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

　　内容摘要：安徽实力派作家许春樵的新作，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讲述了底层小人物宋怀良20余年的个人奋斗史、精神史、情感史和心灵史，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矛盾，体现了时代环境下，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坚守。

　　关键词：许春樵 《下一站不下》 理想主义 人文精神 知识分子

　　写中国当代的现实，揭露中国当代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提供关于理想人生的合理想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需要扛起的重任，这就需要作家和文人高度自觉的救世理想和纯粹的人文精神。在今天高度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大众文化消费环境中，真正优秀的文学尝试应该坚持人民立场，发扬理想主义精神，艰苦地探索时代的问题和矛盾，许春樵的新作《下一站不下》似乎正是这一文学尝试的结果，不管成功与否，起码是一次可贵的探索。

　　一.“人文精神”的坚守

　　继“男人系列四部曲”：《放下武器》《男人立正》《酒楼》和《屋顶上空的爱情》之后，处于写作“高峰状态”的许春樵笔耕不断，在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2021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作者以40余万字的篇幅，讲述了国营无线电厂下岗电工宋怀良20多年间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缠，以及事业、生活上的盛衰荣辱。作者表示：这部小说不仅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好故事”，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探索故事背后的时代的，社会的，现实的因素。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延续了许春樵一贯坚守的“纯粹的知识分子”立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在这个高度“物化”的时代，金钱和权力无孔不入，在众多的诱惑，机会，利益面前，作者没有放下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和知识分子立场的执着，他固执地坚持和相信“正义”、“良知”、“道德”和“理想”在人生中的分量和对于灵魂的重要性，小说高度诠释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创作就是白日做梦，梦想有那么一个理想中的世界能安放人们的灵魂”①。

　　在具体的进入这部作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分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有一个大致地了解。1993年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尖锐地批评了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状，王晓明指出，当前文学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渐减少，作家和批评家纷纷下海，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将整个文学界连根拔起，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早已对文学失去了兴趣。②站在当下回望当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90年代是中国文学和文化深度市場化的时期，其中各种文学、文化潮流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解构”人文精神的创作实践：“先锋小说”以“形式”的迷宫放逐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和探索，“新写实小说”作家以“零度介入”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放弃了对于崇高价值的追寻和对于美好事物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确认了“消费化”，“感官化”的合法性，尤其是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更是用虚无主义的调侃消解了人类的一切信仰，理想和良知，将人建构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和欲望的个人，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影响甚大，文中他公开为王朔式的“玩文学”辩护，他对“五四”式的救国救民的文学不以为然，认为持“救世文学”立场的作家“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立场”，③而王朔式的“亵渎神圣”，“躲避崇高”的“玩文学”反而是真实的，它起到了揭露“伪道德”和“伪崇高”的真实面目的效果。在这样的文化潮流冲击之下，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入的领会许春樵以及他的小说《下一站不下》的可贵之处。一言以蔽之，《下一站不下》的突出价值就在于其对“人文精神”的守望，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坚持了从居弱势者＼被压迫者的角度看问题，关注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呼唤了对人的重新信任，表达了对“人心”中“善与美“的向往；强化了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人文精神和“救世”理想。

　　二.普通人婚姻和事业的困境与突围

　　《下一站不下》这部小说为小人物宋怀良设置了重重困境，故事也是围绕这个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的，这其中，每一次对困境的突围都是一次底层人民道德理想的胜利。宋怀良的第一次困境发生在故事刚开始的1992年，这一年集体经济的形式彻底成为过去，宋怀良所在的国营无线电厂正式倒闭，生活紧巴的宋怀良除了五里井一间破漏的平房和死去的父亲留下的债务以外，一无所有。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吴佩琳，吴佩琳用自己近乎疯狂的爱点燃了穷小子宋怀良的人生。作者有意拉大吴佩琳和宋怀良在世俗生活中的差距，吴佩琳是厂长的女儿，家境相对优越，人长的漂亮，而且已经考上了“江南工业大学”，前途一片光明，在世俗的眼光里她是让人羡慕的对象，在别人眼里她“人长的好，命又好，好事都让她一个人占全了。”

　　但是作者就是让这样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无是处”的宋怀良，而且爱的疯狂，爱的热烈，何以吴佩琳会如此痴迷的爱上宋怀良良呢，小说是这样叙述的：“宋怀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老实得见人胆怯，胆怯得让人心疼，他是一个无权无势的人，没有攻击性，看上去就像一麻袋粮食一样让人踏实放心。”，“他是第一个让吴佩琳放松警惕的男人”。④吴佩琳选择和宋怀良恋爱结婚顶着巨大的世俗压力，为了和宋怀良结婚她几乎抛弃了所有：放弃了升学的机会，放弃了年少有为的郭凯，甚至和父亲断绝了关系。这是纯粹出于对“人心”的信任而产生的爱，是剥离了其他一切外在因素的人与人之间灵魂与灵魂之间信任与相爱，作者正是以这种纯粹的，纯洁的爱情来化解宋怀良的第一个人生困局，拯救宋怀良的人生的。

　　拥有了幸福婚姻的宋怀良，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随之而来的金钱和欲望的洪水猛兽让宋怀良陷入了另一个更为复杂严峻的困境。如果说第一次困境仅仅是因为物质的匮乏导致，那么在事业大获成功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以后人生就彻底摆脱困境了吗？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宋怀良面对的是更加严格的时代环境物质和欲望对于灵魂的吞噬，作者将底层人物宋怀良放置于金钱、欲望和道德、良知的对立处境中，通过揭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所有问题的症结和复杂性，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他意图通过一个人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写出一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史”，还原一个“时代的精神史和心灵史。⑤在渡过了人生的第一道难关后，宋怀良在商业大潮中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当企业家的代表——装修施工队发展为集团公司、成立建材商场、创办网吧。赚钱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然而，宋怀良的生活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作者通过展现宋怀良内心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痛苦挣扎，在时刻提醒我们，看似依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其实不是宋怀良的个人成功，也不是人生终极意义所在，而是这个时代对何为“成功”的塑造的结果。物质化的时代已经大大窄化了普通人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想象：开豪车，住豪宅，抽好烟喝好酒，游戏享受的生活就是唯一理想的生活，欲望的放纵是人生的合理追求。但是，人是有灵魂，是要为灵魂而活着的，这样，来自于民间的正义，底层的道德感和良知，让宋怀良坚守住了道德底线和灵魂的最后防线，也让他成为了吴佩琳心目中的那个“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男人”。宋怀良的“不一样”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重义轻利，重感情、轻钱财：给包括赵超在内的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街坊邻居、同学朋友提供无偿的帮助，对待曾经背叛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宋怀良也是“仇将恩报”，他给曾经抛弃过自己的前女友汪晓娅开支票，帮助其摆脱了卖淫女的身份，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帮助曾经诬陷过自己，导致自己坐牢的陈琦开烧烤店重新生活。等等无不体现其“君子喻于义”的儒家思想传统，表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风度；道德忠诚：宋怀良对婚姻爱情一直是忠诚的，即使在各种欲望的引诱下他也没有在身体上和除吴佩琳以外的任何人发生关系，他和吴佩琳一样绝对坚持身体和精神充分忠诚的婚姻；善良坚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宋怀良在在人生中最为贫穷的一段日子里没有放弃生活的理想和信心，他努力工作还债，拼命挣钱让妻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后来事业做大，对于妻子的不理解和误会宋怀良宽容忍让，对公司的员工宋怀良没有丝毫老板的架子，宋怀良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始终怀着善意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那么，拥有如此闪光品质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过上理想的生活？故事最后的宋怀良夫妻不和彼此憎恨，公司破产多年的拼搏和奋斗付之东流。这就是作者为我们揭示的时代和人生的悖谬，在宋怀良人生的悲剧背后“一种其实存在着致命缺陷的社会文化机制恐怕理应为他的腐化蜕变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⑥宋怀良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文化机制深度配合，他用底层人的良知和道德对抗着灵魂的塌陷，最后以殉道者的姿态，用死亡来突破人生和时代的困境，最终完成了灵魂的救赎。宋怀良的“死“在象征的意义上意味着更高尚的“生”，所谓“向死而生”，这个“生”在作品中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而是妻子吴佩琳的重生。小说在结尾处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戏剧化的结尾，在吴佩琳已经认为肝癌晚期的自己无药可救的时候，她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上海的“华东医院”做了一次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告诉她：“你不是肝癌，是肝部囊肿，影像学显现有感染病灶。问题不大，吃点抗生素就没事了，不要劳累，平时注意休息就行了”。这是作者最后为时代下的一个注脚，他是给人性和灵魂留下的一个光明的尾巴，它为“人找到了活着的理由”“为人性的归属做出起码的努力”⑦，在这个“作恶无罪，作假无愧”的时代，为“人心”，为人的“道德”和“良知”做了证明。这是宋怀良更是作者面对人生困境所做出的选择。

　　三.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纵观整部小说，除了叙述主人公宋怀良的人生困境这一主线之外，还有一条副线，那就是叙事者“我“的采访过程和写作经历。小说开头，文化局长让“我”写一部正能量大戏，并且向我承诺：“如果拿了大奖，你的位子就好解决了。”，与此同时，“恒达地产”孙总让我写宋怀良电视剧，并且霸气地许诺：“30集，我给你120万”。而我的回答却是：“合同先放一放，我得先去采访，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人！”。在第六章《年关，一道鬼门关》的一开始，孙总要求我“这部电视剧里一定要加入五里井、恒达的戏，比如五里井拆迁，宋怀良不跟开发商漫天要价。”我却感到：“这就像我要去河里捕一条鱼，结果捕到手的是一只鸭子”。第八章和最后一章开头再一次简短地叙述了“我”和“局长”以及“孙总”的故事，和前面一样，他们都对“我”的创作提出要求，而“我”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直到小说的最后：我采访的内容严重偏离了局长的主题策划，也在孙总设计的光辉道路上全线脱轨”，于是，最后我听从了出版社朋友的建议：“不要写戏，也不要写电视剧了，你写一部小说吧！”。

　　这种“复式结构”的设计绝非可有可无，“复式叙述”的结构技巧，让“我”的故事和宋怀良的故事形成了对比，产生了一种文本的内在张力，使得作者的救世意图更加突出，许春樵曾经说过：“我写小说除了热爱和痴迷于小说，还有就是害怕受到现实的伤害，是对当下生活的逃避;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小说，还不如说是我逃到了小说中避难。写小说很独立，不需要与人周旋和合作，我在写小说中不仅获得了精神自由，更获得了心灵安全。”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就是“孙总”和“文化局长”，他们分别代表着金钱和权力，“我”在现实面前并没有低头，没有和他们合作，并且最终以小说为凭借找回精神的自由，借助于这样一条叙述线索，作家在知识分子层面保持了知识分子灵魂的高洁，坚守了知识分子心灵的高地，斩获了精神的胜利，体现了时代环境中，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和担当。

　　四.并没有结束的小说

　　从小说故事层面上看，随着宋怀良的突然死亡，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救赎”和“救世”的意义上小说并没有真正结束，或者说许春樵的文学探索还远没有结束。故事的结尾作者安排“我”以文学的方式对抗世俗世界金钱和权力的胁迫，张扬了人文精神的价值，而宋怀良最后只能用死亡来摆脱物质社会的精神困境，完成灵魂的救赎。这显示了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作者的态度是固执的，固执的坚守道德和良知的阵地，同时也略显无奈和痛苦，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通向理想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其实，文学的最高目标：“不是将理想挂到某个遥不可及的远处，而是相反，破除理想和现实的机械二分，打开现实，从中发现通向理想的切实的道路”。⑨理想和现实的机械二分，可能会严重限制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在文学中我们不应该把理想推向那个遥不可及的远方，把人的精神和灵魂与肉体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区分，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强调精神高贵的同时也为肉欲的放纵和泛滥，为世俗生活中种种不合理、不道德的事物保留了生长发育的的土壤。在《下一站不下》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努力，他努力在探寻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的关联，试图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直到小说结束作者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许答案作者还在寻找，只不过可能是在下一部作品中了。

　　注 释

　　①汪杨，许春樵：《救世的妄想——许春樵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5期，第71-75页。

　　②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第63-71页。

　　③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第10-17页。

　　④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参见网址：https：//xw.qq.com/cmsid/20220228A09VFW00.

　　⑥王春林：《一部透视灵魂的尖锐之作——评许春樵长篇小说<放下武器>》，《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第82-85页。

　　⑦许春樵：《我们离真正的小说很远》，《艺术广角》2014年第1期，第93-96頁。

　　⑧许春樵：《我写小说——自述》，《小说评论》2012第5期，第67-70页。

　　⑨王晓明等：《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