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国时期的校刊作为校园的一种传播媒介，在学校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校刊的内容与形式，可以视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学校的办学理念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学校因战乱而易名，校址搬迁，校友分散各地，校刊则可以留存学校当时的种种情形，成为校友联络的平台，复原学校发展的足迹，见证学校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以《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为载体，不仅可以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师生的思想观念、学生的教育状况，而且对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金陵女子大学 校刊 传播媒介 有益借鉴
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历史虽然不长，却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突显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特点。民国时期的校刊除“论文”、“校课”、“研究”专栏外，多发有关政治、教育、文学和妇女问题等方面的讨论，也包括小说、诗歌，校友信息等。《金陵女子大学校刊》这种以有关女性教育为信息的校刊，在女性、学校、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个沟通平台，提升了女性教育的传播力度，对当代的高等教育研究尤其是女子教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民国时期高校校刊的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高校校刊通常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和年刊之分。高校大多以半月刊和月刊为主，内容多是反映学校的教育教学成果及师生的思想见解，以此来加强学生与社会、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系。校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包括时评杂文、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各类纪念文章、诗歌、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思想文化风貌。校刊的栏目主要有颂词、贺联、文萃、杂俎、诗歌、小说、短剧、报道、校闻、通讯栏等。这些有序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对研究近代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亦为校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1923年金陵女子大学迁往随园的永久校址，学校发展迅速，师生数量逐渐增多。为增进师生与社会、学校与校友之间的关系，《金陵女子大学校刊》应运而生。按金陵女大校刊的编辑与出版办法，《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以“论文”、“校课”和“研究”为主题，每半月出版一次。共出版了十一期，但因学校规模小，受众范围窄，刊期逐渐递减到每卷一期。自金陵女子大学于1930年12月于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注册立案后，校名变更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此时刊名较为混乱，校刊的出版周期也变更为年刊。金陵女子大学自1945年5月又创立了《金女大集刊》。编辑略例：“本刊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编。本校各系教职员皆负撰稿之责，校外同志投稿，并所欢迎。本刊年出四册，春秋两册，为文科集刊，冬夏两册为理科集刊。文科集刊以文艺、史学、哲学及社会科学为范围，理科以数理、化学生生物、地理为范围。编辑次序，通论在前，专著次之，调查、杂记等又次之。”[1]1950年，为方便校友之间的联络，金陵女大又创办了《金女大校友通讯》，其内容可视为校刊的部分延续。
金陵女子大学并没有在学校经营困难时期、被动注册立案时期或是抗战西迁时期，放弃过对校刊的创办。随着办刊经验的不断累积，办刊理念和方式的不断创新，校刊实力的不断增强，学校的办学水平也日益提高。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促成了金陵女子大学在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
二.民国时期高校校刊的传播特点
（一）汇聚名流、推出“意见领袖”
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把大众传播分为两类：一类是信息流，一类是影响流。信息流的传播可以直达给受众，而影响流的传播则需要通过“意见领袖”这个传播媒介。所谓“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网络中频繁地向他人传达信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活跃分子”，他们往往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极高的社会声誉。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女子教育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拥有一支由教育界尤其是提倡女子教育的“意见领袖”组成的编者阵容。在校刊1925年第5期中，陈又宜的文章论述了校刊部之成立及其经过：“1923年秋，学生人数日增，学校亦日渐发达。于是设立金陵校刊部之意见，遂成事实。共举涂教授为总编辑，分设中文英文及印刷各部，每部举学生二人为编辑，教员一人为顾问，组织即成。乃定校刊之名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朴而不文也，名称既定。议及内容，僉以发表为学术与记载丛谈。”[2]虽然校刊是由学生主编的，但教师会以顾问的角色进行校订，以保证校刊的质量。而且会以中英文合刊的方式进行出版，中英文内容各不相同，在当时这种办报方式已是校刊中的翘楚。由于当时校刊的编辑大都是一些热衷于女性教育的高校学生和研究人员，所以他们撰写起文章来自然游刃有余，一些主要的专栏文章通常都是由学生们领衔完成的。在1925年第三期校刊论说专栏中，刊登了杜隆元的《中国家庭妇女之体育》。[3]杜隆元，曾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是张汇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应聘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1936年被选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女子篮球队员，参加奥运会女子篮球赛，回国后同张汇兰教授筹建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在1927年第九期校刊中，刊登了蔡葵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4]蔡葵别名蔡慕晖，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任上海大学和中华艺术大学的英语教师，并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在同期校刊中，学校还发布了启示：“聘请刘麟生先生为校刊中文部顾问。”[5]刘麟生是著名的学者、词人、翻译家、外交家、鉴赏家。自1927年起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在刘麟生的带领下，《金陵女子大学校刊》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在政局混乱时期仍余音袅袅，使女子教育的价值日益深入人心。
金陵女大还会邀请各界名流来校演讲，并将演讲内容记载在校刊上。1929年邀请了戴季陶先生讲《今后女子教育之任务》。[6]戴季陶是中国政治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同年也邀请了陈恭禄先生到校介绍中日关系情况。[7]陈恭禄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間就编写了《日本全史》，曾在金陵大学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并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被列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在当时学界影响极大。
（二）深度研究，发掘时代主题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往往会以其敏锐的眼光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审时度势，开女子教育之先河，提女子教育之议题，掀女子教育之热潮。校刊的主体栏目与主打文章都是围绕当时女子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来展开的，有关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前沿理论与核心观点，都能够在当时的校刊中得以体现。正是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的推动下，许多有关女子教育变革的议题才引起教育界人士的重视，许多有关女子教育的新主张才得到到民众的热议，并渗透到社会对女性教育的观念与行为之中。
20世纪初期，女子教育刚蓬勃兴起，金陵女子大学就意识到，不仅要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同等地接受教育，还要和男性一样拥有强健的身体。因此，金陵女子大学十分重视体育，并于1925年开设了体育系，希望一改以往女性“柔弱”的特点。不仅教授基础的理论知识，还注重身体技能的训练。在第二期校刊《中国女子体育的急需》一文中，就论述了女子接受体育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发展中国女子体育教育。在第三期校刊《中国家庭妇女之体育》文章中，表明了要想国安富强，就要振兴中国家庭妇女之体育。这些观点无论是理论思考抑或是实践探索，在当时社会都引起了激烈地讨论，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那就是要振兴中国女子体育教育。
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在国外盛行的教育教学方法，都通过了校刊的译介与传播为学生了解与熟知。金陵女子大学不只关心高等教育，对蒙馆教育以及中等教育均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尤其是各科教学法在实践中的应用。朱滶的《中学历史教学法》、蔡葵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张香蘭的《金女大附中单元教学法报告》、范琯的《如何可以改良中国之蒙馆教育》，范琯还引入了设计教学法，并认为设计教学法是最合宜之教学法。《金陵女子大学校刊》向人们展示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方法以及多彩的授课形式。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教育形式的落后，让人们亲切地感受到西方教育变革所带来的律动。
把握时代脉搏，挖掘时代主题，顺应时势，与时俱进，这应该是《金陵女子大学校刊》能够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精心谋划，寻求“聚集效应”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为唤起广大民众对女子教育的深刻反思与价值认同，使读者有一个集中、连续、完整的讨论空间。编者们通过精心安排专题并设置专栏，以组合拳的形式形成集聚效应。20世纪20年代前后，为了促进我国女性对西方女子教育理念的吸收与认同，《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特开设“论说”专栏，特约请专研女子教育的人士撰稿，以其独到的见解来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共鸣。校刊的第二期“论说”栏目就刊发了张汇兰的《中国女子体育的急需》，第三期“论说”刊发了飞碧的《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商榷》、杜隆元的《中国家庭妇女之体育》，第六期“论说”刊发了剑秋的《我对近时学校之意见》、肖我的《我对于金陵宗教观念谈》等文章，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女子教育建言献策。像这样的专栏和专题在校刊中不胜枚举，校刊中的“校课”栏目，论述了中学历史教学法；“诗”、“小说”、“通讯”、“校闻”专栏贯穿了校刊的始终。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之所以能够对近代女子教育产生积极影响，还依靠着与其他媒介的遥相呼应。为了促进媒介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校刊与其他教育期刊也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中，也会刊登其他教育刊物的内容预告。比如，在1924年第二期校刊中，就预告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读物的图书，有《家庭问题》、《妇女问题》、《优生问题》、《家庭教育》等书籍，同时还会汇报每本图书的价格。在1927年第九期校刊中，前页显要位置刊登了女青年会出版的关于女子教育的书籍通告，出版的书籍有《儿童的乐园》、《家庭问题讨论集》、《婴儿的宝藏》等。这种媒介之间的互相推荐与介绍，不仅为期刊的编辑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还能够有效地推动期刊在选题与组稿等方面的学习与借鉴，使不同期刊对女子教育的关注与研究形成协同效应。
三.民国时期高校校刊的传播内容分析
（一）造就女界領袖，开创女子高等教育新理念
金陵女子大学在办校的这三十六年间，共经历过两任校长。1913年，学校筹划初期，各教会代表在南京开会，宣布成立金陵女子大学。各教派组成了学校董事会，推举美国的德本康夫人（Mrs. Lawrence Thurston）为首任校长。[8]1915年，金陵女大正式成立后，德本康夫人开始了她十三年的校长生涯。1927年5月，中国广泛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受其影响，吴贻芳接任金陵女大的校长。1928年11月，吴赔芳在美国密植根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即使两任校长有着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但金陵女大坚持的办学特色及服务精神从未改变。
1919年，德本康夫人将金陵女大的校训定为——“厚生”。 德本康夫人希望通过“厚生”教育，培养一代能为社会献身的人才。“厚生”这个词源自基督教《圣经》中《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与耶酥所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意相近，目的是“在世上建立上帝之国”。[9]金陵女子大学以“厚生”为校训，就是想让学生明白：人活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更应该用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去帮助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样做不仅能使别人得益，而且也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大放异彩。
在德本康夫人掌校期间，金陵女大还真知灼见地提出了“理想领袖”的概念。“要想女子参政，根本上成为利国福民的事实，不挂空招牌，我们需要的是人。就是理想的领袖，和觉醒的群众。试问何为理想的领袖？曰理想的领袖乃是精明强干的领袖；其为人有勇有识，不为势屈，不被利诱，其见事明确，远大，致密，周到，又能认定目标，一往直前；其接物能知己知彼，宽厚豁达，容纳众见，因势利导。凡法律，政治，社会等专门学术有精到的研究，而其人品又确为人所信仰者。如上所述之领袖人才在我国虽不敢断言缺乏，其实并不多见。古人所说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我们生在现世若不奋发有为，坐失千载一时之际会，徒令后之读史者为我辈长叹息，抑何取乎？同胞！其各与起，勉力造就，切勿妄自菲薄，须知道国事赖我们肃清，社会赖我们改造，二万万沉沦黑暗之女同胞赖我们拯救，同胞！能不与起乎？”[10]女性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促进了她们对于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使她们认识到自身存在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虽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还是小股力量，但她们自身可化身为领袖来带动整个社会妇女思想的觉醒；促进女性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促使她们积极投身到政治上来；使女性成为觉醒的群众、有意义的群众。
吴贻芳对于“厚生”的理念也深表认同，但作为一名中国的大学校长，她淡化了宗教教育，更为重视人格的教育，对于办学宗旨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对“理想领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现在办学，亦是要培养人才，从事于新中国的各种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于各种新工作”。[11]吴贻芳针对当时的中国实际，对金陵女大做出了合理的改造。金陵女大“造就女界领袖”的宗旨冲破了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带给女性的层层藩篱，它鼓励女性主动接受教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赋予女性参政的权利，希望女性能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此宗旨加快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输入了新理念。
（二）推行“因性施教”，探索女子高等教育新模式
金陵女子大学在办学中既遵循一般大学、一般教会办学的规律，又有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办学特色。金陵女子大学的专业设置以适合妇女就业为目标。增设了中国语文专业、家政专业、社会工作专业、体育专修科、托儿工作专业。[12]金陵女大在专业设置上更关注女性的身心特点和实际需要。毕业后的工作也主要涉及教育界、学术界、医疗界、慈善界等领域。这使得女性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女性的专长得以发展。
高度重视女性的体育教育呈现了金陵女大鲜明的办学特色。1924年校内设置体育系。1925年基督教女全国协会在上海办的体育师范学校并入金女大。金女大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体育运动会，室外比赛项目有网球、棍球、田径赛等。室内项目有：姿势比赛、韵律操、太极剑、踢踏舞、技巧运动、篮球动作赛等。[13]这些项目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而且更适合女性的身体发展需要。校刊《中国女子体育之需要》一文就提出“要开发适合女性之特别需要的体育教材”。“女子体育教员在教授时当然较男子教员洞之女子之特性施以适当的方法，达到体育的目的，察以上情形，我们岂可袖手旁观的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让我们的姊妹们在本能方唤醒的时候，受这种无高尚教育的教员训练。…….希望将来我们女子自己可以研究中国女子体育而应用科学原理发明适合中国女子的教材。不只采取外国的体育教材，或借用男子的教材，或是专靠外国女子体育家担负我们当担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尽我们的天职。由狭义言之，为中国女子造幸福。由广义言之，为中国立巩固之基础。”[14]金陵女大希望学生能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一改旧式中国女子身体孱弱、羞羞答答的形象。[15]“因性施教”需要我们对女性的特殊问题进行研究。在发展女性专长的同时，也要注意弥补女性的不足，以促进女子的全面发展。金陵女大以“因性施教”为指导思想，认识到男女在性别上的差异，探索符合女性发展规律的教学模式，为金陵女子提供了更好的素质教育。
思想是实践的先导，确立“因性施教”的女性教育观，是培育女性专业人才的重要基础。当代教育强调应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从男女两性来看，男女学生的能力、性格、气质都存在较大差异；青春期女子和男子的身心发展也有着较大差别，获取知识的方式、生活的经历也都不尽相同。因此按照性别的特征来进行教育，对于培养新式知识女性的金陵女大来说，大有裨益。同时也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开创了崭新的教育模式。
（三）崇尚女性独立，培养教育救国新女性
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女学，他们提倡男女平等，教授科学知识，这些都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并培养了中国近代自立自强的专业女性，同时也使女性的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冲破了长久以来的思维桎梏，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较大冲击。
校刊《今日吾国之女子》一文中曾提出：“亲爱的姊妹们！无数的女同胞，被捆缚着，等候你们的救助！无数的女同胞，幽禁在黑暗中，要求你们的指导！你们忍将星星绽放的女权扑灭吗？或是你们愿煽吹他使他大发光明呢？所以现在我们在学校，不但从口头上高谈解放自由，要从实在上自己磨练。不但要了解人生的要义，并且将种种恶习惯，观念都要除掉。先造成一种超然高尚的思想，奋进的精神，不畏难，不苟安，并恒久的热心。我们应该晓的，在学校内的竞争，每每容易趋入好荣，夸大的恶习，静养身心而求学，每惯于安逸的生活。至于交际场中，文明程度日高的时候，奢侈的生活，就不期然的表展起来。我们要防之于后，必定克革于始。对于学校的生活，有应该改良的地方，可极力的改良，不要被环境所操纵。女权不是别人可以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我们不破坏他，没有人有能力来破坏。同胞姊妹们，我们同心努力前进罢！”[16]
金陵女大的教师，希望通過大学教育能够给中国女性带来更广阔、更富足的人生。使她们成为性别平等的有力推动者，成为社会中各个领域的领导者。金陵女子大学不但以自信、自立、自强等为目标培养出了一批新时代的专业女性人才，而且还使女性脱离了“贤妻良母”这一刻板印象，能够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培养不循规蹈矩、敢于特立独行，冲破传统观念束缚的新女性。
“随园芳华传秋硕，金陵儿女铭厚生。”时代的发展，往往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而过去的经验，往往会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金陵女子大学校刊》既体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也反映了它在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时期里，怎样艰辛地开创了女性高等教育事业，是金陵女大“厚生”精神与女性情怀的生动写照。金陵女子大学不管是在艰难经营时期、被迫转型时期还是抗战西迁时期，它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价值与崇高理想，成为了鲜明的学术范本。回顾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研究，对于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刘丽霞.中国教会大学期刊图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7.102.
[2]校刊部之成立及其经过[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5）：64-65.
[3]中国家庭妇女之体育[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3）：6-7.
[4]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7（9）：2-23.
[5]启示[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7（9）：13.
[6]今后女子教育之任务[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9（11）：13-16.
[7]中日文化上之关系[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9（11）：16-22.
[8]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60.
[9]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63.
[10]女子参政运动的商榷[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5（3）：1-5.
[11]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3.
[12]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45.
[13]孙海英.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3.
[14]中国女子体育之需要[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4（2）：3-8.
[15]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242.
[16]今日吾国之女子[J]金陵女子大学校刊，1926（8）：4-5.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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