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衍敏

　　内容摘要：先秦文献中存在着很多经传体例的著述现象，经传体形式最先可以追溯到《周易》，后来这一文体形式在《左传》、《墨子》等著作中不断得到发展。至战国末期，韩非以传解经时展示了新的特色，内容上，突破了用历史解经的固定模式，引入寓言和民间故事，并根据阐释思想的需要对史料进行有意识的改编；形式上，摆脱了传对经的依附地位，使传可以独立成篇。韩非对经传体的运用构思巧妙、论证清晰、内容丰富，对后世叙事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韩非子》 “经说体” 寓言 叙事小说

　　经传体又被称为“经解体”、“经说体”、“经记体”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形式都是对“经”进行阐明与解释。先秦时期，不管是出于官方传播学术的需要，还是出于各学派宣扬自己言论的追求，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文体的发展。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在总結和汲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阐释思想的需要对这一文体进行了新的探索。今本《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其中《十过》及内、外《储说》六篇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经说体”特征，作为战国末期的作品，这些篇章在解释目的、解释形式、解释特色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色，为后世其他解经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一.《韩非子》“说”体的特色

　　1.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改编

　　《左传》解释《春秋》，主要是对《春秋》史实进行解释和补充，以此来阐释“经”的内涵。《韩非子》中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但他并不是直接引用历史散文中的材料，而是根据所阐发经的内容，对引用史实进行加工，使之更加适用于经的内容。谭家健先生提出：“《韩非子》历史寓言故事的情节，往往和其他的先秦古籍龃龉。这固然是由于可能有不同的记录传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韩非的改造。韩非是思想家，而不是历史家，他并不谋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只要有力地阐明既定观点。”[1]《韩非子》解经的历史故事与其他历史散文中的记载大体重合，但作者会对历史材料重新组合，改变一些细节或结局，根据经文的需要来安排历史故事。如《内储说上》“说一”有“叔孙相鲁，宠信竖牛”的故事，《左传·昭公四年》对这这一故事的记载是叔孙偏爱家臣竖牛，竖牛嫉妒叔孙的儿子仲壬，因此设计陷害仲壬，叔孙怒而逐之。叔孙死后，结局是“牛立昭子而相之。”[2]而在《内储说上》中的记载则是：“叔孙召壬见之，而果佩之，叔孙怒而杀壬。”[3]最后对结局的描写是：“叔孙已死，竖牛因不发丧也，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4]从材料的对比可见，两者之间有所出入，《左传》记载是叔孙驱逐仲壬，竖牛最后立昭子而辅佐他；《内储说》记载的是叔孙杀死仲壬，竖牛把叔孙的财宝洗劫一空后逃往齐国。《内储说》对《左传》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加重处理，利用更改细节，改写结局，来强调不遵守“经”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他对历史故事再加工的原则是一切故事围绕经文大义展开，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更加贴切的解释经文主旨。

　　除改写历史故事外，解经故事中还依托《左传》等书中记载过的历史人物虚构故事情节。如《内储说上》“说二”中的“鲁人烧积泽”的故事：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5]

　　这则故事并没有见载于其他文献之中。孔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主张“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要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而从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中，孔子明显以法家的形象出现，提倡依靠刑罚来治理人民。当鲁哀公因为民众追逐野兽不去救火，向孔子请教方法时，孔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徒行罚”，这与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有较大出入。依托孔子来虚构“鲁人烧积泽”的故事，来解释 “经二‘必罚”的主张。刑罚不坚决执行，禁令就无法实施，以此来强调君主权威的重要性。根据解经需要对历史故事进行改编，是《韩非子》“说”体的一大特色。

　　2.将寓言和民间故事纳入到“说”中

　　在韩非之前，寓言多为诸子说理所采用，充当论辩的一种手段，尚未被吸收进文学体裁之中，韩非将寓言运用于解经，扩大了寓言的功能，“以寓言解经”更是被马世年先生誉为“韩非子的个人发明”。[6]在《韩非子》解经所用的“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围绕一定的主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外储说左上》“说三”中“郑人买履”的故事，郑国有个人到集市上买鞋子，事先在家中量好脚的尺寸放在座位上，到了集市上却发现忘了带尺码条，于是又返回家里去取尺码条，等到他返回，集市已经收市了，结果这个人最后也没买到鞋子。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你的脚试试？”这个人说：“我宁愿相信量下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则寓言故事是用来解《外储说左上》“经三”的，目的在于阐释先王之道应随形势变迁而变化的道理。韩非认为，政令的发布应该与世推移，不管是否符合自家国家的政事而盲目的谋求先王之道，那就像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而回家取尺码一样，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故事虽然很短，但是极富寓意，文章通俗富有趣味，且完美的贴合君主应依势而动的经文主旨。

　　《韩非子》中不仅引用大量的历史素材、经典人物作为解经的手段，并且描写了很多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是作者听到过的街头巷尾的传闻，加以艺术改编形成的，往往三言两语，勾画出极具趣味性的人物。故事中人物大多名不见经传，生活于市井之中，名字具有模糊性，甚至有些直接用地名代替，如《外储说左上》所载的三则故事：

　　“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裤。其妻问曰：今裤何如？夫曰：象吾故裤。妻因毁新令如故裤。”[7]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之斗。”[8]

　　“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颖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9]

　　在这三则故事中，卜子、卜子妻、郑县人都是以小人物的形象出现，故事也十分的贴近日常生活，前两个故事还有日常的对话，给人以熟悉感。将生活中最为寻常易见的小事进行别出心裁的加工，使之具有民间故事的典型特征，使经文意旨更加通俗易懂，有利于韩非思想的传播和接受。

　　3.将同一主旨的故事进行整合

　　在《韩非子》“经说体”篇章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说”不再是简单的用语言文字对“经”进行解释，而是积累丰富的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遵守“经”的重要性，以及违背“经”的严重后果。行文中通常是通过一组具有相似主旨的故事集对经文进行解释，对于一些不同版本的历史故事，韩非将多种版本都罗列出来，并用“一曰”作为标记。将故事整合起来作为解经的传，这一特点在内、外《储说》中的体现最为明显。《内储说下》经二“利异”就罗列了多种利异关系：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10]

　　荆王欲宦诸公子于四邻，戴歇曰：“不可。”“宦公子于四邻，四邻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则必为所重之国党，则是教子于外市也，不便。”[11]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构之以自重也。[12]

　　这三则故事分别讲述了三种不同的“利异”关系。第一则讲了卫国有一对夫妻向神明祷告，妻子祈求自己没病没灾，并且得到一百束布，丈夫感到奇怪，于是询问妻子问什么只祈祷要一百束布，妻子说超过这个数字，你就会用多余的来买妾。这个故事体现了明显的夫妻“利异”关系，就算是夫妻之间也会出现“利异”的冲突。第二则讲了楚王想让各位公子到邻国去做官，戴歇阻止了他，楚王解释说：“让他们到邻国去做官，四周的国家必然会器重他们。”戴歇回答道：“各位公子到邻国去受到器重，就会成为所器重之国的同党，这是教育儿子对外勾结，这种做法并不恰当。”这个故事体现的是父子的“利异”关系，在受到邻国的器重与危害自身安全之间，楚王也会权衡利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第三则故事讲了魏国的臣子翟璜与韩国交好，于是招来韩国的军队攻打魏国，趁机替魏王向韩国讲和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个故事体现了君臣的“利异”关系，作为臣子，不为君主谋划、不为国家谋划，却因为自身利益勾结外敌，做损害君主、国家的事情来提高自身地位，是君臣之间利益不同的鲜明体现。

　　上述三则故事分别用“夫妻利异”“父子利异”“君臣利异”三种不同的“利异”关系阐释了“经二”的主题。内、外《储说》六篇对经的解释也都以这个方式展开，每条经文都由多个故事集结为传进行解释，这种以类相举的编排方法，显示了韩非对材料熟练的掌控力。

　　二.《韩非子》“说”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

　　韩非在继承前代“经传体”特点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阐发观点的需要，对“经传体”文学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使“经传体”文学呈现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又对后世“传”的独立性、连珠体的产生，以及叙事文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使“传”摆脱对“经”的依附地位

　　在《韩非子》之前的“经传体”文章中，“传”通常是依附于“经”而存在，“传”存在的价值，就是用来解释“经”。如《春秋三传》中，《左传》是“以史传经”，目的在于再现《春秋》记载的历史事实，交代事情产生的因果。《公羊传》和《谷梁传》则是“以义传经”，目的在于解释《春秋》义理。三传内容都是围绕《春秋》而展开，离开《春秋》，其所解释的因果与义理就失去了依托。诸子作品中的“传”也都为解“经”而存在，《墨子》中就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这四篇加《大取》、《小取》两篇共同被称为《墨经》，其中《经说》是通过训诂的方式对《经》的意义进行解释和说明，脱离了《经》，《经说》中所分析的语句就失去其价值。《管子》中的“经传体”篇章最为明显的就是《管子解》诸篇，其中《牧民篇》已佚，现存四篇分别为《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和《明法解》，这四篇分别为《形势》、《立政》中“九败”部分、《版法》和《明法》作传，详细阐释经文内容，由篇名可知，《管子解》诸篇中的传也都是依附经而存在。

　　《韩非子》中“传”开始具有独立地位，这种独立地位主要体现在对《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往作品中“传”对“经”的解释，都力求接近其本来面貌或发掘隐微的主旨，韩非一改这种创作风格，在对《老子》的思想进行解释时，多有主观发挥，有些甚至曲解《老子》的本意。《老子》一书今天的通行版本共八十一章，《解老》和《喻老》中引用《老子》中的原文共十二章，作者解释《老子》时，对其篇章作了选择，行文时，通常是先抒发自己的理解，而《老子》的原文用“故曰”作为标记，放在段落的末尾。正如陈奇猷先生所说：“韩非解《老》，乃借《老子》之文以发挥其法治思想，非为解明《老子》而作。”[13]例如在《解老》篇中，对于“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句，作者解释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14]老子这句话的本意是君主治理大的国家应当顺应天道，无为而治。韩非子的解释是，一个国家应该有常法，不应该经常的变动法令。

　　2.促进后世叙事小说的发展

　　《韩非子》经传体形式对叙事文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储说》中，《储说》中保存了大量的上古传说、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了适应解“经”的需求，韩非编排和运用历史材料的方式往往灵活多变，不仅将同一历史材料的不同版本编排到同一篇作品之中，并且善于对历史材料进行改写和创造。经由作者改造过的历史材料，人物语言占了很大的篇幅，很多的语言都是私室密谈，除对话双方，不为其他人所知晓的。因此，这些对话可能是作者根据事态发展和人物角色想象出来的。这些人物语言掺杂了作者对一历史事件的虚构和想象，与后世叙事小说用语言来写人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历史材料的改写，也影响到后世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如《三国演义》是作者通过对陈寿的断代史书《三国志》以及三国时期的传说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后形成的，《水浒传》是作者根据宋代的水浒故事创作而成。

　　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底层的百姓，在生活化的情境中陈述生活事件的过程。内、外《储说》中的民间故事多取材于日常生活，题材十分丰富，有家长里短、市场买卖、农田劳作、邻里纠纷，语言幽默戏谑，充满戏剧性。韩非关注民间情趣和乡土生活，反映了很多民间观念和习俗，塑造了一些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如智者和愚人兩类有着强烈对比和反差的形象，直到现在，这两类形象仍然活跃在民间叙事文学领域。韩非将民间故事精心编制成篇，促进了这些民间故事的经典化与文本化。

　　《韩非子》行文运用了“经说体”的形式，虽然作者的主要目的是用这一形式阐释政治思想，构建法家的话语体系，但是其文学特点和文学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韩非对“说”体形式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尤其是引用《老子》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开创了解释老子的先河。并且他的行文方式还对“传”文独立性地位的确立以及后世叙事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战国末期成书的作品，作者解“经”时已经不再简单的围绕经文进行解释说明，而是开始借助经文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使得《韩非子》一书在“经传体”演变史上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73.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59.

　　[3][4][5][7][8][9][10][11][12][14][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218，219，221-225，274-275，275，275，244，244，245，142.

　　[6]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5：107.

　　[1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70.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海洋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春秋》与法家关系考论”（KYCX2022-46）

　　（作者单位：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