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约翰·岡田的小说《不-不仔》讲述了二战之中日裔青年山田一郎在面对征兵令的问题时做出否定回答，从而历经了不同的命运道路的故事。由于一郎的两个否定回答与他的母亲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因为母子之间的一次激烈争吵中重要物件“镜子”的出现，使得母子关系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的“他者”与“自我”相契合，也让利用镜像阶段理论深度分析隐藏于矛盾表面之下的一郎与母亲的关系成为可能。所以从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和后镜像阶段的顺序可以剖析出主人公一郎从混沌迷茫的状态，通过与“他者”母亲的区分与疏离最终走向成熟完善的“自我”的过程，进而论证整个过程中的母子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也可以更好地解释利用镜像阶段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约翰·冈田 《不-不仔》 镜像阶段理论 母子关系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不仅使得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交战双方损失惨重，还令当时的在美日裔的各方面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美国政府以‘军事需要为借口将120231名日裔美国人关进了拘留营。”[1]11在1944年，拘留营的日本人又共同面临着“忠诚调查问卷”中最有争议的两个问题：“被拘留者是否愿意加入美国军队？是否愿意发誓效忠美国，同时发誓放弃对日本的效忠？”[2]136约翰·冈田（John Okada，1923-1971
）的《不-不仔》（No-No Boy，1957）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背景创作出来的。小说主人公山田一郎（Ichiro Yamada）在母亲的要求下对于那两个问题回答了两个“不”，随后被监禁，像他一样的人被称作小说题目中所指的“不-不仔”。由此可见这对母子关系对于小说情节展开的重要性所在。考虑到《不-不仔》中的二战时代背景，日裔一代与二代的冲突其实并不难理解，但使得一郎母亲和一郎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的是，第二章作者在对母子间激烈争吵的描写中，一郎对母亲说：“我和你一样都疯了！看看镜子里，母亲的疯狂就是儿子的疯狂！看看吧！”[3]55自此，“镜子”在母子关系中的作用被凸显了出来，让人联想到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中的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
“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理论是拉康学说的核心概念之一。1949年7月17日，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在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上所作的报告是他第一次对镜像阶段理论进行完整阐述。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接触并接受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它“不仅在心理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其波及范围更是扩展到了文学批评、哲学等人文学科”[4]。因此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也逐渐被应用于对文学人物的分析，通过对人物关系中的“他者”的存在以及其与“自我”的关系的探究，深入了解人物完善“自我”的过程。
国内对于《不-不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研究上，而包含一郎母亲的分析是从种族中心主义开始的。2009年，谈小甲首先关注到了母子关系的破裂，并将原因归结为种族中心主义对母亲的影响。到了2010年，母亲的形象终于被与镜像阶段理论中的“他者”联系在一起，张方丽强调了母亲的自杀即为“他者”的覆灭。两年后，张方丽又把论述重点从“他者”的覆灭转向了“镜子隐喻”，她认为“镜子这一意象已成为小说主人公构建个体身份的媒介，在一郎的人格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但是张方丽的这两篇论文都侧重于美日两方的文化冲突的方面，而非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的“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变化。
既然用“镜子”为突破点来分析文本中母子二人的关系，那就有必要系统地按照镜像阶段理论中按时间发展的顺序剖析一郎和母亲关系的变化，这也是目前已有研究所缺乏的。所以本文将利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将主人公一郎构建身份的过程分为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和后镜像阶段，分析一郎的“自我”与“他者”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自我如何在“他者”的影响下做出各种人生选择，而后追寻到真正的“自我”，从而发掘小说中出现的“镜子”物件在一郎身份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一郎与“他者”母亲相统一的前镜像阶段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婴儿在出生后的六个月内处于“前镜像阶段”（Pre-mirror Stage）。“在婴儿出生之后，母亲仍然为婴儿提供着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资源，这个时期的婴儿还不能区分自己与满足其需要的客体，他处于一种混沌状态”[4]。也就是说婴儿还不具备将自己从环境中区分出来的能力，所以在他的认知中，一定程度上自己是与他人一体的，比如他的母亲。而且在他眼中的世界里，“婴儿还只能看到‘破碎的躯体，而不能形成完整统一的像”[6]。所以在这段时间，婴儿还无法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不-不仔》中，一郎在前镜像阶段因为缺乏“自我”的意识而选择服从的正是母亲对于日本固执的忠诚。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母亲一直没有将美国融入自己的身份之中。在一郎与她的一段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母亲对于日本的忠诚以及对自己日本人身份的坚持：
“你呢，妈妈？你和爸爸呢？”
“我们一直是日本人。”
“那我呢？”
“你是我的儿子，也是日本人。”
“……我坐了两年牢，但我还是日本人？”
“是的”。[3]54
对于当时许多日本青年在美国参军的行为，她的态度更为绝对。“当你决定加入美国军队时，我就会死。当你不再是日本人而怀着那些会让你决定去美国军队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死。在子弹击中你之前，我早就死了。你不能去，因为你是我的儿子”[3]54。母亲的这句话更加拉近了与一郎的距离、加强了与前镜像阶段的一郎的统一，但这里表达的并不是她的母爱宣言，而是母亲试图将一郎父亲与弟弟太郎（Taro）排除在外，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对家里的任何冲突漠不关心、被动地接受着母亲的意见与一郎的倾诉，而太郎则表现出强烈的亲美与反日，甚至觉得有必要在他18岁的那一天入伍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因此她基本上把自己与她的家庭和社区隔离开来，她唯一接触的人就是一郎，但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不-不仔”，所以说让她感到满足的其实只是一郎对自己的顺从与忠诚，这也对应了前镜像阶段中母亲与婴儿的亲密状态。
母亲一直以来的這种态度潜移默化般地控制了一郎，因为“自我”的缺失使得前期处于迷惘状态的他顺从了母亲基于对祖国日本的无上忠诚而替他做出的各种选择。“是她张开了我的嘴，让我的嘴唇动起来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让我坐了两年牢，让我感到比地狱里的洞穴更空、更可怕的空虚”[3]32。而且因为处于前镜像阶段，一郎在监狱期间也是保持着一种混沌状态，“他醒来时已是九点钟，痛苦、亵渎、憎恨和恐惧不必再被唤醒了。他不必问自己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这无关紧要”[3]52。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基于母亲的欲望而做出的选择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所有一切都无关紧要。一郎出狱回家后，母亲对于他的遭遇也并不是表现出同情或是心疼，而是把他的经历作为炫耀的资本。因为一郎作为“不-不仔”的入狱经历，在母亲看来和她的爱国情怀一样，“是莫大的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是对祖国日本的无限忠诚，是一种牺牲自己捍卫祖国的无畏勇敢”[7]。所以比起给予他母亲该给的关怀，她先是带他去向熊坂太太（Kumasakas）炫耀。熊坂太太正因为自己参军牺牲的儿子鲍勃（Bob）而感到伤心，与之相反一郎因为拒绝参军而入狱，一郎母亲却认为“他受了罪，但我不为他或我自己道歉。如果他为日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将无比自豪”[3]43。一郎之前并不知道鲍勃的死讯，至此才意识到母亲在利用他向熊坂夫妇说明：如果他们仍然对日本忠诚，他们的儿子就还会活着。在一种扭曲的意义上，山田夫人用一郎幸存下来的事实来庆祝他的回归，以此来伤害熊坂夫妇。表面上是一郎回家的庆祝活动，却成了山田夫人残忍的工具，也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受了牢狱之苦回家后，母亲并没有因为他的痛苦而心疼，反而因为他没有背叛日本而自豪，而此时处于前镜像阶段的一郎也只能被迫成为她的工具，因为出狱回家的一郎仍处于一种缺乏“自我”的迷茫状态。
一郎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式教育，但是他服从于母亲的意愿，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两个问题都做了否定回答，因为这时的他处于前镜像阶段，把迷惘的自我的欲望与母亲的欲望相统一，就像处于前镜像阶段的婴儿，“对所感知的外界绝大部分都是源于对母亲的体验。本质上，婴儿还是处于想象的状态。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婴儿将自己的欲望和母亲的欲望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他认同母亲的欲望”[8]21。所以前镜像阶段与母亲的统一也是一郎成为“不-不仔”并且遭受了后续一系列悲惨遭遇的原因。
二.一郎与“他者”母亲相疏离的镜像阶段
拉康的镜像阶段一般是指婴儿在六至十八个月，将他们放置于镜前，他们在看到镜中的形象后会做出一系列动作来做回应。“他要在玩耍中证明镜中形象的种种动作与反映的关系以及这复杂潜象与它重现的现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的身体，与其他人，甚至与周围物件的关系”[9]201。所以这意味着，这个时期的婴儿开始尝试通过区分自己与环境中的其他部分，来发现一个完整的“自我”（ego），从而达到对自身的认同。这种认同是通过发现自己与“他者”（other）的不同而体现出来的，这里的“小写他者指的是婴幼儿面对的非我介体（镜中的像、父母的面容）”[10]。也就是说婴儿在这个阶段开始有“自我”的意识，通过与“他者”的疏离来实现对于“自我”的判断。
一郎开始具备模糊的“自我”意识，发现母亲不应该与自己是一体的，所以自己也不应该母亲所主宰。《不-不仔》中一段一郎的独白里写道：“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你，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心中的痛苦，这份痛苦让我的一半，也就是你，比我的另一半，也就是美国，更强大，最终我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完整的我了”[3]35。这段独白整体上表达了一种分裂为两半的意识，一部分是由对美国的渴望和成为美国人的欲望所塑造的，另一部分是由对要求认同日本的母亲的忠诚所塑造的。所以这一刻，一郎终于认清了美国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他终于承认了自己与母亲追求的不同并且表达了出来，这说明一郎清晰地感受到母亲之前占据着自己的思想，也因为如此而让自己感受不到真正的“自我”，这种有意识的分离和“他者”的存在让一郎有一种缺失感，但这也标志着镜像阶段的开始。
一郎开始与“他者”母亲产生矛盾，从监狱回家之后就少不了和母亲的争吵、冷战，甚至是离家出走。一郎与母亲疏离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在母亲拿一郎的痛苦经历作为向熊坂太太炫耀的资本时，他在一旁听到这番话后的反应是“想要反对，但是除了觉得她的点评不合时宜以外找不到别的理由”[3]43。这说明一郎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反驳母亲的倾向。而后他和母亲的冲突在一次激烈争吵中达到了顶点，他把母亲拽到镜子前，结合上文一郎意识到先前母亲占据了自己身体的一半的独白，这一把母亲拉到镜子前的举动“恰恰说明了一郎想极力与母亲区别开来，即摆脱‘他者的控制，构建自我的欲望”[5]，他不想再让母亲的疯狂完完全全反映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他已经开始能够区分自己和母亲了。这次争吵之后，母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他开始了与母亲的疏离。后来一郎开始与健二（Kenji）计划着去波特兰打工、生活，母亲却因为健二参军打仗的经历而对他表示出厌恶。“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呢？他不行。”“他不是日本人。他和我们作对。他给他父亲带来耻辱，给自己带来悲伤。不幸的是他没有死”[3]99。面对母亲一贯的爱国情怀而对健二进行的人身攻击，一郎一反之前的顺从、犹豫，而是进行了反驳。“做日本人有什么好的？”“我明天要和他一起去波特兰”[3]99。处于镜像阶段的一郎急于与母亲疏离，急于与“他者”抗争从而确立“自我”。
处在前镜像阶段的一郎与母亲的相对和谐的一体性终究会因为镜像阶段的开始而发生变化，就像处于镜像阶段的婴儿一样，即大约在六到十八个月，“在婴儿开始区分身体与外界事物、意识到自身与母亲不为一体，乃至分离的时候，‘自我/他者概念方始形成建立了”[10]。一郎在逐渐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认出母亲的“他者”身份，他终究会意识到母亲并不是和自己是一体的，于是二者关系渐渐疏离。与此同时一郎的态度是相当消极的，他对自己的遭遇感到痛苦，对曾经顺从母亲拒绝服役感到愤怒，对没有服役而受到歧视的结果感到自责，所有的这些情绪融合在一起折磨着一郎，但这段煎熬的镜像阶段对一郎最终找寻真正“自我”的结局来说也是必需的，就像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必需的一样。
三.一郎的“他者”母亲死亡的后镜像阶段
母亲的死最终标志着“他者”的覆灭，使得一郎终于可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做出真正的选择，找到真正的“自我”。“18个月后，婴儿不再沉迷于从镜中自我获取快乐的行为，开始转向人类社会的语言和秩序，这一由镜中他者确认自己身份的镜像阶段结束”[11]。在《不-不仔》中，一郎母亲的死亡标志着“他者”形象的覆灭，一郎进入后镜像阶段（Post-mirror Stage），回到现实中依靠着“自我”意识走上了成长的道路。
一郎母亲的死亡也包含着多层内涵，象征着“他者”在各个层次上实现了死亡。“当现实终于打击到她，让她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结果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她脆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12]。所以母亲的死包含着精神和身体两个层面的死亡。在母亲实施身体上的自杀之前，首先是精神上的死亡。她曾说过：“当你不再是日本人……我就会死”[3]54。不仅仅是一郎，他的弟弟和父亲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对母亲对日本的绝对忠诚以及不肯相信日本战败了的信仰表示了否定，这种局面导致了母亲的身份危机，在她的身体死亡之前，她在精神上就已经印证了她曾说过的那句话，当她的家人们都拒绝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后，她就已经死了。最终，母亲溺死在自家的浴缸中，实现了身体上的死亡。
母亲的死亡对一郎来说意味着“在这场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他者覆灭，自我得到了最终的胜利”[13]，因此得以找到自我的一郎开始迎接新的未来，“她死了，我一点也不难过。我觉得更自由了，更有希望了”[3]167。因为身处二战的这个特殊的大背景下，一郎必须在日本与美国这两个文化间摆脱二元对立文化、进行多元文化身份构建，不过在进入了后镜像阶段后，一郎终于可以顺从自己的本心去进行实践。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一郎重新开始，“在这个社区的黑暗小巷里，那是美国的一小块地方，他追逐着那个隐约而又难以捉摸的希望的暗示，它在他的脑海和心中不断成形”[3]207。摆脱了“他者”、找到了“自我”的一郎最终追寻着希望，走向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一郎的后镜像阶段始于“他者”母亲的死亡，他最终转向现实世界找寻真实的“自我”与适合日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一郎终结了曾经的内心挣扎与生存窘境，将自己放归于美国这个现实环境中，放归于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对文化身份的探索之中，这个日裔美国人建立了独立的自我意识，接受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也得到了美国人的接受”[14]，不再依靠镜子中的虚幻镜像的一郎就这样走上了追寻美国梦的现实道路。
一郎与母亲之间的母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而且约翰.冈田书写的可能不仅仅是山田一家的悲剧，而是更多在美的日裔家庭共同遇到过的问题。以往的学者们对于这对母子关系的分析总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绝对的冲突与矛盾：谈小甲在自己的论文结尾总结道，对于一郎和父亲来说，母亲的存在是一种痛苦；张方丽在利用“镜像阶段”理论分析他们之间的文化冲突时也认定，是母亲的介入让一郎难以在美国获得身份认同。但利用镜像阶段理论分析《不-不仔》并不是仅仅为突出母子之间的矛盾，因为“他者”与“自我”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一郎对妈妈的敌意并不是绝对的，最重要的是他试图理解他的母亲，并且观察到了母亲疯狂的根源：她移民到的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所以本文并不是像其他探讨《不-不仔》中母子关系的论文那样为了塑造一郎与母亲的对立形象而存在。相反，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可以看出，在镜像阶段中，是“他者”母亲让婴儿一步步构建起完整的“自我”，可见母子之间也并不只有仇恨。所以本文用镜像阶段理论分析《不-不仔》更多地是探讨母子关系的变化所反映出的，在“他者”母亲的影响下，一郎对“自我”的追寻之旅。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映射下，本文分析了“自我”一郎与“他者”母亲的母子关系变化，进而论证出整个过程中的母子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也更好地解释了利用镜像阶段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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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延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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