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阿Q 自在存在 理性匮乏 自我缺失
对于人类存在的本源性探讨，在二十世纪的哲学与文艺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人类有“两种类型的存在：自为存在（为我、意识、我思）与自在存在（在我）。后一种存在（粗略地可等同于物的、客观性的世界）的特点在于与自身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其本身的平白无故的存在，没有任何变化、改变、时间性（这只出现于自为中）;其存在的方式是一种完全的偶然性。相反，自为存在，作为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其自身存在的自由主体。”〔1〕〔2〕换句话说，人之存在是有使命的，否则其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使命就是认识自己，创造自己。正如基尔凯郭尔所说：“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通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3〕寻找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思维和创造的过程。在寻找开始之前，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寻找以及寻找的对象是什么，这是寻找的起点，也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通过思维明白这个起点，人生就会黯淡无光。许多人在寻找之前，就已经迷失了自己，因而也就丧失了人生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阿Q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阿Q所有的行为方式，不是在寻找“个人的真理”，而是与之背道而驰;不是极力去完善、创造自己，而是竭力把自己作为“偶然性”存在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
追求创造性的存在，寻找“个人的真理”，应当从自我出发，舍此而别无他路。作为个体人存在的阿Q，却不是以人的理性而是依照“例”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在阿Q的处世法则中，处处充满了“通例”、“老例”、“照例”的观念和思想。这些观念无疑都是历史长河中的集体无意识，左右着未庄男女的生活与生存。在《阿Q正传》中，作者许多地方都写到了“老例”或类似说法。第一章的“序”里，按照“立传的通例”，叙述人应当介绍阿Q的名与姓、籍贯与行状、前生与后世的，然而，叙述人首先表明，他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这貌似闲笔与油滑的写法，实则寄寓着作者深刻的命意，显示出鲁迅对传统传记写法的大胆反叛，彰显出一种藐视“惯例”与传统、积极进取与创新的精神。
鲁迅尽管通过“恋爱的悲剧”与“生计问题”描写了阿Q荒唐的恋爱与生存的艰辛，表现出对人之食与色本性的肯定，但同时也暴露出阿Q行为的卑琐与思维的欠缺。文学大师沈从文有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识“人”。其中，“那个未加引号的我，应该是沈先生早就说过的真正属于人的那个自己。这就是说，听命于作为人的那个我去思索，而不是受外在于我的物的支配与左右，就能理解‘我，认识‘人。”〔4〕在人的身上，人的我与物的我尖锐的对立，二者交锋的结果凸现出一个人的思维特征和精神风貌。当人的我支配自身时，理性得到张扬，世界与自我两方面都得以敞开，透明性不断扩大，人的自为存在也逐步得以显现与实现。相反，当人受物的我左右时，理性趋向蒙昧，世界与自己所裹挟的黑潮汹涌而来，在猝不及防的冲击下，人——我及我——“我”都相继发生分裂，创造性被截断，人只能维持一种生物式的自在存在方式，真正属于人的我要么被扼杀，要么远遁他乡。有专家认为，鲁迅小说中“不觉悟人民群众形象的根本特征是作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与作者思想观念的人的不合理分离，思想意识的落后性不符合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其观念意识的本质是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这导致了他们作为社会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力量的人的严重对立。”社会地位的人与作为思想力量的人的严重对立，固然是鲁迅笔下农民阶级的根本特征，这也充分说明农民阶级的根本弱点在于对自身处境缺乏理性的认识。农民阶级认识不到封建传统观念的腐朽性与腐蚀性，反而自我解除了人的我的存在，造成了人——我及我——“我”的分离，在这一点上，阿Q同样具有典型意义。
阿Q对未庄社会没有经过理性的认识与分析，人的我对他来说始终处于隐匿状态中。前面已经说过，“照例”思想流行于未庄，实际上也就是物的我在左右着未庄人的思想。未庄是阿Q生存的世界，是他活动的场所，但他对未庄上层社会的赵太爷之流的本质认识不够，理解不透。遭了赵太爷打嘴巴之后，他只是在心里腹诽着：“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没有去想自己为什么遭打，是否应当被打，是否该反抗，仅靠一句“儿子打老子”既维护了赵太爷的统治地位，又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似乎人格未受一点损失。对于与自己同一处境的下层人物，阿Q也缺乏对他们应有的了解与同情，而是以一种演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王胡因为又癞又胡，一向受到阿Q的藐视，因为捉虱子二人就大战起来。阿Q被战败以后，他并没有去想这场争斗值不值得，王胡为什么会占上风，至少应当总结经验以便下次夺取胜利。正是因为懒于思索，缺乏内省精神，生活在未庄的阿Q可以说是既不了解未庄，也不了解未庄外的世界，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阿Q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他不了解别人，尤其在于他对自身处境的无知。在一个一向重视“正名”的国度里，阿Q其实是不很在意自己的名姓的。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可以看出，屈原对于父亲所赐的嘉名是非常喜欢与看重的，并把它作为自己为人行事的标准看待。相反，《阿Q正传》中的“序”里，却让叙述人大费苦心的是，阿Q的姓、名与籍贯都有待考究。这一篇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的“序”里，流泻出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格一以贯之的关注与批判，故意不把阿Q的姓、名、籍贯交待清楚，首先固然是受了“开心话”栏目的性质所限制，要取得油滑的艺术效果。但同时也是为了免去麻烦，并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广泛性。更深一层的命意，鲁迅抓住了国民性的一个特点，即如阿Q的普通中国人，本身是不看重自己的姓、名与籍贯的，姓名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与人的生命、精神、意志毫不相关。对于姓名的随意与轻视，即是无视生命的成长与发展，是人之我丧失的一个表现。阿Q挨了赵太爷的一嘴巴，既不抗辩，甚至连自己姓不姓“赵”也模糊起来。既然“我姓什么”在阿Q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没有影响他在未庄的逍遥生活，他自然更不会去追问“我是谁”这个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带有人类生存最根本性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阿Q思维中的人之我与物之我几乎同时欠缺以至丧失了。
在未庄的社会里，阿Q是独立无根的一个存在。阿Q为了显示自尊，常用两句名言来装饰自家门面：“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向人比富夸阔，阿Q总是用先前之祖或未来之子来作挡箭牌。阿Q的思维里，邈远无踪事迹待查的祖先与子虚乌有的儿子占了很大空间，就是没有他自己的地盘。这种思维方式，实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通过祖宗崇拜，不仅在现实的意义上使活着的人得到祖宗的保佑与赐福，而且在精神上借助它的神秘性让现世的人得以满足，实现自尊。祖宗是过去的陈迹，虚幻的闪现，至于子孙，更是虚拟的象征。现世的人，尤其是人生中的失败者，往往把提高自身的地位与家声的希望寄托于已生、将生或未生的一代。《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即云：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阿Q即无妻无室，而儿孙梦却与他常态的“逍遥”生活相得益彰。祖先崇拜与儿孙承望是中国人生存的一大依据，作为家族延续的一座桥梁，现世中的人过着一种有“祖”无我或有“子”无我的生活。祖先与子孙的地位被无限的拔高，自我的地位人为地削小，以至于无。未庄里活生生的阿Q，就这样被无法追忆的祖宗与不知有否的儿子挤掉了。他向着过去与未来呼喊，以此展示自己很不稳定稍纵即逝的存在。在阿Q的意识里，祖宗与子孙都是比他坚实得多的存在，是他得以苟且活着并“战胜”別人的两大法宝。
按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一个人要摆脱自卑感，要么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去改变自身的环境，要么是“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来愈多，因为造成自卑感的情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种问题也会以日渐增大的压力逼迫着他。”正是由于阿Q的意识里无人之我的主导，从不去想采取有效措施，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去改变自身环境，而是用一种自欺的方式去搏取优越感，结果在这种虚拟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应当说，自欺的精神胜利法已经成了阿Q的“存在样式”，他长久的陷入自欺之中，就像长久的难以醒来的梦，人之我如同柔嫩的草芽被梦一般的大石死死压住，一任“无我”的精神胜利法在未庄世界随风飘扬。
结合阿Q的处境看，他的“欠缺”是非常丰富的，政治上的无权，经济上的无钱，都为他走上自为存在作出了极好的准备。可悲的是，在丰富的欠缺中唯一不能欠缺的人之我却是阿Q最欠缺的。阿Q无法向自为的存在迈进，其价值也就无从实现。然而，作为文学形象来说，阿Q正因其体现了无价值可言的人之自在存在的方式，从而具有不朽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页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3]法〕让·华尔：《存在哲学》，翁绍军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页
[4]丹〕克尔凯郭尔语，转引自让·华尔：《存在哲学》，第19页
基金项目：2012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立项项目：鲁迅《阿Q正传》的存在论研究（12C0737）
（作者介绍：陈子林，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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