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屈原的《离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篇，作为评论屈原和《离骚》的先驱，汉代文人观点不一。以刘安、王逸、班固、扬雄为代表，汉代文人对《离骚》的评论从两个方面进行：《离骚》对经书的继承与创新及关于屈原的评论。在评论《离骚》及屈原时，刘、王、班、扬立足于儒家思想，从不同角度出发，或臧或否。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同样立足于儒家思想，对刘安、王逸、班固、扬雄的观点进行总结：在《离骚》对经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上，二者兼顾，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取镕经义，自铸伟词”的论断，在评论屈原时，刘勰接受了刘安和王逸的观点，对屈原的德、才、行均给予高度评价。
关键词：《文心雕龙·辨骚》 汉代文人 屈骚批评 承袭特点
《楚辞》是《文心雕龙》重点论述的对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楚辞》的篇目有《宗经》《辨骚》《明诗》《诠赋》等23篇之多，而《楚辞》诸篇，《离骚》居首。《离骚》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十分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汉代是受到《离骚》深刻影响的第一个朝代，作为评论屈原和《离骚》的先驱，汉代文人观点不一。汉代文人对《楚辞》的评论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离骚》对经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其二，屈原其人。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立足于儒家思想，对刘安、王逸、班固、扬雄的屈、《骚》评论进行总结，在总结汉代文人对《离骚》的评论时，刘勰继承了部分学者的观点，同时立足于齐梁文坛，对汉代文人的《离骚》批评作了进一步完善。
一.《文心雕龙·辨骚》对汉代文人《离骚》批评的继承与完善
在刘勰之前，刘安、王逸、班固、扬雄四位汉代文人对《离骚》进行评论，这四位文人主要从对经书的承袭与新变方面来评价《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立足于儒家思想，对上述汉代文人的观点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一）《辨骚》对汉代文人评《离骚》与经书之继承关系的继承与完善
汉代文人在评论《离骚》时，都提到了《离骚》对经书的继承。
刘安在评《离骚》时，强调《离骚》对《风》《雅》艺术特色的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兼”，在此处有“同时具备”的意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载：“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古甜切。”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很好地解释了何为“好色而不淫”：“情辞相符，为正，为清;辞过于情则淫侈，为邪，为浊。”需要指出的是，刘安对《离骚》的评论不仅被司马迁《史记》所引用，还载于班固的《离骚序》中。可见其《离骚》观对汉代文人影响之深。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离骚》有“恻隐古诗之义”，可见，班固也认识到了《离骚》对于诗经的继承与学习，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并未转引班固的这一观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班固本身对《离骚》的态度比较复杂，另一方面，《辨骚》篇所转引刘安、王逸等汉代文人对《离骚》的评论大都出自《楚辞章句》，可见刘勰在《辨骚》篇中梳理汉代文人的《离骚》观时受《楚辞章句》影响很大。而班固在《离骚序》中认为《离骚》不合经传，班固《离骚序》对《离骚》的批评与王逸可谓针锋相对，在讨论《离骚》与经书的继承问题时，刘勰又接受了王逸的观点，因此刘勰在《辨骚》篇中主要针对班固在《离骚序》中对《离骚》的评论进行批评，并未转引其在《汉书·艺文志》中对《离骚》的评论。
王逸在评《离骚》时，所持观点与刘安相同，而且还举例说明《离骚》对经书的继承。王逸认为，《离骚》依经立义，文中的一些意象在经书中都有据可循。“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驷虬乘鹥”之语，化用《易·乾》中的彖词“时乘六龙以御天”，“昆仑流沙”之语，是化用《尚书·禹贡》中“余波入于流沙”之句。相比《诗经》，《离骚》的讽谏语气更加委婉和顺。最后，王逸指出，屈原的《离骚》是“金相玉式”，给予《离骚》极高的评价。
扬雄对《离骚》与经书的继承关系并未直接评价，但《法言·吾子》有载：“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刘勰在《辨骚》篇中说“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扬雄此论已不可考，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的注文中转引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的观点：“‘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又云：‘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徳之藻矣。李轨注云：‘事辞相称，乃合经典，彦和所说亦本此。”可见在桥川时雄与詹锳先生看来，扬雄主张“事”和“辞”相称，乃是对《离骚》与《诗经》之间继承关系的肯定。
就《离骚》对经书的继承而言，刘勰从宗经的角度出发，认为《离骚》与经典存在“四同”：“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刘勰此论，与王逸《楚辞章句》、扬雄《法言·吾子》中的观点一致。但刘勰对汉代文人观点在继承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指出：“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也。”在这里，刘勰既反对刘安、王逸等主张《离骚》完全符合经书之义的观点，又对《离骚》不合经传的观点进行反驳。可见，刘勰清楚地认识到，《离骚》对经书有继承，但又并非简单的全盘接受。
（二）《辨骚》对汉代文人评《离骚》之新变的继承与完善
汉代文人重视承袭，刘安、王逸、扬雄都从对经书的继承的角度来评《离骚》，只有班固在《离骚序》中指出，《离骚》有不合经传的地方，而刘勰在《辨骚》篇中转引了班固的观点。班固对《离骚》有批判，也有肯定，班固认为，《离骚》中不符合史传记载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离骚》对于历史人物有所增损，且并“未得其正”，另一类是《离骚》中有大量的神话，班固认为这些神话是子虚乌有的，不合于法度，不载于经书。对于《离骚》中异于经书的部分，班固持批判态度，但班固肯定了《离骚》的文采：“然其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班固在批评《离骚》时，对“史”的因素考量较多，他在《离骚序》中认为《离骚》中关于后羿、浇、少康、二姚的描写与历史记载有出入。因此，班固认为，刘安对《离骚》的评价过高。《离骚》并不能算作“依经立义”，而是“各以所识，有所增损”却“未得其正”。
班固对《离骚》的批判，受到了王逸的反驳，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离骚》是依经立义的，并举出了几个例子：“‘帝高阳之苗裔则《诗》‘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翺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莽则《易》‘潜龙勿用也”。从班固、王逸的争论不难看出，二人受汉王朝尊儒崇经的文化政策影响非常深刻，在评论《离骚》对经书的继承与创新时，均重视承袭，少言创新，以“依经立义”为高，而且所“依”之“经”均为儒家经典。可见文人在创作和评论文学的时候，受其所处时代思想的裹挟，是很难跳出的。
刘勰在《辨骚》篇对王逸、班固之争进行总结。首先，刘勰承认《离骚》有四异：“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将刘勰此论与班固《离骚序》批判离骚不合经传之论相比较，可知刘勰接受了班固的部分观点：《离骚》中确实存在异于经书的地方。其次，对于《离骚》中异于经书的部分，刘勰持褒扬态度。认为《离骚》“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旨，亦自著伟词”品味“虽”、“亦”二字可知，刘勰更多地站在新变与创新的角度来评价《离骚》，这就与班固的观点截然不同了，因为班固对《离骚》的“异”是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的。《文心雕龙·辨骚》还提到《离骚》的一个特点：艳。《辨骚》指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在对《离骚》以前的经典的评论中，刘勰没有用过“艳”这一词，“艳”仅被刘勰用来评论《离骚》及以后的作品。可见，在刘勰的心目中，艳，是《离骚》异于经典的地方，这与班固、王逸对《离骚》之辞藻华美、文采斐然的褒赞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刘勰接受了班固、王逸对《离骚》辞藻华美的评论。
总之，面对汉代文人的争论，刘勰既承认《离骚》对经书的继承，又认可《离骚》的创新：“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刘勰在《辨骚》篇中还指出：“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风杂于战国。”刘勰此论有两层含义：其一，既承认了《离骚》对经书的继承，又承认了《离骚》的新变与创新。其二，总结《离骚》拥有以上特点的原因：既受到了经书的影响，又受到了战国文风的影响。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指出，其文体法三代，故又“取镕经旨，风杂战国，故能“自铸伟词”。结合刘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执正以驭奇”的文学创作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刘勰《文心雕龙》视域下，“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都是《离骚》魅力之所在。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离骚》与经书的继承与新变关系，首先应当归功于魏晋以来儒学的衰落。儒学衰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自东汉以来，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统治阶级无力再控制文人的思想，文人饱经乱离，逐渐从繁琐的章句之学中挣脱了出来;其二，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兴盛，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玄学思想也开始兴起，对传统儒家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削弱作用，其三，就儒学本身而言，汉儒的章句之学发展到后来变得非常繁琐，一部经书动辄被解至百万字以上，有时仅篇目就能被解至数万言，这就失去了应用价值。自东汉以降，一些文人又将儒学与阴阳数术联系在一起，成为谶纬神学，变成了封建统治者愚民的工具。儒学的衰落，使得文学创作开始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文学本身的美，形成重文采，讲究雕饰的风气。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发展至后来又出现了新的弊病：过度追求形式的繁艳，忽视内容的充实，不去追求思想的深刻、情感的饱满。另一方面，儒学的衰落使得文论家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不再死板地以合乎经典作为唯一标准，以客观的心态看待文学在继承中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可能。而刘勰作为一名博览群经的文论家，对齐梁文坛的积弊了然于心，时代的馈赠，加上刘勰个人的努力与才气，使得《文心雕龙·辨骚》对汉代文人的离骚批评既实现了继承，又实现了创新。
二.《文心雕龙·辨骚》对汉代文人屈原批评的继承与完善
刘安、王逸、班固、扬雄不仅对《离骚》进行评论，还对屈原进行评论。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引用了汉代文人的部分观点，刘勰在《辨骚》篇中对汉代学者观点的引用不及在评论《离骚》時那般频繁，对于刘安的评论，刘勰未作改动，直接转引，对于班固、王逸的评论，刘勰取其大义。而对于扬雄的评论，刘勰未作引用。
（一）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论
刘安、王逸高度评价屈原，刘安认为，屈原不仅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在恶劣的环境中能洁身自好，超脱于世俗之外，“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且其行为完全符合人臣之道：“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并且将其与比干、伍子胥等人并列并列。王逸还指责班固是为了自身的仕进而故意诋毁屈原：“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髙明，而损其清洁者也”，“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而班固、扬雄对屈原的态度比较复杂。《后汉书》记载了班固早年给东平王仓的一则上书：“昔卞和献宝，以离断指，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从这则材料不难看出班固对屈原的赞赏。班固所著《汉书》中，对屈原的记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在《汉书》中，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是“贤臣”、“贤人”，在《离骚序》中却将屈原定义为“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班固指出，君子的理想无法施行于世时是命数使然，此时君子应当顺应天命，像潜龙一样，明哲保身，这样便可保全自己的性命，不会遭到困厄。在《离骚序》中，班固将屈原的悲剧更多地归结于其不懂得明哲保身的处世智慧。班固如此评价屈原，首先与他本人的气质秉性有关。据《后汉书》载，班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性格宽和的班固自然不会认同屈原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来面对人生的失意。其次，从其家学传承来看，早在班固的《离骚序》之前，已经有班彪的《悼离骚》：“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咄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可以说，班固在《离骚序》中的观点，基本继承了班彪。父子二人均主张顺时而动，明哲保身。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班固对屈原是矛盾的：既有对其忠贞之志、逸世之才肯定，又有对其不容于世、忿怼沉江的批评。
杨雄在《反骚》中说自己“每读屈原《离骚》，未尝不流涕也”，在班固的《汉书》中说杨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在《羽猎赋》中，杨雄“鞭洛水之宓妃，镶屈原与彭胥”，讽谏皇帝远色好德。在《法言》中，扬雄认为屈原“如玉如莹”。从上述材料可知，扬雄对屈原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杨雄赞赏屈原的品德与才华，肯定屈原的忠贞，对屈原的不幸深表同情，认为屈原的行为足以留芳百世。另一方面，扬雄和班固一样，也主张进退从容，对于屈原不容于世，自沉汨罗这种极端的行为持反对态度。
从上述材料可知，汉代文人深受汉王朝尊儒崇经的文化政策影响，在评价屈原时都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但是由于受性格气质、家学传承、人生经历、学识水平、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汉代文人对屈原的评论不尽相同。对于屈原的才华和品德，汉代文人人是认可的，然而，对于屈原不容于世，自沉汨罗的行为，汉代文人争议较大：既有对屈原悲剧命运的同情、惋惜，又有对其忠贞之志、超世之才的肯定，也有对屈原过于刚直，不懂与世俯仰的指责。
（二）《文心雕龙·辨骚》对汉代文人屈原批评的继承与完善
刘勰在《辨骚》篇的赞中对汉代文人的屈原批评进行梳理和总结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勰肯定了屈原的超世之才、忠贞之志。刘勰在《辨骚》篇中对刘安、王逸的屈原批评作了大量转引，对于班固、“露才扬己“、不容于世的批判、扬雄刘勰在《辨骚》篇中未作过多评论。由此可知，在如何评价屈原其人的问题上，刘勰继承了刘安和王逸的观点。
《文心雕龙·辨骚》高度评价屈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刘勰尚未入仕，《梁书》记载了刘勰阻拦沈约车架进献《文心雕龙》之事：“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千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由此可知，刘勰在进献《文心雕龙》之前社会地位不高，否则刘勰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进献自己的得意之作。作为一名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更容易认同屈原身上的抗争精神和家国情怀。其二，自西晋代魏以来，政治腐败黑暗、政权频繁更迭，文人动輒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严酷的政治氛围下，文人逐渐失去了建功立业、批判现实的勇气和慷慨激昂、奋发进取的精神。这一时期的文人，要么流连山水，沉湎酒色，要么炼丹制药，要么谈玄论道，不再关注现实。当然，文人上述行为背后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穷奢极欲的放纵与堕落，也有对黑暗政治的反抗，又有随波逐流、追名逐利的标榜。这一时期文人的文品和人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诟病。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刘勰对屈原其人其行进行颂扬，其实是对关注现实、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的文学精神的一种呼唤。
综上所述，由于汉代重儒崇经，汉代文人对屈原和《离骚》的评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在汉代文人的心目中，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要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养分。因此，在评论《离骚》时，汉代文人重视承袭，少言创新，且以《离骚》完全“依经立义”为高。对于汉代文人的评论，刘勰立足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作了非常冷静和客观的梳理：既肯定《离骚》对经书的继承，又承认了《离骚》的新变与创新，但在承认继承的基础上，更偏向于新变和创新。对于屈原其人，刘勰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继承了刘安、王逸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屈原的品行。究其原因，在于刘勰认识到了齐梁时期文坛的积弊：过于追求形式的华美，忽视对文学思想内涵的发掘，这一时期的文学逐渐流于浅俗，用刘勰的话说，是“竞今疏古”。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关注现实、讽谏时政、拥有强烈家国情怀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传统。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辩证地继承汉代文人对《离骚》的批评，既切中当时文坛的弊病，引导文学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为后人提供了一篇系统的、科学的文论，诚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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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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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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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下，第3059页。
[8]（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24页。
[9]（唐）姚思廉奉敕撰《梁书》，卷五十，第2002页，清文渊阁四库全書书本。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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