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聿秋

　　内容摘要：1940年前后，大批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集体主义的革命语境下感到个体的无所适从。舒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小说《快乐的人》，借一个爱情寓言反映延安知识分子从个人转向集体必经的思想阵痛，又从侧面流露出他们融入大方向的可能。本文从创作的宏观语境、文本的表现形式，并结合作家自身的延安经历解析《快乐的人》的艺术魅力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舒群 《快乐的人》 知识分子转型 思想阵痛

　　作为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舒群长久以来为研究界相对忽视，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也远不及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然而，从抗战初期于狱中完成《没有祖国的孩子》而一举成名、破格纳入左翼作家联盟，到延安时期担任《解放日报》主编并发表《必须改造自己》，以此标志转向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向，建国以后则凭借《这一代人》、《少年chen女》两部作品在百花纷呈的新时期文坛重获关注。可以说，舒群一生的创作紧跟时代主流，将社会转型所触发的震荡与变化用文字的方式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作品潜藏的研究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挖掘。1942年1月，延安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前夕，舒群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写下短篇小说《快乐的人》，从某种程度预示了日后知识分子转型必经的思想阵痛以及融入大方向的可能。

　　一.延安语境下爱情话语的过渡形态

　　福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他指出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1]爱情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在不同历史情境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建构，亦显现出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自五四进入现代化启蒙阶段，青年自由恋爱、反抗包办婚姻的叙事模式就成为新文学表达时代诉求的突破口，无数的子君和涓生从封建家庭出逃、奔赴爱巢，爱情化作与旧社会宣战的不竭动力而汇入时代大潮，成为广为接受与推崇的主题。三十年代，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锐化，革命话语异军突起，从文学活动到社会运动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启蒙与革命两种不同话语的转换平衡之间，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应运而生，正如贺桂梅所总结的，“‘革命+恋爱的二元叙事，显然可以被看作是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的过渡形态，同时也是20年代后期的特定历史造就的一种再现形态。”[2]此时，爱情话语作为革命情感的外在表露形式，体现青年人不同的时代选择。而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延安文化建设突破既有的封建与现代两种思想资源，甚至不同于左翼时期从苏联和日本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它萌发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适应战时的政治需要，搁置或者淡化琐碎、矫揉的个人情绪，于是原始性力作用下的爱情模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阶级属性的两性结合。《快乐的人》正创作于时代话语权交替之间的过渡阶段，它以爱情为内窥视角真实再现了大环境的变化与身处其中的个体心理。

　　《快乐的人》塑造了一个矛盾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出身富裕之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此刻身处革命圣地延安，又是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他爱慕着一个女性崇拜者却并未剖白自己的情感，甚至为她的婚礼朗诵诗歌；人们眼里的他是快乐的，而在“我”的眼中，他却显得那样孤独又苦闷……在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中指出“诗人被舒群刻画成一个自傲、自恋又自怜的角色”[3]，笔者以为这样的评价并没有充分联系小说当时的写作背景，有失偏颇。显而易见的是，诗人最大的矛盾莫过于这无法诉说的情愫，爱情在这里成为一切暧昧的、隐秘的、边缘的私话语的集中体现。舒群以爱情寓言揭示出在一片祥和、高歌猛进的革命圣地夹杂着不可言明的私絮低语，这是五四的时代情绪在个体心理的残留痕迹，不能简单理解为自傲自恋的性格缺陷。舒群借助这样一个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婉转低回的情感体验，意在以小见大地表现话语转换的大背景下小人物的起承转合。

　　如果说，“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启蒙话语与革命話语的过渡形态，那么《快乐的人》里始终压抑着、最终溶解在一场婚礼的暗恋就是革命叙事从个人化到组织化的转向。三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舒群在文学上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蒋光慈。他说，“蒋光慈的书，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不仅影响到我的思想，而且也影响了我后来从事写作。”[4]蒋光慈式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其沉郁饱满的创作激情贯穿舒群早期的小说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肖苓》和《秘密的故事》。如果参照茅盾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加以划分，二者均属于“革命决定恋爱”的叙事类型，主人公倾慕的肖苓必须具备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而青子坚定地选择身为义勇军战士的丈夫而非沦为汉奸的袁倪，其中充满以个体化书写想象革命、图解革命的冲动。而当“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来到延安，《快乐的人》不再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或结合，爱情话语在革命圣地的大语境下丧失言说的空间，私人性的情感像破碎的泡沫、窑洞微弱的灯火淹没在一望无尽的苍茫雪夜之中，自始至终都未曾流露，甚至在友爱互助的同志情谊的映衬下显得卑怯而渺小，革命叙事由此表现出从蒋光慈式个人抒发到延安统一领导下集中表达的过渡倾向。

　　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张力结构的形成

　　在文本的表现形式上，舒群惯于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展开故事，这与作家求真存真的刚正品格密不可分。他曾在《我的意见》一文中强调作家应当选择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舒群也正是这么规范自己的写作，从处女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的问世起，他始终将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体生命体验作为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所以舒群大半的小说都是有源可溯、虚实结合，融入作家本人的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而第一人称叙事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艺术选择。在《快乐的人》中，第一人称叙事天然地拉近与接受者的距离，在增强真实感的同时又于无形中营造出聚光灯下的舞台效果，在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人物所处的环境空间、“我”的第三方观察视角之间构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在一种审视与反思的视域中还原现实情境下知识分子与延安大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通常情况下，第一人称叙事以内聚焦视角为主，而舒群小说中的“我”一方面像一只移动的摄像镜头承担客观叙述的功能，另一方面又作为重要角色介入其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深入人物心灵世界。因此，在内聚焦视角的基础上又融合非聚焦视角，即“我”时时突破严格的限制性视野作出补充与颠覆，在外在印象与人物内心之间架起一座互通的桥梁。在《快乐的人》中，当“我”伴随诗人暗慕的女孩找到独自踱步的诗人，此时三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场域，舒群以第三方视角巧妙地捕捉到诗人复杂的心理活动：

　　果然，当他看见我们来找他的时候，不自主的一怔：一半是欢喜，一半是反感，又心虚。前者是由于她而引起的，后者是为了我……我还看得出，他那悔恨和负疚的所在，好像他从未被人发觉过的隐秘，终于被我发觉了；而且，他负了这隐秘所引起的谎言的责任。[5]70

　　贯穿小说始终的矛盾是快乐的大环境与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苦闷，这之间的强烈反差构筑起文本表层的张力场，而这段描写恰恰抓住了矛盾背后的核心原因。在这里，“她”是诗人心灵最为隐秘的归所，象征一切私性质的情感领域，“我”则是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以“好同志、好朋友、好同事和好邻人”的公共身份无意闯入这片晦暗不明的私人领域，象征公共话语对私人话语的渗透与倾轧。诗人对“我”油然而生的反感与心虚恰恰是盘桓在两种身份之间的难以平衡的结果。诗人的矛盾在于，个人性的快乐难以启齿，而压抑的痛苦却使他逐渐远离公众普遍认可的快乐形象，与其乐融融的大环境中间产生裂隙，这无疑形成更深层的张力结构——即个人与集体之间无法完全融合的关系。

　　围绕这一核心张力，舒群运用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环境描写与细节描写强化个体与集体之间紧张的拉锯关系。文中反复刻画诗人瘦弱的身躯和“小得可怜的干瘪了的嘴唇”，与其在爱情中的失语状态互为映照；在皑皑白雪中等待心上人翩然而至的诗人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异色，寂静无人的环境氛围烘托诗人孤立无缘的心境；而这一片茫茫然的大雪被婚礼的篝火点燃，人们“从那白的寒冷的境界，陆续走进这发红的温暖的巢子来”，诗人用他小而干瘪的嘴唇高颂快乐，从“你”到“你们”的一字之差泄露了他与这喜乐祥和气氛的格格不入……这一切被“我”尽收眼底，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上帝视角与人物视角之间自由切换，他以观察者的中间立场对主人公以及周围大环境进行审视与反思，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视点，同时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道出他们未能道明的话，“仿佛在说，一个人长久隐藏着的爱情，有谁知道呢？仿佛是在说，用整个生命所守护的一个珍贵的小泡沫，被风轻轻一吹，就失掉了，不是可悲的吗？仿佛在说，这可悲的遭遇，谁是同情者呢？”[5]

　　三.延安知识分子转型前的阵痛与可能

　　《快乐的人》发表不久，伴随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讲话》精神的传达，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抵达巅峰，舒群在“抢救”运动中被停职审查，在失意的低潮中历经痛苦的思想蜕变，直至1943年结合对《讲话》的学习体会作《必须改造自己》一文，标志其政治思想与文学创作的真正转向。在这篇文章中，舒群深刻反省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观思想问题，囿于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壁垒，在面临新人新事时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手足无措，例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和刘白羽的《胡玲》反映共同的负面情绪导向。事实上，大多数怀揣美好愿景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在两种话语的转换过程中感到与主流脱节的不解与失落，而舒群《快乐的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真实再现延安知识分子初来乍到的独异心理体验，更从一个客观视角侧面透露出他们努力融入大方向的可能。

　　小说以一首诗的酝酿串联起全部情节，随着晦暗的情愫在一场公开的婚礼中化为乌有，诗人咀嚼着自己的苦涩孕育出一首快乐的诗。他用“那失眠的受难的隐藏着痛苦的红肿的眼睛”和“那小得可怜的干瘪了的嘴唇”认真又近乎虔诚地自白道，“我，献身于这快乐的生活”，若非发自肺腑的信仰与追求，怎么可能写出如此的诗句呢？正如舒群在文首所点明的，快乐抑或烦恼，在人们心之所向的革命圣域延安都是事实，而在痛苦的洗练下仍然保有相信集体、相信未来的勇气才是革命乐观主义的真正内涵，是《快乐的人》中“快乐”的真正指向。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舒群曾如此表露心迹，“我不因一时幸运而眉飞色舞，也不因一点曲折就垂头丧气。我们党不管她过去经历了多少曲折，今后还会有多少曲折，总是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光明。这，是我不变的信念；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共产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内容也就在这里。”[6]舒群的赤子之心与浪漫气质与小说的主人公是相通的，从孤寂的大雪走进温暖的群体，也是二者的共同归宿。其中不免破茧重生的阵痛，然而真正的作品是受难的结果，真正的革命者亦需经受灵魂与肉体的双重考验。舒群以诗的创作暗喻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为革命诉求作出妥协的可能，这既是对三十年代革命叙事模式的延续，也蕴含着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焦点转移，主人公面对的阻碍不再是黑暗的局势和凶恶的敌人，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从个人走向集体的内心拉锯，而小说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舒群本人的道路走向。

　　《快乐的人》中詩人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身集体的选择与之后舒群迅速融入主流的转变不谋而合，这并非作家的有意迎合，而是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转型可能。穷苦家庭出身并在半殖民地长大的舒群，自小就感受到阶级压迫与异族侵略的双重苦难，他较早地接触社会主义的政治启蒙并从事第三国际的情报工作。正是在浓烈的民族情感与阶级情感的促使下，舒群自觉地以身边的人民大众为创作源泉书写一曲曲流亡者的悲歌，在他的小说中，“我”的视点永远投射在战争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身上。由于这种思想经历的特殊性，舒群不同于丁玲等自五四而来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两种阶级话语的根本转向，他所经历的更多是从蒋光慈式的个人战士向《讲话》精神规范下的集体化组织化的文艺工作者的转型，即从身边出发的自觉书写过渡到符合政治诉求的命题写作。初来延安，舒群仍遵循从前的创作方法，以熟悉的人物群体和亲身经历为题材写出《快乐的人》、《大角色》等作品，与延安文艺要求的工农兵文学创作方向发生抵牾。然而，从穷苦大众中间走向远大共产理想的舒群内心深处埋藏着转型的种子，他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与对革命的坚定意志促使其理解并接受党的文艺规训，而《快乐的人》的创作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倾向。

　　舒群在文集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自白，“一向求真，我曾说过这样的真话，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在死后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石，历史无私。”[7]在《快乐的人》中，我们透过爱情叙事的表象看到一个痛苦蜕变的知识分子、一个乐观坚定的革命者、一个求真唯实的作家，多重身份熔铸在舒群身上，促使其以复杂深邃的历史视野向下向内开掘，创作出一个时代的结晶。他既没有流于个人情绪的宣泄，成为主旋律中的不和谐之音，又没有站在宏观立场不加分辨地抵消个体的全部价值，客观而真实地呈现出延安知识分子转型前的苦闷与困顿，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第三方视角实现对延安大环境与知识分子的双向反思。因此，站在后世者立场作出评判，《快乐的人》是舒群文学生涯的重要转型之作，也不失为延安历史的重要见证。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8）：335.

　　[2]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05）：69-92.

　　[3]郑兴.流徙者的哀歌—舒群论[D].南京：南京大学，2012.

　　[4]董兴泉.舒群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M].舒群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01）：88.

　　[5]舒群：《快乐的人》.《舒群文集》第2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02）：66-76.

　　[6]叶伯泉.追求与信念——访舒群[M].董兴泉.舒群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01）：138-144.

　　[7]舒群.《文集自序》.《舒群文集》第1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