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

　　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家人的时间。

　　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1950年代我写过一句话：我们是用“残生”读书。

　　对书讯敏感，多少书的名字记在心里，等于风闻美景而不能游，向往美食而不能享。

　　70岁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下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

　　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

　　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

　　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佳。

　　老年阅读我有三大目标。

　　我在1950年代读过一些西洋文学名著，我只能读中文译本，我读得十分辛苦，甚或痛苦。

　　名著怎会如此？当时惶惑莫名。

　　1980年代，台湾的新生代翻译家多人出面检讨他们的前辈，指出早期译本的各种缺点，我这才知道自己为劣译所误。

　　有人说要读原文莫读译文，这话不切实际，吾人岂能先精通俄文、法文、德文而后读屠格涅夫、巴尔扎克和歌德？

　　我的第一批书单就是寻找更好的中文译本，重读当年读不下去的那些名著。

　　我找到杨绛的《堂·吉诃德》，草婴的《安娜·卡列尼娜》，金人的《静静的顿河》，傅雷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汝龙的《契诃夫小说集》，汤永宽、周克希的《包法利夫人》。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仍是那个误尽后学的耿济之！

　　我爱屠格涅夫，他的小说里往往有中国人熟悉的东方气氛，译家分散，几乎一人一本，也不知高低深浅，只好都买。

　　到了1960年代，“现代主义”支配台湾文坛，偶像大师改朝换代，小说创作的金科玉律几乎全推翻了。

　　根据1960年代的憧憬，我委托乡亲杨传珍教授购书，首先买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译林版七大册。

　　接着是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十大册。还有吕同六主编的《二十世纪世界小说经典》，四大册，楼肇明主编的《博尔赫斯文集》，三大册。

　　我从图书馆找到李文俊的福克纳，志文版的加缪。

　　《尤利西斯》是出了名的难译，我把金隄的译本和萧乾的译本都买了。行了，我也只是这么一点儿容量了。

　　这些译本的中文大都很“好看”，相信这足以證明译笔一流。

　　有些书像《尤利西斯》，像《喧哗与骚动》，读时必须放下执著，如乘一叶扁舟，无须操桨掌舵，水往哪儿流你顺着往哪儿走，凭窗但看时空变幻。

　　有些书中人物场景40年前耳熟能详，而今亲历恍如前生曾经。

　　有些情节恨40年前未见，有些警句又庆幸40年前未读。

　　今天读这些书，既非为了学习，更非为了研究，但观大略，无须担心字句是否谨严妥帖。

　　对于我，这些已是“闲书”，读闲书，人生一乐也。

　　对我这样的读者，译本好比塑胶奶嘴，译笔好，含在口中的感觉比较接近母乳的奶头，流进来的是牛奶，即使奶嘴的“口感”欠佳，只要一直含着，总有些牛奶流入口中。

　　以我个人的经验，老年阅读，温故容易知新难，凡是早年读过的书，今天不厌重读，有什么新版本、新译本、新注释、新考证，也都还能吸收，若是新潮创作，过眼入脑而不能印心，没多久就忘记了！

　　也就是说“底盘”固定，不能扩大，可以堆高。休怪老人固步自封，他有生理条件限制，任我是夸父，此时也只有颓然作罢，望着日轮冉冉远去。

　　我常劝人四十岁以前多读书，圈子画大一点，老年才有很多书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