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新

　　内容摘要：瞿秋白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文化观的理解也暗含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独到见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宣传方式，都体现出瞿秋白高超的理论水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 文化

　　中国当代的文化学家们，都非常关注近现代的文化流变和走向，不仅注意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的文化路向以及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路向，也注意到了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瞿秋白为了浅显简明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采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传播方法，就是用众人较易明白、较易接受的结构和语言简明、浅显、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问题。

　　与自由主义和当代新儒家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瞿秋白的文化观大概包含以下观点：

　　一、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瞿秋白较多地从理论学术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观的人物。他肯定了人对文化的主体性，即人对文化的原创性。他说：“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的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中当有的。”他把文化规定为人之所为，突出了人对文化的能动的主体创造地位。人是主体，文化是客体。瞿秋白同时承认和指明作为人的所作的文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他承认文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受客观因果规律支配。人的自由在于认识和利用这种客观必然性。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决定社会心理，并进而决定思想体系。人的自由便只能存在于这个客观的社会关系之网中了。

　　基于这种认识，瞿秋白进而认为，人是历史的工具。这样人对文化主体地位在此又退出了。所以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人与文化的地位处于摇摆之中。这大约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决定的。这种文化上的理论困惑，表现在文化发展上，便是对文化发展动力和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为此在人的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关系上，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人与文化关系这一难题在后来一直不曾得到明确解决。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把这一负责的文化方面问题提出来，并做出自己的回答已经是一种理论贡献了。我国文化学界改革开放以来对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关系、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人与人所创造的文化之间关系问题认识和讨论的继续。

　　二、关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家，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都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文化的民族性。陈独秀说：“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两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其价值相同，起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陈独秀在此将中西文化的不同看作是时代发展阶段的不同，不是文化类型、国民性的不同。他的观点可以统归入西方的古典进化论文化学派。这种学派的理论要点是人类文化必然要经历相同的阶段，比如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瞿秋白也说过：“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程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显然一致……”他运用唯物史观揭示文化差异的时代性。唯物史观首先肯定社会历史发展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演进的共同规律，主张用生产力、经济关系去解释文化问题。但陈独秀和瞿秋白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没有看到文化存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把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的是毛泽东的文化观。他既肯定文化的时代性，又承认我国当代的文化不同于封建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作风联系起来。中国文化的作风一般是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并且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发人深思。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自然现象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实来反思和影射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问题：有一次，一个人到河边钓鱼，遇到一个捕蟹的老人，身背一个大蟹篓，但没有盖上。这人出于好心，提醒老人说：“大伯，你的蟹篓忘了盖上。”老人慈祥地看了他一眼说：“小伙子，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想告诉你：蟹篓可以不盖。要是有蟹爬出来，别的蟹就会把它钳住，结果谁都跑不掉。”有的人就很像蟹，记得某地发生地震，有一个小煤矿的工人谁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的往外挤。由于坑道口太小，把出口堵死了，结果谁也无法逃生。而在附近也有一个小煤矿，队长当时很镇静，他大声地喊：“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走。”而他自己留在了最后面指挥。结果20多个矿工全部安全逃生了，他自己也脱离了险境。这些都说明瞿秋白对文化的深刻洞见。

　　三、关于文化的宣传方式

　　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和中国国情对实践的制约性，因而抛弃了早期抽象的全盘西化、同传统决裂的文化观，这体现在毛泽东的东西文化观和古今文化观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不完善之处，不应把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作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和接受西方文化要建立在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提倡批判继承，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他说过：“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399页）

　　瞿秋白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全面。这表现在：首先，瞿秋白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他在中国首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最早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宣传和研究作了一次极大的扩展。他还率先在中国思想界介绍、宣传辩证唯物论，这一开拓性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瞿秋白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他在传播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同时，还极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宇宙观与社会历史观统一起来，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最后，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把最贴近中国革命的成果介绍给中国人民。例如，瞿秋白在翻译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时说，“这个决议俄国气味太重，别国的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希望别国的同志绝不要把他当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瞿秋白指出列宁是希望共产国际的决议不仅应该反映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应该反映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希望不要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教条。这是十分贴近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着直接的重大指导意义的，显然，他的翻译有重要意义，并深入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瞿秋白的许多文章也成为指导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认识社会主义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教科书。

　　他的这些宣传方式，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使马克思主义扩大了影响并获得了更为迅速和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为造就一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创造了条件。

　　正是由于瞿秋白长期生活在城市里而缺乏实证性的文化观，才造成了盲目照搬俄国通过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推行城市中心论，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所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没有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结果出现了1927年11月到1928 年4月的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使革命遭到失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3]瞿秋白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忻剑飞、方松华.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