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一琦

　　内容摘要：志贺直哉的《清兵卫与葫芦》收录于中日两国高中语文教科书中，一直以来教学的侧重点都放在小说情节的运行以及主题上，其次对清兵卫和父母亲以及教员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粗略的考察。在至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中，教员通常被定义为是一个无情抹杀清兵卫个人爱好的老师，本论试图通过《清兵卫与葫芦》中被忽略的细节部分，从“教员”这个人物担任的“修身课”出发，考察故事的时代背景和“修身课”的相关历史资料，以丰富教员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更加全面地解读该小说。

　　关键词：清兵卫与葫芦 教员 “修身课” 浪曲

　　小说《清兵卫与葫芦》在1913年1月1日全文刊登在《读卖新闻》的第六版面上。志贺直哉创作完《清兵卫与葫芦》这篇小说后，正值读卖新闻委托他写一篇小说计划刊登于1913年元日的报纸上，于是他就把完成的这篇小说送了过去，并收到了3日元的报酬。1《清兵卫与葫芦》这篇小说的素材来源于志贺直哉1912年11月12日在乘坐从尾道去往四国的轮船上听到有人讲类似的故事2，以及他在尾道的见闻。

　　1.日本的“修身课”的历史及教学情况

　　日本的“修身课”最早出现在江户时期。根据1872年8月3日《学制》的规定，在小学和中学开始设立“修身课程”，此举是模仿法国为道德教育设立的独立课程——“修身课”，作为实践在4年制小学的第一年和第二年设立了“口授修身课程”3。1880年12月28日文部省颁发的“改正教育令”中将“修身课”放在了小学课程中最重要的位置，在整个小学8年阶段每学年都设置“修身课”4。1886年颁布的小学校令中指出满6岁的儿童必须义务参加小学的初等教育，并将学制定为4年，在1907年3月21日又将4年的小学学制改为6年。

　　1891年11月17日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教学规则大纲》的第一条指出“涵养德行是教育中最应该重视的，无论哪一门科目都要留心贯彻有关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内容。（徳性ノ涵養ハ教育上最モ意ヲ用フヘキナリ故ニ何レノ教科目ニ於テモ道徳教育国民教育ニ関連スル事項ハ殊ニ留意シテ教授センコトヲ要ス）”；第二条指出“修身课的教育主要根据本大纲培养儿童的良心、涵养德行、教授道德的实践方法（修身ハ教育ニ関スル勅語ノ旨趣ニ基キ児童ノ良心ヲ啓培シテ其徳性ヲ涵養シ人道実践ノ方法ヲ授クルヲ以テ要旨トス）”。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修身课”在小学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重要程度甚至可以说是超过其他科目。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自然主义文学和人道主义文学的传入使国民思想处于混乱期。对此，国家想要统一思想，并将其固定到体制中，所以开始修订“修身课”的教科书。1903年出版了两本“修身课”的教科书，分别为《普通小学修身书》和《高等小学修身书》，两本书作为第一期国定“修身课”的教科书在1904年投入使用。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的思想，并在1910年投入使用的第二期国定“修身课”的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第一期国定修身课的“教科书”中，有“他人的自由”、“社会进步”（以上二章出自高小第3册）；“竞争”、“信用”、“金钱”（以上三章出自高小第4册）章节，但是到了第二期国定修身课的“教科书”中，这些章节全部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建国”、“国家体制的精华”、“辅佐皇运”、“忠孝一致”、“皇族皇宗的遗训”（以上章节出自高小第二册）等章节5。

　　2.《清兵卫与葫芦》中的人物与“修身课”

　　文章开头部分写到「清兵衛は十二歳でまだ小学校に通っている」。人教版课文中将其误译为“清兵卫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学生”，而笔者认为正确的翻译应为：“清兵卫十二岁了却还是一个小学生”。作者用一个“却”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按照之前的学制，12岁的清兵卫应该已经从普通小学毕业了，但是他仍然在上小学。联系小说的社会背景1886年起日本普通小学的学制规定为4年，但从1907年3月21日起改为6年学制，这正于此小说的叙述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小说的背景发生在小学学制变更之后即1907年之后。

　　清兵卫将葫芦带到学校，并且在修身课上玩弄葫芦，教员则非常生气当场没收了葫芦。在当时的教师准则下，教员的行为是有据可循的。小学校的教员准则中明确指出“校规不仅是整肃学生的秩序的，还起到诱导学生德行的作用，因此教员要在精准体会其宗旨的基础上执行”。清兵卫上课玩弄葫芦的行为是修身课不容许的，并且清兵卫的这种行为是对教员尊严的一种亵渎，而教员又是良好贯彻国家主义的一个代表，换言之，清兵卫的这种行为也是对国家的一种亵渎。教员从整肃学生上课秩序的角度出发没收清兵卫的葫芦是无可厚非的，他及时制止了在修身课框架之外的行为，让学生回到修身课的课堂上，可以认为他是一名“合格”的教员。

　　教员在课上公然批评清兵卫“这种小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作为“修身课”的教员，说出如此严肃的话是有背景的。在小学校教员准则的第一条就提出教员应对皇室效忠、热爱国家，并在学生面前要提到带头模范作用（「皇室ニ忠ニシテ国家ヲ愛シ父母ニ孝ニシテ長上ヲ敬シ朋友ニ信ニシテ卑幼ヲ慈シ及自己ヲ重ンスル等凡テ人倫ノ大道ニ通暁セシメ且常ニ己カ身ヲ以テ之カ模範トナリ生徒ヲシテ徳性ニ薫染シ善行ニ感化セシメンコトヲ務ムヘシ」6）。因此可以認为，小学的教员必须得执行国家方针政策，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教员也不例外，满怀国家主义、忠君爱国的思想。由此可以窥见，在教员的人生观中，他认为只有忠君爱国的学生才是有出息的，而像清兵卫这种在修身课不认真学习国家思想的学生是不会有出息的。后文中清兵卫又被父亲骂是“没出息的孩子！”7，由此可以推测父亲和教员持有相似的人生观，判断孩子是否有出息的标准是几乎相同的。

　　教员把国家纲领放在第一位是称职的行为，但是从他对在操场上唱浪曲学生的态度和对清兵卫的态度的截然不同，结合小说的时代背景来探讨产生此结果的原因。《清兵卫与葫芦》中写到：教员是“喜欢武士道的，每次名伶云右卫门来的时候，平时连走过都不大高兴的新地的戏院子，演四天戏，他倒要去听三天”8。

　　回顾历史，从武士治国时代起武士道的基本道德科目大体定型，主要为：忠诚、武勇、信义、名誉、礼仪、廉洁、勤学等9。1891年11月17日文部省颁布的《小学教学规则大纲》的第二条指出“普通小学教授孝悌、友爱、仁慈、信实、礼仪、医用、勤俭等符合便于实践的事项，特别是要努力养成尊皇爱国的志气。”对比两者的教育科目，可知两者的教育科目大体相似，这体现了武士道精神已经渗透到小学教育中，旨在使武士道精神根植于学生思想的深处。

　　上文中提及的名伶云右卫门是指桃中轩云右卫门，他的浪曲作品多以鼓吹武士道为主。浪曲是受江户时期的说经净琉璃和挨门说唱乞讨的影响，形成的一种由一人说唱，一人用三味线伴奏的街头表演技艺。在明治时代后期之前的浪曲作为街头表演技艺被人们接受，且多数为露天表演，室内的表演也只是放在简陋的屋中。桃中轩云右卫门收大陆浪人宫崎滔天为徒，并在福冈结识了以“极端国家主义”被众人熟知的政治社团玄洋社，之后在这两个智囊团的协助下，以鼓吹武士道为主题推出了《各义士传》，从此风靡一时，东京各大剧场全部座无虚席，由此桃中轩云右卫门登上了“浪曲界王者”的宝座10。1907年桃中轩云右卫门的《各义士传》的表演改变了浪曲被轻视的现状，并将浪曲的欣赏人群扩大到了当时嫌恶浪曲的中产阶级和上流阶层，在全国掀起了浪曲的热潮。综合考虑上述事件以及小说发生的时间（1907-1912年之间），笔者认为文中所描写的浪曲是对武士道的赞美，换言之它是包含了国家思想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从学生在操场唱浪曲教员也没怎么生气一事中可以得知，教员和唱歌的小学生对国家主义的认识是一致的，持赞扬的态度，该学生唱浪曲的行为是极其符合“修身课”的教育目标中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从“修身课”的教员的立场来看，他的学生良好表现了国家的思想，这是对他教学成功的一个肯定，再加上他们两者对国家主义的认识持一致的态度，因此没有对该学生进行批评。

　　本论认为清兵卫在上课玩弄葫芦是因为一时沉迷于个人爱好，并没有上升到教员认为的亵渎国家主义行为的高度。并且从叙事者嘲讽的口吻中可以看出，叙事者对当时盛行的国家主义、家长制的封建家族意识、国家所倡导的愚忠愚孝持批评的态度。“恰巧上的是修身课，所以教员更加生气”这句叙事者的描述中，可以读出叙事者对“修身课”上贯彻国家思想的教育目标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再者，后文中写到“清兵卫对于这位教员的顽固，吓得什么似的，哆嗦着嘴唇，在屋角里缩成一团”，叙事者用“顽固”一词来形容教员，隐含着有批评教员的意思，即清兵卫只不过是在课上玩了一下葫芦，他却小题大做跑去学生家里批评学生以及家长。由此可以认为教员在理解国家思想、文部省的教育纲领上相对机械，不会灵活变通，且不通晓人情、对学生缺乏关爱。

　　3.结论

　　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不应该只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判断小说中人物的形象，认为教员是一个扼杀了清兵卫的个人爱好的不通情理的人，笔者则认为须把人物还原到小说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更加全方位地解读人物形象。在明治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修身课”的教员是一个“良好”贯彻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守教师准则的“合格”教员，但是他在理解国家思想以及教育纲领时墨守成规，不知变通，未跟上时代的新思潮。

　　注 釋

　　1.志贺直哉《创作余谈》（《改造》第10卷第7期 1928年7月）

　　2.志贺直哉《创作余谈》（《改造》第10卷第7期 1928年7月）

　　3.胜部真长·涩川久子《道德教育的历史——从修身课到道德》玉川大学出版社. 1984年. p15

　　4.同上书，p30

　　5.唐沢富太郎『唐沢富太郎著作集 第6巻――教科書の歴史： 教科書と日本人の形成（上）』ぎょうせい. 1989.9 . p347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