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然”是道家自然之道的本质内涵，也是道家自然之德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学语文教材选有多篇陶渊明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普遍蕴含着“自然”的精神内核。综合分析这些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可以看出，它们承载了陶渊明“自然”理想的三种形态。《桃花源记》中的“自然”意象突显出陶渊明的乡村情结，这种世外桃源般纯朴的乡村既是他“自然”的生活家园，也是他“自然” 的精神家园，后世形成了文人的“桃源情结”；《归园田居（其一）》中的“自然”意象重点在于呈现天地万物与诗人自我之间的交流共感，既表达了诗人挣脱樊笼而获得身心解放后复归“自然”的美好心境，也突显出诗人融入天地自然后所形成的天地情怀；《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内视自身后对自我人生的省察，从中突显出来的是一位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也是一种“自然”人格境界的写照。以上三篇选文分别呈现出陶渊明的三种“自然”生命与生存的理想形态，对当今社会青少年的人生观培育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陶渊明 《桃花源记》 《归园田居》 《五柳先生传》 自然意象 人生境界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自然”一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老子》。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五次，学术界这五处“自然”的解读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种认为，“自然”应作状词理解，“并不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指“一种不加强制力量而顺任自然的状态。”[1]；另一种则认为“自然”既可作状词也可作名词，除“自己如此”“自己然”之外也可理解为“自然界”，“大自然”[2]。《庄子》中“自然”一词也多次出现。如：“当时是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外篇·缮性》）或“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庄子·外篇·田子方》等等。庄子对“自然”的理解基本承接老子的思想，认为“自然”是“道”的一种存在状态，同时他也拓展了“自然”范畴，将其与“人之性”结合，认为“自然”是人生存的一种理想状态。
在当下，“自然”概念大多指向名词，即“自然界”也可以说是“Nature”，而这一概念主要是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指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总和。除此之外，西方也用“Physis”表达自然，指“一个事物之成为该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原因和根据”[3]我们称之为“本性”。然而，相对于西方对个体的清晰定义，中国文化更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感知，如山属于自然之物，但山间小路却是人造之物，并且在画面上却往往无法与山分割，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这样有人造之物的山又往往以“自然”形容，这样“人化的自然”因为人的活动的参与而超出“自然界”范畴，但又因为写作者寄情于景的手法被赋予个人感情色彩，因此不能用“自然而然”状态简单定义，由此可见，“自然”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了更多的含义。
陶渊明对“自然”的理解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但受到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他对“自然”的解读又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创新。《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其一）》和《五柳先生传》这三部作品对“自然”的侧重点不同，从三个角度展示陶渊明眼中的“自然”。
一.自然的乡村情结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借助渔人的眼睛塑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但他在这篇文章中有关“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多。第一个详细描写的自然景物就是渔人在误入桃花源之前看到的“桃林”，“桃树”是中国神话中的“常客”，《山海經》中就有“屈蟠三千里”的大桃树，桃木在民间也被视作驱鬼辟邪之物。“夹岸数百步”的桃林色彩艳丽、落英缤纷，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这样的桃林为桃花源带上了神话的色彩。同时，渔人是离不开水的，水是万物之本原，“缘溪行”正是一切事情的开端。“水”也有阻隔的意思，在古代生产力落后，水能阻挡人们的行动，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中“水”就发挥着隔离、阻碍的作用，因此“水”也点明桃花源与世隔绝的特性。找到”林尽水源“还不够，渔人要想进入桃花源，还要穿过一个山中洞穴，“穴”又正是中国志怪故事中找到仙境的标志，洞穴越崎岖，越能勾起人对仙境的兴趣。“桃林”“水”“洞穴”共同构建出一个虚幻的氛围，暗示桃花源可能如仙境一般不存于世间，但陶渊明在后文中对桃花源的描写又打破了这层虚幻滤镜。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渔人进入桃花源后看到的不是仙气飘渺的亭台楼阁而是极具生活气息的“土地”“屋舍”，使得之前的虚幻氛围“实”了起来。陶渊明不是第一次写“土地”和“屋舍”了，《归去来兮辞》中他就发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呼唤，《归园田居（其一）》里也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描写。“土地”和“屋舍”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生存资料，对于普通百姓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但这样的场景显然不符合人们对仙境的一贯想象，更像农夫坐在田间地头的一次不大胆的幻想：土地要平整，好种庄稼；房子要多，要整整齐齐。“良田”“美池”“桑竹”更印证了这个幻想的朴实，有田地和水源就能保证食物充足，桑树可以制衣，竹子可以造器，衣食无忧就是底层百姓最朴实的愿望。但这样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做到，“民疲田芜，事役贫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宋书》）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连年战乱，陶渊明对于桃花源的想象无疑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因此，陶渊明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并不仙气飘渺，反而显得朴实无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农人、田亩、鸡、犬都是农村最常见场景，但当这些景象组合在一起传达出的则是乡村自然生活的安逸富足。人在这样环境中没有过多的“私欲”，不因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挑起纷争，没有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做到“并怡然自乐”。而这种精神上“怡然自乐”恰恰比云雾飘渺的仙境更难能可贵。
因此，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自然”不是一花一木的单一自然个体，而是在“桃花源”这一环境中自然之物与自然之人共同构成的安乐祥和的自然乡村生活。
二.自然的天地情怀
《归园田居（其一）》写于陶渊明归隐之初，诗的前半部分抒发对官场的厌倦，后半部分则表达对自然的追求，因此陶渊明在诗中对的自然景物处理也呈现两种态度。
在对官场生活的回顾中，陶渊明接连使用了“尘网”“羁鸟”“池鱼”一系列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鸟”“鱼”本是自然天生天长之物，“网”最初也只是人类劳动的工具，这些景物应当是客观的，并不具有任何情感倾向，但诗人有目的地将这些景物选取出来，加以语言修饰，自然之物也就带上了人的情感色彩。以“鸟”为例，在陶渊明作品，“鸟”的意象出现频率非常高，如《饮酒（其七）》中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陶渊明甚至作了《归鸟》组诗，通过描述“归鸟”在林间晨出夜归的不同状态，表现出“归鸟”入林的悠然与生机。相比于“归鸟”的自得，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以“羁”字来形容鸟则更凸显束缚之感，此时的“鸟”并非自然之鸟，而是陶渊明人格的投影，在他被桎梏于一方天地、困于世俗之中时，他所观的“鸟”“鱼”等一系列自然意象也被沾染上人的苦闷，“物”与“我”都处于不自然的、被凝视的状态下。
当陶渊明脱离官场，躬耕田园时，他笔下的自然万物就呈现出不同状态。“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方宅”本意是指较大的庭院，但这里陶渊明将“方宅”与“草屋”并列，可见他要突出的仅是“方宅”占地大的特点。他以“十余亩”“八九间”来描述“方宅”和“草屋”，使这句诗更像是清点货物的流水账而不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语言的运用呈现出一种随意的感觉。“榆柳”“桃李”“桑樹”，这些树木作为意象在古诗词中经常出现，或指代女子，或暗喻离别，多带有言外之意，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采薇》）或“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长恨歌》）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农村的常见树木，种在乡村田舍的房前屋后。不同于前人常用的写作方式，也不同于诗词前半部分“意象”的表现方法，陶渊明并未对树木生长状态加以细致描写，而是用白描手法平直地陈述树木的位置，反而使这些树脱离了常见的意味。不论是“方宅”“榆柳”还是“鸡犬”“人烟”，陶渊明选取的描写对象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景物，像是作者身处田园中随意一撇，就记录下真实生活。语言的随意性和描写对象的非选择性使得这些景物从被凝视、被把玩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回归到自然的状态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从官场、俗世向田间自然，从不自由、不自在向顺心自然转变，《归园田居（其一）》中“自然”意象的选择方式和写作方式的变化源于陶渊明对“自然”理解的变化。
当陶渊明摒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归于乡野田园时，他与花鸟虫鱼、世间万物就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渺渺，万物各有其生存的状态，又怎能将“我”的认识强加于万物之上呢？青松挺拔，霜后见高枝；飞鸟有灵，傍晚相伴归家，万物生长、生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不过也是天地中的一“物”。理解了“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陶渊明才真正地“归园田”，不仅在肉体上回归孕育生命的乡间自然，而且在精神上回归于天地自然之中。他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说“常恐霜降至”，但并不是害怕缺衣少食的冬季，而是担忧桑麻“零落同草莽”。他在繁重的农事中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与南山比邻。他从高高在上的评判者、选择者的位置上走下来，融入到天地自然之中，从平等的位置观赏万物生灵。如果说《桃花源记》展现的是陶渊明对乡间自然的想象，《归园田居（其一）》表达的就是他在俗世浮沉之后学会看到万物最本真的一面，对天地自然的领悟。
三.自然的人格境界
《五柳先生传》被视作陶渊明“颇示己志”的自白，他旁观一个“不知何许人”的五柳先生，对其言行举止进行评判，而这些评判中则揭示了他对自我的认知。因此，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观自然万物，而是观自己。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是陶渊明对自己的性格的评价，对功名利禄没有追求就能避免因物欲引起的纷争，也就无需多言。但“闲静”若这么简单就能得到，陶渊明就不会在宦海浮沉三十余年。陶渊明在少年时也心存远志，以至于在官场七进七出，他在《杂诗（其五）》中写自己少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追名逐利为人不齿，可建功立业的志向也变成束缚天性的枷锁，当时的魏晋名士“以缨于世务为鄙，以宅心玄远为清高，隐胜于显，处优于出。”[4]但世家大族又把控大权，生活奢侈优渥，与社会底层脱节，陶渊明的大志反而让他无法融入其中，“冰炭满怀抱”（《杂诗（其四）》）。他在《饮酒（十九）》中甚至说“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这种“大伪斯兴”社会环境使他“心为形役”，无法闲静。但正是这段经历使他从建功立业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本心，发掘真我。他在《自祭文》中也提到了“闲”：“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与肉体的庸碌相比，“心闲”却是真的自由，而这种心境上的闲适自由、任真自得正是陶渊明对自然人格的追求。
陶渊明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自然”作为陶渊明作品的常见议题必定成为语文教师讲授课文重点。教师可以抓住这些课文的共性，以“自然”为线索设计陶渊明作品的群文阅读，从而引导学生理解陶渊明隐藏在质朴语言背后，对于乡间自然、天地自然和人格自然的独特感悟。
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这两处爱好似乎自相矛盾，但他对这两件事的处理态度又体现出他的率真自然。他读书不是为了获取一般性的知识，而是追求独特的生命体验，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家贫无法常喝酒，但若有亲旧款待，便“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他的“忘食”与“必醉”不同于成人的克制，显现出一种近乎孩童的随心肆意。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归于婴儿般纯真自然，不计较利害得失的状态，正是“自然”的目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正体现了陶渊明顺心而为的状态。但婴孩因为未经世事的磨练，所以能够保有纯真天性，一个看尽人生百态的成年人如何达到婴儿、赤子般的状态呢？涤除尘杂，保持内心的虚静。《五柳先生传》中描述了陶渊明生活的外部环境：“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这样对贫困生活状态的描写在陶渊明作品中有很多，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就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表述。一些教师认为这些对贫穷境况的描写正好反衬出陶渊明宁可固守贫穷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气节，但归于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已经从世俗中解脱出来，穷苦的生活现状并不是他描述的重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贫富不过是外在条件的变化，对生命的独特感受、对自在内心的不懈追求才是自然人格的必然要求。遵循内心真实感受，不因外物得失影响自身，陶渊明通过《五柳先生传》传达出的，就是他这种抱朴守真、任真自然的人格。
陶渊明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其一）》和《五柳先生传》这三个作品体现出陶渊明对“自然”这一中学语文作品中的常见议题的不同理解。教师可以以“自然”为线索，抓住相关课文的共性，设计陶渊明作品的群文阅读，从而引导学生理解陶渊明隐藏在质朴语言背后，对于乡间自然、天地自然和人格自然的独特感悟。
参考文献
[1]吴国盛.自然概念今昔谈[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0）：62.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中华书局，1984.
[3]李孺义.论“玄德”──奠基于实践理性上的道体论形而上学[J].哲学研究，1998，（05）：49-56.
[4]潘怀曦，沈品道.委运大化 任性求真——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谈其归隐[J].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S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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