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东坡一生虽仕途坎坷,但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遭遇贬谪,他都时刻关心着人民。苏轼对人民的爱主要表现在其作品中对人民的艰苦生活的描写和对底层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形象刻画。同时苏轼还将爱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尽力为人民谋利益。
关键词:苏轼 爱民思想 利民实践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一生不懈地为移风易俗、体国忧民而躬亲践行,无论是在任官期间,还是在贬谪之时,总是尽量了解下情,力求便民利民。
一.苏轼的爱民思想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是:“初好贾谊、陆赞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又说:“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由此可见,苏轼从小立志要积极投身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力图干一番强国富民的宏伟事业,即便是如范滂一样舍身报国也心甘情愿。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儒家仁政思想成为苏轼从政理民的指导思想,他留心观察社会,在他留下的数千首诗篇中,广泛描写了人民生活和他对百姓的无比同情。
1.苏轼笔下的人民生活
苏轼在南行赴阙途中,“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夜泊牛口》中写到“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村民吃的是野菜,从未见过酒肉;住的是茅屋,而且破陋不堪,根本不能御寒。在他的《入峡》中也同样写到人民生活的贫困。但南行诗时期苏轼对下层人民生活认识还不够深刻,还在萌芽阶段,因此带有一定的旁观色彩。在凤翔任内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后,饱含人民血泪和作者对人民关切悯念的诗作接踵而来,如《《五禽言五首》其二》、《吴中田妇叹》、《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鱼蛮子》等,这些诗不仅写出了底层人民如同牛马一般没日没夜的劳作,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甚至饥寒致死的极度贫困生活。
苏轼不仅看到下层人民的艰辛,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差异,真实反映出人民遭鞭挞、受剥削的悲惨景象。在他宦游凤翔年终守岁时,他想起老家“馈岁”情景:“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富人和贫者的物质生活相差甚远;在游许昌西湖时,写到“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人们沉浸于城市的游玩、欢乐之中,却不了解农村的痛苦与艰辛。同时,苏轼还指出造成人民贫困生活的原因:一是天灾,小农经济无力抵抗旱涝、虫害;二是人祸,即沉重的赋税、官吏玩忽职守甚至残害百姓。
二.苏轼笔下的人民形象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固卒吐之。”性格使然,虽然苏轼才华横溢,却仕宦坎坷,曾通判杭州,任密州、徐州、湖州、杭州等地知州,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后又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正是由于苏轼任地方官和贬谪,接触人民的机会较多,不仅了解到人民生活的种种痛苦,而且发现了人民身上的种种美德。
1.勤劳朴素。苏轼在《于潜女》中不仅写出于潜女“兩足如霜”之美,更重要的是她“不穿屦”、“蓬沓障前走风雨”,既能打赤脚,又不怕风雨的辛勤劳动。在《入峡》中写人民“伐薪常冒崄”来换取粮食,《吴中田妇叹》说“汗流肩赪载入市”,为了卖谷交租,劳动者汗流浃背,肩膀被压得通红。
2.技艺高超。苏轼自蜀回京,舟行至三峡,在《入峡》中写到瞿塘峡的环境是“风过如呼吸”、“坠崖名窣窣”、“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虽然环境如此险恶,但当地人却是“叶舟轻远溯,大浪固尝谙”,凭着一叶小舟,轻松地出入于大风大浪之中,可见,驾船的本领是多么高超。
3.不慕名利、慷慨豁达。苏轼在惠州时写过一个善种荔枝的老农。他是种荔枝能手,所种的荔枝树多且长得好,培养出来的品种可以在荔枝王国中夺魁。并且老农“不识城市娱”、“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性本爱幽静,不慕城市荣华,颇有隐士风格。老翁还慷慨好客,“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荔枝不仅让人吃饱,而且还可让人再带回去给孩子们吃,酒可让人随便喝,不计较酒钱,非常热情好客、慷慨豁达。
4.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苏轼在贬谪惠州曾写诗赞扬农村孀妇。这位老妇姓林,年轻时就守寡,独居三十年,然而她并没有被不幸遭遇压倒,依然热爱生活,广种花木,家中春色满园,正如诗中所述:“缥蔕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野步嘉枯僧舍东南野人家,杂花盛开,扣门求观。……》”)而花木主人虽满头银丝,但身着“青裙袂”,依然明丽动人,就如同子美诗中的黄四娘一样。
三.苏轼爱民思想践行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东坡是一位大文豪,也是一位巨儒政治家,苏轼一生数至困逐,乃复振起,终不改其操。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没有放弃忧国忧民、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并且将思想化为行动,每到一处都竭尽全力为当地人民谋福利:初试凤翔、密州灭蝗、徐州抗洪、杭州水利,苏轼在任地方官时亲力亲为实践着自己的一心为民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苏轼任地方官时,与民同乐,关心民生疾苦,同情底层民众,不断为百姓的安居乐业做贡献,这些都是东坡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那么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又相继被贬惠州、儋州,此时的苏轼仅仅是被朝廷弃置荒地的囚犯,他自己的生活都十分困紧,要亲自开垦荒地、种植粮食来维持生计,但他面对被贬地区人民的疾苦时,依然不能释怀、食杞菊而忧,并且尽其所能,投入到改变人民生活的实践中去。
苏轼到黄州之后,了解到黄州有“溺婴”的陋俗,“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与朱鄂州书》)东坡“闻之酸辛,为食不下”,立即驰书鄂州太守,希望官府用法律手段严格禁止这一陋习,从而保障黄州等地新生儿的生命安全。考虑到一些百姓确实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他建议政府出面,及时给予救济,“使率黄人之富者,岁出十千,如愿过此者,亦听。使耕道掌之,多买米布绢絮,使安国寺僧继莲书其出人。访间里田野有贫甚不举子者,辄少遗之。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在苏轼和当地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黄州的溺婴之风得到根除。
1094年,那些视苏轼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政敌们在哲宗的支持下,五月之内连下五道诏令,苏轼品级一降再降,在这种浓阴密布的险恶形式中,苏轼走向另外两个贬谪地——惠州、儋州。有了贬谪黄州的经历,苏轼的生活境况越来越接近陶渊明,对贬谪更多了几分从容,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超然物外、豪迈阔达的襟怀。如他在《与元老侄孙书》中所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这个“度”就是东坡毕生追求:为国家、人民贡献一己之见。这是由于苏轼不改其“度”,超然又旷达,所以才会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切切实实地为当地人民办了不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好事。
苏轼被贬惠州后,看到惠州百姓还是饮用返潮的咸水且常因此得病。而在离城二十里的蒲涧山有淡水资源,就给当地的知州王敏仲写信,建议他从蒲涧山引水到城,并且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引水方案。从而解决了惠州人民长期饮用咸水的问题。他还积极参与并捐献出珍藏多年的犀带资助修建惠州东西二桥,在他的诗作《东新桥》《西新桥》中详细叙述了惠州江流合流处,多费桥,人民出行“不知几百年来,几人陨沙泥”的危险情况。经过众人努力,惠州东江上原有的简陋危险的竹浮桥被改建成铁索石碇的船桥,城西丰湖上用坚硬如铁的石盐木建成。二桥落成,惠州百姓欢欣鼓舞,“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同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东坡还积极推行新式农具“秧马”,来解除劳动者的腰脊之苦和小腿疮烂之疾,既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了插秧的劳动强度。
当苏轼被贬儋州时,已经是一位历经沧伤,发须斑白的老翁了,他深知北归无望,常以酒为伴,但他平易近人的性格、超然曠达的心境很快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东坡经常与当地黎族同胞,饮酒游乐,还劝导黎、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渐渐地苏轼爱上了这块“蛮荒”之地,高唱“余生欲老海南村”。他甚至学说黎语、穿黎服,不仅与民同乐,还“先天下之忧而忧”,关注当地百姓疾苦。他发现儋州之所以成为蛮荒之地,与当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当地百姓不注重农耕,田地多荒废,大片良田没有农户的精心栽培成为飞禽走兽的乐园,即使是种植了庄稼也会因无人看管而腐坏,百姓所需粮食只能靠北方的货船运来,加之商家故意抬价,当地人民难以生计,只能以芋羹、薯糜果腹,苏轼痛心疾首,为之忧虑,于是他写作了六首《劝农》诗来规劝当地人民勤恳耕作,还苦口婆心地宣传内地耕种技术,希望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工具与邻居齐心协力以解决衣食问题。由于当地缺医少药,百姓只能“病不饮药”、“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于是写《书柳子厚(牛赋)后》一文详细叙述,并规劝当地人民不要“以牛为药”、“以巫为医”,并写信给内地的亲朋好友,请他们寄药,也通过自己解读医书,采药来给当地父老治病。同时,他非常关心儋州教育事业,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授,希望提高儋州人民文化水平。在他的指点下,海南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王水照、崔铭引《琼台记事》)中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可见,苏轼给所谓的蛮荒之邦带来了文明的火种,点燃了智慧之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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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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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宁.论苏轼的民本思想[J].菏泽学院学报,2011
(作者单位: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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