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据史料记载,宋朝统治者和朝臣有关禁谶的诏令文书繁多且严苛,然君臣的信谶行为却处处可见。其中一个方面就体现在文人私藏、援引谶纬佚文。朱胜非的《绀珠集》中便收录大量佚文,仅卷十三《诸集拾遗》就辑录七种。通过这一现象,揭示宋代禁谶与信谶矛盾的原因,亦可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谶纬之说为何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而有助于引发对古代封建统治如何进行舆论控制的思考。
关键词:《诸集拾遗》 谶纬佚文 禁谶与信谶 矛盾
谶纬是时代的产物,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而出现,其要旨是利用谶语取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由现存史料可知,“谶纬”最早萌芽于战国末期,成熟于秦汉时期。战国末期著名的阴阳家邹衍在其著作《援神契》中载:“行有点缺,气逆干天,精感变出,以戒人也。”[1]将“谶纬”神秘化,藉以巩固政权,并作用于对百姓的约束和限制。“谶纬”,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滥觞,也是对其的世俗化和神秘化,是人类对自然和生产力发展愿望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体现。
一.宋以前禁谶与信谶的交替流变
目前,“谶纬”研究中涉及一个基础问题:对谶纬佚文的辑校和整理。谶纬思潮在汉代兴盛,谶纬原典在两汉时曾有过两次官方整理:一是王莽于始建国元年(9年)秋,派遣五威将王奇等颁行《符命》凡四十二篇[2];二是刘秀在建武中元元年(56年)昭告天下,大兴图谶[3]。东汉班固等人据经学辩论成果编撰而成的《白虎通》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万物,被正式确立为汉家的正统思想,也使得“谶纬”成为统治者处理政事的依据。光武帝曾表示,一切军国大事,一律以“谶纬”为准绳裁定,致使东汉学者争学图谶,遂成风气。然而,为防止他人故伎重演,当权者又发布诏令,严禁图谶。故,光武中兴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及在朝官员开始不同程度禁谶措施:隋末曾下令搜罗天下书籍,凡涉及谶纬者悉数焚毁;至唐,谶纬之火一息尚存,如孔颖达编撰九经正义,依然援引谶纬之说。由此看来,宋以前,为保证政权合理性,统治者大力宣扬谶纬之说,信谶思潮至东汉达到高潮,与此同时,统治者又深知图谶可达到引导社会舆论的目的,既而引发政权更迭的可怕后果,为避免重蹈覆辙,又大力禁谶,致使大量秦汉时的谶纬文献消失殆尽。
二.由《诸集拾遗》谶纬佚文论宋代禁谶与信谶的矛盾性及原因
纵观两宋帝王,皆对私习天文、私藏谶书、谣谶现象发布过禁令,且处罚甚为严厉。载入宋朝法典的禁谶诏令,如《庆元条法事类》规定:
《职制敕》:诸私有天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或私传习者,各流三千里,虽不全成,堪行用者,减三等,不堪行用者,又减三等。……《断狱令》:诸私习天文已精者,未得论决,监送秘书省,瞽老不在送限。……《赏格·诸色人》:告获私有图书、谶书及传习者。不全成,堪行用,钱五十贯;全城,堪行用,钱一百贯。[4]
禁谶措施亦由朝臣上奏而得以推行。欧阳修曾作《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以宋儒身份明确声讨谶纬。又如:
熙宁八年(1075年)夏四月庚辰,权御史中丞邓绾:“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官,官为焚弃,过两月许人告,重赏之,犯人处死。”邓绾又言:“世居纳匪人,论兵挟谶,访天文变异,伺国家休咎,出处架结,累年于兹,宗正不察,教官无状,其罪不可不治罪。”[5]
上述法令措施致使讖纬思潮销声匿迹,大量原典也随之被禁毁。然而,惩戒式的控制难以从根本上扼制社会舆论。无论民间还是文人、官员,笃信者不少,且愈演愈烈。故今存谶纬佚文,多收录于唐宋私人编撰的类书及著述中。学者赵建成认为,以当下收录完备的《文选》为底本,统计出谶纬类文献一百一十八种,并按类属分为:《河图》《雒书》之属;易纬之属;尚书纬之属;诗纬之属;礼纬之属;乐纬之属;春秋纬之属;孝经纬之属;《论语》诸谶;其他。凡十类。[6]以此分类方法,《绀珠集·诸集拾遗》(以下简称《诸集拾遗》)辑录谶纬佚文就占了五类。可见,朱胜非虽身居宰辅,但对古之谶纬原典文献私藏甚丰,涉猎广泛,说明有宋一朝,虽多次颁布诏令禁谶,然收效甚微。《诸集拾遗》谶纬佚文经辑校如下:
(一)《河图》《雒书》之属:【104】天倚杵
《河图》记:“百代之后,地高天下。千代之后,天可倚杵。”
案:第一处“代”应为“世”,第二处“代”应为“载”。王宁认为,《河图》《洛书》是汉代产生较早、篇目最多、内容做广博的谶纬之书。《河图》中其中有一篇名《河图挺佐辅》,目前已佚,部分收录于《古微书》。据《古微书》转载《河图挺佐辅》文:“百世之后,地高天下,……千载之后,天可倚杵。”[7]
(二)尚书纬之属:【164】荣光;【186】西鹣东鲧
【164】荣光
《尚书中候》曰:“尧即位,荣光出河。”
案:《尚书中候》为汉代谶纬之书,仿制《尚书》而来。中载:“帝尧即政,荣光出河。”《艺文类聚》亦载:“帝尧即政,荣光出河,……帝王录记,兴亡之数。”[8]
【186】西鹣东鲧
谢庄《请封禅表》曰“西鹣东鲽之泽”,而郑玄注《尚书中候》则称“比目鱼”曰“东鲧”。
案:“鲧”应作“鲽”,“西鹣东鲽之泽”应作“西鹣北采之译”。典故分别出自谢庄《为八座江夏王请封禅表》《尚书中候》。谢庄《为八座江夏王请封禅表》中有:“江淮鄙上之使,结轨于璧门。西鹣北采之译,相望于道路。”[9]“东鲧”句出自《尚书中候》:“固知玉牒金缕,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鹣东鲽,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郑玄注曰:“‘东鲽,东海比目鱼。”[10]
(三)春秋纬之属:【107】文雾武露;【163】四乳;
【107】文雾武露
《春秋佐助期》曰:“文雾沈,武露布。”
案:正文应作“文露沉,武露布。”《初学记》卷一《天部上·天第一》“事对文露光风”条曰:“《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11]其他书目皆征引于此。
【163】四乳
《春秋元命苞》:“文王,体四乳。”
案:《春秋元命苞》,为汉代“春秋纬”之属,亦作《元命包》。今有《古微书》辑本、《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本、《太平御览》辑本等。《太平御览》转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是谓含良。”[12]
(四)孝经纬之属:【166】三皇步
《白虎通》曰:“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
案:此条出处应为《孝经钩命诀》。原文应作:“三皇步,五帝骤(一作“驱”)。三王驰,五伯骛。”《白虎通》又称《白虎通义》,其卷二《号》中引《孝经钩命诀》曰:“三皇步,五帝驱。三王驰,五伯惊。”[13]《古微书》引《孝经钩命诀》亦载:“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伯惊。”[14]其他书目引用大抵为这两种。
(五)《论语》诸谶:【202】凤九苞
《孔演图》曰:“凤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聪达;四舌屈伸;五彩色光;六冠距丹;七距鋭钩;八音激扬;九腹文户。”
案:出处应改作“《论语摘衰圣》”。《孔演图》其他皆作《演孔图》,又作《春秋纬演孔图》[15],为“春秋纬”之属。将孔子及其著《春秋》神秘化。《初学记》卷三十《鸟部·凤第一》中载:“‘《论语摘衰圣》曰:凤有六像、九苞。……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听达;四曰舌诎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锐钩;八曰音激扬;九曰腹文户。汉无名氏撰。谶纬类典籍。汉代《论语纬》八种之一。宋均注。”[16]其他书目出处与《初学记》载同。今仅存佚文数条,此为《诸集拾遗》辑录的佚文。
学者胡学彦认为,谶纬之学发展至两宋,已绵延两千年历史,由于禁谶不力,影响和传播力似乎更加广泛了。[17]朱胜非所处的南北宋之际,禁谶与信谶矛盾尤为明显。论其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宋时“天命”思想为统治者所需要
由前文诏令可知,宋朝君主对图谶进行禁绝,但在行为上又宣扬以符谶、祥等“天命”思想[1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19]“上”即宋太祖。赵宋代周而立,宋太祖为其“黄袍加身”合法化不可或缺,故“天命”论被两宋君臣所需要。徽、钦二帝被虏,朱胜非觐见康王赵构,极力宣扬应天(今南京)为兴王之地,迎康王于应天称帝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高宗为保政权,行事怯懦,妄图和金人议和,后因苗、刘之乱被迫退位,朱胜非利用权变和智谋,计平苗、刘,辅佐高宗复辟。现行政权的更迭,致使社会舆论纷起,映射政局不稳定和统治者的不安,从表面看,禁谶诏令发布频繁,而实际上则处于更加宽松的状态。高宗曾明确表示,凡献书者,其间若掺杂怪诞谶纬之书,一律禁绝,态度似乎非常坚决。但单从表态不能证实其对谶说的真实态度。因其称帝时徽、钦二帝尚在世,与篡位夺权无异,故高宗需要利用“谶纬”巩固政权。而作为高宗朝重臣,朱胜非在《诸集拾遗》中辑录的谶纬佚文也多表达“天命”观,如:【104】“天倚杵”;【164】“荣光”;【166】“三皇步”等条。故,宋廷虽在法律上禁谶,但真实态度却相反,而精于图谶之人也往往得到重用。尤其当值新朝初定,政局动荡,民心不稳,社会舆论的风起云涌迫使统治者利用“谶纬”引导社会舆论,大力宣扬“天命”观,使其政权合法化。因此,对于彰显“天命”观的谶语,朝廷不仅不会加以禁绝,反而会推波助澜、借题发挥,从而使“谶纬”成为基层社会与政权巩固、现实时局与诏令的关系纽带。
2.信谶行为背后折射宋君的统治哲学
确立年号本为国家社稷大事,或者寄托远大的治国理念,或者暗示一朝命运走向。而宋人往往通过拆字、组字的方式,利用谶语赋予年号。宋朝历代年号经附会,与“谶”不无关联。《玉海》载:“宣和为‘一家有二日,靖康为‘立十二月立康,建炎为‘两火,此离合之谶也。”[20]把“靖”拆成“十二月立”,加之“康”,是为“十二月立康”,暗喻康王赵构于靖康元年十二月立河北兵马大元帅府。而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为“两火”,“以火德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乃两‘火字,故多盗。[21]”《象纬》中记载一则谶文:高宗时,有一具唐时的骷髅被挖出来丢在水中变成一口钟,浮出水面,钟上有“火德九五之际”“康昌”字样。[22]实则告诉人们,北宋末战乱之后会有昌盛迹象,“康”即指康王赵构、宋高宗。
语曰:“辨风正俗,为政之要。”法律禁谶,却禁不住自由且隐晦的谶语表达及在民众心理层面的笃信。为取得民众对政权的信任与推崇,统治者对关乎个人政权命运和国家统治的谶语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有宋一朝,上至太祖、太宗,下至宁宗、理宗,宋廷对“谶纬”始终谨呈祖制加以禁之,但唯恐“人有悻心”,禁绝的同时也深信不疑。[23]故宋朝统治者对谶纬既禁绝又利用的复杂心理和行为的背后,实则隐含着深层次的统治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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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94.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立项项目“《绀珠集》之《诸集拾遗》出处考证及订误”(编号:2021KY16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宁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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