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欢欢

　　 内容摘要：《柳林风声》是英国儿童文学家肯尼斯·格雷厄姆于1908年发表的儿童小说，作为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有着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厚伦理思想价值。小说中蛤蟆“顽童形象”的顽性是文本叙事发展的动力，集中彰显了儿童的自然天性，也是吸引儿童读者的重要原因。文本通过顽童蛤蟆从任性闯祸到“浪子回头”转变，展现出蛤蟆从伦理混沌到伦理醒悟的成长历程，寓伦理教诲于阅读审美中，使该人物兼具审美与伦理两重价值而成为儿童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这对当下浮于热闹、缺乏思想深度的儿童文学创作现象具有拨正意义。

　　 关键词：《柳林风声》 肯尼斯·格雷厄姆 儿童本位 顽童形象 伦理价值

　　 “儿童本位”是一种“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将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1]的儿童观。《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1908）正是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在这种儿童观下创作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小说通过讲述蛤蟆、河鼠、鼹鼠和獾四只小动物的生活以及冒险经历，成功塑造了蛤蟆这一经典的“顽童形象”。目前国内对该部小说的研究集中于翻译比较、美学分析、生态伦理、美育功能等方面，对于“顽童形象”及该形象的伦理价值极少涉及。事实上，在小说中的“顽童形象”——蛤蟆是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爱玩导致的闯祸、入狱、逃狱一系列冒险经历是文本故事发展动力，而且这种“顽”性正是儿童自然天性得到集中彰显之处，切合现实儿童的本性，是文本故事吸引儿童读者的重要原因。文本还通过顽童蛤蟆从任性闯祸到“浪子回头”转变，展现出蛤蟆从伦理混沌到伦理觉醒的成长历程，寓伦理教诲于阅读审美中，使该人物兼具审美与伦理两重价值而成为儿童文学中的经典形象。这些经典因素对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扁平、缺乏思想深度的不良倾向具有拨正意义。

　　 一.顽童形象：人自由地栖居于大地上

　　 儿童文学中的“顽童”不是指一般意义上调皮顽劣、品行不端的儿童，“而是富有游戏精神的儿童”[2]。“游戏精神，就是‘玩’的儿童精神”[3]，本质上是儿童生命冲动的体现，展现人性不断谋求自由和解放的天性。顽童是游戏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身上的顽性集中体现了人类追寻自由的生命本真。在这种游戏精神驱使下，蛤蟆好奇心强、叛逆性和自我夸大的顽童天性得到充分释放，该形象所寄寓的人自由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意蕴不断丰满起来。

　　 首先，蛤蟆有热衷于尝试所有新鲜事物的自由意志。对蛤蟆来说“随走随变”就是它的生活理念。为此，蛤蟆先后沉迷于玩帆船、撑船、房船、马车、汽车，只要是进入它眼界的新鲜事物，它都要亲自体验。这种对新事物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敢于付诸实践的行为，即是蛤蟆游戏精神——自由意志的体现。这种自由意志不仅形塑了蛤蟆求新求奇的个性，也赋予了蛤蟆喜新厌旧的顽性，比如，蛤蟆自认为学会了划船，就立刻抛弃帆船转而对马车感兴趣;不久又舍弃马车全身心投入到汽车中。在蛤蟆眼里所有新事物都具有神秘的未知性，而未知性就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给蛤蟆带来征服的快感，因而对它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导致了蛤蟆一系列顽性行为。实际上，顽性行为正是蛤蟆内在旺盛生命力的有力表达，通过这些行为蛤蟆不断丰富着自身的生命体验。正如学者李春喜所说“顽童形象是儿童追求力量与旺盛生命力的折射，是儿童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儿童求新求异愿望的实现”[4]，因此，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蛤蟆旺盛的生命力被外化为喜好多变的行为。对于每样新事物，蛤蟆在短暂的体验过程中都将其视作值得一生追求的目标，并不计后果地全身心投入，展现蛤蟆的探索生命意义的激情，使它的自由意志超越顽童本性，负载了人类摸索生命意义的价值。

　　 其次，蛤蟆有自我主見与大胆追求自由的行为。游戏精神是顽童形象的核心精神，游戏精神即是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打破规则多带来的欢娱体验，蛤蟆的这种体验最典型体现在两次越狱行为上。第一次为了逃避车祸惩罚，蛤蟆假装生病骗走了负责看守的河鼠，用床单拧成绳子顺利逃脱;第二次由于“偷”汽车，蛤蟆被捕入狱，在小姑娘的帮助下变装成洗衣妇，顺利逃出监狱。蛤蟆两次越狱的行为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蛤蟆对现有规则的主动反叛。对于自己的行事准则，蛤蟆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它不同于循规蹈矩的主流观念，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并坚定认为为自己喜欢的事物全身心投入没有错，所以出车祸、“偷车”不是一种犯罪行为，獾和警察们监禁自己的理由不成立，反而是干涉了自己的自由，它直接反驳獾的训导喊道：“我不后悔，我也没有胡闹！我以此为荣！”[5]。这种鲜明的主见使蛤蟆在自身的自由天性遭到现有秩序禁锢的时候，选择了主动逃狱，其背离主流观念的言语以及主动越狱的行为均体现出蛤蟆的顽童反叛性。这种反叛性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由的永恒追寻。

　　 最后，自我夸大是蛤蟆对自由生命情态的赞美。自我夸大是蛤蟆身上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在两次越狱冒险经历中，蛤蟆表露心情的大话连接起蛤蟆顺境与逆境、开心与低落的瞬间变化，直接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充分展现蛤蟆从困境脱身后获得自由的忘我情态。这种对自由生命情态的赞美集中体现在蛤蟆历险独处和与朋友团聚的两个场景中。历险独处时，蛤蟆的这种赞美是以直白的话语展露出来的，比如，“真是绝顶妙计！”“智力与蛮力的斗争——一如既往，智力大胜”[6]等，这种自夸言语与心理活动、自然景物描写从不同角度展现蛤蟆劫后余生重获自由的欢愉，凸显其对“自由”认识的丰富性，共同建构起蛤蟆自由生命情态的立体感受面;归家后，蛤蟆通过向朋友说大话对冒险记忆进行理想性修正，把途中不愉快的经历隐去，将追寻自由的乐趣以及获得自由的快感彰显出来，在“可真的很好玩儿啊！特别特别好玩儿！”[7]的话语重复中，再次回味重获自由的冒险过程。实际上这是一种审美的转变，蛤蟆从亲历者的角色抽身出来变成旁观者，在回忆的二次体验中将冒险之旅的惊险感受升华为审美愉悦，消解了越狱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从而使越狱脱逃行为变成了追寻自由的冒险之旅。通过这两种方式蛤蟆不断从自身和从他人身上获得确证自我以及自由的力量，彰显出儿童自由生命的本真。

　　 综上所述，蛤蟆的顽童形象通过喜好多变、叛逆心强、言语夸张的特性鲜活起来，展现出儿童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对自由的追寻和赞美。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儿童是人类最初的成长形态，“游戏精神是人类原始心理的一种直接释放，在彻底的忘我的不再受制于社会化规则束缚的游戏中，人的生命于是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状态”[8]。顽童作为儿童追寻自由游戏天性的代表，其身上的顽性即是作家对这种本真生命的理想性寄托。因此，蛤蟆所代表的顽童形象可以看作是人类理想生命的缩影，它呼唤着一种自由健全的人性，这也是顽童作为经典儿童文学形象旺盛生命力的不竭之源。

　　 二.伦理价值：人有序地栖居在大地上

　　 游戏精神是儿童追寻自由生命情态的体现，顽童是这种精神的代言人。自由的天性彰显了人的自由本质，不应该被抹杀，但是完整的人性不单是只有自由，更有责任感的约束，顽童要经历从自然状态到社会人的成长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在他的童年就要接受某些伦理规则，从叛逆、混沌到伦理观建构成形就是儿童成长的过程。蛤蟆的顽童形象调和了“教育主义”和“童心主义”两种儿童教育思想，将伦理教诲寓于顽童的言行中，启示我们人只有遵循伦理秩序才能有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首先，自然天性需要伦理约束。蛤蟆是处于伦理混沌期的顽童，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伦理意识，所以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屡次酿成车祸，危害社区稳定是不正当的行为，仍旧购进新汽车打算接着在马路上狂奔。蛤蟆的这一行径明显违反了社区固有的生活秩序，必然要受到社区秩序的惩罚，而獾是森林里举足亲重的人物，并且还是被蛤蟆的父亲嘱托看管蛤蟆的长者，所以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亲友身份，獾都是社区伦理秩序的权威代表，因此獾协同河鼠、鼹鼠强迫蛤蟆进行反思就是作为伦理道德的守卫者施行着这种惩罚。尽管顽童的叛逆性让蛤蟆想办法逃了出来，没有讓它的得到相应的教训，这种行为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导致了蛤蟆认知上的侥幸心理，为它下一次更越轨的闯祸行为埋下祸根;另一方面暗示着蛤蟆将面临更严重的惩罚，因为蛤蟆没有逃出它所在的这个社区，那么它所违背的社区秩序就依然存在，对它的惩罚就依然起效，所以接下来当蛤蟆再次面对汽车时，就昭示了惩罚的降临：由于蛤蟆对诱惑缺乏抵抗能力，所以它大胆地“偷走”了汽车，被警察抓捕入狱，招致二十年的牢狱之灾。蛤蟆入狱，是它违反社区秩序要遭受的惩罚，它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这意味着一味放纵天性，追寻享乐，无视社会秩序就会遭到惩罚的教训。小说结尾，蛤蟆认清错误接受了伦理秩序对自我天性的约束，从而赢得社区居民“伟大的蛤蟆先生”的称赞，这一情节从侧面说明遵循伦理秩序是人走向成熟、融入社会的前提。

　　 其次，和谐关系需要伦理维系。《柳林风声》建构的和谐关系体现在蛤蟆与其他动物以及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上。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同，《柳林风声》里动物们呈现的主流价值取向是一种利他主义，如，蛤蟆总是热情地宴请他人;獾收留在森林里迷失的小刺猬;鼹鼠、河鼠、獾帮助蛤蟆夺回家产等。这种利他的价值取向使动物之间构建起了一种以他人为先的伦理道德观念，利他反过来又为利己服务，因此形成了河岸社区稳定的伦理秩序，例如，在蛤蟆家产被夺事件上，河岸居民都站在统一的立场为蛤蟆说话，极力为保卫蛤蟆的家园抗争。这是蛤蟆前期热情好客、与人为善行为结果，也是它遵循社区利他伦理道德行为的结果。同样在处理自然关系上，动物们遵循各自物种的生存习性：河鼠的家在河洞里，鼹鼠的家在田野上，獾的家在野林地底下，蛤蟆的家则在潮湿的河岸边。它们根据物种的生存习性适应着不同的生存环境，且均依时令节气活动，即使是急着想要惩罚蛤蟆违规驾驶罪行的獾，也是依照自然界的规律先冬眠，等夏季来临所有动物都恢复精神了才开始行动。以蛤蟆为代表的动物们遵循自身生命活动以及大自然的规律，使得它们与自然构建起共生共赢的关系。与此相对照的以黄鼠狼、鼬鼠为代表的野林入侵者，违反自己栖居野林的生存法则，入侵到不适合本物种生存的河岸社区进而霸占蛤蟆的家，是对自身生命活动以及自然规律的逾越，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以上事例启示我们遵循伦理秩序是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蛤蟆的顽童形象从自然天性需要伦理约束和和谐关系需要伦理维系两方面给我们以伦理教益。可以说，蛤蟆从越狱离家到越狱归家的冒险过程，是蛤蟆从叛离社区伦理秩序到回归社区伦理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蛤蟆由伦理混沌走向伦理觉醒，逐渐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有了悔过之心，表明蛤蟆个性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生命成长，而且与原本叛离的社区伦理达成了和解，因而能在越狱归来后重新受到社区居民的接纳和尊重。从哲学层面来说，顽童形象揭示人不仅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而且“是一种伦理的存在”[10]，伦理的存在即是说明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有责任的自由，因为“人不单是为自己而存在，更是与他人一起的存在”[11]，这种存在需要我们构建起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因而遵循伦理秩序是必要，这是人自由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前提。

　　 《柳林风声》通过塑造好奇心旺盛、具有叛逆性、自我夸大的蛤蟆顽童形象，表现顽童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从深层次上体现作家对自由的本真人性的呼唤，揭示出人自由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愿望。如果说表现儿童的自然天性和天性支配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儿童文学经典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作品中隐含的成人社会对儿童读者的伦理教诲则构成文本的深层结构。蛤蟆顽童形象寄寓了作家自由天性需要伦理约束，和谐关系需要伦理维系的伦理教诲思想，揭示出人只有遵循社会的伦理秩序才能自由且有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的道理，使该形象兼具审美价值和伦理教诲价值而成为儿童文学中的经典形象。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儿童文学走向国际的发展趋势。但是在这些可喜的发展形势中，一些过度追求商业效益导致的人物成人化、思想平庸化的“伪顽童型”创作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阻碍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柳林风声》的顽童形象及深厚的思想内涵为我们反思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提供了有力的参照。

　　 参考文献

　　 [1]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苏萍.儿童文学顽童形象初探[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S1），150-152.

　　 [3]班马.当代儿童文学观念几题[N].文艺报，1987-07-24.

　　 [4]李春喜.儿童文学中顽童形象的美学意义[J].绵阳师范学院报，2011，30（01），39-41;48.

　　 [5][6][7][英]肯尼斯·格雷厄姆.《柳林风声》[M].马阳译，浙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第92页;第170页.

　　 [8]王泉根.人学尺度和美学判断[M].兰州：甘肃少儿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9]张健.以文为家，以笔为马——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访谈[N].人民日报，2016-04-14.

　　 [10]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页.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