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欣晴

　　内容摘要：“伪史部”的设立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七录》，“霸史”类的设立最早出现在唐初《隋书·经籍志》。“霸史”虽脱胎于“伪史”，但并不等同于“伪史”，其一，《隋书·经籍志》的“霸史”类所包含对象的范围比《七录》的“伪史部”小；其二，“霸史”和“伪史”的概念义基本一致，但是色彩义中的感情色彩存在差异，“伪史”具有明显的贬义色彩，“霸史”的感情色彩比“伪史”更加积极。

　　关键词：目录 “霸史” “伪史” 差异

　　受南朝梁阮孝绪《七录》中“伪史部”的分类标准影响，“霸史”和“伪史”的词义通常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唐以后的《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国史·经籍志》等沿用《隋志》立“霸史”类，《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沿用《七录》立“伪史”类，对于当时所认为的非正统政权的史书，一直都没有固定使用“霸史”或者固定使用“伪史”命名，甚至《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分类目录直接使用“伪史霸史”这一名称。“霸史”和“伪史”一直都是混用的。但实际上，《隋志》使用新词“霸史”，而不是照搬《七录》中的“伪史”，这本身就已经表明“霸史”与“伪史”是不同的。现当代有个别研究者注意到了“霸史”和“伪史”的不同①，但并未进行深入和详细的探讨，因此本文拟对“霸史”和“伪史”的概念和对象等进行梳理和比较，结合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的正统观和民族观，深入探讨《隋志》中的“霸史”和《七录》中的“伪史”的差异。

　　一.“霸史”的概念及对象和“伪史”的概念及对象

　　西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六艺略”的“春秋”类记史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从《汉志》所记“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1]，增加到《隋志》所记“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2]992，史学发展迅速，史书脱离了“春秋”，别为一部。南朝梁阮孝绪《七录》的“记传录”记史传，有“国史部”和“伪史部”等12个小类。发展到《隋志》，目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部下有13个小类，分别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目录文献中第一次出现“霸史”这个词。

　　《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十三个小类中，地位最尊贵的应当是排在第一位的“正史”。通过对《隋书·经籍志》所列史书的分析，《隋志》中的“正史”应当指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同时《隋志》也将为这些纪传体国史进行注解的书列入了“正史”类。“正史”的“正”当有两层意义：第一是体裁正，依照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的纪传体体例编写而成的史书；第二是本纪所记对象正，正史中本纪所列的政权，其正统性在后世基本上能够得到广泛承认[3]。

　　《隋志》对“霸史”的描述是：“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2]964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霸史”是指独立于合法政权以外的割据政权的历史，它们“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不管使用何种名号何种方式称霸，终究不是正统。这段话对“霸史”的对象也作了明确说明，即永嘉之乱之后各地的割据政权。具体来说，“霸史”包含的对象是永嘉之乱后除被唐初史官认为包含在“正史”中的东晋、宋、齐、梁、陈、北魏、西魏、北齐、东魏、北周史书之外的所有割据政权的史书，其所指政权不仅有《十六国春秋》记载的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成汉、前凉、西凉、北凉、后凉、后燕、南凉、南燕、西秦、北燕、夏，还有不在十六国之列的吐谷浑、翟魏等割据政权，比如《赵书》《二石传》《二石伪治时事》记载后赵史事，《汉之书》记成汉史事，《燕书》记前、后燕史事，《南燕录》五卷、《南燕录》六卷、《南燕书》七卷记南燕史事，《燕志》记北燕史事，《秦书》记前秦史事，《秦纪》记后秦史事，《凉记》八卷、《凉书》十卷（记张轨事）、《西河记》记前凉史事，《凉记》十卷记后凉史事，《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凉书》十卷（沮渠国史）记北凉史事，《拓跋凉录》记南凉史事，《敦煌实录》记西凉史事，《汉赵记》记前赵史事，《吐谷浑记》应为记吐谷浑政权史事，此条下还记载有“梁有《翟辽书》二卷……亡”，《翟辽书》应为记载翟魏史事。

　　何为“伪史”？最早的解释出自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因习》：“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符、姚等书，别创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4]对比《七录》被保存下来的目录②和《隋志》的目录，《隋志》霸史类与《七录》的伪史部相对应。按照刘知几的解释，“伪史”记载的是非正统的僭伪政权，《七录》伪史部包含的对象應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的宋、齐、梁之外的所有政权的史书，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政权都是“僭盗”。“伪史”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至唐，《隋志》对书籍的分类还依照流传下来的《七录》，这是对前人史书分类技巧和经验的继承，并不是对情感和态度的继承，因为隋唐时期，以前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国家统一成了一个国家，没有你我之分、偏爱和憎恶之分。

　　从《隋志》“霸史”和《七录》“伪史”所包含的具体对象可以看出，“伪史”所包含的对象，范围（这里比较的是对象的范围，而不是对象的数量，因为《七录》和《隋志》撰写的时间不同，梁以后朝代的史书《七录》都不可能记录）比“霸史”更大，至少“伪史”比“霸史”多包含了北朝政权的史书。

　　二.“霸史”和“伪史”的词义

　　词汇意义可分为概念义和色彩义。概念义的作用在于给词所联系的事物划一个范围，凡是该词所指事物都包括在内，凡不是该词所指事物都不包括在内。色彩义附着在词的概念义之上，表达人或语境所赋予的特定感受，可分为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5]感情色彩指词义中所反映的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情感倾向、态度、评价等内容。

　　由第一部分可知，“伪史”和“霸史”的概念义是一致的，都是独立于合法政权以外不被承认正统性的割据政权的史书，合法政权的认定是史书著者本人或史书著者所在国站在自身的角度衡量后判定的。在色彩义中的感情色彩方面，“伪史”含有明显的贬义色彩，是“僭盗”即非分窃取政权的贼子创建的非法国家的历史。而最开始使用“霸史”这一分类的《隋志》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独立于合法政权以外的割据政权强烈的斥责和蔑视，对这些政权“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的评价可证，认为它们也有君臣忠义的气节，致力于治理国家养育百姓。

　　《隋志》开篇的大序，有对《七录》的概括和评价：“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2]903说明唐初《七录》还未散佚，魏征等人看到了完整的《七录》，才能对其题目和内容进行概括和评价。没有沿用《七录》中“伪史”这一词语，而是改用了“霸史”，可见唐初史官并不认同阮孝绪“伪史”类史书的命名，对“伪史”类包含的对象也重新进行了划定。改用“霸史”及重新划定此类史书所包含的对象，也从侧面体现出唐初史官对此类史书不同于南朝梁阮孝绪的评判。

　　三.从正统观和民族观看“霸史”和“伪史”感情色彩的差异

　　《隋书》是唐初官方所修撰的一部史书，在政权正统的政治问题上，其所持立场当和初唐时期的官方态度一致。结合唐初官方对于各割据政权所持的态度，能帮助我们理解“霸史”的感情色彩以及唐初史官用“霸史”而不用“伪史”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东晋及宋齐梁陈只能偏居江南，被迫离开中原，这对有“大一统”儒家思想的汉族是难以接受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自身实力不足以抵抗夷狄入侵的战乱时期，正闰问题与民族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汉族尤为强调“夷夏之辨”和政权的“正统性”，并以此为武器抨击其他少数民族政权③。夷夏之间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汉族的民族意识也就越强烈。从曹魏时期开始，因东汉末天下大乱，少数民族介入兵乱者不在少数，故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随之加深，“夷夏之别”和“正统性”意识也随之强化。各少数民族政权受儒家“受天命”思想的影响，各政权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命”的正朔所在，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争“正统”的论战更为激烈，都极力蔑视对方以抬高己方的地位，表现在史书中就是这一时期编成的史书都以本朝帝王为本纪对象，放在最高的地位，以及使用大量侮辱性的词语称呼其他政权，比如南北朝时期编成的《魏书》在对南方政权的称呼上侮辱性表现地尤为明显。“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6]，阮孝绪虽不入仕，但这并不妨碍他受这种正统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影响，反映在《七录》里，是划分出“国史部”和“伪史部”，以“国史部”的命名强调南朝政权的正统地位，以“伪史部”的命名表示对北方各割据政权的斥责和蔑视。

　　与政权林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初唐时李氏政权是一个南北大一统的政权，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政权和自己争“正统”，李唐的“正统”地位已经得到确立。疆域的统一需要民族的统一，用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而民族的统一，除了武力的震慑，还需要正确的民族思想来处理民族关系，“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基础。因此对于正统问题和民族问题，唐初统治者保持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唐初史家也能把政权正闰与民族关系区分开来加以讨论。在正统问题上，唐高祖李渊下达的《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明确表明了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的态度，诏书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着绩，无乏于时。”[7]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北魏至周、隋的北朝政权还是东晋、宋、齐、梁、陈的南朝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唐高祖都从大一统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这篇对历史上的政权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在《隋志》中的反映就是把东晋、宋、齐、梁、陈的国史与北魏、北周的国史都列在了“正史”类，以这种做法显示南北政权的平等地位。在民族问题上，唐高祖曾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8]唐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的观点。

　　从李唐对正统问题和民族问题开放包容的态度，看“霸史”和“伪史”的不同。《隋志》的“霸史”类小序指出，永嘉之乱后那些据有中原的政权“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一一查看“霸史”中列举的史书，“推奉正朔”的政权指的应当是向东晋上表称臣的前凉和西凉政权，这两个政权表面上尊奉东晋，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割据势力，向东晋称臣只是一种外交手段。“假名窃号”的政权指的应当是除了“正史”里的政权和向东晋称臣的前凉、西凉以外的所有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但是唐初史官并不认为他们是篡逆，只是因为特殊局势而只能以称霸一方的方式保持自己，《隋志》对这些政权的评价是：“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认为这些割据政权有君臣忠义之节，也有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功劳，从这句话看，唐初史官在肯定各政权的政治功绩、“中华与夷狄同”的思想上与唐初统治者是保持一致的。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唐初的史学家还不能完全消除偏见，对所有政权一视同仁，但此时的史学观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进步和开阔了许多。“霸史”一词是在唐朝初期这个特定时代，在比较开放包容的正统观和民族观的思想下发展而来的，这个词尽管不含褒义色彩，但在唐初也不是贬义的，并不等同于“伪史”。“霸史”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对正统政权历史以外的各割据政权历史客观评价的词语。

　　另外还可以从《隋志》“霸史”类的记载来看二者。“霸史”类有这样6条记载：“《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南燕录》五卷 记慕容德事。伪燕尚书郎张诠撰”“《南燕录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凉记》八卷 记张轨事。伪燕右仆射张谘撰”“《凉书》十卷 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凉记》十卷 记吕光事。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这6条记载，凡是属于“霸史”类所包含的政权国家的史书作者，其所属国家前都冠有“偽”字。而“霸史”类下还有这样3条记载：“《燕志》十卷 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秦记》十卷 记姚苌事。魏左民尚书姚都和撰”和“《十六国春秋》一百卷 魏崔鸿撰。”[2]964同属于霸史类，前面6条记载的史书作者所属国前冠有“伪”字，后面3条记载的史书作者所属国前未冠“伪”字，这说明在撰写《隋志》时，前面6条记载中的“伪”字是直接抄录《七录》而来，因为如果不是直接抄录《七录》而来，身为南朝梁人的阮孝绪，应该也对北魏的作者高闾、崔鸿的所属国家前冠以“伪”字。《隋志》在目录分类中使用“霸”史，不会在本目录下记载具体书目时，又使用“伪”字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后面3条记载中，“魏”前的“伪”字被删去。可以推测出，《七录》记载“伪史”类时，凡是属于东晋、南朝之外的国家，阮孝绪都在其所属国家前冠以“伪”字，以示南朝的正统性。《隋志》“霸史”类将史书作者所属国属于《隋志》“正史”类的国家前的“伪”字删去，“正史”类政权之外的国家前的“伪”字照抄了下来。一方面，或许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唐初史官还受中国传统的正统、非正统思想的影响，或许是为尊重前人及不妄改著作内容的习惯，《隋志》在记载具体书目时，照抄了《七录》具体书目前的“伪”字；另一方面，史部分类时，改用“霸史”命名而不沿用“伪史”及重新划定此类史书所包含的对象，可见唐初史官并不认同《七录》用“伪史”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命名此类史书及对此类史书划分范围的不认同，才会改用“霸史”客观的归纳此类史书。

　　《隋志》的“霸史”所包含对象的范围比《七录》的“伪史”小。“霸史”和“伪史”的概念义是一致的，都是独立于合法政权以外不被承认正统性的割据政权的史书，合法政权的认定是史书著者本人或史书著者所在国站在自身的角度衡量后判定的，但是它们色彩义中的感情色彩有差异。“伪史”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所指政权均为“僭盗”，“霸史”的感情色彩比“伪史”要更加积极，所指政权并没有被指责为篡逆，甚至它们有君臣忠义的气节，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功劳。霸史是唐初由分裂走向统一、动荡走向稳定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相对于前代，初唐对各割据政权的看法更加客观。从南朝带着强烈贬斥情感的“伪史”到初唐客观的“霸史”再到宋代混用的“伪史霸史”，最后到《四库全书总目》中清代史官改用弱化情感色彩的“载记”，时代的意识会反映在文献中，反过来，从文献中也能看出时代意识的变化。“霸史”和“伪史”都是特定时代下产生的特色目录名称，对于研究目录学、正统观和民族观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马铁浩：《<史通>与先唐典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196页；王强：《論霸府与霸史》《宁德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②《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③关于唐初正统观和民族观，李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第27卷第1期；许殿才：《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求是学刊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4：1781.

　　[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王强.论霸府与霸史[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40-44.

　　[4]刘知几.史通[M].北京：中华书局，2014：223.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第一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19.

　　[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342.

　　[7]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

　　[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