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韵

　　 内容摘要：陇右地区出土有关伏羲文化的石刻文献极其之多，是我们研究伏羲文化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本文选取明嘉靖时期《伏羲庙乐记》进行考释，对于碑刻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做进一步考证，以期理清楚明嘉靖时期祭祀伏羲活动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伏羲庙乐记》 伏羲庙 伏羲文化

　　 伏羲乃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其画八卦、制工具、兴农业、造书契、创音乐，被列为“三皇之首”，不仅仅是真实存在的个体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司马贞《三皇本纪》载：“太昊伏羲氏，代燧人氏，继天而亡。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于成纪。蛇首人身，有圣德。”因此，甘肃天水有着“羲皇故里”的美誉。自秦汉起，天水就有着祭祀伏羲的传统，诸多学者也就伏羲祭祀方面进行了研究。然为了拓宽伏羲文化的研究，对祭祀伏羲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利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将出土碑刻与书面文献材料结合起来，对该碑刻进行重释。

　　 一.碑文出土情况

　　 《伏羲庙乐记》碑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立石，现陈列于天水伏羲庙东碑廊。碑身纵253厘米，横91厘米，碑额为篆书，碑文乃隶书，中部和下部残缺。清乾隆《直隶秦州新志·艺文》亦有所载，据州志补全，全文一共825字。兹将碑文转录于下：

　　 《伏羲庙乐记》

　　 胡缵宗撰

　　 夫何祀乎天地？覆载之所必报。何祀乎社稷？生养之所以报。何祀乎圣帝明王？作之君、作之师者所必报。礼也。然古昔圣帝明王，未有太昊若者。惟太昊继天以开物、以画卦、以造书契而立极也。故有伏羲，而后有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有周公、孔子。有卦而后有《易》，而后有《诗》、《礼》、《乐》、《书》、《春秋》。有书契、有文字而后有典章、图籍。古昔圣帝明王，孰有若太昊者！万世斯文，祀以报之，视天地社稷稷何缓哉？考之诞圣之郡，画卦之台，前代无不举祀者，而国朝阙焉。是故正德间侍御成都马溥然氏、瀛海冯时雍氏、平阳许翔凤氏先后建议焉;遂宁陈讲氏、云中卢问之氏次第创庙焉。嘉靖初，侍御新安方远宜氏广庙于台焉;钟离陈世辅氏、任邱郭圻氏饬庙于郡焉。载咨载度，式尊式崇，而所以报之者，历百年而始具。

　　 今岁春，侍御铜鞮张鹏氏按行至郡，既谒庙，遂及祀事。州守黄仕隆具以对，乃作而叹曰：夫建庙，建祀也。今观是庙巍然大，焕然文，其理秩然，可以祀矣。然有乐焉！夫祭，礼也。有礼斯有乐矣，未有有仪文而无声容者。盖非礼不足以言序，非乐不足以言和，故有仪文而后可以周旋，有声容而后可以宣畅，上以通神明，下以致馨香，舍乐奚以哉？乃檄仕隆召工制器，按八音以为乐，准八佾以为舞。盖琴、瑟、笙、镛之属必调，龠、翟、冠、袍之属之必致。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持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盖始条理之有源，终条理之有委。律斯协，吕斯谐，而诚可竭矣。即告成事，仕隆以复侍御，侍御告之庙，付执事者掌之以供祀。既虔既恪，乃和乃平，而所以报之者，越两朝而始备。天子之大礼以成，有司之大事以竣。于戏休哉！夫庙以绥，礼以敬也。而乐以乐，夫祭期其乐也。礼行而乐作，自洋洋于俎豆，曲倡而乐和，自雍雍于管铉。乐岂非祀所当急者与？夫天地大矣，匪祀曷钦？社稷大矣，匪祀曷明？伏羲氏大矣，匪祀曷仰？祀大矣，匪乐曷奉？侍御因礼以修乐，其有心于禽仪兽舞也，与仕隆介节判刘溪，属缵宗记。缵宗有感于神之听之也，敬为之记。

　　 二.还原明代伏羲庙重修、祭祀情况

　　 自秦汉始，天水地区就有祭祀伏羲的传统，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始普及三皇，祭祀伏羲，明初仍用元制。而到了洪武四年，朱元璋认为全国祭祀“三皇”是对“三皇”的亵渎，因此下令各地中止祭祀“三皇”，只允许伏羲陵寝所在地为唯一的伏羲祭祀地。《明史》载：“明初仍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帝曰‘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源，汨于药师可乎？’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碑刻中所载“考之诞圣之郡……而国朝阙焉。”也正是映证了这一史事，自洪武以后到嘉靖之前，明代地方对伏羲的祭祀已经中止。

　　 從碑刻来看，明代对于伏羲庙的修建以及祭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中期，全国祭祀伏羲的禁令已经废除。到正德年间，马溥然、冯时雍、许翔凤三人建议羲庙于卦台山之上，《明史》亦载此事：“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成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雄奏也。”史料与碑文记载完全相符。再“遂宁陈讲氏、云中卢问之氏次第创庙焉。”这个时候明朝廷已经允许在卦台山修建伏羲庙;到嘉靖初年，“侍御新安方远宜氏广庙于台焉;钟离陈世辅氏、任邱郭圻氏饬庙于郡焉”，这亦是明嘉靖时期对于研究天水伏羲庙重建之重要文献资料。

　　 第二阶段则是嘉靖十三年，“今观是庙巍然大，焕然文，其理秩然，可以祀矣”即是说这时伏羲庙已经建成，秩序井然，可以祭祀了。于是侍御张鹏、秦州知州黄仕隆制礼作乐，根据碑文可知，张鹏“乃檄仕隆召工制器”又“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将当时天水地区祭祀伏羲推向了顶峰，于是胡缵宗为记下此事而撰此碑文。

　　 天水自秦朝起就有祭祀伏羲之传统，然所载十分简略。《伏羲庙乐记》不仅还原了明正德嘉靖时期天水地区重修伏羲庙一事，更为重要的是详细记载了明嘉靖年间祭祀伏羲时之器乐，尤其是张鹏所作《迎神曲》、《送神曲》，为研究伏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碑刻中明代职官与人物

　　 该碑在讲述伏羲庙重修、祭祀之事时，曾多次提到侍御这一职官，可见侍御与当时伏羲庙的修建、祭祀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载：“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而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外巡按”，巡按的职责十分广泛，“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因此，才有了“是故正德间侍御成都马溥然氏、瀛海冯时雍氏、平阳许翔凤氏先后建议焉”以及“今岁春，待御铜鞮张鹏氏按行至郡，既谒庙，遂及祀事。”由此从碑文可以看出，明正德嘉靖年间，中央对于天水地区祭祀伏羲是十分重视的，才会先后派诸多巡按到此地巡察。

　　 该碑文中提到诸多历史人物，包括撰者胡缵宗、篆额者杨勉学、书丹者纪常以及碑文中所提到的巡按张鹏、秦州州守黄仕隆等。篆额者杨勉学，字菊屋，山东茌山县人，嘉靖十年举人，工于书法，为明代著名书法家。书丹者纪常，河北文安人，为文安纪氏第四氏，嘉靖五年进士。文安纪氏在当地是声明赫赫的名门贵族，文化世家，名人辈出。撰者胡缵宗，字孝思，号可泉，甘肃天水秦安人。《明史》列传九十有记载：“胡缵宗，陕西秦安人。正德三年进士。由检讨出为嘉定判官。历山东巡抚，改河南。”其即是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著有《鸟鼠山人集》、《秦安志》等，今天水伏羲庙就有其所写“与天地准”匾额，此三位文人使该碑文更具文学价值以及史料价值。

　　 四.助推天水地区文学繁荣

　　 金石碑文，不仅有着证经补史之作用，同时作为文字载体，文学的传播形式使得文学作品能够更好得保存并且延续下来，也使得今人能够与古人更好的对话与交流，杜甫亦说过“冠冕通南极，文章落上台。诏从三殿去，碑到百蛮开。”胡缵宗在碑文结尾引用了《诗经·小雅·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来表明自己对祭祀伏羲这一盛事的感叹。因此，《伏羲庙乐记》即是研究祭祀伏羲重要的史料文献，同时更是文字优美、条理清晰的叙事范文。

　　 碑刻作为文字载体，上面所记载的文献材料，能够使后人跨越时空与前人进行交流。而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需要不断地进行挖掘、研究，以新材料来补正旧材料，以期达到对这个地方历史文化有一个更加全面地了解与认识。陇右地区出土有关伏羲文化石刻文献十分之多，这是极为宝贵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石刻文献的研究，来弥补史籍中的缺漏、纠正史籍中的错讹，以期扩大以及深化天水地区伏羲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M].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4册，964.

　　 [2]费廷珍.直隶秦州新志·艺文[M].见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378-1382.

　　 [3]张廷玉.明史[M].卷五十，志第二十六.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18-1319.

　　 [4]张廷玉.明史[M].卷五十，志第二十六.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19.

　　 [5]张廷玉.明史[M].卷七十三《职官二》，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870.

　　 [6]张廷玉.明史[M].卷七十三《职官二》，见影印《文渊阁四庫全书》，1871.

　　 [7]陈桢修，李兰增纂.《文安县志》[M]，1048.

　　 [8]张廷玉.明史[M].卷二百二《列传九十》，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593.

　　 [9]仇兆鳌.杜诗详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80.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资助“天水金石与《全宋文》《全元文》补遗”研究成果（项目编号：TYCX1902）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