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南翔 小说创作 美学精神 艺术特色
虚、实结合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重要美学原则，也是文人艺术温文儒雅、含蓄、精炼艺术风格的重要表征。唐君毅认为：“中国艺术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所谓“可游”就是“中国艺术之精神在虚实相涵”[1]。南翔小说的特色，也体现在包括虚、实结合在内的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上。
一.有与无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老子对有与无关系的辩证阐釋奠定了中国虚实相生美学原则的哲学基础。中国绘画素有留白一说，所谓留白就是绘画作品无笔墨处、空白处。画之空白无笔墨处不等于无，而是“无画处皆画”，甚至是“全局所关”[2]。文学同样有有无之辩，对文学来说，无言语处则是虚，但无言语同样不等于无意义。晋代陆机要求作家“课虚无以责有”，表明文学作品的“无”同样可以生“有”。南翔小说对虚实相生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对有与无关系的巧妙处理上，《方家三侍女》《檀香插》可为代表。
《檀香插》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罗荔接到丈夫显得有些异样的电话，稍做思考后觉得丈夫出事了；几天后，她也被办案人员叫去质询，看到丈夫与一个女人鬼混的视频；当晚丈夫回家，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正当读者想一探究竟时，小说竟戛然而止，将一连串的问题留给了读者。如果说已讲出来的故事是小说的“有”，那么还没有讲出来的故事和已讲述故事中有意、无意避开的东西——某些细节或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是“无”。《檀香插》显然留下了太多的“无”，如罗荔的丈夫是否真的外面有了女人？他只有几个员工的小公司怎么会被反贪人员盯上？他背后是否有“老虎”？他如果贪污了为什么他的妻子一无所知，他还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对于这些疑问，叙述人一概秘而不宣，一如南宋画家马远诗意画《寒江独钓图》：除了画面中间一只小船和几条波纹外，其余全是空白。除了在已讲述的故事中留下诸多疑问外，按读者一般理解视野而言，《檀香插》的故事并未讲完：罗荔丈夫贪腐案才开头就结束了。《檀香插》中诸多的“无”——用接受美学的话说就是“召唤结构”，旨在召唤读者根据作家留下的蛛丝马迹，追寻合理的答案。通过留白使短篇小说“短”而不小，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正是《檀香插》的巧妙之处。
《方家三侍女》主要讲述方家三位丫鬟的一段情感故事，舒云则是其重点。读罢全篇，读者心中有些感慨、遗憾——一对或可成眷属的情人终失之交臂，同时也有些不解——舒云既对二少爷有意为何不答应他一同私奔？舒云为什么没有答应二少爷的请求，叙述人可谓欲言又止。
“沉闷的是舒云。
丽珠那晚委婉告诉舒云，她与方卫征已经做成了一段事。
那一刻，舒云对她，又憎又怜。”[3]
看到丽珠的得意，舒云意识到与二少爷有关，故此她闷闷不乐；而当丽珠告诉她自己和二少爷发生了男女之事，她的憎恶油然而生——憎恶丽珠夺人之爱、卑鄙、下作，同时她又觉得丽珠可怜——以色相勾引男人。显然，舒云如同晴雯——虽身为下贱但心比天高。这可以解释他何以拒绝二少爷，同时他也拒绝了老爷。由此读者得出的答案是：是她的高傲使她拒绝与二少爷私奔。在离家的最后时刻，方卫征“沮丧地放下了她的手。那一刻，舒云希望他回过头问她，她几乎要答应他了！”[4]，由此看来，一对恋人劳燕分飞只是一念之间、一念之差，这抑或是作者对世事得失成败的感慨。或许有的读者还会走得更远。三侍女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思潮席卷中国的“五四”时代，那个时期的主流作家，如巴金、曹禺等塑造了不少反映那个时代的女性，如鸣凤、四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作家以重写历史的姿态又回到那个时代，重塑了侍女的形象，如新历史小说重要作家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雁儿。南翔让舒云拒绝二少爷失意回家是要写出自己心中的转型时代的侍女形象。当然，这些都是读者对“召唤结构”的合法填补，是“无”中之“有”。
二.远与近
如果说有与无主要涉及素材的取舍，远与近则主要处理题材的赋值——赋予作品意义。同样的题材，由于作者的处理方式不同，其所蕴含的内涵也大相径庭。怎样为有限的题材赋予尽可能丰富的意义——远与近、大与小的处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美学原则，如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文心雕龙》把“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作为衡量文学作品高低的标尺。“称文小”就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事物、现实生活场景小，“事近”是身边之事，也可理解为生活琐事，身边的生活琐事、生活中不起眼的事物进入文学艺术后，意义得到升华、放大，昭示出重大的生活意义、社会意义，即实现“指极大”，这正是艺术的高妙所在。“辞约而旨丰”的意思则是精炼的语言、短小的篇幅，可以蕴含丰富的意义。短篇小说的篇幅决定其“称文小”和“辞约”的特征，而在有限的篇幅里，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传达深刻的思想内涵则考验短篇小说作家的功底。南翔先生基本没有直接反映重大历史、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小说多取材于普通百姓的生活琐事，但他能以小见大，从小事、琐事中看见时代的惊涛骇浪和人生真谛。
《乌鸦》是南翔先生最新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中的一篇“文革”题材小说，其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看守所的看守容忍、鼓励一个少年犯喂食牢房窗台的乌鸦，但通过对此细小的生活场景的艺术处理使其承载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少年犯”身处囹圄之中，却悉心喂养牢房外的一只乌鸦，显然并不完全是因为无聊，而是恻隐之心。看守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呵护少年犯主要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儿子，对他的同情可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做了他想做的事。事实上，看似 “肃杀之气于大势是一拍即合的”[5]所长也在可能的情况下听从内心的声音给予那些弱小者一点温暖。这里所说的内心即孟子所说、王阳明一再强调的良知。人有仁义礼智四端，是孟子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的理性判断，王阳明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奠定了中国性本善主体哲学思想的基础。南翔在少年犯、看守、所长身上看到的也是孟子、王阳明所看重的东西，也就是说南翔通过发生在极端年代的一个小故事，揭示的是普遍性的人性。《疑心》从叙述人周沧水姨妈的心理疾病——疑心病——说起，姨妈的疑心病堪称无以复加，以致把“我”家闹得鸡飞狗跳、夫妻不和。为了治疗姨妈胡爱珍非同一般的疑心病，“我”和她一同回忆过去的生活以发现其心理症结。最终“我”在姨妈与高中时的同学周腊梅的过节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姨妈以周腊梅为榜样，追求那个时代推崇的“进步”，反而被她告发而受到批判，这在姨妈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我”认为这应该是她疑心病的病灶。为此，“我”决定陪姨妈回去面见周腊梅，想通过叙旧让周腊梅解释那件让姨妈无法释怀的事情的原因，释放她的怨怼情绪，从而缓解、治愈姨妈的疑心病。不过，结局并未如愿：周腊梅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姨妈不愿拉下脸来对质，最后依然是不了了之。这是同学间一次小而又小的过节，但经过作家的处理，赋予了深远的意义：如果受害人和加害人都不对那段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做认真、深刻的反思、清算，而是碍于某些原因，以打哈哈的方式轻轻掠过，历史就难免会重蹈覆辙。这显然不再是个人的恩怨和个体的心理疾病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民族必须正视的问题。《1978年发现的借条》《洛杉矶的蓝花楹》等作品同样以小见大，收到尺幅千里的效果。
三.意与境
意境是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通常来说，境指诗歌作品中的自然景观，意指象外之旨，意境则是蕴含作家思想情感的艺术空间。王国维将意境用于戏剧领域后，意境的内涵似有所变化。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中，王国维写道：“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6]，这里的“意境”，侧重技巧、形式，与传统意境内涵不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7]，此处之“境”强调的是真诚、自然，秉承的是李贽童心说、公安派之“独抒性灵”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意境之“境”不仅指自然景观还指故事情节：对戏剧而言则是在故事之外有所寄托，即姜夔所说“诗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王一川认为“兴味蕴藉”是中国艺术精神集中体现，这意味着意境不再局限于诗歌，戏剧、小说等叙事文体同样可以以意境论之。南翔小说的传统美也体现在意境或曰“兴味蕴藉”之营造上。
先说意境之有无。意境之有无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小说中景物描写与人物性格、主题思想有机统一，二是不单纯为讲故事而作小说，而是寓深意于故事中。南翔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并不多，但往往三言两语，为小说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诗性空间。《红颜》是一曲感人至深的爱情赞歌、哀歌，其动人心弦的力量固然与故事有关，也与意境之营造有关。相识三个月后的一天，贡子佩给吴彬彬送薪水，两人都借这难得的机会，敲击对方的心扉。吴彬彬主动出击，一句“所为何来”既是问自己，更是问子佩——是否感受到、准备接受少女的滚烫之心，不仅如此，她还以“处女居居处女”为上联，试探贡子佩对她的爱情的态度。在你来我往、含情脉脉的言语交流中穿插了简洁的景物描写：“窗外一树灯笼柿，果实青黄相间”，“窗外，秋风飒然，灯笼柿呢呢喃喃”[8]，只言片语，不仅将男女之情写得如诗如画，也烘托两人爱情之超凡脱俗。在南翔的小说中，最具诗情画意的恐怕是《打镰刀》。《打镰刀》可谓一幅风光静谧的乡村风俗画，画中最美的则是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动场景和男欢女爱的调情场面。在这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中，乡村的男人和女人们调情、说爱，他们的爱情与恬谧、和谐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其境界、意趣可谓得沈从文、汪曾祺小说之真传。
对于小说来说，风俗、自然景观描写与人物、主题融为一体，营造一个诗性空间还不是意境的关键，关键是在故事之外有“兴味蕴藉”。南翔的许多小说，都不满足于故事的曲折、感人，而是尽量让故事承载丰富的时代内涵，我们不妨以《方家三侍女》说明之。《方家三侍女》讲述了“五四”时代三个底层女性的情感故事，从小处言之，反映的是经历了“五四”洗礼之后中国女性的情感、婚姻状况；从大处言之，则揭示了人生沉浮、成败之机缘——人的命运有时就在一念之间。可以说《前尘——民国遗事》中的民国固然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但其内涵又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民国是乱世的代称，作品中那些为国赴难者、为情殒命者又何尝不是乱世里的中流砥柱、悲剧英雄，他们的坚忍、牺牲彰显的正是人性的高度与深度。《选边》《一九七八年发现的借条》《痛点》《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等作品都是“篇中有余意”之作。
再说南翔小说意之品味。对于王国维来说，做到象外有意、意与境谐只是意境的一般要求，更重要的是独抒心意，发真感情、达真境界，这也是南翔小说所追求的。贺绍俊认为很难把南翔小说归入某一个潮流和类型中，“即使选择了同一类型，他也非常注意与这类题材中所呈现的共同倾向保持距离和差异”[9]。陈晓明则指出南翔的“文革”叙述“劈开了一条自己的小小路径”[10]。南翔的小说创作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年轮，其所抒之情、所发之感都出自内心，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真境界。《红颜》是一篇乱世里的爱情小说，其情之深、意之切可谓感天地而撼鬼神。《红颜》的女主人公吴彬彬出身小康人家，为一家境殷实人家的公子看中，但作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受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熏陶，憎恶做妾胜过赴死，故而逃婚出走。男主人公贡子佩为慧远师范的高材生，懵懵懂懂之际听从母命，与一乡下女子结婚，虽已有一儿一女，但不知爱情为何物。吴彬彬的到来，才使他真正领会到什么是心有灵犀、两情相悦。吴彬彬也为贡子佩的儒雅、真诚所动，有意与他天长地久，但贡子佩的母亲坚决不同意儿子与吴彬彬的婚事，何况子佩还要休妻才有可能与吴彬彬结合。虽然子佩冒死追回吴彬彬，吴彬彬大为感动，但有情人仍不能举案齐眉。最后，吴彬彬退而求其次，嫁给本地一米店老板，以期与心爱之人遥望相守。但环境之恶劣、人情之险恶，这点愿望也难得满足。不过，无论经历多么沉重的打击，吴彬彬都在呵护自己神圣的爱情，直至客死异乡。吴彬彬虽为一弱女子，漂泊于乱世，但她的爱却坚如磐石。她“在精神上结过一次婚，肉体上跟谁结婚，都不算委屈自己”[11]的表白道出了她爱的境界，其爱情如雪山一样圣洁、大海一样深沉，可谓情之极致，而将此极致之情写得沁人心脾的《红颜》当然称得上有境界，如此境界之文亦可谓人间至文。《亮丽两流星》中生死相许的爱情，《车前草》师生间的拳拳之情都可以用“真感情、真境界”形容之，可謂至情至文。
贺绍俊以为南翔的思想可归入“民间色彩的自由主义”[12]一类，从写作立场而言，大体如此，但从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言，南翔更接近于士绅传统，有与无、远与近、意与境三位一体虚实相生的美学精神的秉承便是突出表现之一。
参考文献
[1]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四卷）[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91：318
[2]沈子承，转引自桂雍《虚实相生美学原则的产生与发展》[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1986（1）：40-48
[3][4][11]南翔.方家三侍女[A].前尘[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9-37
[5]南翔.乌鸦.伯爵猫[C]，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68-77
[6]王国维.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03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
[8]南翔.红颜[A].前尘[A]，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38-79
[9][12]贺绍俊.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A]，赵自珍.那只在风中睡觉的鸟——南翔作品评论集[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1-6
[10]陈晓明，《自如中透出火候的力道》，见赵自珍主编《那只在风中睡觉的鸟——南翔作品评论集》[A]，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61页
邓全明，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复旦学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家》《芙蓉》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王元化学术、思想论稿》《莫言小说创作论》等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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