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曹丕首次提出的“文气说”是古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命题，文章阐释了曹丕倡导的“文气说”中“气”的独特内涵，揭示了曹丕以“清”与“浊”作为审美标准和以遒劲刚健作为审美追求的独特审美风格，展现了曹丕关切文学的人文精神传承的审美观照。
关键词：文气说 风格 清浊 人文
曹丕作为王侯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首领，与建安七子交往甚密，他在《与吴质书》中写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他们关系亲密，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曹丕深受曹操“人为贵”思想的影响，提出“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秋湖行》），在这种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曹丕对作家的批评，以诚恳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评判，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文气说”思想内涵丰富，涉及到文学的本体、作品的风格及作家的人生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下面，试从以上三个方面谈谈曹丕的“文气说”。
一、曹丕“文气说”的独特内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是这样论述“文气”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曹丕认为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每个作家身上体现出的“气”，也各不相同，用音乐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别，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这里的“气”究竟有什么内涵呢？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体，提出了“元气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气而致。汉代时，哲学家们将人的品性与“气”结合起来，认为人的性格是由所禀受的气决定的。汉末魏初所盛行的人物品评活动也较多地从“气”的角度谈论人的品性。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他所谓的“气”，主要偏重从气质着眼，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相统一，但着重强调的是后者。其实，这里的“气”既指作家的天赋，也指作家后天的才能，它们是统一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常把后天才能看作天赋的转换，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此处的“气”就是天赋和后天才能的相统一的表现，由于每位作家气质各不相同，故创作风格也迥异，如“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所以，曹丕提倡的“气”的内涵是指作家特有的个性气质，包括作家的后天才能，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作品的风格。但是，他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清浊异体，非后天所能勉强。这过分强调了天赋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后天因素对作家的重要影响，故这一观点表现出较浓的唯心主义色彩。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诗言志”的观念。儒家“诗言志”的内涵主要是通过诗人之笔，表现圣人之“志”，表面看来是诗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实际则是抽象的政教义理。别林斯基说过：“诗作品的独创性不过是作者的个性中的独立性的反映而已。”[3]没有了作家独特个性的表现，作品就丧失了灵魂，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曹丕“文气说”将“气”概括为作家所特有的个性气质，故打破了“诗言志”的传统，通过确立“气”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将作家的个性、气质、才情、禀赋看作文学的核心与中介，完成了对“诗言志”的扬弃与超越，是文学真正觉醒的标志。
二、曹丕“文气说”的审美风格
曹丕的“文气说”把作家气质和作品风格分为“清”、“浊”两大类，对六朝有很大影响。当时人认为，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的区分，清为贵，浊为下，故才性也有昏明的不同。如东晋葛洪说过：“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 （《抱朴子·尚博》），这里的“清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在作品中风格特点的体现。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的“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4]，是指作品高爽的风力;“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4]，用雉鸡的“肌丰力沉”来形容文风的凝滞沉浊，缺乏骨力。钟嵘《诗品序》说，诗歌评论就要“辨彰浊清，掎摭利病”。因此，曹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用 “清浊”作为审美标准来划分文学风格的第一人。他的这一做法丰富了古代美学的风格理论，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曹丕提倡哪一类创作风格呢？我们从《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出。“应玚和而不壮”指应玚的作品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壮而不密”指刘桢的作品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孔融作品风韵气度高雅超俗，因而曹丕说他人不可企及;“徐干时有齐气”，指徐干作品时有齐人舒缓的习气。由此看来，曹丕推崇的是气势遒劲刚健的创作风格，他称赞 “清气”而轻视“浊气”。南朝刘勰把建安文学崇尚遒劲刚健的创作特征，放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中分析，认为建安文人由于时代动荡，因而作品慷慨、激昂、多气。刘勰仅指出了建安风骨形成的外在原因，现今看来，建安文人推崇的遒劲刚健，是一种崇高的审美追求。曹操与建安文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寿短的时代，面对短促多艰的人生，建安文人描绘出惊心动魄的画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我们还听到建安文人这样的感慨：“人亦有言，忧令我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短歌行》）。建安文人面对诸多坎坷，他们慨然悲歌，积极争斗，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后人对曹操和建安文人的创作多评价为“梗概多气”，这种“气”是弱小无助的主体对强大狂暴的客体的抗争，表现出冲突的阳刚美，令人回味无穷。因此，曹丕所说的 “气”，从审美风格来说，它主要指遒劲刚健的气骨，曹操和建安文人所表现出的阳刚之美，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审美理想，表现了建安文学所追求的积极向上、激昂奋发的新境界，这是时代动荡对建安文人影响的必然。
三、曹丕“文气说”的人文观照
曹丕在“文气说”中还提到，文章是作家生命之气的显现。对每个人来说，生死属于自然规律。动荡的社会，流行的疾疫，生死已成为建安文人最为迫切的问题，在有限的岁月里，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有时间的限制和期限;只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相传，永久延续，没有穷期。所以，他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作延续自身生命价值的载体。这一观念的提出，促使建安文学走向自觉，。此外，曹丕所说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是把自己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以凸显自己独特的情感。曹丕以此为前提，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让人们重视文章的功用性，并鼓励作家们要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总的来说，曹丕把文章看作作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要求作家“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发愤写作，以传名于后世。这不仅说明了建安文人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理解已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范畴，展现了曹丕对文学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传承使命的由衷关切。至此，用文学“立言”传道传世，已逐渐成为文人和文学的一种自觉，文学已经从哲学、政治、历史的“纠缠”中破蛹而出。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不仅揭示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本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论述了“文气”的清浊，以及他所提倡的遒劲刚健之骨气，并把人生问题与“文气”相结合，开启了自觉为文的时代。这就使曹丕的文学主体论，具有了本体论色彩。曹丕的“文气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崭新时代，在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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