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比较通用的方法，按时间顺序，从神话叙事讲起，从最原始的向最高级的方面攀登。通常我们写自然史呀，中国通史呀，西方文学史呀，欧洲经济史呀，用的都是这种办法。顺时间程序，最容易看出发展变化，有了变化，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变成了那样的，就有矛盾了，就有分析的对象了，就不愁研究不出名堂来了。当然，这个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被动追随现象，失去揭示深层规律的主动性，纷繁的现象很容易淹没内在的、深邃的逻辑。第二种方法，不是从最原始、最本初的状态讲起，而是从最高级的阶段回溯过去。这种方法之所以有必要，就是顺时间程序，可能太顺理成章了，直观所见略同，提不出深刻的问题来。只有倒过来看看，后来有的特点，原先没有啊，就可以提出问题了。比如，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条件造成的啊？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先有了一个完备的形态作为参照，此前一切形态的不完备性就一望而知了。第三种，既不从最高级、最完备的，也不从最低级、最不完备的，而是从当中比较典型、比较发达、比较成型的形态讲起，特别是研究太古代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方法有优越性。这在研究语音史的时候，特别有用。因为古代没有录音机，不可能准确记录古代语音的实况。但是，那些变化了的语音在方言、在汉字、在诗歌的用韵，还有双声叠韵词语方面留下了很多痕迹，不过是分散的，零乱的。语音史学者，可以把这些零碎的资料收集整理成系统性的知识。如果单纯从上古时代开始，距离太遥远，根据可能就很渺茫，也不容易准确，而仅仅从当代开始，又不利于往前推演。于是，想出一个方法，抓住一个中间时段的成型期，比如唐朝的语音，将其声母与韵母、声调研究清楚了，往上一推到上古，往下一推到现代。我的老师王力先生研究古典音韵，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我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和美女，要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

　　我们从英雄和美女这两个字眼出发。

　　一、是“英雄”还是“英雌”

　　我还是先把基本的观念弄得比较清楚一点，一个是美女的“美”，一个是英雄的“雄”。

　　中国人心目中的“美”是什么？学者们一直说“美”是“羊”和“大”的会意，“羊大为美”，也就是味觉为美的核心，许多中国学者，如刘纲纪、肖兵，还有一些日本学者都是这样看的。如果真是味觉为美，就只是生理的快感给人的感觉，一言以蔽之——馋。“羊羔美酒”，吃饱了，喝足了，就美滋滋，笑眯眯，连睡大觉，脸上都带着猪八戒式傻乎乎的微笑。口腹之欲的满足，是饱，饱的结果美不美呢？很值得怀疑。“饱暖思淫欲”，可知“饱”和“美”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超越生理的快感才可能有美感，“饱暖思淫欲”，吃饱了，倒是和丑与恶接近到危险的程度。

　　美食家，说是“美”，因为讲究“色”“香”“味”，充分发挥眼睛和鼻子的职能，舌头的感觉倒排在第三。重点是让你盯着看，凑近了闻，一动舌头舔，口水拉下来，姿态就很难美得起来。狼吞虎咽，吃相不好看；囫囵吞枣，有拉肚子的可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有失君子风度；从容一点，又怕人家说黄雀在看着螳螂，阴险毒辣。光是会吃，通俗的说法，叫作“好吃鬼”，福州人叫作“贪吃婆”。吃喝不应该属于“美”。一头小山羊看着很可爱，碰到个馋人，把它宰了锅里一煮，吃起来是很不错，可是小山羊那可爱的样子，对任何人都信任、都善良的眼神却没有了。哪儿还有什么美呢？和以畜牧业起家的欧洲人、匈奴人不同，汉族人感觉中，茹毛饮血一点不美，我们以神农氏后代为荣。六畜之中，据说老猪在排行榜上，位置不低。猪的体积比羊大，可不管比羊大多少，也永远是美不起来的。虽然，闽南人把公猪，也就是配种的猪，叫作“猪哥”，（笑声） 那不是说它和自己有什么血统关系，而是说它骚包。（大笑声）

　　汉人的“美”，是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男子汉的“男”，就是人在田里出力。从美学来说，中国男性的力量是一种征服自然的勤劳，但是，光出死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还美不起来。农业这玩意儿，太不保险。水旱蝗疫，说来就来，种族绝灭，像影子一样追赶着人类。一场瘟疫来了，孩子都死得差不多了，人的再生产就比五谷丰登还重要得多。没有盘尼西林啊，也没有医疗保险公司啊，所以，《山海经》里，最大的女中豪杰叫女娲，她唯一的能耐就是批量生孩子。不怕老天消灭多少，我就是批量生产，让你消灭不了。

　　生孩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一个女人所生、所育，极其有限。所以古希腊最早的维纳斯，并不像从米罗岛发现的维纳斯那样仪态万方，而是一个又胖又矮的女人，不过有一对硕大无朋的乳房，因为这个，她就成了当时的美女。恩格斯论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话真是有点道理。需要巨乳，也就产生巨乳。（大笑声） 需要多生孩子，就能产生母亲英雄，中国的女娲。先是用黄土造人，多方便啊！你想生一个孩子，十月怀胎，不能劳动，还得吃些酸梅汤，可是哪儿有啊，很难受，牙齿老是酸酸的，这还不算，处处得小心，不然，就流产了。就是临产了，还说不准要难产。我小时候听我母亲说，生个孩子，等于在棺材边上转三转，多可怕啊！女娲之所以是英雄，就是因为她把生孩子的麻烦的生理过程简单化了，手工化了。但是，她的伟大，还在于手工化转化成某种程度的机械化，一个一个造太麻烦了，用绳子一甩，泥点飞溅，孩子纷纷落地，省事多了，这可能就是荀子說的“人定胜天”。有人说荀子说得不对，“胜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以为，女娲生人例外，不是战胜了老天，人早就没有了。今天我们还在这里，开讲座，就证明女娲胜了老天。决胜的关键在于速度，你消灭得快，我比你更快，“速度就是硬道理”，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女娲就是理想主义的英雄加上美人。在《诗经》里，我们还有一个女英雄，叫姜嫄，也是英雄。她是踩了一个特殊的脚印，才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表明了造人的英雄是女的，而不是男的。

　　我们中国没有留下当时女娲的形象，虽有画图，形象是和蛇有关的，但是没有《圣经》中那个教唆人吃智慧果的蛇那么刁钻古怪。总的来说，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不够漂亮的。我们的文字所泄露的信息却是比较可靠的，“母”字，以女字为框，当中两点，乳房，能够生育，又能哺育，这就是很了不得的美人啊！世界上还有比养育生命更美的吗？还有“姓”字，是血统的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样的呢？一边是一个“女”，一边是一个“生”，这是会意的，血统由来，就是女性生的。《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都是女性生的，这没有问题，但是，男性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可在“姓”这样一个重要的符号中，就被忽略了，就是说，男的没份儿。古代的姓氏很大一部分是与女子有关的，如“姬”“姜”，这表明在中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是英雄，是生命的赋予者。这样的人，就是当时理想的、公认的美人。

　　学术研究说明，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可能是母系社会留下的痕迹。据道教文化研究专家詹石窗教授研究，道教经典里好多神是女性，比如西王母。他的结论是，中国有一段历史对女性的崇拜是高于男性崇拜的。

　　汉人的“美”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是羊与大的结合，羊大为美。但是，近来中国美学研究有了突破，据我的朋友陈良运教授研究，古代中国人，并不以羊大为美食，相反，倒是以羊小为美食。所谓羊羔美酒是也。“羊”和“大”的结合，并不是美味的享受。从《易》的角度来解说，“羊”性情柔顺，生殖力强，“大”则为刚健雄强，是男性之意。上女下男，上阴下阳，在老祖宗那里，是男女阴阳交感为美。

　　这不是不要脸吗？但是，当时全世界的老祖宗都不知道要脸。古希腊和古印度原初的“性美学”，就美在不要脸，大家都不要脸，要脸的反而不美了。连孔夫子，据说，都是他老爸老妈野合而生的，也就是一时冲动，就有了旷古未有的美好结晶。孟子引用告子的话，“食色，性也”，不好色就是没有人性。要认真讲到美，最强烈的，就是色。因为它的刺激太强了，所以就不能不严加防范。

　　一要比生孩子的潜在能量，女性并没有多少优势，男性批量生孩子的潜能超过女性十万倍，可是就没有以生孩子为能事的男英雄，理由很简单，男性本来在这方面就够英雄的了，不是有个词叫作“雄起”吗？所以，最早的美学，就带有抑制男性的本能，性的冲动，本来就是够野性的了，再鼓励他朝这方面施展，一来怕地球上人太多，没法插脚，二来怕人和野兽也就差不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要变成退化论。

　　所以，男性英雄在这方面受到压抑，到什么方面去发挥呢？往力量方面去施展。传说中国古代最早的男英雄夸父，古人在逐猎美人方面不让他有所成就，却让他在疯狂地追赶太阳方面大享威名。结果是渴死了，可是他的手杖化为“桃林”。有一种解释说是舍己为人的表现：让后人在大旱时期解渴。另一个男英雄后羿，把天上十个太阳射下来九个。哪来十个太阳？不过是形容大旱而已。征服了大旱，当然是豪杰。但是，就是再大的英雄，也是要抑制他的男性本能。大禹战胜洪水，有重新安排大好山河的丰功伟绩，多年治水，他肯定也想老婆，却能三过家门而不入，肯定是难能可贵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英雄了。因而，就扬美名于千古。

　　所有这一切可能是说明，男女在美学上似乎是有分工的。女性管繁衍，多生孩子的就受到崇拜；男性则要遏制本能，不发贱，才能保证不让老天欺侮。

　　在老祖宗那里，男性的美学是力的美学，叫作阳刚之美。这一传统一直到中世纪传奇小说，都源远流长，如江河不废。关公、张飞、赵子龙等等，似乎都有超人力量，但是，要问他们有没有老婆，可能比较难以回答，当然是有的。不然，关公的儿子关兴（一般认为，关平是义子，关兴是亲生）、张飞的儿子张苞，从哪儿来的？还有诸葛亮正准备出征，忽然一阵大风吹折了大旗，诸葛亮就悲从中来，泪流满面，说一定有坏事，结果赵云的儿子来了，报告说赵子龙逝世了。《三国演义》没有交代赵云有太太，但是也没有交代赵云像贾琏一样见异思迁呀！（大笑声）

　　拿我们的神话和《圣经》來做比较，在创造人的业绩上，我们是女性 （女娲）英雄创造了人类，《圣经》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亚当是什么性别呢？亚当是男的。因而可以推知，上帝也是男的。如果说把希伯来文化和后来发展的基督教文化算在西方文化里的话，则似乎可以说，西方的上帝是男性，而我们的始祖则是女性。

　　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绝了。因为我们的汉字里，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祖宗的“祖”字。这个偏旁，在象形方面，是一个祭坛，而这边的“而且”的“且”字，则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的形象。（笑声） 不要笑啊，我据很严肃的学者考证啊，它的确是在座男同学无论如何都要遮挡起来的那个部位。（笑声） 这在今天来看，是很不严肃的，是吧？但在当时可能是很庄重的，是受到顶礼膜拜的。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崇拜的？可了不得啦！庙堂里那些牌位，包括孔庙里、祠堂里那些牌位，包括我们祖先的，为什么搞成那样一个样子？你们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它仿照“而且”的“且”啊！（笑声，掌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要向这样“而且”的“且”磕头的啊！而且……（大笑声）这一磕，就磕了上千年，磕得忘乎所以，都忘记了这个“而且”的“且”原本是什么玩意儿了。甚至皇帝们称自己的前辈为太祖、高祖的时候，也忘记了太祖、高祖的原初意义，应该叫人怪不好意思的。据考证，东南亚一带，至今仍然有拜石笋的风俗，石笋就是“而且”的“且”字的另一种形象，不过那个很庞大、伟大，而且（大笑声），你们不要笑，我说的这个“而且”，不是那个“而且”（大笑声）。一般人，没有那么庞大、伟大就是了。（大笑声） 而且，（笑声） 好，糟了，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说这个连接词了，而且 （大笑声）连讲“祖宗”都感到亵渎了。（大笑声）

　　一方面是女性的生殖英雄，一方面又是男性血缘祖先崇拜，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是，女性的生殖英雄在前，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后来到了父系社会，男性的生殖英雄才开始“雄起”，走上祭坛，发出神圣的光辉。（惊叹声）

　　但是，这个男性的“且”有点矛盾，一方面是受到崇拜，可是另一方面，渐渐觉得，无遮无拦，怪害臊的。《圣经》上说，吃了智慧果以后，亚当就觉得这个“且”不太雅观，用无花果的叶子把它给挡起来，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路。这个办法很简单，可是只适用于日常生活，写成文字的时候，这种遮拦的办法却行不通。还是我们汉字厉害，就发明一种办法，把了不起的人叫作花，花的功能，也是生殖呀。不过比那个“且”，要漂亮好多了，是不是？ （众答：是，是） 不过这个“花”字，太直白了，不够含蓄，换一个文雅些的吧，“英”“华”都是花的别称，后来就集中在“英”上。

　　英者，花也。屈原的《离骚》中不是有“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落英，就是落花。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落英缤纷”也就是花瓣纷纷落地的意思。用“英”来形容人，就是说，像花在植物生命中最为鲜艳、最为重要 （生殖、传宗接代）、最为美好、最为杰出。现在我们说男英雄，就是男花瓣，女英雄，就是女花瓣，似乎是顺理成章。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英才就是最精华的、最精英的。孟子为什么只说英才，而没有说雄才？因为“雄才”就比较不够全面，就不能把女英才包括进去了。英雄，英雄，一定要是雄的？有一个女英雄，叫花木兰。说她是女“英雄”，但，这是不通的。英雄，英雄，在原初的字义里，英雄只能是雄的，只有男性才能“雄起”啊！（笑声） 这是男权社会观念的普遍表现吗？ 是不是？（众答：是） 有没有怀疑的？（众答：没有）可是我有怀疑。（众问：为什么呢？）不能孤立地研究问题呀，不能满足于单因单果的逻辑啊！这就要做比较。比如说，和英语比较，同样是英雄，就有一个男英雄 （hero）一个女英雄（heroine）啊。俄语也是一样，读音有差异，词汇也是两个。而我们汉族，就很武断，英雄，就只能是雄的！（大笑声） 那女英雄怎么办？花木兰怎么办？花木兰也只能是英雄，杰出的雄花朵。这是标准的汉族大男子主义！其实，花木兰根本不能称作是英雄，因为她不是雄的嘛，她是雌的嘛！她的正式名称，应该是“英雌”，是女性中杰出的花朵，对不对？（众答：哦，对呀）

　　孔夫子讲究正名，中国这么多女“英雄”却没有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汉字里充满对女性的歧视，什么坏事情都是“女”字旁。比方说，奴隶的“奴”，妖怪的“妖”，明明《西游记》里，许多妖怪都是雄性的，可还是女字偏旁，谄媚的“媚”，娱乐的“娱”，其潜在预设就是女性，都是讨好男人的，都是男人的娱乐工具。最不通的是“奸”字，汉奸，大都是男的，为什么一定要女字偏旁呢？更荒谬的是，强奸，也是這个“奸”字，繁体的写法是三个女字叠在一起。就更不通了。明明是男性犯罪，写起字来，却全算在女人账上。对于这么普遍、这么多的冤案，居然没有人提出疑问，说明隐藏在汉字中的成见有多深了。

　　懂得一点儿人类文化史的人知道，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美国的女权主义却愤愤不平：英语里的chairman 中的man 就是男的，她们抗议，女的就不能做主席吗？！如果是女性当主席，改称chairwoman，要是主席还没选出来，不知是男是女，就改称 chairperson，有时候仅仅是一般抽象叙述，并没有具体所指，怎么办？就干脆改称 chair。这样她们就痛快了，感觉自己和男性平等了。其实，她们是把自己和男人一起贬低了，宁愿把自己当成椅子，也不愿让男人有任何优越感。我跟一个女权主义者说，这种改变是可疑的。美国人重视历史，因为美国历史太短。从保存古董的角度来说，你们这种改变，不但好笑得要命，而且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因为文字是历史积累的文化地层。你们可以改变 chairman，但是 history就不能改变。history就是 his story，就是男人的历史。改作 herstory，那就谁也看不懂了！文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博物馆。我说，你们（美国女权主义者）去篡改它，是粗暴的。你们美国西部乡村酒馆的墙上，连20 世纪40 年代的花露水瓶子都当作古董来展示，可对文字这么古老的文物，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层，你们的态度不够文明。我一边说，一边把汉字“奴隶”的“奴”字写给她看。我说这边的偏旁是个女字，它本身就是象形的，是一个人 （侧面的） 被绳子捆住了，就是“女”字；这边一个“又”字，是一个人的右手。一个人被捆着，就是女人，另一个人的右手把绳子抓着，就是“奴”字。她问为什么被捆着的就是女人？我说，这是几千年前，古代嘛，部族之间战争是很残酷的。男人战死了一大批，没有死的，就被俘虏了，俘虏是要杀掉的，而女人则留下来，干吗？生孩子。女的不是要溜吗？就用绳子给捆起来。所以原初的“奴”字，就是留下来生孩子的工具。后来事情变化了，不仅仅有女俘虏，而且更多的是男俘虏，但是这个“奴”字，却一直没有改变。

　　这个女权主义者大为兴奋，求我把所画的“奴”字送给她，她说：“你看看，从汉字里就有着女性受奴役的铁证。”我说其实并不一定要从汉字里才能找到这样的证明，就是《圣经》里，不是说人类之所以要受苦、受难，都因为女人，因为夏娃，才被上帝逐出天堂的吗？还有古希腊的神话，人类本来生活在没有任何灾祸的境界，所有的病毒恶疾都被关在一个箱子里，在普罗米修斯手中。他把这个箱子交给弟弟，叮嘱他，绝对不能打开，但弟弟的老婆、漂亮的潘多拉很好奇，趁老公外出，偷偷敲开了箱子。结果里面无数的灾祸、疾病、虫害就冒了出来，人类从此就受苦了。我要说明，我说的是历史的偏见，不是我自己的观念。我是尊重女性的。在座的女同学，不要误会。就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心怀敬意。一些美国男性说美国女权主义者把性骚扰扩大化了，说女权主义者是“女性希特勒”，我严正声明，我不同意。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母亲就是女的，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否认母亲的伟大。

　　二、古典英雄的无性

　　从最原始的状态研究，这个方法是管用的，但是也有很大的缺点，很少有直接的材料，大多数是残缺的。我们中国最可靠的历史材料，不过是乌龟壳、兽骨上的原始文字，其他的，都是推理、想象出来的，虽然有很大的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的可靠。

　　这就用得上另一种方法，那就是从现实的、当代的情况出发。第一，那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是最没有疑问的。第二，用当代的生活经验，很高级的文明去分析历史。比如说花木兰，在《木兰辞》里，她女扮男装，参军去了。诗歌里写她在行军打仗，特别是宿营的时候，和男性在一起，一点没有女性的感觉。一千多年来，没有人发出怀疑。可是，以当代经验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单身女人，和男性同吃同住，是很不方便的，会不会引发男性的，或者自身的敏感？但是，一概没有。可是，美国的动画片《花木兰》就让她谈恋爱了，中国早期的电影《木兰从军》也让她谈恋爱了。从当代男女性爱的观念出发，就不难看出，花木兰可是一个没有女性感觉的女英雄啊！

　　在美女和英雄方面，我们中国文学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口号，就是复兴到古希腊。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神学把人的身体、人的欲望当作是有罪的理论，而是借助古希腊的思想，把人的肉体当作是美好的、自然的、神圣的美，就是裸体也是美的。而中国恰恰相反，男女授受不亲，不能让他们在肉体上有接触，一接触，就是丑事。就是没有肌肤的直接接触，远距离的视觉的眉目传情也要防范，女人要把人体包裹得比较紧密，不透气才好。所以有了束胸的陋习。最极端的是，女性的身体不能被男性看到。有一个民间故事，属于孟姜女与万喜良的系列，孟姜女为什么要嫁给万喜良呢？原因是她在池塘边洗手，把袖子捋起来，让万喜良看到了，孟姜女就觉得非嫁给他不可，肉体也不能给第二个人看。

　　人在对待自己的性别感觉方面，经历了一个很矛盾、很曲折的历史。

　　英雄和美女的关系，本来是异性相互吸引，身体的吸引。一为本能的需要，无师自通，亦如食欲；二为发展，生儿育女。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太自然就不美了。说是为了美，就要超越自然，才有精神，才有美。

　　不过超越人性，超越生理的诱惑，就越搞越野蛮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宋理宗以来的小脚，都是以美的名义来折磨自己，损害健康。当然，西方近代也有为了瘦身而束腰的。据说用一种鲸鱼骨头，反正和今天的减肥一样，是很难受的。但是，西方有一句谚语说，人为了漂亮，就是要受折磨的。但问题是，一时流行的漂亮观念，可靠不可靠？比如小脚，比如西方近代女性用鲸鱼骨头卡腰，卡得那样细，不过就是为了突出乳房罢了。其实，很难受的，这样受苦，都为了既让它突现，又把它隐藏。干脆隐藏，或者干脆突出，不是舒服得多吗？但是，干脆突出，不加包装，又不敢；干脆隐藏，又不甘，真是苦得很，苦海无边啊！（笑声）

　　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全民努力把性征遮盖起来，掩盖到越是彻底越好，可是当代，又反过来，强调性感是一种美，越是暴露，越有诱惑性越好。据报道说，西方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乳罩，其实，就是像一片膏药，具有某种半透明的质地，可以让人隐约地看到，但是又不能看得很清楚。更为解放的，是一种人提倡“天体运动”，人体是神圣的，干吗要把它挡起来？不穿任何衣服，不是更好吗？于是，他们不但在浴場，而且在日常，不论男女，只要愿意，都可以把性征最强烈的部位露出来。这显然是部分人的一种追求。据说，加拿大人就立法保护这样的自由。这可能是太解放了，连美国，都不敢接受这样的解放。有些加拿大人就很生气，在国界这边，他们穿得严严正正，一到美国境内马上把衣服脱光。据说美国警察就只好把这些光溜溜、滑溜溜的泥鳅一样的家伙抓起来。

　　这说明什么呢？人类虽然号称万物之灵，但对于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灵。对于自己的生命充满了困惑，还没有想出绝对安全的好办法。先前我们中国女士林黛玉式的樱桃小口，是美；今天梦露式的丰厚的阔大嘴唇，是美。当代人以自己的性征为自豪，“性感”成了一个美好的词语。可能是认识到，人类没有这种性别的感觉的话可能世界就不存在了，也不要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国家了，因为后代也没有了。但是，人又意识到，如果人类过分放纵这种欲望的话，也不得了，可能是到处充满罪犯。

　　据说有人研究过，性欲这个东西最可怕，其快感是人最强烈的。表面上看食欲更强烈，不吃饭几天就要死，没有老婆十年也不会死，但是，色的诱惑性或者叫作刺激性，很强烈。有一个特点是，为了满足色欲，人会胆子特别大，中国人所谓“色胆包天”真是说到了点子上。希腊神话中小爱神丘比特是盲目的，相比起来，异曲同工。所以英国的妓院是不能做广告的，性商店也不能有色彩鲜明的橱窗。连美国女明星，在颁奖会上暴露一下乳房都是要受到谴责的。把红烧肉放到橱窗里不会有人去抢，不会引发犯罪的冲动。妓女在橱窗里，只有在少数地方，如汉堡和阿姆斯特丹才是合法的，但是都是穿戴整齐的；如果把一个女性脱光了放到橱窗里，就可能出乱子。

　　对于自己的性欲，人类是最无可奈何的。

　　所以，你们大学生，男女宿舍要分开，因为学校当局不相信男性能够“坐怀不乱”，柳下惠那样的君子几千年才出一个。性爱是排他的，排他就是会打仗的，所以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里的特洛伊战争打得很有名。为什么会打仗？就是因为争夺一个美女：海伦。打了十年仗，死了十万人。等到海伦出现在特洛伊城楼上，那些元老院的老头子，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说是，这真是一个女神啊，为她打十年仗，是值得的哟！

　　在座的男同学个个崇拜柳下惠，我愿意相信，但是，能不能坐怀不乱，我没有把握。至于会不会接受特洛伊战争的教训，为了美女决不干仗，就更没有把握了。（大笑声） 因为人性在这方面太经不住考验了。现在男女间间隔得更严格了，我们20 世纪 50 年代念大学时可以随便跑女生宿舍里坐着谈天，赖着不走也可以，而且是可以结婚的，有女同学喜欢，就宣布结婚，大家就来祝贺，现在允许不允许结婚，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女孩子穿得太暴露了，应该是太凉快了。这有什么办法？现在地球变暖了，人家凉快一点，透风一点嘛！（笑声） 那是不是一定要捂得紧紧的呢？在古代，张生见了穿戴得严严实实的崔莺莺，不是照样跳墙吗？我想，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对自己的本性只有两手，防御和惩罚，此外，有什么办法？可能有的，那就听听我的讲座之类。（大笑声）

　　我们生而为人，可是对人、人性，究竟懂得多少呢？

　　三、美女难逃英雄关

　　研究人性，有个难处，人性就是所有人的性，就不是个别人的。研究每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只能研究个别的人，这就要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人呢？研究坏人，这是一种方法。弗洛伊德就是这样选择的。人在潜意识里，都是性心理，遵循“力比多”为基础的“快乐原则”，这是人的内趋力。虽然，下丘脑有所有约束机制，但是，那还是从自私、安全、面子角度考虑的。不过，马斯洛作为人本主义者，觉得不妥。他认为应该研究高尚的人，以无私的人为基础，不管对自我多么不利，就是面临杀身之祸，好人也很坦然，享受着一种“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这两种选择都有可取之处。如果单纯用弗洛伊德的方法研究的结果，大家都和西门庆差不多，那样多少有点煞风景。按照马斯洛的方法，就应该研究英雄，这个方法可能比较优雅一点。

　　正因为这样，我决定从英雄身上的人性、人的色与食的关系上深入研究。

　　对这个问题，我想采用第三种方法，不是从最原始的英雄讲起，不是从当代英雄讲起，而是从中间讲起。具体说来，从《水浒传》，从小说比较成熟的时期讲起。这里所谓“成熟”的英雄有很奇怪的矛盾，凡是英雄，大概都有很大的食量，但是，对于色，偏偏就没有任何感觉。

　　以武松为例。武松肯定是英雄，他打死了老虎呀，可他光打老虎还不够英雄，他那打虎的方法不科学，有人怀疑过他是不是真能打死老虎。更英雄的是看到美女无动于衷，尤其是潘金莲那样漂亮的女人，他居然无动于衷，眼皮都不抬一下。这一点却没有人怀疑过。这就是中国人的设想，或者叫作理想。这和西方恰恰相反，与中世纪英雄传奇——骑士文学恰恰相反，骑士是孔武有力的，最大的光荣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女士，为美女献身，这是英雄本色。《堂吉诃德》就是讽刺骑士的小说，他看到美女就要冒险、献身，献出自己生命是最大的光荣。而在中国宋元小说中，中国的男性英雄碰到美丽的女性怎么办？当然，碰到王婆无所谓啦，我们都顶得住，但是碰到了非常漂亮的，碰到潘金莲啊，这就有难度了。有难度而能克服，那就是英雄了。

　　《水浒传》里，理想的英雄可以海吃海喝，像武松那样，一口气喝了十八碗酒，还吃了几斤牛肉，也就是说，食欲，越是超人越是英雄。古语云：“饥寒起盗心。”到饿得发慌，就不要脸，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吃得饱，是一种理想；吃得多，就是志气豪迈。吃牛肉的胃口和打老虎的精神胆略成正比。但是，吃有一个缺点，肚子的容量非常有限，超过了肚皮的弹性限度，有爆裂的危险。所以谁能吃得多，肚皮的弹性没有限度，就很了不起，很值得崇拜。武松的英雄气概和吃喝的程度就成正比，尤其是喝醉了，能醉打吊睛白额大虎，能醉打蒋门神。如果不醉，头脑清醒，醒打蒋门神，其令人肃然起敬的程度，就要打折扣。

　　当然，这一切充满了中国式的肚皮理想主义的天真烂漫。

　　可是对于人性的另一个方面——性欲，却相反，英雄对美女是不能感兴趣的，一旦感兴趣，就不是英雄。《水浒传》里的“矮脚虎”王英，外号叫“虎”啊！ 可他看到对方有个女将叫“一丈青”扈三娘，长得不错，就被迷住了，就打不成仗了，英雄宁愿被美女俘虏，就有点狗熊相了。幸亏，扈三娘比较随和，被梁山泊收服后，宋江做媒人把她许配给王英，没有嫌弃他个子太矮，但是王英成为被嘲笑的喜剧角色。

　　而武松，则是真正的英雄，他就反复顶住了美女的诱惑。潘金莲去引诱他，先是关心他呀，做好吃的呀，这个没用，武松的戒备是密不透风的。后来潘金莲就更加放开一点，用身体来接近，武松没有表情，潘金莲就忍不住了，借酒为媒。酒能乱性呀！请他喝酒，就主动挑逗。一般地说，一次就被挑逗上钩，就太不够英雄了。调戏数次没用，说明武松不是一般的英雄。于是潘金莲采取了办法，“酥胸微露，云鬟半亸”，就是把胸衣敞开一点，露出来一点，将自己喝了半杯的残酒请武松来喝，武松拒绝，并且态度严厉。潘金莲看酒不行，身体就靠上去，靠在他身上，武松的男性感觉果然如铁壁铜墙，不仅没有内心的任何骚动，而且产生了一种厌恶，不但厌恶，而且严词痛斥“不知羞耻”。武松之所以英雄，不完全是因为打老虎，因为他在真正见到老虎时，心里七上八下。在《水浒传》的作者看来，最为完美的是，他在美人的勾引面前无动于衷，端的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当然，这是形容，用科学的语言说，应该是血压、脉搏一概正常。聪明绝顶的金圣叹称赞他为“神人”“天人”，也就说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这比柳下惠所受的考验要严峻得多了。柳下惠懷中的女士，光是坐着，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而柳下惠不过是不动而已。但是，武松怀中的女士有更多的动作，而武松的态度又更为严厉。这说明这种英雄的特点，就是根本就没有性的感觉，我把这一点叫作“英雄无性”。英雄就英雄在特异感觉系统的伟大和坚强——身为男性，却有一种“反男性”感觉。当然，我们不是英雄，但，我们和英雄相比，差别并不大，仅仅是多了一点点感觉而已。当然，我们要向英雄学习，但是，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点点也不肯消灭。（大笑声）

　　中国古典传奇小说中一个很特殊的美学原则，就是“英雄无性”。

　　正是因为这种“英雄无性”的美学追求，传奇小说中，英雄对美女，主要是性感觉强烈的美女，手段十分凶残。在《水浒传》作者看来，这可能比打虎更值得大书特书。金圣叹在评语中说，本来武松杀虎，凭的是赤手空拳，花了一回笔墨，可是要杀一个小女子，“举手之劳焉耳”，应该是没有什么写头的，但是，施耐庵也花了一回的笔墨，狮子搏兔，淋漓细致。手伸到漂亮女人胸脯中去两次，性的刺激本来应该比饥饿的刺激是更为强烈的，更疯狂的，更不要脸的。但是，英雄的手是带着刀的，是去捅美女的胸脯的。打虎和杀嫂，用俞平伯评论《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话说，是“遥遥相对，息息相通”。但是，打虎没有重复，杀嫂却不怕重复，可见是重头戏。武松的英雄姿态是这样的：

　　用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髻，右手劈胸提住……两只脚踏住她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

　　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

　　手伸到女性胸脯中去，口里还衔着刀，肯定是《水浒传》作者精心设计的英雄姿态。

　　似乎《水浒传》的作者对这段很得意，情不自禁地写了一次又一次，总共写了三次。有一个英雄叫杨雄，杨雄这个人一点也不雄，他自己马大哈，老婆与和尚通奸，都没有觉察。义弟石秀告诉他，他还不相信。他老婆也姓潘，叫潘巧云，对杨雄花言巧语，说石秀调戏她，杨雄就疏远了石秀。石秀也是英雄，对美女是以心狠手辣为特点的。你弄得我说不清楚，我就要让你活不下去。石秀就暗地侦察，踩点很精确，拿准了潘巧云到庙里烧香与和尚通奸的时间，把杨雄带过去看，抓了个现行。杨雄对待美女怎样呢？我再念一段：

　　先用刀，挖出舌头。

　　咔嚓！为什么呢？因为造谣石秀调戏她。下面是：

　　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

　　基本上是重复吧？是盗版武松的模式吧？这种重复，在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中本来是大忌。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过罗贯中写了许多次火攻，容易重复，甚至雷同，这在艺术上叫作“犯”。但是，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濮阳、火烧盘蛇谷，等等，都各有特点，没有雷同，这就叫作“同枝异叶，同花异果”。而《水浒传》杀潘金莲、杀潘巧云、杀卢俊义的老婆贾氏，方法、工具、手段、部位实在是基本雷同，可以说是“同枝同叶，同花同果”，但是为了突出英雄仇视美女的本色，施耐庵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当然，《水浒传》作者并不是没有避“犯”的起码自觉，写了武松打虎以后，再写李逵打虎，就不让他像武松那样赤手空拳，而是让他带着两把刀子，一把塞到老虎屁股里去了，腰里还有一把。而写杀美女，却不怕“犯”。杨雄这个家伙有什么资格配称为英雄？太太偷和尚，戴了绿帽子，被女人灌了迷魂汤，冤枉了义弟石秀，这样的窝囊废还偏偏名叫杨“雄”，他“雄”个什么呀？（大笑声） 枉了“雄”字的光彩。应该叫作杨“熊”才对。他“雄”在利索地套用了杀女人的模式，这种杀女人的办法大概是施耐庵的拿手好戏。武松和杨雄都没有多少文化，那么比较文雅的卢俊义，应该有比较文雅的办法了吧？结果还是老一套。可能，这是英雄的最高准则。这个准则太重要了，一次不够，两次印象不深，作者还不解气，又写了第三个淫妇的下场，这个是卢俊义的老婆，与大管家通奸陷害卢俊义，最后被抓住，送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卢俊义怎么对他老婆呢？是这样的：

　　卢俊义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剖腹剜心，凌迟处死。

　　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作“凌迟”，要直接详细说明是相当野蛮的。大体上相当于生削鱼片——把鱼肉从活鱼身上一片一片削下来，直到它不挣扎为止，不过要在想象中把鱼改为美女。英雄打老虎倒在其次，杀美女更见功夫。真好汉的标准形象是，杀美女“口里衔刀”，进行“切美女片”的操作。怪不得中国人把厉害的女人叫作“母老虎”（上海话叫作“雌老虎”），不然，杀女人的成就怎么能超过杀老虎？武松后来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大家子，刀口都杀卷了。他在墙上用布蘸着血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端的是英雄。但是，我时常感到还不够全面。多年写作教师的职业习惯使我时常有一种冲动，想去替他改成：“杀人者，打虎并杀嫂武松也。”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施耐庵老到，“打虎武松”中的“虎”，并不简单是指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虎，而且包括潘金莲那样的美丽的母老虎。如果只会打山上的老虎，却杀不了美丽的母老虎，就和英雄无缘了。矮脚虎王英虽然号称“虎”，见了美丽的母老虎，就流口水，就只有受嘲弄的份儿，被作者安排当了“一丈青”的俘虏。万恶淫为首，女人是祸水，所以对她们不能心慈手软。不仅仅是《水浒传》如此，《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所有的英雄都是无性的。只有猪八戒，有性别感。但是，恰恰是这个正常人、男子汉，被处理成喜剧性的角色，三打白骨精，盘丝洞，女儿国，都是为了让他出洋相。

　　对女人无情，是英雄。不但无情，而且要无感觉。

　　反过来，有了感觉，轻则被嘲笑，重则被归入强盗中的丑类，如小霸王周通之类。但也有一个例外，宋江。《水浒传》在情节上千方百计为他辩护，强调他是被动的。首先，出于怜悯阎婆惜母女，她们太穷了，给她们弄了一座小楼，还给生活费。其次，并不常常去和阎婆惜睡觉，也就是不好色。这一点，有点牵强，不常常去，就是说有时去，去干什么？这个漏洞，不言而喻，虽然是推理，没有正面描写，虽有点骗鬼的嫌疑，但维护了天下英雄都无条件崇拜的宋江的光辉形象。最后，让宋江把这个女人杀了。杀的理由，其一，和潘金莲、潘巧云、贾氏是一样的——淫妇，这是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则是女性的感觉和性要求太强；其二，让这个女人从性行为上的出轨，红杏出墙，发展到政治上的讹诈，非杀不可，不杀后果严重。虽然杀得没有武松英雄，也没有让宋江口中含刀，但是，却把宋江推向逼上梁山之路。这对同情水浒梁山的读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水浒传》对于女人也并非一味残忍，有时也宽容到让她们杀人放火，如菜园子张青的老婆母夜叉孙二娘，以杀害过往客商做人肉包子为生，还有以“母大虫”为绰号的顾大嫂，杀人越货，都可以列入梁山英雄的正式谱系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女人，不像潘金莲，不像潘巧云，她们没有女人的感觉和感情，她们的感觉、行为方式早已和男人一样。

　　她们是英雄，就是因為她们没有女性的感觉，符合英雄无性的美学原则。

　　这样的原则，不仅仅适用于这种草莽女英雄，而且适用于那些贵族美女。贵族美女和英雄在一起，在英雄左右，起什么作用呢？英雄末路的祭品、牺牲品。比如楚霸王是英雄吧，“力拔山兮气盖世”，英雄盖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虞姬在哪里，在男的快完蛋的时候，女的突然冒出来了。做霸王太太的感觉，司马迁觉得不重要，没有必要告诉读者。等到楚霸王死到临头的时候，虞姬为成全英雄的事业，就提前自杀了。贵族美女和英雄的描写是不平衡的：一方面，英雄如何被美女迷住，如何缠绵悱恻，作家是不会告诉读者的；但当英雄倒霉的时候，作家则要正面描写她如何义无反顾，比英雄提前奉献生命，要不然会被别人俘虏去，捆起来替别人生孩子。美女的功能就是要为英雄牺牲。关键是提前，要死在英雄前头。有时，则更为突出，还没有开始英雄事业，英雄就亲自动手，把美女，自己的老婆给杀掉了。

　　有一出戏叫《斩经堂》，又叫《吴汉杀妻》。刘秀起义的时候，他策反一个大将吴汉为他打江山。吴汉是王莽的驸马，老婆是王莽的女儿，这个驸马爷要当忠于正统王朝的大英雄，那要带着王莽的女儿去参加起义队伍，第一个问题是很拖累，第二个问题更为严峻，人家不会信任他。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老婆。那时夫人在经堂里念经，求菩萨保佑夫君平安归来，过红红火火的小日子，好不容易把丈夫盼回来，没有想到第一件事就是把她给捅了。

　　贵族美女还有一种功能，就是做英雄的政治工具。比如貂蝉，让她嫁给董卓，就和董卓睡觉，为什么心甘情愿？因为身负政治使命，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这个美女和董卓这个老家伙睡在一张床，还要跟吕布那样的小白脸亲热，作为女人，应该有不同的感性，但是，作者不屑一写。

　　周瑜设计想把刘备杀了，堂而皇之地招亲，要把孙权的妹妹嫁给他。刘备原来不敢去，诸葛亮说，你去不要紧的，我给你三条妙计，一条一条做下去就成了。孙权的妹妹是没有自己意志的，虽然她爱摆弄刀枪。而她的母亲一看刘备长得不错，而且还是正统王朝的后代，明知人家早有过两个老婆，还有孩子，明明是当刘备的小老婆，居然同意了。但孙权的妹妹一嫁给刘备，周瑜就把刘备软禁起来了。刘备要溜，她就死心塌地地跟他溜了，妈妈也不要了，哥哥也不要了。到了吴蜀关系紧张的时候，终于被孙权给弄回来了，和刘备就不能见面了。这样一过就是好些年，刘备军事上盲动冒进，死了以后，孙夫人居然不想活了，自己投江了。因为，刘备是英雄，所以他的老婆就要成为烈女，才能配得上。这是毛宗岗加上去的，虽然不是原文，但毛宗岗的本子被广泛接受，说明这个观念是普遍的。

　　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到诸葛亮庄上，什么人都见了，丈人、兄弟、朋友、童仆、邻居整整一个系统，可是，就是没有见诸葛亮老婆？难道他是没有老婆？有的，不然怎么会有儿子？诸葛亮后来有名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出自写给他儿子的信。只是在作者心目中，贵族女人除了发挥政治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呢？让她谈恋爱，《三国演义》 的作者不会写。强烈的女性感觉一来，就可能变成潘金莲，怎么把女性的感觉和男性战争中的情感与智慧结合起来，罗贯中是地地道道的外行。本来，诸葛亮要出山，参加刘备的军事集团，一去就二十多年。要不要和老婆商量一下？至少安顿一下啊。可是没有。老婆是不是要缠绵一番？是不是不太同意？冒这么大的险，干啥啊？图个什么呀？还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小日子呢！但是，《三国演义》觉得不好玩，来个完全留白。老婆，英雄是不应该放在心上的，有了这些东西就麻烦了。在赵子龙从长坂坡杀回去，于百万军中救阿斗时，刘备的老婆糜夫人就投井自杀了。赵子龙血染征袍，把孩子交给刘备，刘备对其妻子的死活，问都没问。英雄就应该这样，美女也应该安于如此。

　　英雄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谋略，需要美人的帮助，条件是美人不但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而且不应该有自己的感情，哪怕是和自己的老公太好，也是坏事，国家亡了，都是女人搞的。比如说把盛唐搞得一塌糊涂的是杨贵妃，所以陈鸿要写《长恨歌传》来“惩尤物，窒乱阶”，连白居易都未能免俗，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朝政不理，都是因为美女太漂亮，当然就要出事了。

　　正因为此，英雄必须是无性的，美女也必须是无性的。

　　英雄难逃美人关，美人难逃英雄关，美学原则遥遥相对，息息相通。

　　女人还有一种恶德，那就是对大英雄不识货，势利。你们看过《封神演义》没有？姜子牙八十余岁，一直不得志，只是做些小本经营，卖面粉，结果风一吹，都飞走了，一塌糊涂，老婆嫌弃他，结果姜子牙写了一首诗：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是可，最毒妇人心。

　　姜子牙无疑是大英雄，辅佐周朝得到天下，在他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的。这个评价不仅仅是英雄的评价，更是作者的评价，整个社会似乎都有这个共识。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们才气都很大，可是并不是全才，他们只会写英雄豪迈，就是不会写儿女情长。写这种情感的才气，他们没有，他们似乎是外行。内行在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系列。作者对于这方面的艺术很是内行，什么杜十娘眼见爱情失落就自杀啊，崔宁和秀秀趁失火就卷包私奔啊，这些男女情爱之感，都强大到不要命的程度。可是，这些人物并不是超凡的英雄，而是世俗的小人物了。

　　四、以丑为美，以傻为美和喜剧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三大经典古典小说，在揭示男女之情方面局限的时候，可不要绝对化。我觉得《西游记》在性意识方面，有一点很宝贵的发展，或者叫作突破。不过不是从英雄主义方面去突破的，不是向诗意的、美化的、颂歌的方向，而是向反诗意的、调侃的、幽默的、喜剧的，甚至是“丑”角化的方向发挥，应该说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很独特的创造。

　　《西游记》和《水浒传》（英雄仇恨美女） 有所不同，它所有的英雄，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唐僧看到女孩子，不要说心动了，眼皮都不会跳一下的。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因为他们是和尚啊，我们却不想当和尚。孙悟空对女性也没有感觉。沙僧更是这样，我说过，他的特点是不但对女性没有感觉，就是对男性也没有感觉。（大笑声） 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相反，他的英雄性就在于从美女的外表中看出妖，看出假，看出恶来。可以说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以美为恶。你越是漂亮，我越是无情。和他们相反的，是猪八戒，他对美女有感觉，一看见美女，整个心就激动起来，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真。不管她是人是妖，只要是美的就好。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大笑声）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美女）上就发生冲突了。唐僧就怪罪孙悟空了，去西天取经就是为了救老百姓，小乘佛教不够用，只能治病而已，大乘佛教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现在人还没救，你把一个善良的女生给杀死了。孙悟空解释说这是一个妖怪，是假的，要吃你的肉，想长生不老的。唐僧将信将疑，如果这时候猪八戒和孙悟空配合，说师父啊，你要相信师兄，他是火眼金睛，是太上老君炉里面炼出来的，假美女，真妖精，在他眼中，是无所遁逃的。如果这样，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猪八戒有性感觉，性意识，他内心有些骚动，这么多天了，就是在和尚堆里混，好端端一个女生，至少要和她讲几句话嘛！话还没讲上，就被打死了，多可惜。猪八戒就挑拨，说这个猴子天性残忍，师父你绝对不能饶过他。这就弄得孙悟空被唐僧开除了。结果是大家倒霉，一起被白骨精抓去，放在蒸笼里，差一点被蒸熟来吃掉。这就是对猪八戒的嘲笑。谁让你这么“色”了？自讨苦吃嘛。同样是“色”，猪八戒比王英那种单纯的“色”，可爱得多了。为什么呢？这里，有几个讲究：

　　第一，吴承恩在折磨猪八戒的时候，反复揭露他明明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说了一大堆套话，欲盖弥彰，错位很大，喜剧性很强。不是王英式的，光是流口水。

　　第二，把孙悟空弄走了，被妖精抓住，小命难保，狼狈得很！祸闯得越大， 越有喜剧性。

　　第三，猪八戒可恨而又可爱，还因为“性趣”，屡犯不改。在白骨精面前顶不住；到了盘丝洞，只见女儿身，不见妖怪，还是顶不住；到了女儿国，就更顶不住了。死心眼、活受罪。喜剧性层层加码。

　　第四，不可忽略的是，他的恋爱史不但不可恶，反而值得同情。他本来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一个将军，因为“调戏”王母娘娘的宫女，下放并不太过分，但弄成个猪脸，太过分。但这种丑脸，并不妨碍他喜欢女孩子。

　　第五，孙悟空把他收服了，一路去取经。但是，猪八戒取经的意志并不坚定，迷恋浑家的意志却很坚定。在常人，应该是隐蔽的，而他却傻乎乎地公开讲出来。临行的告别词是这样的：“上拜老丈人，此番西天去取经，若能取成正果，那是最好，如果不成，我还回来做你的女婿。”孙悟空就骂他憨货，还没开拔，就公然想当逃兵。有私心，却没有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孙悟空经常说他“呆子”，这一点很关键，不呆，干那么多坏事，就不可爱了。

　　第六，猪八戒取经坚持到最后，当然，也是英雄，不过，是比较平凡的、有毛病的呆英雄，但是，呆，是智慧的缺乏，却是心境的坦然，是缺点又不是缺点。从《西游记》作者的角度说，是对猪八戒的“呆”进行调侃，从当代读者角度说，猪八戒的“呆”恰恰是人性未灭的表现，还是蛮可爱的。火眼金睛看到敌人，一棒子打死，看到女孩子，面不改色心不跳，这种英雄值得尊重。但是，猪八戒看到女孩子动心了，孽根不断，呆头呆脑，表现出来，就更有人情味，更好玩，更有喜剧性的审美价值。

　　猪八戒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伟大在何处？给猪八戒设计一个猪脸，又给他那么强的爱好女生的感觉；让他皈依佛教，又不让他六根清净，男性好“色”的本性，时时流露。他有情欲，照理说，应该把欲望遮蔽起来，但是，他很坦然，没有一点害羞的样子。和西方文学相比，他不像薄伽丘《十日谈》中那些教士好色而耍弄诡计，成为被讽刺的角色，也不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的神父，很迷恋美女艾丝美拉达，一味虚伪。猪八戒是公开的，你笑话也好，调侃也好，都无所谓。就是被嘲笑，被惩罚，他也大度得很，好像是宠辱不惊，反正活得挺滋润。他和《巴黎圣母院》里那个外貌极丑，又迷恋美女艾丝美拉达的卡西莫多又有不同。卡西莫多只爱艾丝美拉达一个，无声的爱，很谦卑，碰都不敢碰一下，生死不渝，等人家死了，才敢和她爬到一起，死在一起。这个卡西莫多，也是以丑为美的典型，但是，是很浪漫的、理想的美。而猪八戒并不浪漫，他只有男性的本能，见一个爱一个，把男性多恋的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自发的男人，而不是神，不是大英雄。他也有自尊，掩盖小私心，希望得到尊重，但在性方面不同，卻不以为丑，读者也不觉得他有多丑。为什么？因为，他丑得很真诚，很自然，有点傻，有点痴，似乎很坦荡，无私无畏嘛！（大笑声）丑和美是对立的，其转化的条件就是“痴”，但是，他又不是贾宝玉那种痴，他没有那么深刻，他的“痴”其实就是“傻”。如果说贾宝玉是情痴，是以痴为美，那猪八戒就是以傻（呆）为美。痴是有智慧的人，只是在一个异性身上着了迷；傻（呆）是比较笨的人，见了异性都着迷。以痴为美，深层有智慧，情智交融，可能是抒情的正剧，或者是悲剧；而以傻为美，因为笨，智力低下，就反常，就可笑，就荒谬，故可能是喜剧。这表现在：第一，小心眼，大失算；第二，不断失败，永远快乐。融可笑可叹、可悲可喜、可爱与可恨于一体，充满矛盾、错位，又和谐统一。统一在他丑陋的外貌中，更统一在行为逻辑导致的出“丑”中。

　　这叫作以丑为美，以傻、以呆为美。

　　吴承恩把美与丑的尖锐矛盾放在猪八戒的形象中，又以一个中介成分“傻”（呆）而使之和谐，这在世界古典小说、戏剧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是一大奇观。当然，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有小丑，我国戏曲中也有三花脸小丑，但只是配角，作用仅仅限于插科打诨，但是，猪八戒是贯穿首尾的重要角色。丑、傻、美三元错位又三位一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程度。高尔泰曾说，美是自由的象征。猪八戒的丑、傻、美三元错位交融的自由，在美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对于读者来说，能不能、会不会欣赏猪八戒的这种三元错位交融，是内心美感是否自由的试金石。不会欣赏猪八戒，不同情他，就说明你没有看到不可抑制的人性。他所有的狼狈，都是因为坚持对异性爱好的不可更改，都是对中国文化中禁欲主义的冲击。

　　不可忽略《卖油郎独占花魁》，也是公然坚持对异性的追求。卖油郎为了与青楼女子花魁一度良宵，把经营了好几年小生意才有的一点钱拿去只为见她，却碰上她应酬回来喝醉了，卖油郎尊重她，并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人物，也是英雄吧，但是不如猪八戒可爱，因为他没有猪八戒那么丰富的内心，卖油郎太理性了，而且长得很端正，美好的外貌和道德化的内心统一得很单调。《西游记》的作者通过想象，把丰富的人性和一个长得非常丑的外貌结合起来，这种喜剧性的想象实在是了不起的，这是对诗性美化的喜剧性颠覆。

　　很可惜，后来“三言”“二拍”宋元话本没有发扬猪八戒这个传统。虽然《说唐》中的程咬金，《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大明英烈传》中的胡大海，固然有某种喜剧性，但是，都没有在性意识中开拓，七情六欲中独独回避了性欲，内在的悖谬就荡然无存，人性深度就与猪八戒那种可爱、可笑、可同情、可怜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古典小说，把性和恶联系的，比比皆是；把性和善相联系构成喜剧美的，绝无仅有。在《红楼梦》中，有把性和善结合为美的，如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但是，那是诗的和谐，而不是喜剧的，没有荒谬。当然，《红楼梦》中还有贾瑞和薛蟠，但那是真正的淫荡，那是闹剧，而猪八戒则是轻喜剧，恶中有真，丑中有善，这一轻喜剧传统没有得到继承。轻喜剧传统的断层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遗憾。

　　人的色欲是很排他的，食欲不同，有了好吃的东西，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妻子却不能分享。《水浒传》里有一个理想，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但是，异性，是不是可以共享呢？回答是，干脆共同禁欲。

　　英雄和性的关系，一直是个矛盾。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都极端压抑。物极必反，就走向反面。后来，对于性的描写就泛滥起来。《金瓶梅》中就很直接描写肉欲，有时，还用诗词来描写、赞颂性事，感官刺激很强，以至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不能公开发行。我们要研究，还得到香港去买。当然，在西方，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有性描写，却很优雅，其中有许多暗示。我举一例：有一个教士，十分好色，经常接受女孩子的忏悔。有一个女孩子不懂得自己的私处是何性质，传教士说那是地狱，罪恶。传教士要和女孩子发生关系，女孩说，这是地狱呀，你来干什么？他说我这里有一个魔鬼，它要到地狱去。《十日谈》里讲得非常文雅，十分幽默，而《金瓶梅》则不然。

　　极端禁欲导致极端泛滥，极端泛滥又导致极端禁欲，源远流长，导致当代所有样板戏中的男主人公没有妻子，女主人公没有丈夫，母亲没有亲生的儿子，孩子没有亲生的父母。這样的极端，导致在改革开放后，性事主题起初还偷偷摸摸、羞羞答答，后来，就出现了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后是王安忆的《小城之恋》等，现在就产生了卫慧的《上海宝贝》之类，这个是必然的。禁欲过于厉害必然会产生纵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分的禁欲、英雄化最后导致走向它的反面，人都不再英雄了，而且变得卑下了。

　　哦，对了，我讲得太多，应该是回答你们挑战和质疑的时间了。

　　对话：

　　问题一：孙教授，您好。您说，中国人的情欲观和西方不太一样，我们的孔夫子瞧不起女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而西方则有骑士小说，把崇拜女人、将生命献身给女人当成一种光荣。这里，是不是有某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

　　教授答：你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我可能刚才讲得不是很清楚，现在做些补充。我想这里的原因是很深邃的。西方文化关于性的观念和我们国家，从文化源头上，或者说原型上，就差异很大。源头上的差异，一点点小差异，到了后来，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关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文化传统中，不管什么样的古代神话、民间故事，都是两个独立的人。要结合，就不免有主体之间的矛盾。男女之间性的吸引虽然是最强烈的，但是，两个人要结合，起码要沟通感情和感觉，然而，人性决定了人的感觉和感情是难以彻底沟通的。因为，人对外部信息并不是被动反应，而是以其主体认知模式去同化的，这个过程中，就免不了充满了误解。互相间完全认同就有挺高的难度，故先是女人不能充分估计男人的价值，后来是男人体悟不清女人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到文明社会之后，男女不平等的时间持续得可能就比较长，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可能要多一点。而西方的早期哲学则有所不同，有一种思想，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者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柏拉图在《会饮》中引用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认为最初的时候，人的性别有三种，除了男的和女的，还有第三种，男女两性的合体，四只手，四只脚，两张脸，一模一样，方向相反，生殖器则有一对。这种人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强壮，因此常有非分之想，竟要与神们比高低。宙斯和其他神很恼火，想把这类人干脆灭掉，但就再也得不到从人那里来的崇拜和献祭了。宙斯绞尽脑汁想出了个法子，把人们个个切成两半。人只能用两只脚走路，就变得虚弱，人数却倍增，要是继续捣乱，就把他们再切一次，只能一只脚蹦跳着走路。人被切成两半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欲求自己的另一半，紧紧抱住不放，恨不得合到一起。由于不愿分离，饭也不吃、事也不做，结果就死掉了。这一半死了，活着的一半就再寻另一半去拥缠在一起，不管遇到的是女人的一半，还是男人的一半。这样，人就快要死光了，宙斯就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让人可以交媾。要是男的抱着女的，马上就会生育，传下后代；要是男人抱着男人，至少也可以发泄情欲。所以，人身上本来就有彼此吸引的情欲，像两片比目鱼，人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另一片。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方的文化源头上，男人和女人相互追求，不过是恢复原生的自我，自己找回自己，沟通的障碍就微乎其微，就是互相进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存在害羞之类的事情，相反可能是很光荣的。西方中世纪的骑士以崇拜女性为荣，而中国中世纪的好汉却以仇视美女为荣，是不是可以从这里看到一点原型？

　　西方的原型意识，就是由于分成两半，人不完整了，就要追求恢复完整，这是天经地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全都认为，通过性爱来爱他人，实际上是实现爱自己。性交媾就是对这种结合的幸福的庆典。柏拉图甚至鼓吹滥交，原因很简单，这是自己和自己的幸福的事情，和其他无关。希腊人（和一些东方宗教），还以某种带性交的仪式来赞颂爱神，还有圣洁而又淫猥的爱的法典。知道了这些，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群交、裸体运动才可能充分理解。显然，这一切，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原因就在文化原型有差异。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阅柏拉图的《会饮》。

　　问题二：孙教授，您说，男人以力为美，难道男人就一直是出死力气的？后来不是有奶油小生吗？美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观念，怎么能一概而论，是不是这样呢？请以古典传奇小说为例说明。

　　教授答：谢谢你，这个问题可能补充了我刚才所说的不足。最初的人，女性以生孩子为美，男性以力量为美。所以中国的“男”字是田力，就是说他是从事农业劳动，很有力气的。中国的英雄是以力为美，“力拔山兮气盖世”。京戏里，张飞在长坂坡当阳桥前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光有力量就不行了，更大的英雄不是由于力。《水浒传》第一把交椅是宋江，他没有什么多大的力气。第二把交椅是卢俊义，和宋江一样，他的名声靠的是仗义疏财，是一种精神号召力。第三把交椅是吴用，他不会打架，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有智慧。这就渐渐显示一种转化，最美的、吸引人的不是力气，而是智慧，以力为美变成了以智为美。诸葛亮比一般武夫要美多了。《说唐》里面，程咬金做皇帝，有个徐茂公，程咬金简直可以说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后来《大明英烈传》中有徐达，在《太平天国》里有一个人叫钱江，虽然这些人武艺都不行，但都是以神机妙算见长。他们有更高的威信，这些人物可以叫作“諸葛亮系列”，都是以智为美。就女性方面来说，一些人物的美，既不是力，也不是智，如杜十娘、崔莺莺，而是情，以情为美。就男性来说就是贾宝玉了，最大的特点是“情痴”，感情到了发痴的程度就更美了。情感强烈，发痴，就是不讲理，不合逻辑，把感情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以情为美。所谓“痴”，就是说，这种情，是超越实用理性的。如果贾宝玉选择对象，局限于实用理性，先看对方身体怎么样，能不能生孩子，是绝对不会选林黛玉的。第一，她有疾病，相对健康的是薛宝钗；第二，脾气，心眼小，她越是喜欢你越是折磨你，整天挑剔你，整天讽刺你，弄得贾宝玉整天检讨。不赔不是不好，赔了不是更不好，这就是爱。有了感情就痴了，逻辑就乱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人彼此最爱，却闹得最一塌糊涂，天天吵、天天闹。比较平静的是薛宝钗。薛宝钗非常冷静，她不痴，因此就没有情。她无所谓，看到唯一比较干净的男人被别人迷住，也不激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不是感性人物，很有理性修养。这个人很漂亮，“艳冠群芳”，但不如林黛玉美。真正美的是把感情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就是林黛玉，谈恋爱到不要命的地步，这就是以情为美的典范。到这个时候，古典小说发展到了古典美的顶峰了。

　　从中国传奇小说来看，从武松、孙悟空的无性，到贾宝玉、林黛玉的感情至上，感情一步步提到更高的价值层次。从17 世纪莎士比亚到19 世纪的托尔斯泰，从罗密欧、朱丽叶为情而牺牲，到安娜·卡列尼娜为情而自杀，都是同样的审美境界，把感情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这正是世界文学历史不约而同的潮流。

　　这时的奶油小生，美不美，就看你痴不痴了。

　　（阎孟华根据录音整理，李福建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