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林

　　内容摘要：《译介学》（1999）一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译介学研究理论的初步成形，至今的二十年间，学界对于书中的观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争鸣，形成了诸如《翻译文学导论》（2004）、《译文学》（2018）等专著。译介学与译文学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二是翻译文学史的构建问题。译介学的学科重点在于文学和文化研究，译文学则强调在关注译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研究。虽然二者在一些观点上意见有所不同，但也具有互补性，可以将二者互相结合，作为彼此的补充，顺应当下的时代潮流更有效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译介学 译文学 文化传播

　　在“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上，译介学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论述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这三个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并多次强调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的理论，只是对翻译活动在跨文化、跨语言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现象的客观描述;译文学认可该理论不指导翻译实践的观点，但也认为这会在客观上宽容误译，导致“破坏性叛逆”的产生，提出了要把握好创造性叛逆的度的观点。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问题上，译介学认为翻译文学史的构建应该由作家、作品和事件三部分组成，且重点阐释了事件;译文学认为译介学提出的观点是在构建“翻译文化史”，导致了“译文不在场”现象，因此译文学强调翻译文学史的构建应回归译文。译介学为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导我们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能更好地被他国、他地区接受，但由于译介学无法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涉及到具体操作问题时就要依托译文学来进行补充，二者互相结合以更好地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一.“创造性叛逆”之结构与解构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1]这个说法首次被提出是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谢天振于1990年代将其引入国内，之后出版了《译介学》、《译介学导论》（2007）等专著，对“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论述，引发了国内比较文学界、译学界的广泛关注，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比如王向远《译文学》中对于其概念的解释就与《译介学》不同，他认为译介学提出的“创造性叛逆”是对埃斯卡皮原始说法的一种挪用，且理论上只能用来评价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文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就会挣脱比较文学的框架进入译文学的领域。在这一观点上，王向远曾发表文章提出相对的“破坏性叛逆”观点。针对这篇提出“破坏性叛逆”的文章，谢天振也发表了《“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一文，对照王向远的观点对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两人各执一词，这一节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期厘清“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

　　谢天振认为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被“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明确地指了出来，并将译介学研究理论构建在“创造性叛逆”之上。也就是说，翻译的跨文化属性导致了它在进入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之后，新的接受者和接受环境会对它产生新的理解，这是一种来自于受众和受众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谢天振在《译介学》的研究领域下对创造性叛逆的解读与定位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有译者、受众和受众所处的现实世界环境三方面。创造性叛逆是存在于翻译中的一个客观现实，文学翻译总是创造性和叛逆性相统一的。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定论之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有认可也有质疑、批判。王向远针对译介学所主张的“创造性叛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读。

　　在《“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一文中，王向远认为学界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导致现在对于翻译的标准问题产生了混乱，出现了“叛逆就是好的，是正确和值得提倡的，忠实地翻译已经过时了”的观点。王向远认可“叛逆派”声言的“它的理论不指导实践，而只是客观描述”[2]的观点，但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否认这种对“创造性叛逆”的肯定客观上宽容了误译，因此他相对应地提出“破坏性叛逆”以解释“叛逆”的另一面，以达到全面的看待问题的目的，并与译介学相辅相成的译文学来填补译介学在翻译文学上的不适用性。

　　面对包括以上王向远在内的学界的种种观点，谢天振于201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的文章重新探讨了“创造性叛逆”的本意。在这篇文章中，谢天振开篇便提到当今学界讨论的明显背离这个说法本意的一些问题，王向远提出的“破坏性叛逆”概念，以及在《译文学》当中提到的“翻译度”问题均属于此。对于产生这种质疑的原因，谢天振解释为：这里的问题在于质疑者把“创造性叛逆”说对翻译本质的描述和揭示与对翻译质量的价值判断，乃至具体如何做翻译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也就是说，“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只是对于翻译活动的一个现象描述，而有些研究学者将其误读为了在翻译实践中应该如何做的标准问题。他强调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确切地说，也许应该说是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以及一切与翻译相关的语言、文学、文化活动、行为、现象和事实[3]。因此他不认为译介学主张翻译文学史需要分析评述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就脱出了译介学的研究范畴。

　　综上所述，王向远和谢天振在“创造性叛逆”不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而王向远提出“破坏性叛逆”，事实上还是对于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误读，陷入了创造性叛逆有好坏之分的漩涡。既然“创造性叛逆”只是对于翻译中存在的这些误译、窜译、节译等现象的描述，那么“创造性”一词也不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肯定，也就没有必要用“破坏性叛逆”概念来对“创造性叛逆”进行补充了。此外，在研究领域的问题上存在的研究译本的翻译文学史属于译介学的研究范畴还是属于译文学的研究范畴这一问题上，王向远认为若脱离比较文学视角进行具体的翻译文本研究，那就不再是译介学，进入了译文学的领域。谢天振则说比较文学自身的界限就无法进行明晰地界定，所以译介学研究涉及文学文本未尝不可。在这一点上，谢天振强调译介学不进行语言文字的研究，而是进行文化或者文学上的研究，但是在他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参照翻译文本这一环节却是不可或缺的，分析背后的文化和文学背景依旧不可能脱离文本，那么“不进行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说法就站不住脚了。译介学将作品（译作）也纳入了翻译文学史的体系构建之内，在这一点上也有两个问题：一是译介学虽然把作品（译作）纳入了构建体系，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度;二是若要研究译文，就会不可避免地进行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与译介学所说的“不进行语言文字的研究”就產生了冲突，这样的话译介学就无法否定和其互为补充的译文学的合理性，要重新看待这一理论了。

　　二.翻译文学史构建之译文的“在场”与“不在场”

　　在前文的论述中还涉及到了译介学与译文学在翻译文学史问题上的争论，同处翻译学研究领域之下，二者在一些概念和定义上有共通之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争论点，因为一方侧重的是译文背后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而另一方则专注于译文本身的研究。在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问题上，译介学确立了翻译文学的地位，并论述了构建翻译文学史的三个要素：作家、译文和事件，但重心没有放在译文上。译文学通过强调对译文的研究，来弥补译介学在翻译文学史上译文研究方面的不足。王向远认可译介学的开创性贡献，坦言自己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得益于谢天振理论的启发。但他在《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一书的创作中还特别强调了“译本的文本分析与文本批评”[5]，这就不再属于谢天振提出的构建“理想的翻译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后来王向远将这一点归入了译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谢天振却不赞同这种划分方法，认为译介学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并未超越译介学的研究范畴。

　　译介学指出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大起大落的原因首先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文学翻译过程中复杂的再创作现象，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等同而看不到文学翻译独立的艺术价值。其次人们对于翻译文学认识的混乱使人们无法正确地看待翻译文学的价值，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翻译文学看作是外国文学，因为原书的创作者是外国作家，讲述的是发生在外国的故事，即便翻译成了中文那也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没有认识到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价值。但实际上翻译文学并不等于外国文学，译介学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叛逆”就充分说明译作不等于原作，那么翻译文学也就不是外国文学，只能归为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因此，译介学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6]，并且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就为翻译文学明确了归属。确立了翻译文学独立的文学地位，那么下一步就是翻译文学史的构建。谢天振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包括同样的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6]。在后续解读中，谢天振重点说明了翻译家和原作家的主体性和地位，也说明了翻译作品进入中国后中国受众的接受、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研究的特点等问题，但唯独没有对译文这一要素进行特别说明。可以看出，在译介学的学科定位下，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问题上没有对译文进行重点关注。

　　王向远曾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肯定了谢天振的开创性贡献，他也进一步提出：“有必要在‘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7]。这里王向远提出的“特殊的组成部分”的界定和谢天振所说的“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异曲同工。但王向远并未止步于此，他对译介学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中忽视了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如前所述，译文学没有对译文这一要素进行特别说明，王向远则认为一部文学史要对译本的好坏、作用、影响做出判断，要进行“译本的文本分析与文本批评”[5]。王向远指出了译介学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上译文文本评析方面的缺失，他认为谢天振的观点“实际上把‘翻译文学史理解为一种文化史了”[2]，没能将译文的文本分析和批评提到关键地位。在后续的研究中，王向远将这种“补充与延伸”放在了译文学的领域内，强调对译文文本的分析与批评，使“不在场”的译文“在场”，才能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

　　在王向远提出译介学的翻译文学史不是真正的翻译文学史，强调重视译文文本分析与批评以写出“译文在场”的翻译文学史观点之后，谢天振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针对王向远 “对译文做出语言学上的正误与否、缺陷与否的判断，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美丑判断、优劣判断……才能揭示出翻译文学的文学特性，才能揭示译文的根本价值”[3]的观点，他进行了质疑。他说：“且不说翻译学研究有那么大的研究领域，即使是研究某一具体的译文，你能说只有做到了你提出的那几个‘必须，‘才能揭示译文的根本价值吗？研究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传播、影响难道就不能反映这个译文的价值吗？”[3]简而言之，谢天振认为必须从文本的对错、优劣、美丑方面来判断译文的价值有过于绝对之嫌，译文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传播、影响也是译文的价值所在，对王向远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综上所述，译介学与译文学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重点上的看法也就带有各自领域的倾向性。回到《译介学导论》一书，译介学在翻译文学史的构建问题上提到了作品这一要素，但却没有着墨论述要对作品进行哪方面的解读，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作家以及译文在译入国的接受、传播、影响这些外部内容，忽视了译作本身的研究，存在有失偏颇之嫌。与此相对，译文学则补充了译介学在译文研究上的缺失，重视译文的文本分析和文本批评。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史的构建既要看到译文，同时也要看到译者和原作作家，看到译文背后的文化意蕴，看到译文在译入国的接受、传播和影响，统括围绕着翻译文学的方方面面才能写出完善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三.译介学和译文学的互补性

　　综合前面讨论的译介学和译文学的争论，可以知道二者的一个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指导实践。译介学明确地说过它不进行语言文字的研究，它的理论不具有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的意义。而译文学则填补了这个缺失，它不仅有译文生成体系，还有较为完善的译文评价体系。它的译文评价体系又为检验译文的好与不好提供了价值标准。将译文学的这两个方面与译介学分析译文背后的文化因素的研究相结合，就能够实现对翻译文学文本的一个相对系统而又全面的把握。

　　近年来国家提出要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进行了创办孔子学院，在海外开设中国主题图书馆，举办各种中国学论坛等很有益的实践，那么在文学领域如何实现我们的文学文化走出去呢？首先当然离不开我们翻译工作者辛勤的翻译实践，但一味地进行翻译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考虑如何让这些翻译作品在译入国更好地被大众接受，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欣赏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译介学的学科侧重则刚好满足了我们的这个需求，它可以指引我们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翻译文学更好地在译入国得到接受和传播，至于具体地翻译实践，则可以运用译文学的译文生成和评价体系进行指导，创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翻译作品，更好地使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他国、他地区得到接受和认可，并不断传播。虽然译介学和译文学到目前为止争论不断，而且也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我们在关注它们争论的焦点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既然二者同处在翻译研究的框架之下，都是进行的翻译研究，那么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研究目的必然都是为了我国的翻译事业能更好地发展。理清二者的争论点，找出二者的结合点，各取所长，相信未来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必能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王向远.译文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3]谢天振.“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02）：4-13+141.

　　[4]王向远.译介学及翻译文学研究界的“震天”者——谢天振[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2）：53-57.

　　[5]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王向遠.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