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一

　　十五六岁时，我在故乡一所民办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从何渠道，得到一册刚出版的《辛弃疾的故事》（常国武、程中原著），看得我热血沸腾，夜不能寐。从此记住了辛弃疾这个名字，但凡遇到他的相关资料我都不会放过，还背诵过他的多首传世之作。一本十一二万字的薄薄小册子，就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给我的心灵平添了几分诗意与豪放的色彩。

　　辛弃疾以词传世，但八百多年来，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如故事、戏曲、电影等，着力渲染的却是他早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传奇。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十一日，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历城区）四风闸村。其时金军南下攻破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已经十三年了。山东沦陷之时，辛弃疾的祖父辛赞面临着留守与南迁的抉择。辛家从陇西迁居济南，已历五代，家族人口众多，扶老携幼举家南迁绝非易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若抛家别舍独自南奔又无法割舍，于是，辛赞留了下来。他是一位已在科场中取得功名的人，为生计所迫，出任金国地方政府官员，由谯县县令，辗转宿州、亳州、忻州等地任职，后至开封知府。这些金国地方要职，在汉人眼里，便属“伪职”；出任这些职务的汉人，就是“虏官”“汉奸”。作为受过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辛赞，这，成为他心头难以抚平的隐痛。他心有不甘，便将希望与未来寄托在了后辈特别是孙子辛弃疾身上。

　　辛弃疾父亲辛文郁体弱多病，他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祖父将辛弃疾长期带在身边，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印象模糊乃至阙如，作品从未提及，唯有祖父高大的形象犹如一座大山般岿然屹立。祖父照料他的生活，教他习武强身，为他聘师问学，激发他驱除金兵、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以洗刷自己不得不留居故土、官仕金人的屈辱。

　　辛家世居陇西，当地民风强悍，受其影响，历代习武。辛弃疾一位先祖曾为西汉著名武将，享有“虎臣”之称。祖父辛赞不仅武功高强，且精通军事。这些，都是辛弃疾人生之初的重要资源。他之所以成为一名“上马能击贼，下马能草檄”的文武全才，与祖父的精心教诲、培养密不可分。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即辛弃疾祖父辛赞病逝第二年，金主完颜亮进攻南宋大败。时势造英雄，中原汉人纷纷揭竿而起，一时间豪杰并起。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一直铭记着祖父的教导，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鼓动族众及穷苦农民两千多人起义，汇入风起云涌的抗金洪流，率众投奔势力最大、拥有二十五万义军的天平军首领耿京。耿京是一位地道农民，他对文化人十分敬重，任命辛弃疾为“掌书记”，即掌管部队文书的机要秘书。

　　正是耿京营中的短暂时光，成就了辛弃疾的传奇人生。

　　辛弃疾有个旧相识——通晓兵法的和尚义端，也在济南起事了，手下一千多人。辛弃疾成功地将他招至耿京麾下，算是为天平军立了一功。可义端入伙不久，便与义军不和，突然不辞而别。人各有志，走就罢了，却给辛弃疾挖了一个“坑”——盗走义军大印。大印由机要秘书掌管，而义端又由辛弃疾推荐，耿京自然迁怒于他，下令将其斩杀。一干将领纷纷求情，辛弃疾请求耿京给他三天时间，不仅找到印信，还要抓住义端，否则，甘愿接受任何惩罚！耿京看重他的卓越才华及出色表现，也就信任了他。辛弃疾纵马飞驰，很快追上带着大印准备投奔金军的义端，将其斩杀，又旋风般带着义端的首级及失而复得的印信回营复命。

　　鉴于金军强大，又在沦陷区内，难以抵御围剿，耿京决意投奔南宋。他派副手贾瑞及掌书记辛弃疾等十一人奉表南下建康，受到宋高宗召见，授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还有二百人也一一封为南宋命官。然而，就在他们一行人返回山东途经海州时，耿京已被手下将领张安国杀害，并胁迫天平军其他官兵向金国投降。张安国受到金人重用，被任命为济州（今山东济宁）知州。辛弃疾闻讯，决意为耿京报仇。他在统制王世隆、忠义人马全福的配合下，率五十名勇士，疾驰六百里赶往济州。济州驻军五万，辛弃疾采用智取之术，通报求见。张安国正与金人饮酒至酣，根本没想到势单力薄的辛弃疾胆敢直捣森严壁垒的金军帅府前来复仇。辛弃疾一把抓住没有防备的张安国，将他绑在马上。金兵顿时大乱，辛弃疾一行左奔右突，終于冲出金营，一路南下，夜行昼伏，献俘建康，将叛徒张安国枭首示众。

　　二

　　辛弃疾活捉敌军首领并通过沧陷区抵达建康，长途奔袭一千多里，真是难之又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一年，辛弃疾才二十三岁，便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若辛弃疾就此延伸，一路高歌猛进，率军收回失地，恢复中原，该是多么地意气风发、慷慨豪迈、回肠荡气啊！

　　然而，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辛弃疾南归，由初封的右承务郎改任江阴签判。

　　不久，他向宋廷名将张浚提出分兵进攻金军之策，没有得到采纳。

　　宋金对立，辛弃疾虽属汉人，而故乡早已沦落敌手，从金国反正归来，固然受到宋廷欢迎，但在人事任用上，与南人相比，便疑虑重重——是否金人奸细？是否动机不纯？是否怀有二心？……哪怕辛弃疾热血可鉴，也被人为地贴上了一个标签——“归正人”，这一无可摆脱的尴尬身份，使得辛弃疾的前程总是充满荆棘与坎坷，理想经常受挫，抱负大打折扣。

　　隆兴二年（1164年），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改广德军通判。

　　第二年，他向新皇宋孝宗上疏《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个方面，论述攻守之道。辛弃疾曾受祖父辛赞之命，两次利用赶考之机，在燕山等地考察山川地理形势及金军实力、驻扎情况。在疏中，辛弃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金国外强中干，宋军一旦北伐，沦陷区内汉人将纷纷响应，里应外合，胜利指日可待。并提出了具体的用兵之策，宋军针对金兵三个重点防御方向，在川陕、荆襄、两淮虚张声势，表面屯聚重兵，声称由此北伐，实则集结一支五万精兵，跨海从山东半岛登陆。而山东是金人防御的薄弱地带，宋军一举攻克山东，直接威胁金都。此时，金军必然从川陕、荆襄、两淮三路抽调兵力回防，宋军主力趁机北上，全线出击，重整河山指日可待。

　　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史，辛弃疾是第一位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客观而论，就综合国力而言，南宋远超金国，但在冷兵器时代，决定国运的主要因素并非经济、文化，而是军力。作为游牧民族，金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擅长骑射，彪悍的金军铁骑来去如风。而农耕文明孕育的宋军，其单兵技能、组织能力、作战效率等，远非金军对手。

　　南宋偏安，并非进取王朝，少有的几次伐金，也是那些志大才疏的权臣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无不以溃败而告终。而每一次败北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宋廷更加“畏金如虎”。因此，辛弃疾的疏奏《美芹十论》及后来的《九议》，其束之高阁的结果可想而知。

　　辛弃疾在南宋任职，应该说比一般“归正人”更受重用，先后担任过司农寺主簿、淮南滁州知州、江东安抚司参议、仓部郎官、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京西路转运判官、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南转运使、知潭州府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浙江西路提点刑狱、福建路安抚使兼福州知州、绍兴府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宝谟阁待制等。去世前一年，被授予浙东安抚史、兵部侍郎，辛弃疾一再上表力辞。开禧三年（1207年），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接诏之时，他已卧病不起……

　　据统计，辛弃疾在南宋任职二十多年间，被朝廷频繁调动达三十七次之多。职务有虚有实，官阶有升有降，但从未成为统领前线宋军的一方大员、要员。

　　尽管如此，他始终牢记祖父教导，不忘复国！一有机会，就不顾一切地加以实施。

　　淳熙七年（1180年）夏，辛弃疾在湖南转运使、潭州知府任上创建“飞虎军”，定员一千五百人，以保地方安全。但辛弃疾着力将其打造为一支实力强大，可与金军抗衡的正规军。他筹建营房，招募新兵，置办盔甲兵器，从广西购买战马五百匹，高薪聘请马步军教头，严格训练新兵。

　　辛弃疾的行为遭到弹劾，宋孝宗降下御前金字牌勒令停工。辛弃疾冒着杀头危险抗命不遵，他藏匿金字牌，督责部下一月之内完成包括营栅在内的所有工程项目。然后繪图上奏，陈述本末。孝宗展阅，由忧转喜，慰勉有加。

　　辛弃疾以这种独特方式创建的飞虎军，不仅雄镇湖南，其实力之强，成为长江之上诸军之冠。

　　由此可见，辛弃疾的行事风格异于常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实施北伐。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得罪同僚，因此常受非议与排挤。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期间，设立了一座“备安库”，以存放铜钱、稻米，声称用以供养聚集在福建的赵氏皇家宗室，实则为了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辛弃疾从下辖的泉州市舶司钱库转走五十万贯，除去宗室供养费三十万，余款则用于招募壮丁，打造一万副铠甲。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之时，这年七月，辛弃疾再次遭到弹劾，“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说他残酷凶狠、搜括聚敛，将国库财产据为私有。于是，辛弃疾很快被罢官，一番努力、满腔热血顿时化为乌有。

　　辛弃疾一生为官，受到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等几任皇帝召见，但他仕途坎坷，六次被弹劾，多次被罢官，虽屡次重获启用，但壮志未酬，内心充满了压抑与苦闷。可他又是一位豁达开朗之人，总是不断地调适自己。

　　不少人说辛弃疾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若从时代大视角而言，南宋民众，无一例外都是悲剧人物；但就个体来说，辛弃疾是一位乐观者、成功者，他的词作千古传诵，默默地滋养着我们脚下这片既丰饶又贫瘠的土地，不仅是其所处时代的峰巅，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明代状元、学者、文学家杨慎评价辛弃疾的作品，认为“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说这首词“句句有金石声音”。如果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视为辛弃疾的代表作，恐怕会得到许多读者的首肯：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当然，肯定会有读者认为此词只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之一，并非唯一。他广为传诵的词很多，每位读者的口味、爱好、阅历、心境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与评判。

　　当我第一次读到辛弃疾的《村居》时，一瞬间就将我拉至遥远的故乡与童年的生活：“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它是那样的清新明快、直白如话、琅琅上口，我很快就烂熟于心了。

　　还有一首《夜行黄沙道中》，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蝉鸣鸟叫、蛙声鼓噪、稻花飘香、桥回路转，简直就是我故乡的真实写照，寥寥几笔，便勾勒得活灵活现。特别是空山新雨后的天空，寥落的星辰犹如眨巴的眼睛，在天边外闪烁不已。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的独特体验，怎么也写不出如此生动、真实、自然的乡村夜景！

　　这与辛弃疾的铁血传奇、壮怀激烈简直判若两人，仿佛出自他人手笔。

　　辛弃疾的词作，为我们呈现出他的一体两面与多彩人生。

　　金戈铁马、慷慨豪迈，是辛弃疾；而小桥流水、浅吟低唱，也是辛弃疾。

　　南归之初，辛弃疾在京口住了一段时间，续娶太学生范邦彦之女范如玉。频繁改官、调动及不断罢官、复出，家属也跟着一同风尘仆仆、辗转流徙，使他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无奈，个体的无能与无力。身心疲惫之际，不得不思考一个转身、退身与安身之地。

　　故乡难回，所托之地何在？

　　一番权衡比较，他选中了江西信州（今上饶市信州区），在城北带湖旁购地建房。

　　南宋半壁江山，信州位于江西东路南端，南接福建路，东邻两浙路，西靠江西路，属于腹心地区。这里地处交通要道，“隐然为冲要之会”，离都城杭州也不远，可进可退。不少南迁大族及朝廷赋闲官员纷纷定居于此，从城内到郊区的官绅士大夫住家，达百户之众，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而辛弃疾最看重的是信州依山傍水、景色旖旎、民风淳朴。

　　房子快完工时，他写了一篇《新居上梁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亦将东阡西陌，混渔樵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梦寐少年之鞍马，沉酣古人之诗书……”

　　新居即将落成，面对优美的田园风光，辛弃疾开始以“稼轩居士”自称了。他将新居图纸送给刚结识的友人洪迈，请他撰写了一篇《稼轩记》，文中有言：“意他日释位而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

　　从此，稼轩成为辛弃疾的别号与象征，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与分水岭。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落成。第二年，辛弃疾遭言官弹劾，罢官退居带湖。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辛弃疾被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复出。

　　没想到复出三年，意气风发的辛弃疾再次遭到贬黜。早已看惯刀光剑影、风花雪月的他，离任后从福建返回上饶途中，不禁写词自嘲：“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

　　稼轩此次回到上饶，早过知天命之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痛苦悲观在所难免。带湖位于城郊，辛弃疾上次退居时，常与信州知州、通判等地方官员、达官显贵唱和往来。此次归隐，他想远离喧嚣，另择新居。

　　有一僻静之地瓢泉，颇合稼轩心意。身居江南，他怎么也忘不了故乡星罗棋布的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泉等百余处泉水，它们聚为大明湖，汇成小清河。“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怎不令他魂牵梦萦？！

　　定居带湖期间，为解思乡之苦，辛弃疾出游访泉，在百里之外的铅山县奇狮村瓜山下，寻得一处周氏泉。据《铅山县志》记载，泉水两眼，“其一规圆如臼，其一规直若瓢。周围皆石径，广四尺许，水从半山喷下，流入臼中，而后入瓢，其水澄可鉴”。自见此泉，辛弃疾便难以释怀，从周家手中买下此地，村名改为期思，泉名改为瓢泉，并建一座草堂，不时前来小住。

　　从福建罢归，辛弃疾决定在期思瓢泉修建新居，举家搬迁。

　　颇有意味的是，就在瓢泉新舍落成第二年（1196年）春天，辛家还不及搬迁，带湖旧宅便遭遇一场无情大火，房屋烧得一干二净。是雷电袭击，不慎失火，还是有人纵火？似乎没去追究，也许查过没有头绪，反正留给后世的只有灾情记载，并未说明原由。

　　如果没有早作准备，辛家突遭此难，该如何安顿？

　　如今的辛家，已是家大口阔。稼轩虽然善于理财，但少了官俸，又遭此火灾，经济每况愈下，虽不至拮据，恐怕也算不上富庶。

　　辛家从城郊带湖迁至僻远乡村，经济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带湖旧居是园林建筑，生活方式属消费性；那么瓢泉新居则是山庄风格，生活方式属生产型。瓢泉辛家土地七百多亩，除住房外，还有山林、园地、耕地、池塘、沟渠等，生活自给自足。其实辛弃疾也是为子孙后代从长计议，久居帶湖坐吃山空，而定居瓢泉，则不必为未来生活担忧。

　　辛弃疾改周氏泉为瓢泉，除形状如瓢外，更有安贫乐道之意。此“瓢”与孔子《论语》中的“瓢”有着内在相通之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自从举家移居期思瓢泉，辛弃疾满眼皆是农村山水田园风光，满耳皆是虫鸣鸟叫、鸡鸣狗吠、牛哞羊咩、蛙声如鼓、水声潺潺，接触的是农夫妇人、童子少女，感受的是清风拂面、春耕秋收。长期的浸润濡染，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而质朴，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与词风。他对自然风光的描写，由早年的主仆依附关系，到后来浑然一体的物我两忘，而瓢泉之作，则达到了以我观物、神交心许、重构自然的化境。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辛弃疾退居带湖十年（1182—1192），作词二百二十八首；闲居瓢泉八年（1194—1202），赋词二百二十五首。隐居信州近二十年，共作词四百五十三首，占其一生所有词作的72%。就外在功名而言，辛弃疾官场失意、北伐无望、压抑苦闷，正是这仿佛徘徊于人生低谷的隐居生活，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成全了辛弃疾作为词人、文学家的伟大。

　　四

　　文学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所谓的功名利禄转瞬即逝，作品流芳千古才是诗人、词人、作家最大的成功！

　　辛弃疾享有“南宋词坛第一人”之称，仅数量而言，也为宋人诸家之冠。他还有诗一百一十七首，文二十一篇传世。

　　唐宋词人，我最爱稼轩、东坡（苏轼）、放翁（陆游）、易安（李清照），能背诵他们不少传世名篇。

　　王兆鹏先生的《唐宋词史论》一书，综合存词、版本、品评、研究、历代词选、当代词选等诸项名次，得出唐宋词人的最终排名——稼轩第一、东坡第二、周邦彦第三、姜夔第四、秦观第五。

　　东坡诗文俱佳，词作开启了豪放派之先河，稼轩将其推至顶峰。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两人并称“苏辛”，同为词坛巨擘。仅词而论，辛弃疾的成就无疑超越了苏轼，是豪放词派的最高代表。陈廷焯认为“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千古并称，而稼轩更甚”。

　　辛弃疾开创的稼轩体，从豪迈中见精致，于雄莽中现隽永，作为一种文学范式，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辛派，成为历代词人、诗人、作家、文学家、理论家学习、研究的对象。而稼轩词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李清照与辛弃疾同乡，也是山东济南人，她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创造的“易安体”在宋代词坛独树一帜。齐鲁大地孕育出两位杰出词人，李清照自称易安居士，辛弃疾字幼安，便有“济南二安”“词坛二安”之称。

　　辛弃疾狂放不羁，笑傲庙堂与江湖，“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其男儿的血性力度、豪气霸气、悲壮激烈、踔厉奋发等令人叹为观止，词句可谓掷地有声：“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他是一位有着自觉而明确创作观念的词人，抒发英雄情怀、英雄气概，词作奔放豪迈、雄奇刚健而苍凉沉郁、悲愤忧怨。陈廷焯道：“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道：“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我常想，如果辛弃疾没有南归，如果他深得宋廷信任统领大军，如果他官运一路亨通，如果没有退隐信州，他还能写出流传至今的绝妙好词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他的同学、好友党怀英。辛弃疾少年时，曾与党怀英一同受学于金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劉瞻、蔡松年，并以成绩卓异闻名，两人并称“辛党”。然而他们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两人屡试不中，不禁对前途充满苦闷与彷徨。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兵四十万大举南侵，一时间烽烟四起，宋金首次议和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被打破，辛弃疾、党怀英对前途更加迷惘，觉得命运神秘莫测，于是以民间常用的蓍草占卜术预测前程。辛弃疾卜得离卦，党怀英占得坎卦。按《易经》释义，“离”为攀附依托，只有找到一定的托附，才能得以保全；“坎”为低陷不平的坑穴，指困难与险阻，因此得谨慎行事，走险道将招致灾殃。于是，两人登高，一番痛饮，互道珍重，依依惜别，各奔东西。一次神秘的卜卦，就这样决定了两人日后的命运。辛弃疾高举义旗投奔耿京，党怀英留在北方继续参加科考，很快擢第，官至翰林承旨，成为金代“文字宗主”，文章、诗词及书法冠绝一时。“文章憎命达”，自两人分手，党怀英一意仕金、顺风顺水，仅人生阅历而言，辛弃疾的深度、广度便远超于他。而这，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之源。

　　金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金朝的灭亡，其典章制度、文化艺术也一同湮没无闻。时至今日，除研究者外，知道党怀英者可谓少之又少，其功名、文名也就成了金朝的陪葬品。

　　南宋虽亡，但华夏文明承前启后，长存不衰。辛弃疾的词作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即使民间也是家喻户晓，与党怀英的籍籍无名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正是因为生于金朝，仕于南宋，历经两个不同朝代，使得辛弃疾的人生多了一份独特，其词作往往也能独辟蹊径。有论者将稼轩词与岳飞词比较，认为岳飞是“怒发冲冠”，稼轩是“醉里挑灯看剑”。

　　“从来诗剑最风流，何须赋词强说愁！”辛弃疾作为“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他的宦海沉浮、北伐无望、退隐信州，由青年渐入中年而至老年所经历的生离死别、失望无奈、忧愁苦恼，其不甘屈服、昂扬乐观、勇于抗争的人生基调、性格特征等等，铸就了他的道德人格、精神风骨与思想高度，决定了他词作的基调与风格。

　　就宋代而言，辛弃疾文比苏轼，武比岳飞。其一生有着多重身份，他是文人学子、武士将军，也是过客游子、豪放酒徒、浪漫男儿。他的词作，是血液的奔涌与喷发，是悲情与豪放的交织，是生命的浓缩与结晶。

　　辛弃疾的创作有着浓厚的自我化、男性化倾向，他一生留下的词作六百二十六首（一说六百二十九首），以女性为主人公者仅二十多首。

　　漫长人生，得一天天走过；晨昏朝夕，不可能总是金戈铁马、激情飞扬。如果只有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缺少日常生活的细微描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辛弃疾。北方雄浑壮丽，如果不投宋南归，没有信州的隐居，自然就没有江南的斜阳烟柳、带湖的风花雪月、瓢泉的稻香蛙声。台前形象与幕后本色，坎坷人生与浪漫瑰丽，让我们见识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辛弃疾。

　　他退隐信州近二十年，几近人生三分之一，年长日久，免不了低沉颓废、看破红尘。他写过一首《题金相寺净照轩诗》：“净是净空空即色，照应照物物非心。请看窗外一轮月，正在碧潭千丈深。”月光皎洁，长空澄明，词人仿佛进入禅定止观的境界。

　　家国之恨，壮志难酬，身处异乡，自然心生忧伤。他在《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望江山依旧、残阳如血，唯有白发空恨。欲说还休，看似“休”了，其实没“休”。辛弃疾退居带湖、瓢泉，并非自愿，而是被迫辞职或免职，只有最后两次因病请辞。身居信州，他的心却一直关注着外面的世界，想望着遥远的故乡。每当重获启用，那些所谓“看破”了的“休”与“空”转瞬即逝，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喜悦，跃跃欲试。哪怕唱和应酬之时，一旦酒酣耳热，也是热血沸腾，恨不得跃马扬鞭。

　　辛弃疾一生开朗、乐观。据统计，他有一百八十四首词用了“笑”字，占词作总数的29%，而其他宋代词人使用“笑”字的平均率为16%。这种“笑”，除了微笑、大笑、欢笑、狂笑、会意的笑，自然也有苦笑、强笑、含泪的笑，但总比“哭”好。

　　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史论》一书中对稼轩词予以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在唐宋词史上，能把抒情人物的形象、人生命运、气质个性、精神风貌、心态情感及其变化表现得这么丰满的，除了辛弃疾之外，别无二人。”又说：“正如抒情性的诗词无法展现悲剧人物的全部行动一样，作为历史著作的《史记》也无法全面展现悲剧人物的悲剧情怀及其心态情感。而稼轩词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说，从先秦时期直到十二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有辛弃疾一人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悲剧英雄的苦闷心态、悲剧情怀。如果说，《史记·项羽本纪》主要是从悲剧英雄的行动上展现其悲剧命运，那么稼轩词则主要是从悲剧英雄的心灵上展现其悲剧人生。二者互补而先后辉映。”

　　五

　　雕弓挂壁、宝剑蒙尘、北伐无望、无力回天，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如今只落得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夙愿无法实现，辛弃疾心有不甘，临终之时，仍在疾呼一辈子不知喊过多少次的“杀贼、杀贼”！

　　辛弃疾长啸而逝，不禁使我想到了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赍志以没，但其形象、人格、精神、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如他撰文哭悼友人朱熹所言：“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多少年来，我的心中一直存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前往信州——如今的上饶一游，寻访稼轩退隐此地的主要遗迹。

　　机会终于到来！

　　2016年12月上旬，我应邀前往衢州讲座，乘高铁返回厦门时，我在上饶站下车，受到上饶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院总编辑石红许先生的热情接待。他写过一篇关于辛弃疾的长篇散文《稻花香里的绝唱》，可谓文采斐然、佳句迭出：“不管江南山水在我们看来如何的普普通通，但在辛弃疾的眼里，顺手拈来都是诗都是词。”“一代英才抗金未果，却以词著称于世，感谢懦弱的南宋，送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优秀的军事家，却多了一名文学家——词坛飞将。”他还提到除带湖、瓢泉外一大串上饶远村近郊能在辛弃疾词中找到的地名——黄沙岭、茅店、西岩、云洞、南巖、茶亭、白沙、方村、毛村铺、尚义桥、石溪、紫溪、博山寺、斩马桥、鹅湖、四望楼、五堡洲等，其中不少地方他都踏访过。

　　于我而言，能走马观花地感受一下带湖、瓢泉，看看稼轩墓，足矣。

　　稼轩当年位于上饶近郊的带湖故居被一把火烧个精光，后未重建。遗憾的是，带湖早已变成陆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城区。带湖及故居，只可确定方位和大致地段。

　　好在墓还在，泉尚存。

　　辛弃疾在“杀贼”的悲壮声中与世长辞，将身子也交给了自己选定的安身立命之地信州，葬在了铅山县陈家寨阳原山。

　　抗元英雄、著名诗人谢枋得乃本地弋阳人，一次路经辛弃疾墓，听得一旁的僧舍堂屋内有疾促大呼之声，好像在诉说愤懑不平之事，从黄昏到半夜，声音经久不息。于是，谢枋得在微弱的烛光下挥毫作文，以祭奠稼轩。文刚写成，声音就慢慢止息了。

　　辛弃疾生前对佛教颇感兴趣，访寺游寺，词中常化用佛语、佛典、佛喻，墓旁专门建有僧舍、客堂。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稼轩墓颇具规模。据《铅山县志》卷三十《茔墓》所记：“旧有金字碑立驿路旁，曰稼轩先生神道。”

　　谢枋得所遇虽具神秘色彩，但与稼轩的生平遭际、壮志未酬、悲愤不平十分吻合。南宋徳祐元年（1275年），即辛弃疾辞世六十八年之后，谢枋得奏请朝廷为他鸣不平，旨下，加赠少师（原赠光禄大夫），谥忠敏。

　　我们于太阳落山时分驱车来到辛弃疾墓，此地偏远难寻，幸亏红许兄多次前来，方能顺利找到。阳原山不高，车停山腰，一行人沿着一条新修的水泥坡道向上攀行，终于来到稼轩葬身之所。墓为麻石砌就，显然经过重新修整，墓前是一片水泥地面，墓后为砖砌石墙，墓顶的堆土也是新的，唯有墓碑斑驳陆离。只是这墓碑也非原碑，乃辛弃疾后裔立于清朝乾隆年间，碑文漫漶，字迹模糊不清。

　　时令已是初冬，但墓地周围的松柏依然苍翠欲滴，山岭仍是一片绿色。也是黄昏时分，只是墓旁昔日的驿道、僧舍、客堂不再，更没有辛弃疾的疾呼悲鸣。鸟儿归巢，啾啾鸣叫，将四周衬托得更加幽静。时光不居，岁月如风，将历史书卷一页页翻过。南北不再阻隔，华夏版图远超宋代，辛弃疾的功勋、文章、词作千古流芳，其悲鸣不平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他静静地躺在这儿，与阳原山融为一体，与铅山相互成就，成为上饶大地的一部分。铅山、济南以及辛弃疾的祖居地甘肃临洮，三地皆以他为荣，正在谋划交流、合作、共建稼轩文化新篇章。

　　为纪念一代词圣辛弃疾，阳原山已改为稼轩山；铅山县八都乡，也于1983年8月更名为稼轩乡。告别辛弃疾墓，我们在稼轩乡晚餐。乡政府内的宣传墙，有稼轩简介及相关的诗词、对联与图画。

　　当一轮上弦月挂在蓝色的天幕时，我们没有踏上归程，而是夜访瓢泉。置身旷野，仰望月空，《夜行黄沙道中》的画面顿时复活——明月、疏星、清风、溪桥，只是少了惊鹊、鸣蝉、稻香、蛙声、茅店，不过呢，也多了几分现代乡村的独特风韵。

　　到达瓢泉，地面漆黑一片。大家打开手机电筒，一齐射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几乎相连的两眼泉水。瓢泉瓢泉，真像两把水瓢。大泉清澈，水底卵石清晰可见；小泉静止，泉水浑浊。所谓“瓢泉弄泉”，也得“弄”一下才是啊！于是，大家纷纷撩动大瓢泉水，一时间水波荡漾。我掬起一捧，品了一口，有一股甘洌的味道。而当年，泉水则更为纯美。辛弃疾在此建筑山庄，就冲这两眼泉水而来，也不知营造的房舍毁于何时。南宋末年，铅山县令、词人章谦亨路过此地，建筑还在，风景依旧，他还赋词《摸鱼儿》一首以作纪念。

　　事实证明，辛弃疾的移居之举属先见之明，他的子女在期思村衣食不愁，繁衍后代。当故乡不能承载人口之重时，便迁居他处。八百多年过去，仍有一部分辛氏后裔难舍故乡，住在离此不远的铅山紫溪。

　　稼轩雄词的耀眼光芒，使得他人生的其他方面受到遮蔽。无论个人武功、军事谋略，还是卓越政绩、书法艺术等，不论哪一项，辛弃疾都堪称一流。而综合全才，更是罕有其匹。

　　辛弃疾雄才大略、极富远见。他在《美芹十论》《九议》中提出的收复失地、抗击金兵建议，蕴含着丰富的军事韬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任地方官，政绩卓著；他生有九子三女（幼子早夭），要求子女“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并向他们介绍济南风物，讲述家乡故事，教育他们爱乡爱国；他的书法《去国帖》虽为应酬类信札，但运笔自如，既圆润流畅，又不失挺拔方正气象，我于书法册页中得见，深爱不已，当即复印多份收藏、临摹；他充满自信，但从不自满，总是从善如流，知过即改……

　　辛弃疾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好色贪财”。

　　他聚敛钱财，并非占为己有，而是打造强军，以成夙愿。

　　那么好色呢？主要说他妻妾成群、生活糜烂。

　　辛弃疾续娶妻子范如玉，有名有姓的小妾共七人：田田、钱钱、整整、香香、卿卿、飞卿、粉卿。

　　且不说唐宋存在歌妓制度，即以古代纳妾制而言，一妻多妾也无可厚非。辛弃疾的小妾其实多为才人、艺人。词人作词，实为填词，在曲牌名下依照一定的韵律进行创作。词须试唱，才能修改完善，然后正式投排演唱。这些小妾，有的抄写，有的歌唱，有的舞蹈，有的伴奏……遗憾的是唐宋词只留下词牌名，乐曲则全部散失了。

　　辛弃疾十分尊重这些艺人、才人，当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她们遣散时，显得依依不舍、难舍难分。辛弃疾喜交结、重情谊，他豪情万丈的另一面，便是儿女情长。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辛弃疾似乎又“火”了一把。既不是铁血传奇，也不是皇皇词作，仅仅因为名字，“霍去病、辛弃疾”这对门神成为人们的“新宠”，寄托着普通百姓的美好祝愿——祛除瘟疫、远离疾病、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爷爷辛赞在为孙子取名时，“弃疾”即“去病”，一是因为他的儿子、辛弃疾的父亲体弱多病；二是寄厚望于爱孙向西汉名将霍去病学习，抗击匈奴，横扫敌军，收复失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第一、二境界的词句分别出自北宋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和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第三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则出自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最后四句。

　　王国维的三境界，既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境界，也是成就人生的三重境界。经过第一、二境界，欲达第三境界的人生至境，须专心致志、钻研探索、锲而不舍，才能心有所悟、豁然开朗、出神入化。苦苦搜寻不见，颇感失望之时，一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隐约闪烁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惊喜与成功，着实令人神往。

　　“那人”是谁？不是别人，正是辛弃疾！他在默默地、永远地注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