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截至2018年，东南亚已建立了54所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的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但数量较少、分布不均仍是这一地区孔子学院的问题。本文选取东南亚各国200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华人比例、高等院校数量、进出口总额、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政治互信程度等因素对东南亚孔子学院的分布和数量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影响孔子学院分布的主要因素是首都影响力，政治互信程度对该国孔院是否有零的突破有影响，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孔子学院数量有重要影响的结论。同时，指出了东南亚孔子学院短期的增长空间，并在长期发展上提出了打通顶层政策通道、建立科学决策体系等建议。

　　关键词：东南亚 孔子学院 影响因素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是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院——韩国首尔孔子学院成立之后，孔子学院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已在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注册学员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萬人1。在世界各地进行汉语教学，加强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的交流合作，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的孔子学院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民心相通”的重要工具。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国家对汉语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自古就与中国有所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来往更为密切，贸易领域逐步拓宽，结构进一步优化，合作方式不断升级，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东盟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点。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孔子学院也在蓬勃发展。截至2018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除东帝汶、文莱外其余9国都建立了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合计达到54所（含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与当地民众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但与美洲或欧洲相比，仍然存在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未成立孔子学院等问题。本文从人口数量、经济情况、高等院校数量、政治互信等方面研究影响东南亚孔子学院数量及分布的因素，尝试给出东南亚国家后续孔子学院建设的思路与方向。

　　一.文献回顾

　　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某一国孔子学院进行研究。对一国孔子学院的研究往往能够就某一方面详细展现该国孔院的情况。赖林东（2018）以菲律宾为例，研究了孔子学院融入大学发展问题。吴应辉（2008）研究了泰国汉语传播模式，并同杨叶华就缅甸汉语教学情况写了调查报告。李启辉、姜兴山（2013）梳理了印尼孔子学院的发展历程、现存问题，给出了发展建议。第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南亚孔子学院的研究。很多学者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孔子学院的发展模式、汉语传播模式或孔子学院对“一带一路”的作用。邓欣（2016）通过分析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院的实践活动，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院应考虑规模优先的建设发展方向、应打造一批国家级别的高质量文化活动、应主动与企业开展优势互补的多层次合作的建议。林迎娟（2016）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王建勤（2016）整理了“一带一路”汉语传播的历史，总结了“西进”和“南下”两条路径，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等建议。洪柳（2018）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华文教育政策、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扩大汉语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等建议。第三，将东南亚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东南亚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孔子学院在东南亚整体上的分布如何、发展状况如何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林华东、吴端阳（2011）指出了东南亚孔院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外部看，核心问题还是需求，从内部看，核心问题是孔院的教学模式和办学经费问题。曾征、杨红娟（2017）对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基础是影响孔子学院的关键因素，所在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需求是主要因素，国家人口数量是次要因素，国家富裕程度对孔子相学院数量影响不显著。第四，实证研究。除了以上三类的定性研究，还有学者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谢孟军（2016）使用双差分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内在联系，得出了孔子学院促进了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姜慧、张志醒（2018）研究了孔子学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影响，发现孔子学院可以减少两国地理或文化距离的负面影响，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

　　本文以东南亚各国孔子学院作为研究对象，以曾征、杨红娟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可视化收集了东南亚各国200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华人比例、高等院校数量、进出口总额、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政治互信程度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验证和补充曾征、杨红娟二人的结论。本文的预设是：孔子学院分布与首都影响力有关，孔子学院数量与经济水平、经济水平、贸易总量、高等学府数量呈正相关系，与华人数量呈负相关关系。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为关键性因素。政治互信程度为基础性因素。

　　二.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分布情况及影响因素

　　（一）“两密集、两稀疏”的分布现状

　　截至2018年，东南亚11个国家中，除东帝汶、文莱外其余9 国都建立了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37所，孔子课堂17所。东南亚各国孔子学院（课堂）数量相差较大，泰国有27所孔子学院（课堂），数量最多印尼次之，拥有7所，文莱和东帝汶没有设孔子学院和课堂。缅甸的3所全部是孔子课堂。

　　从总体上看，中南半岛上的孔子学院和课堂比较密集，马来群岛上分布相对稀疏，未呈现出局部密集的情况，印度尼西亚的孔子学院分布最为均衡。孔子学院和课堂集中在各国首都周围比较密集，其他地区零分布稀疏。以泰国为例，仅曼谷就有6所孔子学院和课堂，接近总数的1/4，菲律宾的4所孔院都在吕宋岛大马尼拉及周边地区。（图2中红色圆点表示孔子学院、紫色小旗表示孔子课堂，黄色五角星表示该国首都。）

　　（二）“前期快，后期慢”的增长趋势

　　2003至2008的五年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实现了从0到15的飞跃，而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孔子学院数量共增長了22所，孔子课堂共增2所。22008年是增速放缓的起点，当年并未新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2010-2012也是平稳发展阶段，两年期间孔子学院一直保持在25所，孔子课堂增加了1所。2014年后，东南亚地区的孔子学院的增长趋势略有加快。

　　（三）东南亚孔子学院分布的影响因素

　　1.首都影响力

　　东南亚孔子学院呈“首都密集，其他地区稀疏”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首都的影响力。首都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往往也是人口聚集地，人口基数大学学汉语的需求就可能会比较大，更为重要的是，很多高等学府都在首都地区，而孔子学院大多与高校合作，首先在首都地区设立孔院便水到渠成。正因为首都地区有诸多的优势，后期孔子学院（课堂）纷纷扎堆，造成了孔子学院集中在首都地区的情况。

　　2.分布建议

　　目前东南亚孔子学院分布上最大的问题是恰恰也是“首都集中，其他地区稀疏”。学者赖林东（2018）曾提及菲律宾孔子学院的重复建设现，菲4所孔子学院都在大马尼拉地区及周边城市，最远相距不到100公里，最长车程不超过2小时。泰国曼谷的6所孔子学院和课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孔子学院大多从事汉语教学、组织中国文化活动、咨询等活动，同质化的孔院必然会造成激烈的竞争，而目前孔子学院总部并未推出“退出机制”，除非合同到期后当地机构不愿继续合作，否则即使当地孔子学院经营惨淡孔子学院总部也是会按照申请给予运营金，这就造成了办学精力的分散和资源极大的浪费。与首都地区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地区的孔子学院数量较少。泰国北部有3所孔子学院，但泰北与中国相邻，贸易和旅游往来量都很大，汉语学习的需求也比较旺盛，现有的孔院恐不能满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加强各孔院之间的合作。孔子学院总部可考虑成立东南亚孔子学院（课堂）调度中心（赖林东，2017），协调各孔院资源，将教师、教材、文化等资源做一个整体的摸底，了解各个孔院的优势和需求，互通有无。如孔子学院经常会进行中华文化活动，可能会有民族乐器表演、武术表演等需求，若某一孔院无此类特长的老师，该孔院便可向调度中心提前申请，请调度中心选派武术特长、乐器特长的老师参与此次活动。互相借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孔子学院总部只需在某一地区选派几名有特长的教师即可在调度中心的调配下满足某些特殊需求。此外，调度中心不仅可以收集各个孔子学院一学年内预计开设课程、一学年计划开展活动等信息，也可以将这些信息公开，为各个孔子学院提供参考，及时调整计划，避免邻近的孔子学院开展类似的课程和活动，造成不必要的竞争。第二，组织东南亚问题和孔子学院问题的专家学者，成为智囊团，为以后孔子学院的布局提供建议。在孔子学院成立初期，我们确实只关注了孔子学院数量的增长，在质量和分布上关注不多。为了孔子学院的健康发展，今后新成立孔子学院之时，最好能有专家学者进行论证把关，结合实际汉语需求、地理位置、影响力、申请机构资质、中外方院长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考察，慢慢转变目前分布不均的情况，争取每设立一所孔院就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三.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数量的影响因素

　　曾征、杨红娟认为教育基础是影响孔院数量的关键因素，所在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需求是主要因素，国家人口数量是次要因素，国家富裕程度对孔子相学院数量影响不显著，文化同源性属于相对影响。

　　时间较长的一因素，属于潜移默化的影响，华人比例对孔子学院的影响比较特殊，比例最高和比例最低的国家，孔子学院数量都不多，在一定范围内的时候需求大。本文参照曾、杨二人选取的考察因素，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考察经济装状况的指标并追加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一因素进行考察，以期验证本文的预设。由于文化同源性属于长期潜移默化影响，量化特征不明显，因此本文不予研究。由于2003-2017年中国游客到访人次数据无法收集到，因此本文这一因素本文也暂不研究。

　　（一）经济状况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笔者从世界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网站收集了2003至2017年东南亚11国的GDP数据，取均值并与东南亚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下同）数量进行了对比（图4），并未发现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孔子学院数量前五的国家中，既有GDP均值超过6000亿美元的印尼，也有GDP均值不足1000亿美元的缅甸。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GDP均值几乎持平，但马来西亚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的数量均高于新加坡。因此，经济状况对孔子学院数量多少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人口总数

　　东南亚国家中，人口总数在1亿以上的为印尼（2.62亿）和菲律宾（1.06亿），泰国、越南、缅甸人口总数在5000万到1亿之间，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老挝、东帝汶、文莱人口总数都在5000万以下。从理论上说，人口数量越大，汉语的市场应该就越大，孔子学院数量也就越多。将孔子学院数量与人口总数做对比发现，人口数量在1亿以上的印尼和菲律宾，孔子学院数量分别为7和4，远低于人口数量仅为6619万的泰国的孔院数量。东帝汶和文莱的人口数量极少，分别为129.6万和42.2万，有可能对两国目前未设立孔子学院造成一定影响。3因此，人口总数对孔子学院与课堂数量影响不大，只有人口总数过低时可能会对孔子学院与课堂的有无造成影响，如东帝汶和文莱。

　　（三）华人比例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第一代华人在东南亚扎根之时，也怀着热忱之心对自己的子孙进行华文教育。当时的华文教育以南方方言为主的，很多华文学校以闽南话为主要教授语言，当时的华人可以说是汉语在东南亚传播的主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人在东南亚的数量越来越多，华人华侨融入当地，成为所在国国民的一份子，他们对学汉语还有多大需求，他们对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数量有和影响，我们将所在国华人比例与孔子学院数量做了对比。新加坡华人比例高达74%，但仅有3所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与华人比例仅约为5%的缅甸拥有的孔子学院与课堂数量持平。同是华人比例约为5%的印度尼西亚，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数量却有7所，由此可见华人比例并不是影响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的主要因素。4

　　（四）高等院校数量

　　目前孔子学院的海外主办方主要是高等院校，因此，我们估计高等院校的数量必然会影响孔子学院数量，即两者呈正相关关系，某国高等院校的数量越多，孔子学院与课堂的数量就越多。将两者的数据绘制成图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两者并不是正相关关系。泰国的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数量最多，但高等院校的数量却处在东南亚11国中等的水平。越南的高等院校数量高于泰国，但仅有1所孔子学院。因此，高等院校数量对孔子学院数量影响不大。5

　　（五）贸易因素

　　进出口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进为购入，出为外销，进口和出口的综合。进出口总额是国家间贸易往来的指标。根据《中国—东盟数据手册 2017》，取2003指2017年中国与东南亚11国进出口总额的均值，与孔子学院数量进行对比，发现当进出口总额均值低于100亿美元时，该国的孔子学院数量一般都偏低，但进出口总额均值越高并不意味着孔子学院数量越多。

　　（六）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基本都经历过挫折时期，但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以及华人社团的努力，很多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政策都趋于宽松，华文教育也与所在国国民教育渐渐趋于同流，目前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教育越来越接近“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在所在国的地位，往往会影响汉语的需求，汉语地位越高，学汉语的人就越多，基于“需求——供给”孔子学院的数量可能就越多。笔者以汉语是否进入所在过国民教育体系为指标，主要根据洪柳《“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汉语教育发展研究》将东南亚国家分为两类。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汉语都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可以作为正式课程开设，柬埔寨、老挝、缅甸、东帝汶、文莱汉语尚未进入国民体系。老挝、文莱、柬埔寨的汉语教育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老挝华人最少，华文教育规模不大，文莱的、柬埔寨的华文学校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柬埔寨政府不承认华文学校学历，而缅甸也是是东南亚唯一一个至今尚未承认汉语教学合法地位的国家，汉语教学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缺乏法律和政策保障。将这两类国家与孔子学院数量进行比对，我们发现进入汉语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孔子数量多于未进入的国家，因此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孔子学院数量有重要影响。

　　（七）政治互信程度

　　政治互信是实现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国家间互相信任、友好的關系是各项合作开展的必要条件。为了促进各自多方面发展，国家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与其他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是伙伴而非对手，是全局的长期的而非权宜之计，是建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是否建立全面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是衡量政治互信的重要指标之一。建立全面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往往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因此笔者预估这种关系也会对孔子学院的数量造成影响，二者成正相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的资料，东南亚11国中，除东帝汶、文莱外，均与我国建立了全面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而两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均为实现零的突破，但已建立关系的国家孔子学院数量多少不一，可见是否建立全面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与某国是否建立孔子学院有很大关系，但与数量多少关系不大。6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东南亚各国孔子学院作为研究对象，以曾征、杨红娟的研究为基础，收集了东南亚各国 200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华人比例、高等院校数量、进出口总额、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政治互信程度等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曾、杨认为教育基础是影响孔子学院的关键因素，所在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需求是主要因素，国家人口数量是次要因素，国家富裕程度对孔子相学院数量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从单一因素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数、华人比例、高等院校数量、进出口总额等因素并为对孔子学院数量产生影响，各国孔子学院的数量与上述因素影响不大。政治互信程度对该国孔院是否有零的突破有影响，对数量多少影响不大。汉语是否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孔子学院数量有重要影响。将上述因素结合起来看（图11），并未发现几个因素结合导致孔子学院数量多的情况。这说明在孔子学院发展初期，我们成立一所孔子学院基本基于当地申办机构的申请，并未考虑经济、人口、政治等因素。

　　（二）建议

　　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较为良好的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孔子学院的发展也将迎来新阶段。目前东南亚已有54所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孔院要应结合当地情况和孔院实际，发展自己的特色，找准定位，避免同质化发展和竞争。可考虑逐步形成职业、医疗、文化等特色孔院，聚焦受众，精准传播。从短期增长空间来看，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的汉语都进入了国民教育体，国家政策比较支持，与中国贸易量较大，很可能会产生新的汉语需求，短期内在上述国家成立新孔子学院的可行性较大，阻力较小。但新建孔院应结合已有孔子学院考虑布局、辐射范围等问题，避免扎堆建设。从长远发展来看，孔子学院数量提升，还是依赖于国家间的合作。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是孔子学院是否能够建立的基本前提。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东风，在各国努力争取有利于汉语的政策，在顶层政策层面为汉语的传播打通道路。从长远来看，要提升孔子学院质量需升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首先要对东南亚现存孔院进行进行摸底，搞清现存孔院的优势与问题，扬长避短。其次要对东南亚各国的汉语需求进行调研，搞清楚当地的真实汉语学习需求有多大、有怎样的需求，师资力量有多少，是否能满足当地的学习需求。第三成立东南亚孔子学院（课堂）研究与调度中心，在摸底和调研的基础上，为东南亚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决策意见，统筹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从整体上把握东南亚各国孔院的布局、师资、教材等问题。第四，转变观念，需逐步建立“退出机制”，允许经营状况不理想的孔院申请关闭。在市场化条件下，同一地区的孔院必然会产生竞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孔院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优势，也可能有一部分孔院在竞争中被淘汰或被其他孔院取代。我们应该允许这部分孔院申请关闭，或者孔子学院总部通过年度考核主动关闭这部分孔院，这也有利于孔子学院在东南亚的均衡分布。

　　五.结语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地区，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愈加密切，孔子学院也借助政策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未来东南亚孔子学院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往来的基础上，找准定位、转变观念、跨越发展，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与发展搭建更为稳固的桥梁。

　　参考文献

　　[1]曾征，杨红娟.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版），2017年5月，第15卷第3期

　　[2]赖林冬.“一带一路”背景下孔子学院融入大学发展研究——以菲律宾思索孔子学院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总第344期

　　[3]吴应辉，杨吉春.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

　　[4]李启辉，姜兴山.印尼孔子学院工作刍议[J].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

　　[5]邓新.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設的方法与途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第27卷，总第135期

　　[6]林迎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发展模式探析[J].未来与发展，2016年第8期

　　[7]王建勤.“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J]，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总第2期

　　[8]洪柳.“一带一路”倡议下广西高校对东盟国家汉语教育的现状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总第430期，2017年第22期

　　[9]谢孟军.文化能否引致出口：“一带一路”的经验数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1期

　　姜慧，张志醒.孔子学院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第35卷第6期，2018年11月

　　[10]赖林冬.“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孔子学院的发展与创新[J].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总第171期

　　注 释

　　1.数据来源：国家汉办网站

　　2.孔子学院成立时间以国家汉办网站公布时间为准

　　3.世界银行官网

　　4.数据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5.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6.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作者介绍：陈璐，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