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彬语

　　内容摘要：茅盾和贾平凹都曾写作乡土小说，茅盾30年代的作品反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古老乡村的冲击，贾平凹在改革开放潮流中用审视的眼光看待乡土社会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对比茅盾、贾平凹此类乡土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变化、乡土发展状态以及作者对“城乡碰撞”的态度来探究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在城乡巨变中对乡土社会的思考。

　　关键词：城乡碰撞 异化 乡村未来

　　前言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之前由于列强的长期侵入，中国固有的乡土形态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而49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在新政策的影响下再一次发生了转变。两次城乡的碰撞使乡村朝着不同的方向行进，世代生活的农民们在思想上也发生了转变。本文将从乡村人物类型的分化、乡村社会碰撞后的发展状态以及作者对这种城乡碰撞的态度三个方面阐述乡土社会的转型。

　　一、乡村人物的分化转型

　　乡村在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时，人们思想上和心理上均产生过分化。这里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固守土地、安分守己的老一辈，另一类则是获得了新思想，逐步脱离土地的年轻人。

　　在《农村三部曲》中有鲜明的两类人物形象：老通宝和儿子多多头。《春蚕》开篇就塑造了一个坐在“塘路”边，对所有“洋东西”厌恶和害怕的一个老农民形象。“四五十年辛苦挣成了一份家当的他，素来就只崇拜两件东西：一是菩萨，一是健康”。多多头则正好与之相反，他的思想转变在《农村三部曲》中有一个从懵懂到清晰的过程。《春蚕》中他虽不相信“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但仍然高兴地工作着。而在后来的《秋收》中，多多头开始离开土地，加入了“抢米囤”的风潮，在《残冬》中更是打死了“三甲联合队”的队长和卫兵，缴获了枪支，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在社会大背景下，多多头和老通宝的分歧恰恰体现了新旧思想碰撞时的对立，多多头的选择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茅盾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了新旧文明在第一次碰撞中前进的方向。但由于自身的政治立场，两类人之间的分歧没有细化，城乡碰撞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全面展现。

　　这种不足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中得到了很好的弥补。在改革的浪潮下，小镇上出现了王才这类创业致富的新农民，这遭到了封建大家长式的老教师韩玄子的不满。韩玄子利用自己的威望处处打压王才，在“买房”、“喝彩”、办“送路酒”三个风波里与王才交锋，最后因为思想落伍、行事迂腐、离心离德，败下阵来。在这里，贾平凹从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角度描写了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用王才的胜利验证了先进价值观念的优越性。

　　《浮躁》中，他的观察更加微妙、细致。小说中顺应时事变化的年轻人又细化成两种类型，以金狗和雷大空为代表。他们同样都具有突破性，不同的是，金狗虽然暂时依附权势，但始终没忘记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雷大空则在追寻名利的路上渐渐迷失了本性。小说结尾，作者用金狗的回归表达了对浮躁情绪的批判。有论者认为，这种浮躁情绪是“人的主体意识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谐和形成的”。贾平凹没有一味颂扬新文明对乡村旧体制的改造，而是敏锐地洞察了新的偏差。

　　二、乡村形态的萎顿与畸形

　　乡村体制在受到城市文明冲击的同时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茅盾的作品中，这种转变最明显的表现是萎顿。《春蚕》中农民在丰收的蚕事中走上悲剧道路，在《秋收》的田野上接受幻灭的现实，《残冬》则在饥寒交迫下最后挣扎。原有的小农经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固步自封的乡村社会必然走向没落。

　　《林家铺子》中，接受先进经济观念的小商人林老板虽然善于经营，经商诚实守信，但在乱世年头，面对复杂的时局、各种社会利益矛盾的纠缠，最后也不得不走上破产的道路。在这里，他的悲剧揭示的是整个社会的病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整个国家好比一个“乡村”，而外来的资本主义好比是先进的“城”，在这样大的城乡碰撞中，面对不怀好意的侵略性经济和侵略文明，中国乡村的发展虽然因此向前迈进，却也必然走向畸形和衰退。这一时期乡村的衰败有它特定历史大背景的束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贾平凹的《秦腔》中所描绘的清风街也免不了走向消亡的一天。作为小说线索的秦腔戏班经历了分裂、重组下乡、再次分裂、最后沦为葬礼的乐班的过程，最终在新兴的流行歌曲面前败下阵来，而作品结尾处上一辈的灵魂人物夏天智、夏天义的相继去世向读者传递出一个信息，随着青年们的离乡背井，老一辈的相继离世，乡村的古老文明也在和城市的碰撞接轨中日渐失去本来面目。

　　贾平凹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颇具隐喻的事件。小说的中后段白雪为夏家生了个没有肛门的女儿，对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间接导致了夏风和白雪矛盾的恶化，最后离婚。正如小说《百年孤独》中有这么一段寓言：如果布恩蒂亚家族出生了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这个家族就要毁灭。当这个怪胎出现时，宣告的是这个家族异化的极端，异化的结果意味着分裂转变或是毁灭。

　　在这里，没有肛门的女婴无疑也是这样一个怪胎。“城”和“乡”的意象便投射到秦风和白雪身上。那个怪胎婴儿便是城乡结合的一个隐喻。他们的结合正如同“城”与“乡”的碰撞一样并不完美，并且存在不可调和的意识矛盾。这个没有名字的女婴更像是一个乡村发展中的寓言。她的到来反映着乡村在新时期社会转型路上的异化和彷徨。

　　三、“城乡碰撞”下对乡村的思考

　　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茅盾对“乡土文学”作过一个全面又深刻的阐释：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他清楚地表明所关注的是“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有论者就指出，“茅盾总是站在社会历史时代的高度，以强烈的政治理性去‘矫正生活现象，以便使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能够符合政治的需要”。这一理论指导使得茅盾的乡土小说在探究外来文明对中国古老乡村的影响时流于范式，人物性格发展单一，对乡村发展的思考最终统摄于当时的主流政治思想，缺少人文关怀。

　　贾平凹《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作品注重对农村改革新人的推崇，有迎合政治需要的可能，但《秦腔》中对乡村的思考则更为深入，上升到道德和人文关怀的层面。小说中清风街的原型即是作家的故乡棣花街，面对故乡在城市化进程中异化至陌生，他在后记中提到，“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作者用这样的设问问向读者，也问向自己，但在小说中却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

　　这场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乡村异化，作者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保留乡村的原有形态，相反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夏天义的去世，而作为隐性视角的作者“我”则在夏天义的无字碑前等待夏风的回来，或者说是等待出走“乡村”的年轻人的回归，这一结局的设置具有苍凉的意味。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30年代茅盾和80、90年代贾平凹关于“城乡碰撞”的乡土小说出发，分析乡村人物的分化转型、乡村转型中的状态以及作家对乡村发展的思考。在特定的革命年代，茅盾以社会分析家的眼光、革命的情操找到了一条革命反抗的道路，这条道路具有其社会历史意义的，但若用到当下的作品中则不合适宜。贾平凹用诗人的情怀审视乡村，有其突破性，但遗憾的是他将希望寄托在夏风身上，希望他如金狗一样回归乡土，只是个美好的愿景，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因此对于乡村未来发展的思考仍缺乏长远性和可行性。通过不同时代作家对“城乡碰撞”问题的审视，我们可以窥探中国乡村发展的轨迹，并思考乡村未来发展的前景，无论对于现代文学史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