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被誉为“散文界莎士比亚”的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非常擅于刻画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男权社会下的女性人物，虽然其作品中大多数都以女性人物为重点，但女主人公周围的男性角色也异常精彩：父亲伍德豪斯先生、绅士奈特利先生、牧师埃尔顿先生和纨绔子弟丘吉尔先生。这些男性角色性格迥异，不仅代表了奥斯汀时期男性群体的特征，而且也推动了整部作品的情节发展并使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1]本文将通过女性主义的视域来分析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男性角色，探究《爱玛》小说中当时英国乡绅家庭中的男子群像。
关键词：女性主义 男性角色 爱玛 简·奥斯汀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小说家，在男性主宰话语权的年代，简·奥斯汀一生中共完成了6部小说：《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等。其中，《爱玛》被称为是奥斯汀最成熟的小说。该作品直接由女主人公爱玛的名字命名，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女性作品，但小说中姿态各异的男性角色也同样值得品味和探究，他们不仅反应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面孔，同时也折射出了简·奥斯汀从女性视角来展示其含蓄却不失犀利的男性观。[2]
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从当时欧美风起云涌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极富活力、具有较强政治性的批评理论。这种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声音”，而是有着多种多样的流派和主张。不过简要地讲，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是由男性控制的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家庭、宗教、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艺等社会的所有领域妇女都受到男性的压制和排斥。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思潮，它从其他许多批评理论中，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黑人美学等，它与许多其他学科和流派结合，从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女性主义。[3]
一.失职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
爱玛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是当地一位有财有地位的乡绅，他在爱玛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妻子，在大女儿和女家庭教师都出嫁后，他和爱玛相依为命，所以他对小女儿爱玛呵护至极，甚至是纵容无度。但其实伍德豪斯先生并不是一位完美的父亲，甚至在子女的教育上可以说是失败的。[4]但对于这样一位不完美的父亲，爱玛对父亲的爱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为了父亲能够开心，爱玛每晚精心安排节目;爱玛代替父亲主人的位置，把家里的琐碎杂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以便让父亲省心等等。爱玛的言行舉止中时刻透露着对父亲深沉的爱，爱玛曾为了不离开父亲而宣誓不结婚：“我不仅现在不打算结婚，而且我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可见，伍德豪斯先生与爱玛之间的感情已超出正常的父女之情，爱玛在他的溺爱下养成了偏执傲慢、强势专断的性格，伍德豪斯先生的这种爱对爱玛的成长没有积极作用，他没能成为爱玛成长路上的领路人。小说中是这样描述伍德豪斯先生的：“由于伍德豪斯先生结婚较晚;父亲的老态和习惯把他们之间因为年龄而造成的鸿沟衬托得更加明显。因为体弱多病，他既不能锻炼身体， 也没有时间培养心性，于是便未老先衰”。所以，尽管伍德豪斯先生性情纯良，慈祥和蔼，但他真的算不一位称职的父亲。
二.年轻的绅士：奈特利先生
在小说《爱玛》中，乔治·奈特利简直是一个完美男性的标杆，是作者简·奥斯汀内心完美男性的投射，他身上具备了一个中世纪英国真正绅士应有的所有良好德行：有财又正义，却从不以财富和地位的高低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虽然外表冷峻寡言，却拥有一颗善良的赤诚之心。而奈特利先生的为人处世，更是满足了爱玛对于异性的幻想。其实奈特利先生性格中又有一丝奥斯汀另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的影子：坦诚正直充满智慧，并且不屑炫耀自己的阶层，并尝试改变爱人性格中顽劣的一面。例如：在回去探友的路上大雪封路，连爱玛的父亲都乱了方寸，此时奈特利从远处赶回，如及时雨般带来消息说前方没雪，给大家吃了一粒定心丸，这是奈特利的行动力和控场力。在一次舞会上哈丽特被埃尔顿一家讥讽冷落，奈特利挺身而出邀她跳舞，缓解哈丽特的尴尬，这是绅士和侠义。爱玛但凡对将要白头偕老的男人有一丝拿不准，她都宁可再缓一下，而面对这样的高傲千金小姐，奈特利仍然会在爱玛做错事、讲错话时会及时提醒并给出意见，这种亦师亦友的感觉是爱玛生活里缺失的。类似这些加分项奈特利身上有很多，爱玛才认准奈特利不仅是个可以爱的人，也是个可以一起合作经营婚姻的人。[4]这也暗示了奥斯汀心里的绅士就是奈特利这样的，所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奈特利先生身上无不体现出他关爱、尊重女性的品德。
三.虚伪的牧师：埃尔顿先生
埃尔顿是海伯里小镇的牧师，自己有一点财富和地位，表面上埃尔顿牧师彬彬有礼、殷勤随和，但事实上埃尔顿虚伪的外表下是一副自私无耻且唯利是图的嘴脸。埃尔顿寻求配偶的唯一目的便是让自己增加更多的财产和获得更高的地位，在他眼里，婚姻完全是金钱和地位的交换。一开始他考虑的求婚对象是爱玛，因为爱玛财力殷实，在被爱玛拒绝后就娶了一位财产比爱玛略少一些的霍金斯小姐，而像哈丽特这样无财无名的女孩他基本不予考虑。[6]因为埃尔顿先前的殷勤和有礼，导致爱玛单纯的以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误导哈丽特放弃忠厚的农夫马丁而去牵线埃尔顿，这就使得哈丽特陷在煎熬里，因为她深深地爱上了埃尔顿，还为了他拒绝别人，甚至更为惊险的是，有次她走在路上，遇到了吉卜赛人乞讨，还想抢她的包，她拼命护住包，只因这包里有以前埃尔顿用剩的一小块橡皮膏。但经过这次事件后，她似乎幡然醒悟，而爱玛在看到埃尔顿的种种恶劣行径后，也开始重新审视埃尔顿的人品。身为牧师的埃尔顿虽然受过教育，却毫无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因贪婪而去毫无廉耻地伤害周围的人，学足了功利主义的那一套，不仅没有为社会和集体担负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却把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如何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名誉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埃尔顿正代表了19世纪男权主义的英国社会一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人物。
四.纨绔的公子：丘吉尔先生
弗兰克·丘吉尔是韦斯顿先生的儿子，但因为自小就被富有的舅舅收养，所以并不住在海伯里小镇，他屡次答应要来海伯里看望父亲和继母，却总以舅妈身体欠佳来搪塞，当丘吉尔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出现在海伯里时，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外表光鲜、活力阳光、谈吐时髦的偏偏公子，包括爱玛。[7]爱玛起初非常欣赏丘吉尔，她为丘吉尔的人格魅力所倾倒，甚至一度把丘吉尔视为最佳配偶，在奈特利看穿了丘吉尔的本质而不看好他时，爱玛还为丘吉尔一次次辩解和开脱。然而丘吉尔却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年轻人，他佯装追求爱玛，实则早已与简·费尔法克斯私定婚约，而简·费尔法克斯是位淑女，虽然出身清贫，但美丽聪慧，与丘吉尔相爱后，丘吉尔却总是假意和爱玛调情，致使简·费尔法克斯心灰意冷，甚至想逃离丘吉尔。丘吉尔这种对爱情不忠的行为同时伤害了天真的爱玛和善良的简·费尔法克斯。所以，丘吉尔先生虽然表面上见多识广、魅力四射，但实则轻浮善变、贪慕虚荣，完完全全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绅士。这一类人穿着华美的服饰、享受着优渥的生活，脑子里装满了不劳而获的观念和享乐主义的思想，凡事以自我为中心，没有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使命感，奥斯汀通过丘吉尔这个角色反映出了十八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的一批纨绔公子的种种轻浮做派，他们轻而易举地继承了家族财富，理所当然地啃食着社会资源，领导着阶层间的“时尚”，追求着奢侈虚荣的生活，过着不思进取的懒散生活。
19世纪初的英国，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到了教育，于是涌现出了大批女性作家及其女性作品，但此时大部分的女性作家还是在以男性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环境下，简·奥斯汀新颖且大胆地通過女性主义视角在《爱玛》中表达出了对男性的独特见解，她结合自己生活中的亲身经历，用女性主义目光来审视在当时男权至上的社会背景下高高在上的男性。简·奥斯汀绝不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和附和者，她对于自己女性身份是认同和自信的，她虽然专注于刻画女性角色，但每一位女性角色的意识觉醒都离不开她笔下男性角色的推波助澜，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树立了奈特利先生这样友善、正直、慷慨、智慧、尊重女性的理想男性标杆，也描写出了失职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虚伪牧师埃尔顿先生、纨绔公子丘吉尔先生等这样一些形色各异的反面男性角色，这些男性角色构思巧妙、情感充沛、活灵活现，使得《爱玛》中的女性角色更加灵动鲜活，奥斯汀通过这些男性角色来凸显当时社会对于女性命运的不公，激发了女性的进步意识，进而让男性对于女性和世界的看法也得到转变。这些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共同构建了奥斯汀独有的女性主义价值体系，更使奥斯汀的作品兼备了社会性的时代特色， 体现出更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呼唤现实中的男性去关爱和尊重女性。[8]
参考文献
[1]黄沛真.简·奥斯丁和她笔下的男性[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1）.
[2]蔡威.《爱玛》女性视域下的男性形象[J].作家，2010（12）.
[3]什么是女性主义批评/程锡麟，方亚中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4]潘维新，谈小说，《爱玛》主人公的塑造[J].外国语言教学，1995：4，15-17.
[5]董娜.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丈夫——《爱玛》中的奈特利先生[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
[6]李丹，2009年，“从《爱玛》看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功利主义”，河南：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
[7]董娜.由小说《爱玛》看简·奥斯丁的男性观[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04）：22-26.
[8]董娜.《爱玛》中的典型男性角色[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03）：38-41.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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