致、高洁纯美的境界而经久不衰，万古流芳。这首诗歌最早辑录于萧统的《文选》中，文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还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车马的喧嚣不是普通的噪音，在这里暗指公卿贵族的来访。在《读山海经》其一中，陶渊明还曾委婉的表示朋友们少来过访是因为他住的巷子太狭窄；但是在这首诗中，他只是简单地说“心远地自偏”，居住地是否是“人境”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心境。在采菊之际，诗人抬头凝视远处的南山。这一姿态不仅已经成为陶渊明的标志，而且后代读者往往把菊花看成是诗人高尚节操的象征。其实，正是因为和陶渊明联系在一起，菊花才有了这样的象征意义。由于陶渊明而生发的联想，常常就这样作为与历史相脱节的语境，回到我们对陶渊明的解读当中。诗的第三、四联巧妙地交织了永久广大和纤细短暂的意象：一方面是巍然的南山，一方面是篱畔的菊花和天际的飞鸟——在即将降临的黑暗当中，这些联翩归山的飞鸟“相与”而还，更显得渺小无助，转瞬即逝。最后一联运用《庄子·外物》篇“得意而忘言”的典故，暗示诗人已经“得意”，所以才会“忘言”。这首诗中的异文，就是“悠然望南山”的“望”字。

　　一代文学巨擘苏轼最早提出“见”的异文并为之激烈辩护。对于這一观点，苏轼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加以申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此类言论在《诗林广记》中也有记载：东坡云：“此诗景与意会，故可喜也。无识者以‘见为‘望。白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樽酒，坐望终南山。则流俗之失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诗云：‘采菊露未，举头见秋山。乃真得渊明诗意。”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立即给予积极的正面呼应，其《题陶渊明诗后》记载到：“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韵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心远。此未可见于文字精粗间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类。”[2]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轼的见解，并给予进一步阐释。王国维也曾为此诗笺证：“悠然见南山所以为无我之境，全在一见字。见若作望，则着我之色彩，是有我之境矣。此有我之境并非宏壮……窃以陶公此诗，初作“望”南山，因“望”字执着，与上下句意相隔，乃改为“见”，故传本有作“望”作“见”之别。”[3]

　　然而，历史上也存在众多持“悠然望南山”者，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昭明文选》最早著录了这首陶诗，观察《文选》的所有版本，可以发现这句陶诗的文本都是“悠然望南山”。清代何焯曾言：“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4]。黄侃更明确指出：“望字不误。不望南山，何由知其佳邪？无故改古以申其谬见，此宋人之病。”何焯从上下句意的连贯性上说明下句的“山气”和“飞鸟”不是“见”的偶然，而是“望”的结果；“悠然”也不是“见南山”的情感体验，而是和第四句的“心远”遥相呼应。在文本层面，何、黄持“望”与苏轼等持“见”难定优劣，但文本背后所体现的人本层面，即苏轼所言“见”字能体现出陶渊明的“悠然忘情、趣闲景远”及王国维所言“见字自然，望字执着”。因二字一自然一执着使陶渊明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境界高下立现。若为“见南山”，则是“无心”“随意”而见，是诗人内心的悠然心境与南山的悠然之景在偶然的相遇中融为一体，是物与“我”的合二为一；若为“望”南山，则显得过于迫切和渴求，似乎是“诗人因为自性亏欠而求助于外，特地在寻求美景的刺激”[5]这与陶渊明“任真自然”的文学人格和物我浑融的审美理想格格不入。

　　然而，持“见”方的论述只能证明“见”优于“望”，并不能证明陶诗真本中的”南山诗”定然作“见”，优越性无法成为其必然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从文本传播的角度上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文本均以手抄的形式向外散播、向后流传。舛错讹误往往就在这种传抄的过程中产生。基于此可以推断，在空间上与作者越临近，在时间上距作者越接近，抄本出现舛误的几率就越小。现存文献中辑录的陶诗与陶渊明生平年代最为接近的是萧统编《文选》，《文选》录陶渊明诗二首，题为杂诗，其一便是”南山诗”，作“悠然望南山”。《文选》成书距陶渊明卒世不过百余年，而且“昭明太子萧统是第一个第一位认真搜集和整理陶渊明作品的人”[6]并未经过长时期众多人的传抄，应该最接近陶诗的真实面目。[7]因此，南山句作“见南山”似为更优，而作“望南山”则更接近于陶渊明所做该诗的原始面目。

　　二.异文的产生条件——“苏轼效应”

　　在传统的文学建构中，作家居于中心地位，他不但决定作品的价值，而且诠释作品也要“知人论世”，通过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来解释。但是陶渊明及其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并不仅仅因为陶渊明个人的缘故，可以说，陶渊明诗被选择的结果。他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符号，不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后世读者选择他的结果。在这一点来看，读者，特别是像萧统、苏轼这样掌握话语权的读者，在文学经典建构中确实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8]陶渊明在今天的中國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是早已被公认的，但是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陶渊明最终成为经典是在宋代，而且其经典地位形成之后，就呈现一定的固化现象，也就是说，宋人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陶渊明观”，而我们对陶渊明的认识、认知尚未脱离宋人的范式。“经典”或“典律”指的则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经典化”或“典律化”是指“某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9]所谓“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就包括得到重要文学选本或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的接受。

　　陶渊明经典地位的最终确定就与苏轼文人集团有着很大的关系，用宋人的话说，就是陶诗得到苏轼的“发明”，而不是“发现”。而苏轼对陶渊明的发明方式，就包括苏轼根据本人的审美感受与理解，改变陶渊明的文本的一种“修辞性阅读”。明明从历代陶集的版本来看，都是“望南山”，而苏轼强力改动为“见南山”。又因为苏轼巨大的影响力，从此之后，陶集的版本都改作了“见南山”。这种修辞性阅读的方式塑造了一个苏轼视角下的陶渊明，从而极大改变了陶渊明的形象。经过苏轼文人集团的发现后，陶渊明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他从一个普通的六朝诗人一跃为整个汉魏六朝最伟大的诗人，与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的“隐士”形象也有了一定的距离。苏轼将录为“望”字的陶集版本评为“俗本”，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东坡”色彩，是其基于自身价值观念及审美理想所做出的评判。这种“声名赫然，动于四方”的名人效应，赋予苏轼陶诗阐释的绝对权威性以及引领学术潮流的地位，具体表现为有效提升和强化了宋朝文人对于陶诗的关注度，甚至开启解读陶诗的新思路。“苏轼效应”在诗学领域内迅速体现出来，在宋一代，先后有释惠洪《冷斋夜话》、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善《扪虱新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吳曾《能改斋漫录》、魏庆之《诗人玉屑》、陆游《老学庵笔记》、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何溪汶《竹庄诗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相继转引或重复东坡观点以示赞同，一时间响应者如潮。褒“见”字而贬“望”字，逐渐成为陶诗阐释的主流话语。

　　“苏轼效应”还表现在扩大陶渊明诗歌的影响范围，进而巩固和提高其经典化地位。文学的经典化必须体现于文本价值的历史实现，换言之，文学文本的内在文化意蕴抑或外部审美形式应当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标杆”与“示范”作用，在文化共同体中实际被使用和引证。以此观之，经苏轼阐释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陶渊明形象的独特标志而演示着一种潇洒、自由的生活状态，继而表征一种独立、高洁的人格范式，得到后世文人的普遍认可与积极效仿。历代仰慕陶渊明人格风范的文人士大夫在设计或描绘自己理想的生活图景时，往往将文学解读的领悟转化为现实行为的指导，使“悠然见南山”升华为诗意栖息的形象表达。南宋著名作家刘子翚宋室南渡后他隐居乡里，将陶渊明诗歌的意境直接融入到自己的住所之中。所作《潭溪十咏·悠然堂》一诗云：“吾庐犹未完，作意创此堂。悠然见南山，高风邈相望。宾至聊共娛，无宾自徜徉。”[10]从吟诵陶诗领悟真意到还原场景、再现意境，“悠然见南山”既是作者追求的审美视觉效果，更是他自觉呈现的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相沿以下，通过“悠然见南山”进入去蔽的诗意境界，表现逍遥适意生活旨趣的作家代不乏人。

　　陶渊明的这种形象经过苏轼文人集团固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接受的陶渊明都是宋人塑造而成的。近年以来，许多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论著都开始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重新解读。例如哈佛的田晓菲教授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中，用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路来看历代的陶渊明研究。她认为，抄本实际上美化了原本，以至于看到抄本的人对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并不存在的“完美的原本”——产生了爱情。而这种抄写者的“讹读”，反而改善了原本的质量。陶渊明便是受到误解最多的诗人之一。“如果陶渊明被误解，那是因为后人把他视为一个永久不变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陶渊明的作品经过了手抄本文化的强大力量以及后代编者的塑造。陶渊明的形象，就存留于这些被中介过的文本之中。”[11]她解构了因为规避陶集中的大量异文，而造成的陶渊明面目的单一性，认为每个异文的背后都折射出一个不同的陶渊明，所以她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性的陶渊明，却有多个陶渊明。”同时，她又用手抄本文化去研究陶渊明，提出“《尘几录》的主要目的，就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因此，尽管这本书被一些国内学者质疑其缺乏严肃冷静的学术研究态度、批评理论肤浅和隔膜而滑向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它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对以往的陶渊明研究作了一个切割，有意识地重新阐释宋代以来已经固定化的陶渊明研究。

　　通过陶诗中“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之异，我们可以看到后代对于陶诗的异文选择情况不仅体现了个体的审美差异，还体现于后世权威话语对其的解读与阐释。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陶渊明”这个文化符号并不一定是单一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流动的。正如卞东波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说“萧统的陶渊明”、“苏轼的陶渊明”，或“《宋书》中的陶渊明”、“《晋书》中的陶渊明”。至于真实的陶渊明，早已留存于据我们一千多年的东晋末期，模糊不清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步，在于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傳统文本与作家的新解读，如果我们的视野还停留在“萧统的陶渊明”、“苏轼的陶渊明”之上，绝不是学界之幸。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田晓菲的观点，但也要欢迎“田晓菲的陶渊明”的出现，更要呼唤21世纪我们自己的新的陶渊明的到来。[12]

　　参考文献

　　[1]萧统，选.昭明文选中[M].李善，注.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333.

　　[2]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鸡肋集[M]卷第三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3]王国维，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46.

　　[4]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文选》”“悠然望南山”.

　　[5]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3.

　　[6]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96.

　　[7]陈先增.陶渊明“南山诗”“望”“见”异文考辨[J].文学界（理论版），2010：94-96.

　　[8]卞东波.谁是陶渊明，谁的陶渊明？——陶渊明之谜与陶渊明经典之变迁[J].古典文学知识，2012：43-52.

　　[9]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 （第3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5

　　[12]卞东波.谁是陶渊明，谁的陶渊明？——陶渊明之谜与陶渊明经典之变迁[J].古典文学知识，2012：43-52.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