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雄

　　内容摘要：关于生死这个话题，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电影《人生大事》对“生”的刻画与描绘，对“死”的讨论和反思，在接地气的市井生活与方言表达中徐徐展开，超越了时空的拘囿与死亡本身的沉重，深具一种以死观生的智慧和达观。在感动于孙悟空（莫三妹）和哪吒（武小文）这对“叛逆者”组合彼此治愈、相互救赎之余，观众还能结合自身的当下处境，实现一种心灵上的抚慰。

　　关键词：《人生大事》 生死哲学 殡葬师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于电影而言，同样如此：人们对其理解、阐释与评价自然会趋向多元化。马天博认为，影片中点名题旨的那句话——“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是种星星的人”，并未将观众引入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人生大事》只是将“死亡”和与“死亡”有关的一切都简化成了固定的仪式、祖传的笔记、头头是道的口诀，以及充满神秘感的符号，但并没有开掘生与死的辩证关系。①其实，并非如此。不论是视听语言对市井生活与方言表达的真实刻画，还是“人生除死无大事”的人生感悟，在在体现了电影对于生死的哲学思考。如何感受到“生”的真實与活力？如何寻获“死”的价值与意义？又该怎样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电影《人生大事》会告诉我们答案。

　　一.“生”的活力：烟火气里的市井生活与方言表达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生大事》就是披着丧葬题材外衣，讲述家庭亲情的类型影片，与《送你一朵小红花》《穿过寒冬拥抱你》等影片类似——借助特殊题材，融合温情元素。但是，若仅是如此而已，还不足以让该影片成为一匹让大家在票房上看见曙光的黑马。对于“生”的真实与活力的独特展现，既是《人生大事》的流量密码，也是观众感受活跃生命力的有效通道。

　　不论是在豆瓣评论区，还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我们很容易看到网友们将《人生大事》与2021年在国内重映的日本电影《入殓师》相提并论。抛开后者已取得的辉煌成绩及其在影史上的地位，若仅以工作环境为参照，将二者进行对比，前者似乎更显独特与真实。

　　与《入殓师》经过“美颜”之后，看起来“干净”的工作环境不同，《人生大事》里，主人公家中世代传承下来的丧葬店——上天堂，位于逼仄的老巷子之中。老旧的居民楼、杂乱的小店铺，还有作为高频词汇时常脱口而出的“老子”和颇具武汉特色的“汉骂”，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与舞台，驳杂的粗粝感与人间烟火气跃然于观众眼前。可能这样的画面呈现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与日常，如此便可轻而易举拉近观众和影片的距离，为其带去亲近感，提升故事的可信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大事》较之《入殓师》略胜一筹。特别是在当下这个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网络与交通工具不断提速的快节奏时代，地球村成为了有目共睹的现实——建筑风格、饮食品种与旅游景观等诸多领域都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因而，电影中地方特色的展现，除了能带给人们眼前一亮之感以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由此引起的困惑与反思。爱德华·雷尔夫认为：“如今，无地方——独特地方的消失，多种地方经验与认同的式微——成为了一股主导的力量，该趋势标志着现存的地理学基础从深深扎根于地方演变为了无根（rootlessness）。”②其实，并非仅是地理学面临着去“地方性”的无奈与困境，影视创作又何尝不是囿于迎合市场、呼应现实等因素，从而走向接受类型化与同质化的妥协。那么，一部以地域特色为背景的电影，就不能仅仅将之视为吸引眼球的工具或创作团队“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审美偏好，还应将其看作反抗同质性呈现和探索“地方性知识”③的有益尝试。

　　回到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上来，活泼、热辣的市井生活，粗俗、乖张的方言表达，表面上虽然只是电影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实质上还应是打动观众、提升影片质感的关键因素之一。李道新认为，拍摄具有烟火气的电影、过上接地气的生活是《人生大事》的创作宗旨及其面向普通观众的期许，这种烟火气和治愈感或许是该影片获得可观票房并受到广泛好评的主要原因。④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具有下里巴人气质的烟火气表达，让影片摆脱了“无根”的状态，获得了一种“生”的真实、可感、独特与激昂。因而，在深深扎根于“地方”的有益实践中，电影《人生大事》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与多元的评价中立得住、站得稳。

　　二.“死”的意义：“人生除死无大事”

　　不论是烟火气里的市井生活对“生”的张扬和刻画，还是一场场葬礼中不同人对于死亡的感受与看法，并非不言自明的画面和感受，需要观众自己去思考和体悟。

　　莫三妹的父亲临死前在病床上的一番临终发言和人生感悟，就可以看作对上述画面和感受的注解，以及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他说：“人生啊，就像一本书，哪一个都要翻到最后一页，有的呀，画上的是句号，有的画的是省略号，人生，除死，无大事。什么名呀、利呀，都是过眼烟云。干我们这一行的啊，就是要有一颗圣人心。”，老莫以二哥因捞死者尸体而溺亡作为丧葬师的榜样，对三妹进行了一场职业认知普及和生死教育。编剧、导演刘江江在豆瓣上也有过类似的创作谈，这是从他身边亲人的生死经历里获得的人生感悟，可以作为对老莫话语的一种解读。他说：“我逐渐意识到，原来葬礼是活人办给活人看的。当所有人聚集在葬礼上缅怀逝者，回顾他的一生，讲述自己和他的感情，为他入殓穿衣、守灵吊唁、烧纸出殡……原来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中国葬礼仪式向来被诟病繁琐，在看似繁琐仪式的背后，竟是这般浪漫的深情。”⑤他们都是在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对死者的尊重，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治愈和珍惜，是生者应该认识到，并尝试具备的一种生死观念与人生态度。

　　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这是儒家的生死观。电影《人生大事》则是反其道而行，以死来观生——表面上一直都在讲述死亡和葬礼，实质上探讨的却是如何生的话题。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⑥，和日本的死亡美学与物哀文化不同，该影片更倡导生者从对逝者的尊重与缅怀之中，汲取温暖、勇气和力量，从而好好地爱与生，而并非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老莫去世前给莫三妹留下了一个“考验”——无需繁琐的仪式，只要一场特殊的葬礼。此时，莫三妹不只是一名殡葬师，他还是死者的骨肉至亲。因而，他应对时，肯定不如影片里在其他几场葬礼中表现得那般从容、淡定。但当用旧奶粉罐装着的父亲的骨灰，在长江之上的夜空中璀璨绽放之时，莫三妹就完成了从一个抗拒传承、想要转行的“叛逆者”，向一名“种星星的人”的转变。此刻，他的心境得到了某种释然和升华，也对丧葬这个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前所未有的尊重与认同。至此，电影《人生大事》对于生死话题与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探讨，在这场“烟花祭”中留下了一个诗意而浪漫的“仰望星空”式的描绘和解答，为观众创立了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

　　三.生死哲学的具体实践：“叛逆者”的对抗与和解

　　不论是对“生”的刻画与描绘，还是对“死”的讨论和反思，都离不开对连通二者的纽带——人的塑造与呈现。电影《人生大事》中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很多，最具代表性的要属孙悟空（莫三妹）和哪吒（武小文）这对“叛逆者”组合。他们不仅是情节发展的线索，还是生死哲学的具体实践——电影的质感和张力在二者的碰撞、交流与和解中，自然呈现。

　　莫三妹初次登场时，就有一组展现他行云流水般穿梭在窄巷中的镜头。他留着寸头，带着金链子，穿着花衬衫，叼着小烟卷，走路松松垮垮，眼神飘忽不定，一幅标准的街溜子的形象。看到别人给逝者烧纸，他熟练地捞出燃烧着的黄紙点烟；面对熟人对他发型的调侃，他以“老子像你爸爸脑壳”反击。这位“混不吝”的殡葬师，其实也是个倒霉、可怜的小人物。自己曾为了女友与情敌打架而入狱，女友还是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父亲不够信任他，总觉得去世的二哥比他靠谱、优秀；在旁人眼中，他从事的是“吃死人饭”的行业，处处受人白眼和嘲讽……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市井气息浓厚的小人物身上，也闪烁着属于齐天大圣的那种“匪气”与正义感。参阅《人生大事》第四稿剧本中的人物小传，莫三妹的形象是这样的：“他的偶像是大闹天空的的孙大圣，是八百破十万的岳武穆，是脚踏魑魅魍魉的钟馗……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自小就爱英雄气。他最不想成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⑦所以，在看到刻薄的舅妈对小文百般嫌弃，软弱的舅舅无能为力之时，他选择毅然承担抚养她的重任。好友建仁埋怨他说：“之前自己又说，她是我的克星……你属孙悟空的，一天变一个样呀”，莫三妹回应道：“老子就是属孙悟空的，老子就见不得这群妖魔鬼怪欺负人”。此时，平凡的小人物莫三妹便化身为孙悟空，试图去拯救小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的一次觉醒和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探寻。

　　小文是个没有父亲，母亲失踪，与外婆相依为命的“孤女”。“野蛮生长”到七岁时，外婆撒手人寰，她也就成为了舅妈和舅舅眼中的烫手山芋。她扎着冲天发髻，拿着杆红缨枪，打扮成哪吒的模样，开口闭口就是“老子”，还拿着红缨枪怼天怼地怼人……表面的叛逆、乖张，实则是缺乏安全感与爱的表现，反叛是她的保护色——小文的外在固然坚硬，但其内心是敏感、脆弱的。所以，她才会一直“骚扰”为外婆处理后事的莫三妹，试图要回被装在“盒子”里的外婆，找回那份亲情与心安。二人的关系随着影片中一场接一场的殡葬事件展开、推进，他们从开始的互相敌视、对抗逐步走向接纳、善待，然后发展到互助合作，直至彼此依靠、爱护，不愿分离。于是，在亲子课的感恩环节，小文画了一张三妹的卡通肖像画，并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但是，我不害怕了。因为，我有爸爸了。”

　　在剧组的内采资料中，导演、编剧刘江江用质朴的语言阐述了这组人物设定的初始动机，他说：“在我们首先是一个童真的视角，孙悟空跟哪吒这两个人物，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覆盖到每一个人的童年的。小文的性格里边有一部分是跟哪吒一样，不服输、会惹祸，然后也有被抛弃的经历，他们的身世有契合的地方。”⑧孙悟空（莫三妹）和哪吒（武小文）这对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家式的人物塑造，既借助了人们对这两个英雄形象已有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保留了人物自身的独特个性。在见证落魄大叔和“鬼马小萝莉”二人双向治愈、相互救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物更驳杂的面向。因而，这样的人物形象是具有生长性的，很容易给人一种“最熟悉的陌生人”之感，自然也会使得人物形象更显立体、生动和丰富。所以，田卉群认为，“原型人物形象的经典认证，原型叙事的创新呈现，永恒主题的重新阐述，在叛逆、回归之间的颉颃平衡，使得《人生大事》唤醒、呼应了观众的集体记忆，实现了共情，这是影片获得高票房和好口碑的基础”⑨。不仅如此，在二者的对抗与和解中，还完成了对生死哲学的具体实践。小文接受了奶奶“死”的事实，获得了继续“生”的温暖、希望和勇气；三妹在父亲的临终遗言和“烟花祭”之际，对丧葬行业与死亡有了新的、更深刻的顿悟，他也找到了作为一名“种星星的人”——殡葬师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长片，电影《人生大事》固然有过人之处，但也不能因此而将其优点无限放大。宋展翎认为该影片，剧作规整而稍显刻意；演员的表演，情绪饱满富有张力；视听语言，祛魅而富有真实感。⑩这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评价——既不吝惜赞美之词，也不回避问题与遗憾。特别是在现今这个“后疫情时代”，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关于生死这个话题，也不可避免的成为当下的“热点”。《人生大事》实现高口碑与高票房的“出圈”秘诀，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其以一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接地气的表现方式，超越了时空的拘囿与死亡本身的沉重，深具一种以死观生的智慧和达观。个性鲜明但又不乏善意、幽默的小人物，粗粝乃至略显粗鄙的方言，能够很好地纾解离别带来的感伤和死亡招致的恐惧。在感动于三妹与小文彼此治愈、相互救赎之余，观众还能结合自身的当下处境，实现一种心灵上的抚慰。

　　注 释

　　①马天博：《<人生大事>距离说透那件“大事”差了一步》，《文艺报》2022年7月6日，第4版。

　　②[加拿大]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0页。

　　③“地方性知识”是1960年代兴起的概念，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所创造，通常指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也是知识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详情可参阅（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蒙本曼：《知识地方性与地方性知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李道新：《<人生大事>：爱这烟火的人间》，《文艺报》2022年7月6日，第4版。

　　⑤刘江江：《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豆瓣网，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4473636/，2022-6-24。

　　⑥（法）罗曼·罗兰：《原序》，《米开朗琪罗传》，傅雷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⑦引自《人生大事》第四稿剧本人物小传，转引自田卉群：《<人生大事>：父与子的规训与传承》，《电影艺术》2022年第5期。

　　⑧引自《刘江江<人生大事>内采资料》，转引自田卉群：《<人生大事>：父与子的规训与传承》，《电影艺术》2022年第5期。

　　⑨田卉群：《<人生大事>：父与子的规训与传承》，《电影艺术》2022年第5期。

　　⑩宋展翎：《<人生大事>：“后疫情时代”的人文关怀》，《中国电影报》2022年7月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