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九龄的岭南诗歌主要从三个方面书写岭南地域文化：描绘岭南壮美的山水景色，吟咏岭南珍奇的动植物，展示岭南独特的乡土风情。在岭南大好山河和独特人文的激荡下，诗人和岭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以詩歌为载体，在其岭南诗歌的地域文化书写中寄托了自己独在异乡的怀人之感、仕途之思和归隐之情，为岭南地域文化增添了一份人文魅力，对构筑岭南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张九龄 岭南诗歌 地域文化
张九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岭南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宰相，有着“岭南第一流人物”的美誉。他的传世诗文结为《曲江集》二十卷，有诗两百余首，其中，岭南诗歌有将近50首。所谓“岭南诗歌”，指的是张九龄题咏或咏及岭南山川、风物、人事的诗歌。张九龄岭南诗歌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中的地域文化书写。
一.张九龄岭南诗歌中地域文化书写的主要内容
从政后，张九龄长期履职异地，但他内心始终牵挂着故乡岭南。在他那些题咏或咏及岭南的诗作中，岭南的山川、风物、人事处处可见，展示出浓郁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
（一）岭南山水景色
岭南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丛山之间，河流纵横。青山绿水间的岭南风光，或奇险深幽，或壮美绮丽，或清秀多情。在岭南大好山河的激荡下，诗人时常有感而发，将自己的情感融于岭南山水的描绘之中，借山水抒胸臆。第一次南还期间，闲居曲江，他运笔作《溪行寄王震》：“山气朝来爽，溪流日向清。远心何处惬，闲棹此中行。丛桂林间待，群鸥水上迎。徒然适我愿，幽独为谁情。”①早晨，山谷里的空气格外清新凉爽，朝着太阳方向流去的溪水也清泠澄澈。什么地方能让淡远之心感到惬意呢？于是，诗人悠闲地划起桨，享受着旅程。他在葱郁的桂林边停留一会儿，又迎着水面上一群群盘旋翻飞的水鸟航行。诗人观察细致，“山气”与“溪流”，“丛桂”与“群鸥”，一静一动，动静相宜，勾勒出一幅清新恬淡的岭南山水画，展现了他南归后游赏山溪的闲适、惬意之情。尾联“徒然适我愿，幽独为谁情”，虽心情有所放松，但无知音相伴，心底的清寂和孤独又有谁理解呢？情与景的交融，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王震的思念和内心深处对知音的渴望。
从韶州乘舟前往广州，一路上所见之景奇丽幽峭，他吟咏道：“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丛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浈阳峡》）墨绿色的江面沁出阵阵冷气，秋天虽未到，却已寒意侵肌。因为高耸的峡壁将日光遮尽，即便是晴天白昼，峡谷中也依旧冷冷清清。山林上的树木层层叠叠、郁郁葱葱，沐浴在阳光下色彩斑斓。两岸峭壁高耸，相对兀立。岭南峡谷之险峻、峡江之幽深让诗人不禁赞叹大自然创造万物的神妙，为岭南大好河山因地处蛮夷而无法得人赏识感到惋惜与遗憾。由此触景生情，引发了诗人对自身身世的感慨和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担忧。
（二）岭南各色动植物
高山大河，孳生万物。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岭南地区所孕育的动植物品种繁多。生长于斯的张九龄在诗写岭南时会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与岭南有关的意象，如“夕鸟联归翼，秋猿断去心”（《赴使泷峡》），“忆随鸿向暖，愁学马思边”（《秋怀》），“浦树遥如待，江鸥近若迎”（《自豫章南还江上作》），“耳和绣翼鸟，目畅锦鳞鱼”（《南山下旧居闲放》），“仓庚昨归候，阳鸟今去时”（《使还都湘东作》），“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西江夜行》）。古代岭南，森林茂密，瀑布高悬，禽兽出没，猿、鸟、雁、鸥、鱼、鹤是张九龄闲居家乡或往返岭南途中常见的野生动物。夕鸟归巢、秋猿哀鸣，鸿雁南飞、征马思边都寄托了游子的思乡之情。飞鸟游鱼寓自由，鹤象征圣洁，张九龄选择这些外形美观、寓意美好的意象写入诗中，体现出他对高风亮节的追求、对本土物产的喜爱和对故乡形象的爱惜与维护之情。
桄榔、甘蔗、芳兰、秋菊、茑萝、修竹、乔木、桂、橘等岭南常见植物也是张九龄诗写岭南时的“熟客”，如“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送广州周判官》），“兰时独不偶，露节渐无芳。旨异菁为蓄，甘非蔗有浆”（《园中时蔬尽皆锄理……遂赋二章》），“蘅茝不时与，芬荣奈汝何。更怜篱下菊，无如松上萝”（《林亭寓言》），“乔木凌青霭，修篁媚绿渠”（《南山下旧居闲放》），“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气清”（《林亭咏》），“丛桂林间待，群鸥水上迎”（《溪行寄王震》），“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南还湘水言怀》），“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阴”（《别乡人南还》）。桄榔有守节忠君之意；桂花雅洁脱俗；兰、竹、菊是花中四君子之三，有清雅绝尘、坚贞不屈的寓意。诗人吟咏岭南植物时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创作手法，常借咏高洁之物表达自己崇高的人格。
（三）岭南乡土风情
热带、亚热带的生态环境，使岭南有着与中原显著不同的乡土风情。岭南境内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加上森林茂盛，河网密布，植被苍郁，毒蛇猛兽横行，蚊虫漫天纷飞，容易生发瘴疠。刘恂《岭表录异》云：“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1]“瘴”是河山的燥湿之气蒸腾却难以消散时，聚结成群而形成的疫气，在岭南十分常见。人如果感染了瘴气，容易诱发其他疾病，在古代医疗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若救治不及时，病人甚至可能丢失性命，“瘴疠”便渐而成了地区常见疾病的代名词，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南方凡病，皆谓之瘴。”[2]
中原人视“瘴”如洪水猛兽，往往谈之色变，避之若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愿涉足岭南。不同于中原文人的惊怯，张九龄面对秋瘴毫无惧色，“朝闻循诚节，夕饮蒙瘴疠”（《酬周判官巡至始兴会改秘书少监见贻之作兼呈耿广州》），“秋瘴宁我毒，夏水胡不夷。信知道存者，但问心所之”（《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他以“瘴”明志，表明只要胸怀为家国大业献身、开拓进取、造福于民的赤诚之心，便能不畏瘴疠剧毒的威胁，勇往直前。
尽管岭南人已经有了适应恶劣环境的勇气与毅力，但在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依然微渺弱小，于是古代岭南人又不得不求助于神灵，笃信鬼神，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开元十四年（726），六月盛暑，華夏大地久旱无雨，张九龄奉唐玄宗旨意前往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王，祈求神王早降甘露以缓解旱情。张九龄从中原下广州必经故乡韶州，但公事在身，他于《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中直言：“肃事诚在公，拜庆遂及私。”一方面，说明张九龄为官忠贞敬职，完成工作后才顺路回家省亲；另一方面，也说明张九龄对祭祀之事十分看重，不敢耽误片刻。他还在诗中写道：“展力惭浅效，衔恩感深慈。且欲汤火蹈，况无鬼神欺。”不仅表明了自己有为国家赴汤蹈火的决心，更明确指出自己从未有过欺诈鬼神的行为。态度之果决、言行之谨慎，可见南海神王等鬼神之说在时人心中威信之大，讲究心诚求神，问心无愧。
二.张九龄岭南诗歌地域文化书写中蕴含的情感内涵
张九龄孤身一人在异乡打拼，又几番经受宦海沉浮，这极大地丰富了其岭南诗歌的情感内涵。张九龄岭南诗歌地域文化书写中寄托了其思亲煎熬之苦，亦传达了他对仕途的思考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一）怀人之感
古之岭南属蛮荒之地，即便到了唐代有所开发，但距离中原国都依然山长水远，交通不便。张九龄自岭南赴异乡任职几十载，家人相隔万里，友人相聚无期，久难归家不免生发怀人之感，对至亲至爱的思念是其岭南书写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仕宦京都，张九龄常常惦念远在岭南老家的父母。“羡君行者乐，从此拜庭闱”（《送苏主簿赴偃师》），他十分羡慕同僚可以尽孝于双亲膝下。“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峤行。经过正中道，相送倍为情。心逐书邮去，形随世网婴”（《送使广州》），得知有使臣将要前往广州，他连忙嘱托对方顺道捎上自己满含牵挂之情的家书。“薄宦晨昏阙，尊尊义取斯”（《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僚》），他责备自己在外当了个小官，却缺失了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因此决定遵照“义礼”的规定，辞去京师的职务，还乡侍奉老母，晨昏定省。“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尽管仕途不顺，但终于能如愿归家，扫除了自己与亲人天南地北各一方的愁思，他同样感到快乐。
羁旅在外，张九龄的思亲之情极为浓郁，常给兄弟亲人写诗寄托思念。“他乡离别心”“孤云愁自远”（《初秋忆金均两弟》），诗人自比孤云，与兄弟分隔千里的自己仿佛天边那抹满含愁绪的孤云，以此表达对两个弟弟的深切挂念。宦游之人往往容易睹物思人，触景伤情，“为我更南飞，因书至梅岭”（《二弟宰邑南海，见群雁南飞，因成咏以寄》），“还闻折梅处，更有棣华诗”（《和王司马折梅寄京邑昆弟》），诗人看见鸿雁南飞、棠棣花开，不禁想念起故乡的家人兄弟，遂因物寄情。
（二）仕途之思
张九龄生于宦门，主要生活在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唐朝开元年间。这个时期，文人士大夫为理想的封建太平盛世的到来而欣喜若狂，欲乘势而出，大展宏图。张九龄自幼受儒家经学濡染，他积极入世，希望能够齐家治国，功垂竹帛，同时又“坚持自己‘直道躬行的处事原则和独立的人格操守”[3]。
持正不挠、廉洁奉公的行为品格贯穿于张九龄整个从政生涯，即使遭遇挫折，他也不愿阿意取容、同恶相济，纵使做不成官也要抱节守志。正如顾建国先生所言：“坚守不屈己、不阿私的节操，这是张九龄人生理想图式的一个重要特征。”[4]张九龄在《将发还乡示诸弟》一诗中对弟弟坦陈自己引退的缘由：“一木逢厦构，纤尘愿山益。无力主君恩，宁利客卿璧。”诗人将自己比作木料和尘埃，因为刚好遇到了建筑大楼的好时机，所以尽管力量微小，也希望能有所贡献。想法虽然很好，但却无法得到君主的任用，难道还要像一些名利客那般占据卿位，谋求君主的璧玉大利吗？于是“去去荣归养”。其为国为君的拳拳忠诚之心，宁折不屈的坚韧之心，溢于言表。
张九龄既匡扶民族大义，也抒发个人怨刺，使其功业理想与人格建构形成和谐的统一体。在张九龄看来，报效国家与独善其身并不矛盾，“当须报恩已，终尔谢尘缁”（《使还都湘东作》），先前忙于效力朝廷，如今已完成家国责任，君恩得报，便当彩衣还乡、怡乐林园。张九龄这种清谨自持、沉着稳重又不失潇洒豁达的境界在盛唐时期分外突出。据《资治通鉴》记载：“每宰相荐士，（上）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否？”[5]张九龄的行为风度为唐明皇所肯定，并被作为朝廷选调官员、品评人物的参照，成为盛唐文人大夫立身为官的典范。可以说，张九龄的出现及其行为风度不仅影响了唐代审美风尚，也改变了中原人士对岭南地域的刻板印象和对岭南文化精神的原有认知，成为后世岭南士子学习效法的一代楷模。
（三）隐逸之情
张九龄自幼苦读经史，立志于忠君报国、济世安民，但另一方面他生在岭南，长在南方，浸染在南方庄骚文化氛围中，其思想观念也深受影响，表现为他的不少诗作中都含有老庄的隐逸思想，尤其是咏及岭南的诗歌。
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去任归田，在返乡途中挥毫作《南还湘水言怀》：“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在京十年，他奔波于官场，劳而无功。如今挂冠归去，没有不舍与留恋，反而懊悔当初离家入仕，可见，“山林之乐出自张九龄的天性，本于南方老庄文化的无声孕育”[6]，能够去官还乡、终老田园，诗人心情欢畅，有种逃脱“樊笼”后悠然自适的轻松感。
开元十四年（726），张九龄受张说罢相一事牵连，改任太常少卿。翌年三月，被贬外任洪州都督。这个时期诗人心态较为复杂，忧愁郁闷，胸中多有牢落不平之气，归田隐逸之想更甚以往：“策蹇惭远途，巢枝思故林……挂冠东都门，釆薇南山岑。”（《在郡秋怀二首》）诗人入仕时的理想抱负历经波折而一无所成，现在又被疏远外放。政治理想的失落，致使诗人“思故林”，欲釆薇于故乡南山下，反映出诗人失意无依、忧郁思归的心情。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官拜宰辅，后遭谗言出为荆州长史。此次罢相对张九龄的打击比数年前受牵连被贬更大，玄宗日益昏庸，耽于享乐，李林甫自专大权，奸佞当道，大厦将倾而独木难支，腐朽的朝廷更让张九龄坚定了退隐之志。然而，与当时大多数文人隐士在洛阳、长安置办名宅隐居不同，张九龄向往的归隐圣地一直是他的故乡，是“白云在南山”的始兴南山。晚年，他在诗中衷情表露：“一跌不自保，万全焉可寻。行行念归路，眇眇惜光阴。浮生如过隙，先达已吾箴。敢忘丘山施，亦云年病侵。力衰在所养，时谢良不任。但忆旧栖息，愿言遂窥临……归此老吾老，还当日千金。”（《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宦海浮沉三十载，几度荣枯，鸿鹄之志已成累累陈迹。如今年老体衰，卧病在床，张九龄忆及故乡，大有辞官归里之意和出世颐养之想。不久之后，张九龄便以回乡祭扫祖墓为由，踏上了南归之途。
综上，张九龄题咏或咏及岭南的诗歌书写了岭南地域文化及时代特征，在岭南大好山河和独特人文的激荡下，诗人和岭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以诗歌为载体，在其岭南诗歌的地域文化书写中寄托了自己独在异乡的怀人之感、仕途之思和归隐之情，为岭南地域文化增添了一份人文魅力，对构筑岭南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刘恂撰，鲁迅校勘.岭表录异[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8.
[2]（宋）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152.
[3]陈玉莎.张九龄及其诗歌创作对中国古代岭南文化的影响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9.14.
[4]顾建國.张九龄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6811.
[6]马茂军.张九龄具有岭南特色的诗歌创作[J].嘉应学院学报，2005，（5）：48.
注 释
①文中所引张九龄诗歌原文，均据张九龄撰、刘斯翰校注《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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