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

　　内容摘要：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围城》内涵大量文化负载词，展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本文选取翻译适应选择论，通过“三维”层面浅析小说德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体分析译者莫宜佳的适应与选择，进而得知莫宜佳在翻译实践中符合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并恰如其分地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如意译、直译、替换法和增译灵活地处理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题，有利于助力德国读者知悉中华文学和文化。

　　关键词：钱锺书 《围城》 莫宜佳 文化负载词 翻译适应选择论

　　某一语言群体中，具有丰富文化意义的词汇数不胜数，这些词汇代表所属文化的鲜明特征。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译者往往在目标语言类词库中往往很难找到与源语言确切的对应词，这就是存在词汇空缺现象的原因。即便找到对应词，也要顾及到语言间的文化异同。被誉为“博学鸿儒”的钱锺书先生历时两年整完成著名长篇小说《围城》。该小说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之作，堪称“新儒林外史”，内涵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负载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口号奔流不息，基于此时代背景，本文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浅析《围城》德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体分析莫宜佳在翻译实践中的适应与选择，以及采取的翻译策略，以期推动中德文学和文化深入交流。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

　　立足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的时代背景，翻译适应选择论由国内学胡庚申教授提出并于2004年发表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该书中，胡庚申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翻译学科，其理论侧重以译者为主体，指出翻译活动的注重点在于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环境，因为不适应生态环境的译者极有可能在其翻译实践过程中被淘汰。在此基础上，胡庚申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翻译学。所谓生态翻译学，简而言之指译者在其翻译实践过程中挖掘源文本的生态结构，对源文本进行相对应的适应与选择，进而使符合源文本在目标语中重新展示。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据该理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1]。译者的翻译活动受诸多因素影响，翻译生态环境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2]若要求译者适应全部因素，恐怕最优秀的译者也难以完成。因此，译者要多维地去适应选择翻译生态环境。总体来说，“适应”指适应于源文本、目标语等等的生态环境；“选择”指对源文本的理解以及对目标语文本的最终表达。译者至少达到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这三层维度的适应性选择。总的来说，优秀的译者必须在适应中选择，在选择中适应。随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不断发展，已有诸多学者意识到到其学术价值，并将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翻译实践和探索，如文学翻译、政治翻译、传媒翻译。

　　二.《围城》德译本以及译者莫宜佳

　　译者莫宜佳于1942年在德国柏林出生；攻读海德堡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71）后在波恩大学担任讲师和教授（1972-2004）；同时还担任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主任（1998-2000）；之后任职清华大学外籍专家（2012-2014）。她悉心钻研中国古代和现代汉语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她是“钱迷”，对钱锺书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1994年出版了她的德文著作《论管锥编》，其副标题为《以钱锺书的<管锥编>来重新审视杜甫》），钱锺书又用毛笔为之作序。钱锺书曾把庞德和莫宜佳相比较：“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而莫尼克（指莫宜佳）则是“杰出的汉学家”。除了《管锥编》，莫宜佳的学术著作还有《庞德与中国》和《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代表译著有《围城》和《我们仨》。《围城》德语版Die umzingelte Festung首版于1988年由岛屿出版社发行，一度登上畅销热榜，德语区各大主流媒体如《明镜周刊》和《南德意志报》纷纷发表书评。莫宜佳也同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建立下了深厚的异国友谊。《围城》德语译文忠实流畅，神形兼备，是不可多得的佳译，为此莫宜家于2009年获得法兰克福书展的德语翻译奖，2012年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以及2015年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三.莫宜佳《围城》中多維度的适应

　　（一）适应于源文本

　　为更好地在目标语文化中表达，译者会选择其擅长的风格的源文本。换而言之，译者应该适应源文本的形式和风格。钱锺书于1944年动笔著写《围城》，历时两年整完成。小说语言幽默，文笔辛辣，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方式和独特的表达技巧来讽刺虚伪的社会，人性的丑恶，做作的为人处事和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对源文本的理解困境。莫宜佳翻译小说时，特意前来北京拜访钱锺书。在小说德译本前言，钱锺书提到：“莫妮克博士（指莫宜佳）特来中国，和我商谈她的译本。她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见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述破绽。”[3]莫宜佳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直接与源文本作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有效进行了答疑解惑，因此很好地适应了源文本。

　　（二）适应于自身能力

　　译者选择符合自身能力的源文本来提高整体适应程度，其能力包括双语和双文化能力、保持原始文学风格的能力以及对目标读者、灵活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有很强的理解力。莫宜佳的母语是德语，能更好地考虑到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再者，她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7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担任过波恩大学的讲师和教职位，同时还担任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之后还来中国任职过清华大学外籍专家，至始至终致力于中国古典及现代汉语文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并发表多部汉学著作。1999年夏天，莫宜佳应杨绛之邀来再次来到北京。足以见得，莫宜佳的翻译能力早就受到认可，是一名精通德语和汉语以及具备扎实的双文化教育背景的翻译人员。

　　（三）适应于社会背景

　　1942年，莫宜佳于德国柏林出生。二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虽然她生于东德柏林，但读书与就职的地点位于西德。当她1982年来中国拜访钱锺书的时候两德还未统一，仍然处于冷战中。五六十年代，西德经历了一个经济奇迹，社会各方面迎来飞跃发展。西德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逐渐重视起中国现当代文学。随着西德于1968年爆发学生运动，德国人对中国的探索欲日益高涨。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门敞开，拥抱世界，迎来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欣欣向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为中德两国提供了良好的交流环境，德国人民终于有机会接触真实的中国。80年代，西德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热情明显上升。

　　（四）适应于交际意图

　　自改革开放，中国汇聚中外人文交流的滚滚巨流。但当时盛传的“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占据一席之地，其核心思想是“承认中国古代文明价值，但近代中国已处于停滞状态”。[4]毫无疑问，此观点是对中国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此外，中德两国于1979年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当时双方跨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但仍然有诸多德国学者对中国知之甚少。莫宜佳曾坦言：自己70年代学习汉语时，中国文化是神秘的、陌生的。在认识钱锺书后，才发现对中国的想象只是一个局部，并不是整体的。[5]小说《围城》德译版一经发行，热议不断，一度登上畅销热榜，受到大量德语读者的热爱与追捧，德语区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书评，例如德国著名书评人米迦勒·穆勒就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称赞该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钻石”。[6]由此可见，当时中德文学和跨文化交流亟需继续深入与加强。

　　四.莫宜佳《围城》中的适应性选择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

　　汉语重意合，一个汉语句往往用很少的词构成不同的语法成分，句法短小精悍。德语重形合，它更倾向于用多的连接手段来表达句子结构的关系，名词、动词等各司其职。这种差异使得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恰当地表达那些文化特定且意义深刻的词语。莫宜佳其主要采取直译、意译、替换法为主的翻译方法。

　　小说《围城》里面涉及大量的汉语成语。文中谈到苏文纨希望自己的模样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这两个汉语成语分别形容女子样貌娇艳，待人冷淡。“桃李”和“冰霜”都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体。莫宜佳采取直译方法译为Sch n wie ein Pfirsich und kühl wie Eis。这样使得物品原始图像的形式生动地保存下来，将中国隐喻文化引入德国，使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并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功予以传达。除此之外，小说中苏小姐有次调侃方鸿渐讲道：“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玩世不恭”指对生活和人采取轻蔑态度。莫宜佳用含有相同意义的德语词汇Zyniker进行替换，意思是犬儒主义者进行替换。犬儒主义是一种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潮，后期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莫宜佳的译法增强了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可读性，使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意思。再比如，小说中苏小姐和方鸿渐等一行人留学归来，在回国旅途中所遇的麻烦事儿不少，李梅亭便安慰道“失马安知非福”。该成语是一则经典的中国寓言故事，比喻即使损失也可能带来好处。莫宜佳采取意译的方法译成Vielleicht ist es ein Glück im Unglück，总结了故事的精髓，用简洁的语言译出，成功地处理了该文化负载词。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

　　翻译不仅仅是多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应做到尽量避免目标语读者在文化上的误解并弥合文化差距。莫宜佳主要采取意译、增译、替换法和音译的翻译方法。

　　小说《围城》里面涉及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制度和历史人物等。例如，小说男主人公方鸿渐的父亲方遯翁是“科举中人”。该词指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考试者。如果译者选择直译加注，翻译难度大且内容冗杂。莫宜佳用意译的方法译为kaiserlicher Examenskandidat，既保留文化特色同时又简洁明了地传递出该词的文化内涵。另外，小说中方鸿渐不吃周家送来的食物，父亲方遯翁笑他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伯夷叔齐”是商代末年的两位王子——伯夷和叔齐。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宁愿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后用该词比喻有气节、坚定忠诚的人。莫宜佳采取音译Bo Yi und Shu Qi，与词同时运用德语语法中的关系从句进行了增译：die aus Loyalit t gegenüber ihrer gestürzten Dynastie lieber verhungerten。这样进一步介绍了两位历史人物，将文化内涵成功予以传达，加深了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再者，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有一处如此写道：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饕餮”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凶猛贪食的野兽，莫宜佳用德语词汇Ungeheuer替代源语言，意思是巨大的恶兽，做到了相同的文本效果。小说中还谈到中国古人发明的四人骨牌博戏——“麻将牌”。麻将是一款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在中国文化中极其受欢迎。莫宜佳采用音译译为Majiang-Spiele，后面的德语单词意思是“游戏”，这样的译法起到解释说明作用，并且能够最大范围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质，并且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正确领略中国文化的特色。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一次成功的交流，取决于交际内涵是否被正确破译。改变语言信息和传达文化价值的同时，译者还应将选择放在交际维度，眷注译文是否如实传达出了源文本的交际意图。莫宜佳主要采取意译和替代法的翻譯方法进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

　　小说《围城》中的各色人物的言语方式独具特色。理解小说时，译者必须正确领悟人物对话的言外之意。例如，方鸿渐的丈人在同方鸿渐攀谈时讲道：“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出风头”意思是展示自己，自以为了不起。德语里没有用“风”表达这样的含义，但有其他相同含义的表达im Rampenlicht stehen。莫宜佳采用替换法，避免了直译产生的文化误解，使目标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原文内容。另外，方鸿渐、辛楣和斜川等一起喝酒，苏小姐责怪辛楣灌醉鸿渐，讲道：“还说风凉话呢！”“风凉话”指贬低别人积极性的嘲讽，或不负责任的冷言冷语。同样，德国德语里并没有用风的意向来表达这层意思。莫宜佳便采用意译的方法译为Sarkasmus，提炼出词汇的核心意义，通俗易懂地传递给目标读者。

　　长篇小说《围城》由钱锺书先生历时两年整完成，可谓是“精雕细琢过的艺术品”。小说在辛辣讽刺的叙述语言和唯美清丽的散文式语言之间相互切换、无缝衔接，为读者展现出来的文化场景跨越时空且极其丰盛，学界商界新闻界，东方西方文史哲，融合相同，自然得体。文学的魅力有多大，从这些经久不衰的名作中我们便能窥见一二。文学翻译则是连接世界各地文学和文化的桥梁。基于上文分析可以得知，小说《围城》德语译者莫宜佳的翻译实践符合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并恰如其分地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如意译、直译、替换法和增译等灵活地处理了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题。翻译本就好比一件铁杵磨成针的活儿，优秀的译者往往需要不断打磨其译作。目前为止，已有诸多优秀的译者助力中国文学和文化向外推动，在专属领域里发光发亮。翻译并非一日之事，于众多译者而言，译路的艰险并不亚于在陌生的国度行走，征服一部巨著，就像征服一座山峰。正如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前辈所说的那样：“翻译是一生的事业，更是生命的坚守”。

　　参考文献

　　[1]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读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J].外语教学，2005（06）：95-96.

　　[2]方梦之.论翻译生态环境[J].上海翻译，2011（01）：1.

　　[3]钱钟书.《围城》德译本前言[J].读书，1982（12）：108.

　　[4]李晔.太平洋学会中国学者冲破“西方中心观”研究范式新探[J].学术流，2014（12）：195.

　　[5]莫芝宜佳.钱钟书与杨绛二三事[J].读书，2006（10）：9.

　　[6]Michael Müller. Eingschlossen hinter Mauern Literatur[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09.7.30.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