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诸多翻译文学借助改革开放的契机在中国文坛迅猛发展。日本翻译文学在作品数量、题材系统化与全面化、翻译家队伍组成等方面展现出辉煌成就，呈现出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日文化句式弱化”、直译与意译相融的特质，彰显了翻译与研究具有相辅相承的重要意义。但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翻译文学在表现出独特性和成就之外，也相继出现了文学意蕴浅表、追求市场效益明显、本土阅读视角隐匿的问题。
关键词：日本文学 翻译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进入到飞速发展繁荣期。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坛与外国文学翻译一样，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黄金阶段。人们摆脱了多年的文化束缚，对外部事物的求知欲与探索欲空前高涨，但单一的创作手法、样板化人物塑造、模式化创作思想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文坛随即出现“书荒技乏”的问题。故此，翻译文学在国内具有浩大的受众市场。这对共同受东亚文化影响下的日本翻译文学提供了百年难得的机遇。
一.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的繁荣盛景
（一）日本翻译文学译本数量激增
八十到九十年代，日本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坛的成就夺目辉煌，文学大环境促使翻译学家倾注更多心血进行翻译，使日本翻译文学的数量在短时期内出现了激增现象。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重新找到自我发展空间，翻译重心逐渐向名家名作和流行作品偏移，出版形式也由单本向文化集方向演变，印刷质量与装帧质量均有显著提高。这些变化深受读者喜爱，从而扩宽了市场，助推日本翻译文学数量的激增。
在名家名作方面，以叶渭渠等主编的《川端康成文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大江健三郎作品》等为先锋，带动了整个日本翻译文学的继续发展与繁荣。在流行作家作品的翻译方面，以林少华翻译的《树上春树作品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渡边淳一作品》和推理悬疑小说以及夏目漱石、森鸥外、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近现代作家的作品为翻译热点，深受读者欢迎。从翻译数量看，改革开放至新世纪的日本翻译文学作品占整个二十世纪全部译本总量的三分之二，呈现出约一千四百万余册的数量，这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中所占有的地位不可小觑。同时，与其他较为重要的文学大国相比较，如前苏联、俄国、美国、法国、英国等相比较，日本翻译文学译本约四百二十余种，数量也比较可观。
（二）翻译选题系统化、全面化
改革开放后的日本翻译文学在选题方面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是前所未有的。从古典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最新作品，都在选题的视野范围内。在古典文学翻译出版方面，这一时期成绩最大。许多日本古典名著，由于受到六十年代客观环境的影响，早在五十到六十年代就被列入出版计划，有的已经译毕，而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得以出版。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落洼物语》，杨烈译《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周作人等译《平家物语》，钱稻孙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作品和井原西鹤的小说皆是如此。
日本古典文学译本大部分是由我国最权威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基本都是由经验丰富、高水平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承担翻译任务，这些译本在长时间内难以被逾越。明治维新以后的近现代文学的翻译，此时期也有巨大收获。以前没有译本的重要作家作品也出现了译本，以前曾有译本的作品又有新的译本。日本近现代文家名家，如夏目漱石、志贺直哉、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等作家的作品大都有了系统全面的翻译。特别是他们重要的作品，几乎无遗漏的全部有了译本。
（三）老中青结合的翻译作家团体
此时期，在日本文学翻译界，活跃着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翻译作家队伍。部分八十年代前已逝世的老翻译家如丰子恺、钱稻孙、周作人、尤炳圻等，其遗译在八十年代后得以出版。三十到四十年代就已经成名仍健在的老翻译家，如楼适夷、林林、葛祖兰、韩侍桁等，在八十年代仍有高水平的译作问世。五十到七十年代走上艺坛的翻译家如刘振瀛、李芒、文洁若、叶渭渠、唐月梅等，他们是新时期日本文学艺坛的中坚力量。李芒在和歌俳句的译介方面，文洁若擅长翻译日本名家名作，叶渭渠、唐月梅专注译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作品。八十年代后的翻译家成为翻译界的中流砥柱。日本古典文学领域以杨烈、李树果、申非等为代表；日本散文领域以陈德文为代表；典型代表作家如石川达三、松本清张等以金中为代表。除此之外，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的小说，李正伦翻译的电影文学剧本，于雷、林怀秋、金福、郑民钦、柯毅文、吴树文、柯森耀、包容等翻译的一系列近现代名著，都是日本文学翻译中的佳作或名作，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的特质
（一）日汉翻译规范化
從中国近现代以来，经过翻译家们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的日本翻译文学在语言表述、语体构成、译介技巧等技术层面问题已基本改善。大量日汉、汉日语言工具书的出现，使日汉翻译在语言层面逐步趋于规范。虽然经验丰富的译者均有着独特风格和特征，但现代汉语早已定型并成熟，诸多杰出的翻译作品一定是遵循现代汉语句法和用词规范的译文。许多中青年一代的翻译家在译介作品时，已经避免之前出现的文白杂糅、日文化句式等问题。例如，周作人与陈德文对永井荷风的《晴日木屐》中一段文字的译介，便能看出日文化句式减弱的变化。周作人曾译：“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横暴而感动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1]陈德文译为：“我怎能忘记这底里蕴含的悲哀和无奈的色调。我接触现代社会，常见强者极为横暴而甚感义愤，这时便翻然想起，如果说凭着这种无奈的色彩美中潜藏的哀怨的旋律再现着黑暗的过去。”[2]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周作人译介有文言痕迹，带有日文化句式涩味的特点，但对原文的理解却十分确切。陈德文的译介从现代汉语角度分析是流畅的，只是句法关系上有时会有错乱现象，但已经隐匿了日文化句式的痕迹。
（二）直译与意译呈现融合趋势
改革开放后，翻译界受到经济、文化互通的影响，日本翻译文学的诸多译者根据文化、语言习俗的不同进行意译，“译者要做到的不单单是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原文意思翻译出来，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完美地展现原文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文化氛围、丰富思想，而不是毫无感情的翻译作品”。[3]以此才能方便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如周作人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的译介；叶渭渠、唐月梅对川端康成的译介等。
直译与意译的互渗方法具有独特性，译介者为表达作品的意境和内蕴的同时，还要遵循现代汉语的规范和要求，使翻译效果更佳。所以，此时期的直译与意译区分愈来愈模糊，译介者找到了用标准现代汉语真实再现原文的途径和方法，直译与意译的互渗现象也成为翻译史上的一大进步。例如，刘振瀛译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其译文生动潇洒，准确传神，可以说是直译与意译互渗的典型。《我是猫》开篇原文是：“吾辈は猫である。名前はまだない。”[4]刘振瀛译为：“我是只猫儿。要说名字嘛，至今还没有。”此句翻译固然平淡无奇，但却暗含着译介者对作品内涵的深刻体悟。“我是只猫儿”，着重凸显“只”的含义，表明猫与人类不同，流露出自负的气势。而“儿”则试图表现出原文的诙谐与风趣。“要说名字嘛，至今还没有”中的“嘛”字表明了停顿和犹疑的态度，其原因在于猫因为没有名字而深感自卑且散发出贪婪的意味。刘振瀛的翻译营造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言已尽而意无穷，仅用寥寥数语便传达出原文微妙的言外之意，这种互渗的方法营造出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
（三）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承
我国日本文学史的介绍和研究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稳重起步。初始是译介日本学者的日本文学史著作，如齐干翻译吉田精一的《日本现代文学史》，彰显出材料精炼，观点明确的特点，在日本国内研究界有很大影响；佩珊翻译西乡信纲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紧扣日本社会历史的实际，不从僵化的教条出发，表现了日本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对文学史的影响，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价值。
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初，国内译介出版日本文学史及其相关著作约十余种，加之国内学者个人编撰的相关文学史著作，共计近三十种。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有关报刊发表的日本文学方面的评论、研究、报告和赏析的成果，每年都有近百余篇。例如专门刊发日本文学的刊物《日本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还有许多在研究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刊发相关成果，如《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还有一些高校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东北师大学报》等，经常刊发日本文学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日本文学专题研究和作家作品评论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老一辈翻译家李芒的《投石集——日本文学古今谈》，除了其学术价值外，也体现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与评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历程及特点，都是富有学术开创性的力作。
三.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的局限
（一）文学作品意蕴浅表化
改革开放后的日本翻译文学队伍虽然日显庞大，但译介者的素质却良莠不齐，且大部分为日语专业出身，自身现代汉语修养、中国文学修养略显不足，缺乏对中文的审美力和感知力，造成改革开放后日本翻译文学界出现文学意蕴浅表化的现象。例如，诸多翻译者译介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便不如刘振瀛般生动传神，韵味十足。作品开头一句“我是猫，没有名字”。从现代汉语角度分析此句非常简单，但诸多翻译家的译介却各有不同。尤炳圻、胡雪译“我是猫，名字还没有”。字面意思翻译的恰到好处，非常精准，但是却没有韵味，比较生硬呆板。于雷译“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译介背后流露出些许韵味，但却蓄意的插入省略号，意旨加强猫与人不同而产生的骄傲感以及因无名而产生的羞赧之意。尽管如此，故意加入原文没有的元素也不能掩盖文学意蕴浅淡的问题。再如楼适夷重译的《天平之甍》，这部小说根据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历史事件进行创作，叙述了鉴真东渡日本的真实情况。将鉴真不畏困难与风险，终取得正果抵达日本的精神展现出来。并着重叙述鉴真抵达日本后弘扬佛法，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建筑、药学、文学、艺术学等方面为日本做出巨大贡献。这部小说基本上尊重历史史实，译介者遵循史实进行译介，但翻译时对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复杂的表现不够，从而略显韵味不足。
（二）市场效益追求突出化
九十年代，以往如火如荼的“日本文学热”总体上已经降温。但部分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依旧连续不断，最突出的是叶渭渠主编翻译四套川端康成作品丛书。川端康成译介作品的译本规模、出版频次在二十世纪我国日本翻译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日建交的影响，国内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持有崇敬乃至崇拜心理，且川端康成作品带有典型的日本民族风格，其成为此时期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之一，所以川端康成的译介作品在国内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九十年代后，尤其是进入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时代，诸如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译介，多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目标，由于译本的数量猛增，从选题到译文都缺乏了精品意识，许多译介者片面追求可读性，翻译出版了若干略带瑕疵和缺乏经典性的作品。从根本上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大部分是属于纯文学范畴的，日本的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不同，缺乏通俗性与大众性，其阅读范围相对狭窄。对我国阅读者来说，其作品在纯文学中也较为晦涩。但译介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川端康成作品情节淡化，使故事本身非常简单，将单纯封闭、缺乏复杂社会背景和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之中。因此，读者阅读时从未有高山仰止的崇高感，加之中国市场效益的催化，使“日本翻译文学热”在九十年代也仍未退潮。
（三）本土阅读视角隐匿化
改革开放后，国内文学作品多推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文学创作类型。即使到九十年代，读者阅读视角也聚焦于表现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小说”、强调体验性的“新体验小说”，暴露人性丑恶的“新都市小说”等，国内文坛作家大肆描绘性爱、推理悬疑小说的作品仍处于探索阶段，不能满足国内读者的愫求。因此，日本作家推崇的“情爱至上”和“悬疑推理”激发了国内读者的阅读兴趣，“情爱小说”和“侦探小说”被大规模翻译过来，导致国内读者将阅读视野向日本翻译文学作品聚焦，使部分本土文学在读者阅读视野中逐渐进入隐匿化状态。
我国翻译的情爱小说代表作家作品包括原田康子的《挽歌》、大江贤次的《绝唱》以及渡边淳一的系列小说。其中渡边淳一的作品翻译最多，影响较大。渡边淳一的作品把追求性快乐作为生活的极致，作品的大部分写中年人的悖德的性爱，并形成固定写作模式。悬疑推理小说主要包括江户川乱步的《女妖》、《少年侦探团》，横沟正史的《三根头发》、《怪兽男爵》，赤川次郎的《三色猫怪谈》、《小偷物语》等。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还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因此出版选题不够严谨，缺乏经验的译者翻译性爱小说与推理小说以色情、暴力和极端主义吸引读者，造成本土阅读视角隐匿化的现象。但主题太过暴露而导致内蕴不足，甚至可能对读者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也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抨击、批判和驳斥。
改革开放为日本翻译文学在开拓、优化选题方面提供契机，使其发生巨大变化。其不仅表现出日文化句式减弱的译介特质，且直译与意译的区分也愈发模糊，两者甚至出现融合趋势。虽然暴露出文学作品意蕴浅表化、市场效益追求突出化、本土阅读视角弱化等问题，但此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可谓相辅相承，不仅推动提升翻译文学质量的步伐，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空间，而且也对日本翻译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3.
[2]（日）永井荷风.永井荷风散文选.晴日木屐[M].陈德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6.
[3]郭春晖.关于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探讨[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04）：49.
[4]（日）夏目漱石.我是貓[M].刘振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
项目资助：2021年度黑龙江省属本科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多元系统理论架构下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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