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徐琦

　　内容摘要：凌叔华从自己的人生环境和时代背景角度入手，着重描绘了五四这一个在新旧社会时代交替过程中的女性群体形象，关注女性群体的健康和生存状态。其文学作品独特源于独特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着眼于凌叔华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梳理其女性形象的文本呈现，探究其女性形象独特性的本质，最终分析现实意义。

　　关键词：凌叔华 女性形象 文本呈现 现实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凌叔华是一位富有艺术气息的女作家，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都有优异的成就。以凌叔华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依据凌叔华出版的《花之寺》等小说集及其他等资料作为基础，在归纳、梳理悲剧意识内涵及发展后，结合凌叔华小说的具体语境，分析其悲剧意识的文本呈现，揭示其悲剧意识的本质特征。这无疑为现代凌叔华小说的研究和女性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一.凌叔华短篇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本呈现

　　笔者根据前人的经验把凌叔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仔细地划分为几种典型类型：有渴望爱情的深闺少女、有庸俗无聊的太太们，还有一些挣扎在底层的世俗女性。

　　（一）渴望爱情的“闺秀”

　　由于受家庭因素的影响，相较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凌叔华更擅长于刻画在新旧文化变迁中封建传统家庭中长大的闺阁中的女性，这类女性由于从小到大深受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的束缚，普遍有着中国旧式闺秀的修养和德行，在新式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她们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文化风气，仍然留有旧式思想。故这样也就导致了这一类闺阁女性虽然渴望爱情，但却又得不到完美爱情的悲劇结局。

　　《绣枕》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可能是五四时期唯一一篇泄露女性内心经验的作品，它全景展示了一个以往不进入人们视线的旧式女子生活空间，与世隔绝的死寂闺房”。①随着时代的发展，《吃茶》中的芳影小姐接受了更多的新式思想并走出了闺房，但骨子里依旧有封建传统女性的影子，可见其仍是没有摆脱旧式思想的束缚，《茶会之后》中的阿英和阿珠姐妹不仅走出了闺房，更是参加了带有婚恋介绍性质的茶会，她们接触了更多新式的思想和文化，可以不受传统的婚姻嫁娶的束缚，但她们身上仍然带有封建礼教的烙印，致使她们不敢像新女性一样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婚姻，故她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她们的命运如同小说结尾花落一般。凌叔华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入手来叙写在五四思潮下闺房中年轻女子的生活景象。这些闺秀固然是美丽动人的，但她们却落得悲惨亦或是荒凉的结局，引发人们的深思。

　　（二）围城中的“太太”

　　凌叔华不仅关注五四时期的闺秀们在追求爱情时的心理境况，她也不忘对已婚妇女在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细致描写。如《太太》《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秋晚》《送车》《“我哪件事对不起他？”》，又比如《酒后》《春天》《他俩的一日》《小刘》《转变》。这些短篇小说为读者展示了在旧式社会下这些太太们的家庭地位和婚后生活，用生动形象的笔触写了太太们的无聊、庸俗、虚荣、刻薄、冷漠，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可怜人。此外，凌叔华还叙写了封建传统的家庭主妇，便是《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因为封建传统的思想束缚，选择逆来顺受地生活。看到敬仁太太之后的凄苦生活后，我们不禁对这类没有独立精神、愚昧无知女性产生悲悯。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流传甚广，从一直生活在闺阁中小姐即便是出嫁后，依然是生活在婚姻的“围城”中。她们没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受到新思潮的吹佛却没有迈向新的生活。她们中的有一些人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失去了自我，有一些却过着百般无聊空虚的生活，扭曲了人格。凌叔华用犀利的笔触刻画出了困在围城中“太太”形象，她们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或是劣根性，在新旧价值体系交替时期，沦落至悲惨结局，令人唏嘘。

　　（三）底层的世俗“母亲”

　　母亲，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但在凌叔华的短篇小说中却塑造了一种另类的变态的母爱。这类母亲大都把自己的希望全压在子女身上，并愿意为了子女牺牲一切，他们害怕子女离自己而去。这类人物是凌叔华作品中刻画最少的，但也能从中窥看一二。例如《杨妈》中的杨妈便是这样一位母亲。杨妈那个孩子是不学无术，一直向母亲索取钱财，并且毫不关心母亲的人。可即便如此，杨妈却依旧在每个月中腾出一天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并且每夜思念儿子不能入睡，为儿子缝制衣服，在寻找儿子时也不忘带着儿子的衣物。在外人看来，杨妈的行为如同大海捞针，高家夫妇一直在劝导杨妈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可杨妈却固执地认为儿子终究会回来看她，替儿子说话，在读者眼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最终杨妈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路途。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无法得知杨妈是否找到了他的儿子，也无法得知杨妈最后的结局是怎样。但从凌叔华所描写的杨妈的话中可以看出杨妈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传统女性，遵循着“三纲五常”的“好”妇女，在夫家听从婆婆和丈夫，不敢反抗，在丈夫死后，又以儿子为上。杨妈是一个顽强的女性，她在困苦的生活下依旧顽强的活着，但她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儿子。也正是这种反差让我们对杨妈的命运感到惋惜。

　　二.女性形象独特性的成因分析

　　凌叔华的悲剧情感主要有当时外界的社会背景及家庭环境和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心理素质还有她对于悲剧的文化认同的四个方面共同作用，故凌叔华作品的悲剧意识与她自身的悲剧情感密不可分。

　　（一）家庭原因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京城风雅第一人，也是中国最后一代进士。与康有为同榜。他的一生可谓是顺风顺水，成为新旧两朝的元老。与此同时，她的父亲经常在家中举行画展，往来的人皆是当时著名的大人物。同时还有康有为和辜鸿铭等学者为凌叔华授课，由此可见，凌叔华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并成长在文化熏陶之下。但凌叔华的母亲是家中的四姨太，共有姊妹四人，排行第三，在家里排行第十。在那时即使有新思想的汇入，但封建思想仍有留存，在重儿轻女的社会中，凌叔华的母亲四太太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我们可想而知，她母亲以及几个姐妹在家中的处境。她的自传《古韵》，便是写尽她小时候在家中发生的事，即便小时候因绘画天赋而受到父亲的宠爱，但仍也没有抵挡掉在封建大家族中的悲哀。大家长式的父亲与作为姨太太的母亲间并没有过深的情感，故导致她与父母间的感情也不太深，反倒喜欢与下人们相处。

　　正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见过自己和母亲的命运，凌叔华在许多作品的女性人物上都有着母亲的影子，通过小说的创作向世人展示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贵族妇女的悲伤、失望以及不幸。

　　（二）感情原因

　　说起凌叔华，不得不提起那震惊文学圈的三段情史。三位男人给了凌叔华不一样的感觉，也正是如此，凌叔华的小说才更加的题材丰富。

　　第一段情史发生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访中国，徐志摩当时在给泰戈尔做翻译，遇到了年轻貌美并且富有才华的凌叔华。便是从这一次之后，徐志摩和凌叔华成为了蓝颜知己，两人频繁用书信进行交流。

　　在徐志摩之后，又有一位青年才俊与凌叔华进行书信往来，那便是担任《现代快报》主笔的陈西滢。陈西滢与凌叔华可谓是志同道合，两人都对文学有着热爱，对彼此有着尊敬和欣赏。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两个人结为夫妻，随后两个人一同前往日本留学和生活。婚后的日子或有平淡或有争吵，矛盾积累越来越多。凌叔华的好友苏雪林曾说他“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事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凌叔华自己也说：“以前与他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可见，两人婚后的大部分生活是不太幸福的。

　　此时，来自英国的朱利安闯进了凌叔华的生活中，他也同样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两人有着同样的话题，朱利安带给凌叔华的是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成了凌叔华人生中的一位意义不寻常的过客。看似凌叔华的感情经历有些许不顺，亦或是可能遭到别人的诟病，但这些经历和不同的身份带给凌叔华不一样的视角，体会不同角色女性的心理，让凌叔华的作品也呈现多种风采。

　　（三）社会原因

　　除了以上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凌叔华个人的情感经历，还有一个重要的外界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妇女从历史的束缚中获得解放，中国妇女的形象也获得了改头换面的变化。与其他女作家一样，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凌叔华也参与了这一运动，她从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她的观点，并获得了新的想法。她发表在前师范学校校友会的报纸上的作品，也批评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观点。在这种影响下，个体的独立性思想的启发和女性力量的觉醒促进了女性学习文化的自主性。之后，凌叔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与冰心等人成为同学，并听过周作人的“新文学”课。

　　当周围的人纷纷开始创作，文坛上的各种新诗开始风靡，再加上对当时的女性运动以及对旧式妇女生活的思考，也勾起了凌叔华的创作欲望她想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方式与题材向世人们展示旧时封建女性的生活和思想上的愚昧，借文章向当下女性呼吁要勇敢追求“新女性形象”。从1924年起，凌叔华在大学里作画的同时，也开始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先后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及杂感《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这些文章在当时不同凡响，也为大家重新思考女性提供了依据。

　　（四）个性追求

　　悲剧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舶来品”，从世纪之初开始，便有许多学者提出，只有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但即便是经过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的宣扬，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这便是中国最大的悲剧即没有悲剧意识，没有悲剧的反省思维，对生存环境的一种麻木，对自身思维缺陷的一种欺骗和隐瞒，致使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把一些悲惨的、错误的处境粉饰为一种“和美”的假象。

　　凌叔华认同并学习西方源远流长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反省思维，但也没有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最終形成了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传统悲剧，也与之前传统的悲情戏剧相区分的独特的中国式悲剧。

　　凌叔华短篇小说中对悲剧的书写所体现出的是她对悲剧的文化认同，即她的个性追求，正是基于封建男权压迫下女性所面临的价值缺失而造成的生存困境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对她们的命运寄予怜悯；对女性精神方面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刻性。随着时代的变更，女权主义运动的壮大，女性地位空前提高，但在某种程度上女性本身的思想固化依旧存在，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偏激心理，往往会是女性陷入另一种僵局，即两性的对立。凌叔华在短篇小说中也对两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为女性树立新的精神标杆。

　　三.女性形象独特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二十年代初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题材各异，风格各异。但凌叔华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学界受到了一些作家的重视，鲁迅曾评价她：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阮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沉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钜族的精魂。②

　　凌叔华生活在社会的上层，她与那些从封建压迫下冲出重围的女性作家不同，她的作品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她从自身周边观察到的人物和景象入手，并以此为题材，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中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夹缝中的女性形象。尽管在当时，有许多作家顺势而作，写了五四思潮下勇敢战胜封建糟粕，追求自我的独立女性形象，但凌叔华的作品中反而大都是屈服于封建的妥协女性，她们一边因受到新思潮的鼓舞，内心萌发追求自由与自我的念头，但最终深入骨髓的传统封建思想让她们不得不收回迈向新世界的步伐，重回“正道”。凌叔华将这一类女性的迷茫、渴望、恐慌的心理描写的淋漓尽致，这也是凌叔华脱颖而出的地方。就像她本人所说她的作品让这个世界了解女性的所思所想。她的作品比起文学性，更多的是人类学社会学的意义，给人们打开一扇窗，窥探这样的阶层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对生命秉持何等样的态度。距离凌叔华作品的问世已过将近一个世纪，尽管她的作品有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但再拜读她的作品，从她的作品中读出对女性意识的探索、理想和诠释，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提出“双性同体”的概念，即每个人都同时被两个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和谐共处、共同发挥作用才是正常适意的情况。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要有独立的意识和自我，但也绝不能一味地抨击传统与他人的生活观，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人格，只有把幸福和快乐建立在自己身上，不把自身依附于他人于外在，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凌叔华终其一生去追寻女性生活的意义，以试图构建新的精神体系来帮助那些深陷泥潭的灵魂。

　　夏志清这样评价凌叔华：“凌叔华虽得到一些欣赏力较高的读者所偏爱，却没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赏识……但是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③在我国近现代文学中，并不缺少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但凌叔华的文学作品却以其独特的角度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揭露女性的悲惨生活和造就女性悲剧的原因。悲剧意识产生艺术力量，最终点亮了凌叔华的整个文学旅途。对于世界女性文学研究，凌叔华不应缺席。

　　参考文献

　　[1]凌叔华：《花之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凌叔华：《女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凌叔华：《凌叔华自述自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周思明：《凌叔华及其“闺阁小说”》，《南方论丛》2017年第2期。

　　[9]汪文琴：《浅析凌叔华小说中的类型女性》，《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8卷第3期。

　　[10]邓双荣：《论凌叔华小说的女性意识及其现实意义》，《职大学报》2019年第4期。

　　注 释

　　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②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