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楠

　　内容摘要：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孙频以其“纯文学”的创作追求有别于同期的青春文学作家，并逐渐受到大众关注。直面女性的生存现状继而探求女性的精神追求是构成孙频作品特色的重要一环，这一倾向在其小说集《盐》的短篇作品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文选取孙频短篇小说《东山宴》作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孙频作品女性生命和女性形象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孙频 《东山宴》 女性主义 男权主义 新女性

　　在为小说集《盐》命名时，孙频提到这是一部是献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认真、执着、坚强地活着的人”[1]的作品，又因其作品一向专注于女性，因此“用力地活着”的女人也就成为了这本小说集的主要人物群体。

　　小说集中的女人们诚然是值得敬佩的，她们拥有着在极恶劣生存环境里也能通过自己“不顾一切”获得生活成本的能力，但正因如此，她们同时也是可悲的：她们无时无刻都在为了食物、落脚的睡处付出了所拥有的一切，即便很多时候她们所拥有的不过只是被生命赋予的本质——身体或者精神。她们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本身的人性弱化，只是单纯激发出动物的本能，为了生存而失去或者是选择遗忘掉道德与伦理，甚至也慢慢磨灭了性别的界限。

　　在无法选择的生活条件下，这些来自生理的苦痛深入到心理、贯穿到精神之中，就仿佛附骨之疽，一代代地循环、并且持续地继承着。上一代女人为了活着付出了尊严，这些女人的女儿们目睹了母亲的所作所为，即便有幸逃脱了贫困的围剿，在思想上也是依然带着缺憾的，她们的终生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但由于原生家庭的不足，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其他人的认可来认识自己，因此也造成了许多悲剧。

　　《东山宴》是小说集中的第二篇，主要讲述了失去丈夫的农妇白氏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独自抚养孙子阿德，与儿子的继女采采相遇、共同短暂生活并产生了碰撞的故事。作为一个以女人为主体同处一室的典型化的闭环结构，女性思维特征的突出和传承、发展在这其中也有着较强的代表性，探讨每一个人物的特征和其悲剧根源，可以帮助理解和认识孙频作品女性主义的特点。

　　一.老妇白氏：“掌权者”和“教导者”

　　作为《东山宴》中最重要的人物，孙频在这个饱经风霜的农妇身上极力着墨，不乏赞誉之词。如，写其青年丧夫：“力大如牛，独自在山上开垦出十八弯的梯田，靠种莜麦种土豆养大了一个儿子”。兒子和第一个儿媳不幸先后离世之后，又独自扛起养育痴傻的孙子阿德的重任，直至病死也依然满心牵挂着这个孩子，是个“强悍粗鲁的老妇人”[2]。

　　在传统认知当中，“女性的角色常被定义为‘主内，女性与家庭形成同构关系，和妯娌、顺舅姑、做贤妻良母是她们的本分，社会生活与她们基本无涉。”[3]

　　从一方面来说，白氏以一个“顶梁柱”的形象出现，是家里的权威所在无疑。她既承包了一般社会印象下应该由男性来主要负责的家庭外部的经济来源，又承担了传统女性视角下洗衣做饭、教养孩童的“内助”问题，所以在这个先天残缺不全、即便经过后期拼凑也依然支离破碎的家庭中，她的言语效力实际是巨大的，而她本人也十分享受这种“权力”。

　　无论是出于保护机制的对外还是自我说服的对内，她都把自己的女性外在极致弱化，竭尽所能地展现出顶天立地的“反柔弱”的一面。她甚至一度认为自己的女性生理特点是多余、累赘的，“干活儿的时候她总困惑于怎么搁置这对巨大的乳房，因为它们的广袤和肥硕实在是妨碍了她干活儿时大显身手”。面对家人和情感的输出，她也极少有温柔的时候，从不长篇大论或者循循善诱，发号施令时通常只是“敲敲桌子”或者“一把捉住”孙子，“朝他屁股上猛扇上几巴掌”，极少发表什么言论之余也从来不和其他女人一起聊八卦，十分沉默寡言。

　　在孙频创造的水暖村小世界里，白氏是一个异类。这个山村老妇游离于人群之外，独自开荒、独自播种，每天在农田和家里两点一线，她世界里唯一的男人就是自己的傻孙子阿德，极度疲劳之外，她的爱好就是去看看村里养着的鲇鱼。

　　如果单纯只是看故事的发展，无疑，读者所能看到的白氏是坚强的、是一个不需要男人的、能够自己承担生活重担、甚至可以独立享受生活的“新女性”，但仔细分析她的思想动态，我们却可以轻易地发现，白氏的种种“破格”表现其实是在旧式封建女性思维下所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并不是她自己本身有着超前的意识。

　　作为一个长久生活在水暖村的人来说，白氏其实是全盘接受了村里所有对女性的剥削的。无论是对于已婚女性在死了男人以后就应该被兄弟无条件继承这样的陋习也好，还是寡妇就应该找一个男人来帮助解决生理需求、分担家庭责任这样的既定印象也好，白氏其实都是充满了渴望、也试图去碰触的。在看到其他家庭中由男人来耕地时，她的内心不是不羡慕的，但同时她也在不停给自己做解释：她没有能够拥有男人来帮助她的好运气，所以只能这样不好不坏地过。她一边渴望着来自异性的呵护，但同时又只能被迫接受来自命运的安排。也因此，当她的孙子阿德由于失去了母亲而痴迷于抚摸白氏的乳房时，尽管白氏决心帮助他改掉这个恶习，但同时她又是迷茫的、矛盾的：“她心中一阵悲伤，她突然意识到，他需要的如果仅仅是一只乳房的话，他可以向任何一个女人索取，是不是谁愿意给他一只乳房他就会不顾一切跟着那女人而去？可是她死前寂寥的后半生就只有他了。”也正是如此，她把自己终生的人生意义都放在了阿德身上，她固执地认为阿德是属于她的，是她的“所有物”，一旦有任何人踏进了这个领域，她就会“像一只老母猫一样，嘶吼着扑过来”。

　　之所以称白氏为“教导者”，是从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结合来看的。她面对生活时的勇敢、面对弱小的女孩孤女时的温柔、不顾一切保护阿德时的执着在这个封闭的小家庭里无限被放大，深深地影响了还在形成价值观的少女采采，也使她自己本身成为了无形中的一个精神传达者和价值引导者。

　　二.少女采采：“外来者”和“继承者”

　　郭冰茹在探讨女性自身时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探讨的是女性如何成为‘女性，成为怎样的‘女性的问题。”[3]在《东山宴》的叙述里，少女采采对于女性意识和自身价值意义的成长线几乎是完整的。

　　首先，采采的原生家庭是破碎的，但同时她也勇敢的、机灵，她本身的性格特征是外放的，甚至常常孤注一掷。故事开始，她被迫接受的情况是：母亲改嫁到数十里之外的水暖村，随后父亲也再娶，身为一个“不值钱”的丫头，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会在乎她。在典型的水暖村价值观里，女人应该选择的是安分守己听从安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年纪小小、“面色青白”的小姑娘选择的是一个人光着脚跑了几十里山路来投奔母亲，她捏准了母亲舍不得她的心理，也因此为自己挣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路--有处可去。

　　与嫁过来做儿媳妇的母亲不同，对于水暖村来说，采采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外来者”；对于以白氏为首的小家庭来说，她依然也是。这一点，在晚上睡觉时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出来：白氏和阿德睡一间，母亲与继父也理所当然住在一间，只有她是多余出来的，只能够挤在土炕的边沿。同样的，在日常生活里，白氏细心呵护着阿德，母亲尽一个新的妻子的本分维护新的家庭，采采就又一次成为了一个多余出来的、无人关爱的“多余人”，从上一个怪圈中跳出来，又进了一个新的怪圈。

　　前文提到，由于原生家庭爱的缺失，所以采采其实对于自己是谁、自己的存在意义是迷茫的。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母亲对她的教育是显然不足的：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一直在逃离和奔波，甚至直接选择了抛弃自己的孩子。所以，采采对于女性意识的萌发是自己去找寻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走了许多弯路。

　　在靠近白氏之前，采采在懵懂中优先接受了水暖村极致物化女性的思维模式：作为女人，学习是没有用的，只有被“看上了”才是好的。所以她选择了辍学，每天到处游荡，甚至故意向着看热闹的人群里挤，暗暗期待着有人能对她做些什么，或许是抚摸、或许是猥亵，这样她就认为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女人，可以骄傲地向白氏——这个家庭中的权威者炫耀，获取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在这个行为失败之后，她发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够获得来自内部的温暖，就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向着外界宣扬自己“每天晚上睡觉时被自己的继父摸了……这样那样地摸了。”从外面刮来的舆论风暴给这个其实本来就不稳固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白氏的儿子接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选择了远走，母亲因为第二段婚姻名存实亡又萌生了再次远嫁的想法，采采又一次面临无人看顾的境地。也就在这时，采采实际一直在仰望、渴望獲得庇护的白氏出面，留下了她，这让采采第一次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归属感。

　　对于采采来说，她从未在自己的父亲、母亲、继父身上获得来自亲情的关爱，也没有从水暖村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包容和认可，只有白氏在她又一次“失去”母亲之后给了她一个各种意义上的“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其实是畸形的，只有一个由于没有渠道获得爱情的祖母，和一个祖母全身心的生存意义所在，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智障的孙子阿德。因此，获得归属感的采采选择把白氏作为她精神上的导师和生活上的依赖，也就逐渐全盘接受和继承了白氏对于女性和自己的认知——她也选择了将阿德变成自己终生的生活目标所在，认为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因为追逐婚姻和爱情是多余的，只有抓住眼前能够拥有的（比如阿德）才是正确的，甚至由于“外来者”的身份，她比白氏更进步了一些——她选择在白氏死去之后带阿德离开水暖村。

　　纵观采采的成长历程，她作为女性的意识从最开始的懵懂到继承了白氏的经验哲学，从始至终其实不仅仅是缺乏了自己的思考，其实也还少了许多正确的引导，她几乎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复刻品，她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成为什么人，作为女性她内在最原始的力量在哪里。在文本中的最终，白氏因病突然去世，采采准备带着阿德外出打工，但过于思念母亲和祖母的阿德钻到了土墓中窒息而死——至此戛然而止。我们无法得知采采之后的人生境遇究竟如何，但是采采那一瞬间的感受我们却大致可以体会——那是重新找寻到人生意义却突然又被生生撕扯出来的绝望。

　　三.那个女人：“依附者”和“失语者”

　　相比“掌权者”白氏和“继承者”采采，白氏儿子再婚的“那个女人”——白氏的第二个继“儿媳”则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属于集中描写中却不曾拥有姓名的女性。在整篇作品中，她先开始被称呼为“那个女人”，后来又被以“儿媳”代替，仿佛她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但实际上，在这个闭环式的家庭结构中，她也代表着与自立自强、说一不二的白氏相反的另一种女性价值倾向，我们也能够从她身上看到截然不同的女性生存状态，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那个女人”在正式出场之前，就已经由作者介绍说明了她二嫁到水暖村白氏家里的根本原因：她脱离上一任丈夫而来，脱离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并不在于她的这位丈夫到底是不是好赌、家暴，他们之间到底还存不存在爱情，只是这个男人并不能够再给她带来好的生活，而“女人没有经济收入，一旦脱离了一个男人，必须得在最短的时间内再依附到另一个男人身上”[5]。这样的阐述不仅仅解释了故事的发展由来，更已经是为这个女性人物进行了一种直接的定义：与“开天辟地”的白氏产生鲜明的对比，“那个女人”是可以为了“一口饭”可以不断地给自己“定价”，主动出卖自己到一个又一个家里、一个又一个男人身边的人。也因此，在加入到这个家庭之前，她不惜以舍弃自己亲生女儿采采为条件，“翻过一个山头”嫁给小她七岁的永泰；在后面发现这个家也不能继续生活的时候，又果断地选择了离开，甚至是在白氏眼皮底下“成功地找好了下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儿”。

　　不同于作者描述白氏时所采用的的全知视角，小说中对于“那个女人”的描绘大多是出自作者赋予白氏的并不非常客观的“婆婆”视角进行叙述的，因此我们基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婆婆”对于“儿媳”的态度，也是两种不同生活追求的女人之间的碰撞：初次见面时形容她“长着一张银盆大脸，眼大嘴大，身上所有的零件都比别人大出了一号，似乎她身上的器官是在热带雨林里催大的，茂密、硕大”。显然，相比既能开垦农田又能养活孙子的强人白氏来说，“儿媳”的一切女性化特征是极其明显的，甚至是外化到具有侵略性的地步。而“儿媳”在家里唯一“硬气”的一次，也只是她赶走了跑过来投奔自己的女儿采采，认为“她立了功”，甚至还多吃了两碗饭。

　　在窑洞里的权力结构之中，白氏以自己的能力获取了最大的效力，定夺着家庭的重大走向；采采虽然是一個小女孩，但她为自己争取的渴求也使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个重组家庭之中备受重视；而儿媳却无疑是“失语”的。面对女儿采采跑到自己的再婚地，她没有资格要求让白氏或者丈夫永泰留女儿多吃一餐饭，或是多留一晚；面对采采惹出的纠纷导致永泰失联，她选择的不是自己争取或是安然处之，而是敏感于永泰的不归，斥责采采影响了她的幸福；面对白氏、阿德、采采构成的“老弱妇孺”式的留守现状，她第一时间为自己的三嫁找好了男人，听到白氏要帮忙养采采的时候，她是惊讶的——也可能，她是欣喜的，尽管她的“婚前条件”就是带着能成为“劳动力”的采采。

　　我们无法评价“那个女人”的每一步，但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去名化”设置中体会到作者的所思所想：也许正是她自己选择了“女人”和“儿媳”的身份，甘愿于不断追逐和陷入选择男人的循环，利用和享受身份和特征带来的红利，而弱化或是牺牲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而这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女性，女人，到底应该如何合理利用自己的能量，或者，应该如何取得“自己”与“母亲”、“自己”与“妻子”之间的平衡？

　　铁凝认为“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恰是女性自身”[6]。无疑，作品中的女性人生都是充满缺憾的。白氏缺乏对自我真正意义的认识，而采采在原生家庭不足的情况下生长，又几乎完美复制了白氏的女性意识，至于“那个女人”，也有着独立却又不独立的人生追求。孙频通过多个人物的刻画，其实也传达出了更多给予我们的思考：作为女性，只有真正地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才能够挣脱无论是来自环境还是人生经历的捆绑和束缚。

　　参考文献

　　[1]孙频.《盐》[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

　　[2]孙频.《东山宴》[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

　　[3]郭冰茹.《‘姐妹情谊与新女性的自我认同》[J].职大学报，2020，02.

　　[4]郭冰茹.《女性意识、宏大叙事与性别建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

　　[5]孙频.《东山宴》[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

　　[6]铁凝.《玫瑰门·写在卷首》[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