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龙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办私学，使得学术民众化，并把教育作为其一生的志业的人。在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中，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作为教育家，最为重视的就是自学与教人，其教学思想内容全面系统，涉及了教育理论的各个层面，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思想等。孔子面临的教育问题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他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超越了時代限制，是指向未来的，对今天的教育教学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学、思、行结合

　　 学思结合是孔子教学的辩证法。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如果只是读书，或由读书记忆一些零碎化的知识，而不加以思考，那只能是抽象的理解，甚至会被骗;如果只是一味的思索，乃至于空想，而不通过读书学习来吸收实际的知识，那也会心存疑惑，导致缺乏信心。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解道：“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钱穆认为此章言学思当交修并进。仅学不思，将失去了自己。仅思不学，亦是把自己孤立封闭了。单纯的读书学习或一味的空想都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途径，都存在着片面性。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此六言皆是美名，不学就无法深刻体会其中的大义，甚至会走向其对立面“六蔽”。可见，道德的养成其必由“学”，而后深入思考求索，才能成“人”。“学”既是基础，“思”则是学的内在要求。“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孔子认为人的言行举止的各个方面，都要认真思考和自我反省。孔子之徒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反思应是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在学与思两者的关系中，学习是基础，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反思，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学、思有机统一，贯通于学习的全过程，做到学中有思，思中有学。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能有新体会、新思考和新发现，有利于打通两者之间的关系。

　　 孔子注重教育学生躬行实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的“习”就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学后践行才能感到学习之乐，同时把“学”变成了人生所必修的实践之学。“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年幼的人在躬行道德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再去学习知识。作为君子，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实际行动，要把道德规范运用于生活实践中，道德实践比知识更重要。而从学与行的关系来看，学是方法，行是目的，行比学更为重要。这样在教学过程中能使学生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日常生活产生紧密的联系，激发学习的积极性。正如颜回所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颜回所感叹并称赞的的教学方法的本质就是知与行的结合。

　　 总之，由学、思及行，是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一以贯之执行的，是符合人的认识发展过程的。《中庸》的为学五过程是对孔子学、思、行结合的教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育的教育家，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其中，“不启”“不发”是孔子在教育过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先认真思考，思考后仍旧不得其解，这时教师可以去启发他，不是直接把答案呈现出来，而是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支架。当他对问题已经思考得有所体会了，只是不能用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时教师应当帮助他把自己的体会梳理总结，得出明确的结论，并进一步开导他用语言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教师启发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已经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再思考，要注意教育的时机。

　　 启发式教学法有以下特点：第一，教与学的辩证统一。课堂不是教师的“一言堂”，不能一味的输出。《学记》中说到“时观而弗语”，教师善于留白比侃侃而谈对促进学生的思考更有积极作用。教育的过程就是对话的过程，教师与学生围绕问题进行对话，在学生对问题进行思维的过程中，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支援，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多创造学生自身总结思维活动成果的机会。第二，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愤”和“悱”都是一种心理状态，教学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尊重学生的心理才是有意义的教学，否则就是灌输式教学。“愤”和“悱”也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人在这种情绪状态下，思维进入活跃状态，能激发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意开辞达，从而使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体现教师的教育智慧。启发式教学是在实际教学情境中，教师针对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而做出的即时的富有引导性的反馈。教师进行启发教学是与教学情境同步的，意味着教师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要不断的采取行动。教师要培养自己的教育智慧，才能镇定自若的处理各种问题。

　　 总之，启发诱导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是在学生具体的情况下而采用的方法。《学记》中提出“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要反对注入式教学，对学生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因材施教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他顺应历史发展，适应社会变革，开办私学，广招学生，只需“自行束脩以上”（《论语·述而》）便“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学生众多而情况各异，社会成分各样。身份高贵者有南宫敬叔、孟武伯、孟懿子和司马牛等;身份低贱者有颜回、冉雍、曾参、闵子骞等;家境富裕者有子贡等;家境贫寒者有颜回、子路等。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鲁、卫、齐、晋、陈、吴、楚、秦等国皆有孔门子弟。学习要求也不同，有的请教几个问题就走，有的则长期跟随。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集中统一的教学，只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施教，才能达到目的。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能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志趣、能力等差异，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要求，有的放矢的进行教育，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发展。一方面是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适切性的教育。学生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孔子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而是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作出针对性的回答。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论语·先进》）究其原因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根据弟子不同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切性的教育，可见孔子教育方法的高明艺术且富有智慧性。另一方面是針对学生对问题理解的程度深浅进行教育。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论语·为政》）子游在孝道方面，只能做到养活父母，所以孔子要让他再进一步尊敬父母。而子夏在这方面，已经能做到赡养父母，所以孔子要他在父母面前有愉悦的容色。

　　 只有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才能实施因材施教，孔子了解学生常用的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观察法。观察学生平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并对行为的全过程进行客观的思考，从而把握学生的性格特点。要做到“视其所以”，即考察学生的行为动机是否符合礼的要求;“观其所由”即考察学生行为的途径是否具有正义性;“察其所安”即考察学生行为的心境是否达到仁的要求。三者结合可以对人进行全面的考察，既可以促进师生间相互了解，增进情谊，又能取得有效的教育成果。《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孔子注意观察并了解学生个性的例子。“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这是孔子对几个弟子从缺点方面作出的评价。再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这是从弟子的优点方面作出的评价。第二，谈话法。通过与学生自由的谈话可以了解学生的特点、想法和志向。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论语·先进》），该文中孔子以谦虚的态度给学生谈话，因势利导，掌握学生的心理特征。根据每个学生对问题的不同回答，结合对学生个体差异性的把握，进行了针对性回答，把因材施教的方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同时，把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两者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循循善诱，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总之，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贯穿于孔子教育的全过程，并取得了成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特殊造诣的有十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朱熹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

　　 四.培养好学乐学的品质

　　 孔子一生重教，教之重又归于学，学之核心在为人之道。《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此中之“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所学之事、共学之人、为学之功。这是一种为己之学、成人之学，其目的是成己成物，是从生物学意义到人文意义上的人的成长过程，是让学习和生命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人生的实践之学。“学而知之”贯穿于孔子教学的始终，知识的获得和道德的培养均是一个主动探索的过程。孔子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学习的内容是全面的，既要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著作文献和文化知识，即“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又要多听多看并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即“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

　　 孔子认为“学”是人的教育里最重要的特征，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冯友兰认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孔子为自己所下之考语。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视学习为快乐，在学习中快乐，对于“学”与“乐”之间的智慧，他认为应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在适当时机将“学”的知识和人生哲理恰如其分的用于“习”的社会实践中，可见孔子对学习所带来的内在喜悦深具信心。好学应该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对于吃住问题不要在意太多，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谨慎，向有道德学问的人学习，这样才可以说是好学了。

　　 要不止于好学，须进一步追求乐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于任何学问，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这种乐学的精神，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都表现了孔子具有强烈的乐学精神。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可见颜回乐学忘忧的精神，亦可反观孔子非常注重乐学精神的培养。

　　 总之，“知学”满足了掌握知识的要求;“好学”表示学习成为人的内在情感之一;“乐学”则是把学习融入自己的内在价值之中。此三者表明学习三境界，学习应逐步深入，直至发生乐趣，使学习达到更高的水平。以学为乐，学中取乐，是治学必备的优秀品质。

　　 综上所述，孔子的思想博大深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作用。正如李泽厚所说“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孔子的教育活动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篇章，他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其教学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处处闪烁着教育哲理的光辉，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探索和认识教育教学规律，指导教育教学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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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