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缅甸传奇人物昂山素季的传记电影《The Lady》在纽约上映后，周末得以先睹为快。
该片根据缅甸政治家昂山素季的生平改编。昂山素季1990年开始带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推动缅甸的民主改革，其后21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因为主张非暴力对抗，被称为“女甘地”，她的故事已为全世界知晓。
被誉为“法国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导演吕克·贝松称自己第一次看剧本时就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当即决定开拍。1959年3月出生在巴黎的贝松多次获得恺撒奖提名，1998年《第五元素》为他赢得了最佳导演称号。
影片由曾制作《女王》的安迪·哈里斯出任制片人，剧本则由哈里斯的妻子吕贝卡·弗莱恩撰写。哈里斯表示，拍摄《昂山素季》的念头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妻子在缅甸旅游时，正好碰上昂山素季在缅甸大选中胜出，但是她却被军政府软禁了起来。这件事让夫妻俩触动很大，但产生于90年代初的想法20年后才得以实现，直至昂山素季2010年11月13日释放后，该片才从灵感逐渐成型。然而由于昂山素季再次被软禁，影片拍摄停滞不前，至昂山素季被释放，才有进展。
哈里斯说，这部电影不是单纯的传记片，故事从昂山素季1988年离开英国回缅甸探望生病的母亲开始，一直讲到1999年她的丈夫去世。在探望母亲期间，昂山素季目睹了军政府的暴行，决定留在缅甸推行民主改革。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1999年，在昂山素季被软禁期间，她的丈夫阿里克因癌症去世。缅甸军政府同意昂山素季前往英国奔丧，但由于担心军政府借这次机会，拒绝其返回缅甸，迫使其流亡国外，昂山素季决定留在缅甸，在丈夫临终之际，未能见上最后一面。2002年5月6日，缅甸军政府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但她却再也无法在今生今世与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丈夫重逢。这无疑是她人生情感生活中的最大遗憾。
影片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柔情似水而又坚强如山的昂山素季。其对丈夫和儿子的爱戴之情、对母亲所敬的女儿之情、以及对国家的赤子之情交织在一个柔弱的女子身上。《The Lady》 也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在最困难的时候，昂山素季的英国丈夫和儿子总是支持着她。而昂山素季总在爱国和爱家中挣扎，表现出她远非一个“无情无意的革命者”形象，使人物有血有肉。然而对家庭和国家忠孝不能两全的悲剧，无疑使得这个人生遗憾更具强烈震憾力。
自幼年起，昂山素季一直都有能为缅甸人民做什么的忧患意识。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那位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抗击日本占领的民族英雄——被称为“国父”的昂山将军的女儿。她父亲被政敌杀害时，昂山素季才两岁。
本片最为关键的角色毋庸置疑是女主角昂山素季，而这一角色从一开始就敲定让杨紫琼出演。杨紫琼在拿到剧本一天之后就不能自已。她致电哈里斯，表示对剧本的喜爱，并立即动身前往伦敦与其会面。杨紫琼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用了两年时间模仿昂山素季的举止，并且学习缅甸语，她要求自己尽量贴近角色本身。在拍戏时，很多话都是借助拼音来标注发音。
杨紫琼介绍说，这部片子拍摄地点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200人参加拍摄，最大的场面动员了6000人。2010年12月，饰演昂山素季的杨紫琼，为了了解角色，特地前往缅甸拜会昂山素季，双方也共进晚餐，但是随后她就被缅甸政府列入黑名单，被递解出境，禁止再进入缅甸。影片中的有些镜头是他们装作旅游者偷拍的。杨紫琼说，她感觉和昂山素季两人样子挺像，高度也差不多。虽然昂山素季身形很瘦削，但状态很好，很精神。
杨紫琼非常深刻地演绎了人物形象。观众评价“看了她的表演，真不知还有何人能比她更适合演这个角色”。一位来自缅甸曾经见过昂山素季的朋友说：“杨紫琼那双动人的眼睛，简直就把昂山素季演神了！”杨紫琼很好地把握了昂山素季和平抗暴、内心充满平和、内涵及其丰富、深受佛家文化影响的那颗心灵。一位柔弱不足百斤的女子，能够撼动一个国家，能够影响世界，她的内心是无比强大的。杨紫琼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凭借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去深刻感受人物内心，她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昂山素季的形象。
影片的高潮，昂山素季听到儿子在诺贝尔颁奖大会上的演讲，激动万分热泪纵横地用自己那架伴随多年的钢琴和会场乐队一起演奏起帕赫贝尔《卡龙》来，这一经典场面令全场观众为之欷歔。
杨紫琼自己常常被参加表演的那些演起来凶狠恶煞、实则心地善良的群众演员所感动。她说在拍摄6000人的大场面时，告诉他们出于保密原因不要拍照，更不要上传网络，果然在数千人中做到了滴水不漏，真是奇迹。
就在影片杀青之际，导演被告知缅甸军政府终于解除了对昂山素季长达15年的软禁，一直忙于拍片不知情的他倍感意外也十分欣慰。
2.王羽佳： 钢琴时尚何不能兼得
年轻的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在纽约的林肯中心演出时，首场演出结束便赢得全场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场面极其热烈。尽管王羽佳四次出来谢幕，观众仍旧“不依不挠”，她不得不加奏一首《卡门》才被“放过”。热情的观众在网上评论说：“这位年轻中国钢琴家的演奏，非常有力度，非常‘来电（Electrifying），激活了全场的观众。这样长时间起立鼓掌的场面真的很少见。”
几年前，我在华府看过王羽佳的演出，这次看到她的风格更定型、更成熟，显示了更大的潜力。
《纽约时报》为王羽佳的演出发表的专栏文章评论说：“作曲家马勒和时装设计师夏奈尔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王羽佳在她的推特微博上说：让今人不再只是崇拜他们的骨灰、要为传统的马勒燃起激情的火焰，要让女性永远记着夏奈尔对于她们来说，是优雅和完美”。
身兼钢琴家和时尚追求者，王羽佳快人快语。25岁的她是这一代中国人中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想必马勒和夏奈尔都会为她感到骄傲。王羽佳以其出众的钢琴才华和穿著时尚吸引人们的目光，也为演奏严肃古典音乐的舞台带来一股春风。
首场王羽佳演奏的是普罗科夫耶夫（Prokofiev）钢琴协奏曲，这是她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因为“作品的前卫和讽刺顽皮风格更适合我的性格”，她说。德意志唱片公司新近为她出版发行了专集《幻想曲》（Fantasia），收集了她演奏的普罗科夫耶夫、肖邦、拉赫马林诺夫、斯卡拉蒂和斯克里亚宾等作曲家的作品。
这位富有激情的钢琴家，无论是录制还是现场演奏，都显示无可挑剔的技巧和对作品精辟的诠释能力。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李斯特和普罗科夫耶夫作品时，表现得既有力度，又细致入微，“纯如水晶而又色彩斑斓”（demonstrating a crystalline touch and a wide coloristic range.）
“我可以演奏日耳曼作曲家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但是演奏他们作品的音乐家如此之多，如果你不能带来你的想法和理解，宁可不演奏。演奏者必须生长成熟。”
1987年出生于北京的王羽佳6岁开始学琴。母亲是一位舞蹈家，父亲是一位打击乐乐手， “父母从来没有逼我学琴”，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非常懂得音乐的节奏，他常常告诫我：羽佳，你演奏时太急躁！”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之后，14岁的她只身赴加拿大卡尔加里蒙特皇家音乐学院（Mount Royal Conservatory ）学习。“这让我获得了自由，这种感觉真好！”第二年她又进入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学习。母亲本来计划来费城陪读，因为签证问题未能如愿。她只能独自完成这一征程。
现在王羽佳可以经常回国演出了，2012年11月，她还随旧金山交响乐团回中国巡演。
谈到目前中国国内学习古典音乐的现状，王羽佳说：“现在很热很热。学习古典音乐，就像学习流行音乐一样流行。人们都想从中获得声誉和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家长送子女学习的原因。这种潮流，就像美国家长热衷送子女学体育专长希望日后成名一样，我很不喜欢这种风气。我更喜欢欧洲的氛围，人们更加真诚，音乐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追寻音乐是为了热爱，而不是为了出名。”
王羽佳是继目前世界最有影响的钢琴家玛莎·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叶夫根尼·基辛（Evgeny Kissin）和叶费姆·布朗夫曼（Yefim Bronfman）之后，进入公众视线的钢琴家。她的才华使她获得了吉尔莫青年艺术家奖（Gilmore Young Artist Award）和林肯中心艾弗里·费雪尔大奖（Avery Fisher Career Grant）。
王羽佳在柯蒂斯音乐学院的老师、钢琴家盖瑞·格拉夫曼说：“当年王羽佳的演奏技巧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算什么。重要的是音乐家的智慧和品位”。他更欣赏王羽佳理解作品的速度、她对艺术的广泛兴趣、她的幽默，以及她具有的能将即使是一架最普通的钢琴，也能奏出“华丽的声音”的那种意识。在艺术上，她对自己非常苛刻。
从王羽佳17岁上台就担任她演奏指挥的托马斯说：“当我第一次听到她演奏时，我就为她演奏的色彩效果、为她在整个乐团中体现的独特色彩和个性吃惊。她既是一位独奏家，但同时也是整个乐团合奏时的重要伴奏。这是一个演奏家不寻常的素质。”
“她看似很风光，但她是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非常严肃的钢琴家。”
托马斯说：“她非常独立。即使还很小的时候，排练、举办音乐会都是独来独往，没有家长、老师和任何人陪同。”
王羽佳说：“从小我就做好了准备，作为职业钢琴家，今后的生活需要我完全独立。钢琴家要有孤独一生的准备，这很难。” 喜欢社交的她很高兴到处巡演，但是停下来的时候，会有孤独感。她住在林肯中心附近，但因为常常外出，以至于门卫都不认识她。
放假时，她喜欢在纽约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桑拿，这是放松自己的最好办法。我有些懒散。人们常问我，你喜欢什么体育运动，我说不喜欢体育。但我喜欢读书，我有一个Kindle，常常带在身上。”
王羽佳说她如果不是一个钢琴家，定会成为一个编舞，因为她特别喜欢现代舞。或者成为时装设计师，她对时尚很有兴趣。这让一向严肃传统的古典音乐舞台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穿什么样的服装上台？2011年8月，她在好莱坞与洛杉矶交响乐团一起演奏拉赫马林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时，穿了一件橙色短装上场，引起了很大争议。
王羽佳说：“刚开始我没有理会这些争议。因为我在明尼苏达圣达菲和在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演出、在瑞士参加艺术节时，都穿的是这同一件演出服，欧洲人尤其喜欢。我想，在洛杉矶应该没有问题吧？”
王羽佳揶揄说：“他们把穿著看得比音乐还重要，这说明洛杉矶的人对视觉艺术更注重，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为古典音乐演奏家规定演出服装，那就显得很愚蠢和浅薄。”
她说2011年10月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时，她穿了一件黑色长裙，“上半场我看上去就像一个修女”。“我喜欢令人吃惊的效果，我也可以穿黑色长裙，但是我更喜欢多方展示自己。”
王羽佳的广告设计师爱德拉·兰多曾经是一位艺术管理者。她说：“这一代艺术家是视觉的一代。每一个艺术家都努力完美展示自己的形象，这就像你去参加工作面试，穿着很重要。你当然希望赢得更多的观众和更多的鼓励，所以要更注重自身形象。”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最后说：重要的是，你能达到的艺术水准。王羽佳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所以她可以选择任何她喜欢的服装。如果她能吸引年轻的观众听众，这对于古典音乐艺术市场，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王羽佳回忆说，她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时，指挥托马斯告诉她：“你不需要去迎合公众，公众会迎合你。”
“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就是我自己。如果公众接受我就接受，不接受我就不接受，我还是我自己。当我40岁的时候，我不会去穿短装的，趁现在年轻，我赶紧穿它几年，”王羽佳说。
3.音乐剧《悲惨世界》带来的心灵震颤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电影未上映即获得2013年金球奖最佳音乐片提名，刚上映一周票房就突破了一亿美元，上映十天之后势头不减还是场场爆满。每场结束时观众都会对着人物逝去的黑色银幕尽情鼓掌，这场面十分少见。“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看来大家是心甘情愿花钱来换一副红肿的双眼，不能不说这部电影的魅力之大。音乐剧《悲惨世界》原剧从1985年问世以来，也一直保持不俗的战绩：在伦敦已经连续演出了27年，至今仍旧不衰；在纽约百老汇也曾连续演出16年，停了三年后，因市场怀念，又于2006年重新上演至2008年，2014年再次回到百老汇舞台，魅力还在持续。
这部原本是法国人勋伯格（Claude-Michel Schnberg）作曲，布伯利（Alain Boublil）和纳泰勒（Jean-Marc Natel）作词的音乐剧堪称是一部史诗风格的音乐剧，以古典音乐的形式为主。即使没看过音乐剧的人对其中《I Dreamed a Dream》、《Castle on a cloud》、《A Heart Full of Love》等歌曲脍炙人口歌曲，也想必十分熟悉。
将音乐剧搬上银幕，电影的视听效果非常好，很多场景在电影中都比舞台音乐剧表现得更加逼真和震撼，给观众更加悲壮的感觉，充分摆脱了舞台剧院条件有限的不利，利用电影拍摄有更大空间的优势。同时还充分发挥了电影特写镜头的优势以及场景转换方便的长处，从表演中体现舞台上看不清的细腻感情。电影中每个演员除了表演还需具有真唱的功底。两大主角冉阿让和沙威的扮演者休·杰克曼（Hugh Jackman）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芳汀的扮演者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珂赛特扮演者阿曼达·塞弗里德（Amanda Seyfried）、马利尤斯的扮演者埃迪·雷德梅尼（Eddie Redmayne）、艾潘妮扮演者萨曼莎·巴克斯 （Samantha Barks）都有上佳表演。
音乐、演唱、剧情、场景——在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你看到当芳汀失去工作，为了抚养女儿而不得不卖头发，卖牙齿，卖肉体，她唱起那支忧伤的歌《我的梦想》，你很难不为之流泪。当娇小的珂赛特吃力地拿起巨大的墩布和木桶，当她唱起那支希望的歌《云中的城堡》，当那个捡子弹的男孩倒在镇压者的枪下，当他用稚嫩的童声唱起那支英勇的歌《小孩子》，当激昂的战歌《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谁能不为之激动？冉阿让临死前和女儿、女婿、以及芳汀等人的分声部演唱令人同悲共泣更是把悲剧情节推向高潮。
从电影的开始到结尾，音乐剧《悲惨世界》不仅使人感受到音乐的美、场景的美，更打动人们心灵的还是故事本身。虽然这部音乐剧的极大成功，少不了剧作家、音乐家、演员的再创作，然而还是要归功于这部不朽的名著。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牢狱里失去尊严者的愤怒，是受污辱的妇女的悲情和怨言，是无辜的孩子可怜的希望，是在那残暴的王朝受压迫者愤怒的吼声，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渴求——这是全人类最普遍、最根本的愿望。《悲惨世界》小说创作历时三十余年，从1828年起构思，到1845年动笔创作，直至1861年雨果才终于写完全书。她是一部最能反映雨果文学手法、思想观念的文学巨著。在小说中，雨果描述了下层人民的深重苦难。并且通过主人公冉阿让的遭遇，表达了雨果悲天悯人的思想和对纯洁良心的信仰。
伟大作家的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经过150年时间的流逝，原著仍然不减其震撼力，根据原著改变的歌剧上演几十年仍旧能常看常新。法国雨果、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对人性的挖掘和对善良的极力讴歌、对丑陋的深刻鞭挞，仍然超过当今大量充斥市场的各类文学作品。出了电影院，让我立刻想到如果我们中国能有一位雨果多好。难怪英国人要说：“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要失去莎士比亚”。
如今人们很少看书，也难以有与伟大作家的心灵互动。在地铁上，看手机的人远远多过看书的人，在微博上、博客上的快餐式的交流，很难有人之间心灵的深刻感应。我强烈推荐这部音乐剧电影，这绝对是一次心灵的震颤，精神上的巨大享受。
汤伟，旅美学者，现居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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