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美

　　内容摘要：刘玉堂被誉为“当代赵树理”，他用自己的笔墨为当今的小说界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民族是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我们拥有诸多各有特色以及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从地方特色文化入手是必须的。刘玉堂的小说就充满浓厚的地方色彩，他不仅用他祖籍山东沂蒙的方言进行小说创作，而且用这种沂蒙方言写出的人物情节十分幽默诙谐，逗人发笑，称其为“民间歌手”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学习刘玉堂高超的小说语言艺术，跟随他一起感受山东人民的淳朴与善良，对于弘扬优秀的中国特色地方文化是非常有幫助的。

　　关键词：刘玉堂小说 新乡土小说 沂蒙方言研究 当代赵树理

　　刘玉堂的小说目前的阅读量依旧很大，究其根本，不外乎是由于他小说的超高艺术价值——无论是他笔下特有的“玉堂式幽默”还是戏曲的大量融入与应用，都在显示着他独特新颖的乡土小说创作途径，在新乡土小说的队伍里，刘玉堂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分析他的小说艺术特色，有利于我们了解新乡土小说较为前沿的思想内涵，感受五四之后，文坛对本土地方文化的推崇与支持。

　　一.刘玉堂小说的艺术特色综述

　　1.对家乡故土的挚爱

　　郭春林先生曾经赞誉中国的知识分子，称他们有“文人之根”。据郭先生所说，所谓的“文人之根”即是指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有各种亲疏远近的血脉联系，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月是故乡明”的执念一直存在于中国文人的头脑之中，莫言所写的山东高密也好，路遥笔下的陕北也好，或者是余光中先生浓厚不散的“乡愁”也好……在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上总是不缺这类“寻根类”作家的身影。从地方文化视角来说，是乡土气息给了这些作家创作灵感；从作家角度来看，作家的每一滴笔墨都在诉说对故乡故土的思念与热爱。刘玉堂自认是个出身底层的“小人物”，所以他笔下所描绘的也都是生长在沂蒙山的“小人物”。在他的小说里，是这些“小人物”在演绎山东沂蒙，他们都是出身平凡的普通人，但沂蒙离不开他们。沂蒙的特色就是他们手里正纳着的鞋垫、他们锅里正摊着的煎饼、他们田地里正生长着的各种青菜……刘玉堂将这些都描写出来，他对故乡土地浓厚深厚的挚爱之情也在这些描写中隐隐浮现。

　　1.1沂蒙方言的使用

　　刘玉堂小说对家乡故土的挚爱最明显的外化就是他小说里熟练使用的沂蒙方言。比如在沂蒙方言里“不用”称作“甭”，“甭担心”“甭发愁”等在刘玉堂的小说里使用得很频繁；又比如在人身份的称呼上，由于沂蒙是个老革命根据地，使得当地得沂蒙人对当兵做官的人有着打心底里的尊敬与敬重，所以称呼他们为“公家人”；在比如，沂蒙人损人，批评人时习惯说这个人很“潮”，这在外地人听来可能会误会是在夸人，但其实，这是沂蒙人在形容一个人“傻里傻气”……，自小生活在沂蒙的刘玉堂用多种鲜活的有沂蒙特色的语言来讲述一个个沂蒙故事与人物，这种文字里透露出来的亲切感满满的都是刘玉堂对故土，老乡的深切情怀。

　　1.2沂蒙风俗活动的传承

　　在刘玉堂的小说里，处处都是沂蒙老革命根据地的特有风俗习惯，如果说沂蒙方言是刘玉堂对故乡挚爱的最明显外化，那么，纷繁复杂，种类多样的风俗习惯的描述就是刘玉堂对家乡喜爱的内在证明。如果不爱这片土地，如何记得住这么多家乡活动？如果不爱这片土地，如何会熟谙各种活动活动规则？如果不爱这片土地，他怎么会不断强调《沂蒙山好地方》？

　　在这些风俗习惯里，描写的最具有典型的就是在沂蒙，每户新搬家的人家需要举行“温锅”活动，村里的亲戚，熟人，街坊邻居都会在“温锅”当天过来捧个人场，当然，这也是对有新家的人家的祝福，祝福他们开启新生活。

　　1.3沂蒙精神的赞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管在一片土地上是否有过摩擦，是否有过矛盾，只要大家说着同一种音调，怀念着同一片土地，那么，骨子里流的就是同样的血液，有着同样的气节与地方性格。就像我们默认东北人大多豪爽，陕北人大多质朴一样，这是刻在这一片土地养育着的人的骨子里的标记，最后形成地方精神，沂蒙人也是如此。生长在红色根据地的沂蒙人，他们生性正直善良，乐于付出与奉献，比如《玉太大哥二三事》里描写的刘玉太，他是乡土医生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乐于为乡亲看病，在自己的专业擅长方面帮助别人，除此以外，即便是生活中的琐事小事，他也干的甘之如饴，勤劳地帮乡亲们送菜送饭，与其用比较官方又假大空的赞美之词形容他，刘玉堂只用了一个看似有些俗气但其实最为质朴的词语——“心眼好”，或许没有乡土气息的人觉得这夸赞的不够，但这种亲近又朴实的赞美在乡土小说中最具有力量。刘玉堂将这种正直善良的沂蒙精神以小事、实事的方式记录出来，是对沂蒙精神最真切的赞美与颂扬，每一位读了刘玉堂小说的沂蒙人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者，由刘玉堂开始，沂蒙人接力，山东人扩大，最后全中国人民都将得以感受这股精神。

　　2.戏曲文化的融入与继承

　　刘玉堂小时候他的父亲想要烧毁家里废弃的戏曲剧本，刘玉堂认为不应糟蹋文艺，所以阻止了父亲烧毁剧本，然后仔细品读剧本，由此开启自己的写作生涯，由此可见。刘玉堂的小说创作离不开戏曲。戏曲是我国的传统文艺，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玉堂接触戏曲，吸收戏曲的精华，在戏曲影响下进行创作，这种受戏曲影响的创作充满大雅的气息；另一方面，刘玉堂乡土小说的创作以故乡为本位，描写的都是故乡普通人的小事，视为大俗，这样戏曲的大雅与乡土的大俗交融，使得刘玉堂的作品雅俗共赏，独具特色。著名作家李心田评价刘玉堂“小打小闹小情趣，大俗大雅大文章”是十分贴切的。他的文章受戏曲影响比较深的有《戏说戏词》、《少男少女们的戏》和《京剧舞台上的山东人》等。

　　印象最深的是刘玉堂在《少男少女的戏》里对戏曲《小放牛》的引用。《小放牛》的词曲非常接近乡村生活，这是刘玉堂熟悉的领域。他在《少男少女的戏》里引用《小放牛》，一方面自然地刻画了农村环境景象，将基调定的舒适、闲适，与后面的悲怆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另一方面，少男少女的青春气息与《小放牛》呈现的童趣气息相得益彰；最后就是《小放牛》的悲剧结尾和少男少女的凄惨结局形成对比，一时竟无法判断谁更悲怆，另外，悲上加悲的创作令人悲痛不能自已，悲剧效果被无限放大。

　　总之，刘玉堂作品戏曲语言以及戏曲内容的融入，除了能显示刘玉堂语言功底与文化功底的深厚，还将他的作品升华了不止一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玉堂对于戏曲的借鉴与传承的态度是十分严谨认真的，与套用戏曲，为作品镶金边、利用戏曲增加商业价值的功利性借鉴不同，刘玉堂的戏曲借鉴与引用、化用可以看出他对戏曲的热爱。

　　3.农民本位的艺术创作

　　将自己区别于都市作家是刘玉堂在写作之出就明确的身份定位，这表现在刘玉堂不仅写农村农民，同时他也认定自己就是农民。在刘玉堂去世当天，他心里想的依旧是自己的故乡，为故乡捐赠书籍，这种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的反哺精神值得大多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习。可以肯定的是，刘玉堂认定自己农民身份进行创作的原因，除了他本身出身农村这个因素之外，另外就是源于他对农村深厚的喜爱之情。事物都有自己本身的息息相关性，用哲学的概念，即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刘玉堂如果不将自己看作是个农民，不对农村人产生同理心，他定然也无法创作出农村的脊髓。《安塞腰鼓》中说江南太脆弱，敲不起安塞腰鼓，同理，都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无法描述乡村的质朴，他们太凉薄。享受农村生活，享受人间烟火气，是刘玉堂毕生追求的生活理念，他没有迷失在诗意里，相反，农村的大俗就是他眼里的诗意。

　　将自己定位成农民，所写也是自身所见所闻，正是目前乡土小说所缺失的。事实上，所有的乡土小说作者都应当拥有这份“真实”，既然写的是乡土文化，怎么可能脱离农村与农民集体？以事实为骨，艺术为翼，并非只是口号，回归农民本位的身份进行创作，写出的作品才更有说服力。

　　二.刘玉堂小说的现实意义

　　1.全社会视角下对普通人的歌颂

　　刘玉堂的小说所写的大多数是沂蒙的场景与人物，但在品析他的小说时，绝不能被封闭在沂蒙这一个地方。他笔下的普通人是当时社会所有普通人的缩影，这也是刘玉堂小说的写实性方面。讴歌普通人这类“小人物”的作家不少，但像刘玉堂这种将“小人物”、普通人刻画的如此自然、深入骨髓、活灵活现的并不多。在他笔下的普通人普通但不平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与结局。

　　说刘玉堂笔下的普通人是全社会视角，理由之一就是刘玉堂明明白白的用他们在映射全社会的普通人。比如，他曾委婉的描写动物之间的相处与细节，这是暗喻人和人的相处，使文章幽默诙谐又寓有深意。但刘玉堂作品的大多数是以对普通人的歌颂为主线的，就像刘玉太一样，他相信全社会像刘玉太一样的“好心眼”的人有很多，他们即便普通，也值得歌颂，毕竟全社会有他们的存在变得温情又温暖。

　　刘玉堂笔下的小说人物更像是一幅鲜活的人物群像图，而温暖是底色，散发着暖洋洋的橙色光芒。他所歌颂的不是一个两个人物，在他眼里，当时所有的“普通人”都是可爱的、可敬的。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上层社会，而是看“众生”，可见，刘玉堂是在这群“普通人”里追求属于他的生活流。

　　2.乡村温暖的传递

　　刘玉堂的小说温暖是主线，乡村可能不富裕，但生长在沂蒙地区的人在刘玉堂笔下并没有“穷山恶水出刁民”，相反，他们互相帮助，性格直爽，没有都市的欣欣向荣，但有农村的邻里和谐。在新中国刚成立的年代，经济上的不富裕没能阻止乡间这些温暖的传递，乡亲们露着一口白牙的发自肺腑的大笑，有邻居搬新家“温锅”时的凑热闹，邻里一起种菜除草时的田间逗闹……温暖在这些瞬间被传递，对比当前的经济富足，但对门邻居都不认识的尴尬与冷漠，令人深思，城市化的进程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刘玉堂的小说到今天依旧有非常多的读者，深受大家喜欢，或许也从侧面说明，乡村的温暖正是当下所缺失的东西。

　　3.民间价值理念的认同

　　刘玉堂的小说里除了写实性，还有相当多篇幅的说理。他的说理高超之处在于不给人说教感，让人容易接受，而且范围广，见闻的种类也多，几乎涵括生活中的小事见闻、对人生的反思感悟等多种方面。在刘玉堂的这些说理背后，体现的就是他对民间价值观念的认同，而非歧视。这种认同感使民间主流思想得以系统化的被阐述出来，比如，在当时那个年代，势单力薄的“普通人”很难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命运是被摆布的，刘玉堂以自己和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命运却各自不同为例，在外人看来，他朋友生活的落魄，没有前途，但还甘愿的生活态度令人不满，但刘玉堂却不这样认为，他一直觉得这不是他朋友这个“普通人”的错，可以怪世道不公，但无力扭转命运是无罪的，生命与生活是自己的，怎样过都精彩，如果没有替别人承担生活的压力，就没有立场对别人加以指责。足以可见，刘玉堂对乡土的认同是深入骨髓的，因为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同就是对那个地区人民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而不仅仅是熟记一个民俗活动，一种方言这么简单。

　　三.以刘玉堂小说为立足点，反思当前乡土小说的不足

　　1.感性为主，缺乏客观理性的城乡观

　　城市与农村不是对立关系，不能由于目前的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而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一味贬低、批判城市；也不能由于乡土小说的稀缺而过分夸赞乡土小说。城市与乡村不是对与错的两端，乡村小说描写乡村，城市小说叙述城市本无可厚非，但由于部分乡土小说作者的主体感性代入，在当前的乡土小说中，不少创作出现了“拉踩”，赞扬乡村即可，却非要以贬低城市的方式，这种感性的主体创作方式难免表现了以乡土博眼球的功利气息。“乡土”并非财富密码，“城市”也不该只用来对比与批判，两者虽然息息相关，但这是两种生态文化，借着怀念乡土的噱头讽刺城市的不足，本身就是非客观的。文学艺术创作虽以主观建构为主，但主观源自客观，现实才是依据，也是根本。

　　比如李佩甫先生所著的《城的灯》，来自农村的青年在城市里变得处心积虑，工于权谋，似乎都是城市的错，这种将城市与农村间接对立起来的情绪并不客观，城市其实并没有这么恐惧。所以，作家在创作乡土小说前，应当树立一个客观的、理性的、不主觀立断的城乡观，而非带着主观偏见进行创作。

　　2.无法脱离乡村“苦难”的泥潭

　　刘玉堂的小说令人读来并不感觉十分压抑与痛苦，原因就在于他的小说虽然也写农村，但一来以不同的视角赞扬了他笔下的普通人物，多数以鼓舞为主；二来刘玉堂幽默诙谐的语言令行文轻快愉悦，基调上并不沉重。相比之下，当前的多数乡土小说全文必定有一个或多个深受苦难的人物，仿佛不这样无法介绍当时的时代之悲，但需要注意的是，悲惨社会的描写并不以苦难人物的多少来衡量，数量的叠加并非表现悲惨的最有效方式，乡土生活也不是只有悲惨苦难一种基调，乡土小说其实也可以去掉“苦瓜队”似的人物角色，而只留有像刘玉堂笔下一样的质朴与善良的人物形象。摆脱掉乡土与苦难的人为联系，以乡土的真实体验与真实景象为艺术创作依据，真切做到“从事实出发”，可以艺术创作，但应当拒绝乡土“苦难魔改”。

　　乡土小说是弘扬地方特色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越来越多的乡土文化和民间传统在这些艺术创作中得以传承。刘玉堂先生的这种诙谐又夹杂着戏曲的乡土小说衣钵需要更多的人来继承，期待未来的乡土小说能够写出更多的民族特色，在不断的挖掘与继承中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郭春林：最后的“地之子”[N].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3月19日.

　　[2]刘玉堂：《温锅之事》，选自《好人似曾相识》[N].黄河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5页．

　　[3]张莉：刘玉堂小说中沂蒙方言的使用[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2期，第28卷．

　　[4]雷鸣：新乡土小说的三大病症 [J].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criticism，2010.06．

　　[5]刘玉堂：《我是城市里的乡下人》，选自《玉堂闲话》[N].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56页．

　　[6]刘玉堂：《我们唱着沂蒙山》，选自《好人似曾相识》[N].黄河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