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绿袍神仙

　　车夫吴老七的命该绝了。屋里没火，肚子没东西，愈饿就愈冷，愈冷就愈饿。难道就在比冰窖还冷的屋里等死？虽说三更半夜大雪天，没人用车，可是在外边总比在家等着冻成冰棍强，走着总比坐着身上有热气儿。他拉车走出来。他拉的是一辆东洋车。

　　他一直走到鼓楼十字街口，黑咕隆咚没个人影，谁半夜坐车出门？连野狗野猫都冻得躲起来了。他没劲儿再走了，站在那儿渐渐觉得两只脚不是自己的了。

　　这当儿，打鼓楼下边黑乎乎的门洞里走出一个身影，慢吞吞走过来。这人拄着拐，也是个老人，也是个饥寒交迫的穷老汉向自己来寻吃的吗？

　　待这人渐渐走近一看，竟不是穷人，怕还是一位富家的老翁呢。身穿长长一件绿色的棉袍，头戴带护耳的皮帽，慈眉善目，胡须很长。这老翁相貌有点奇异不凡。虽然不曾见过，却又像在哪儿见过。不等他开口，老翁说：“去东门里文庙牌坊前。”说着老翁就上了车。吴老七心想这是老天爷开恩，大半夜居然还有活干，只觉得身子有了点劲，拉起车往东门一路小跑。路上他不敢说话，怕费劲。车上的老翁也一声不吭。

　　东门内大街空荡荡只走着他这一辆车。走着走着，他忽然觉得车子有点重。人还能变重？是不是自己没劲儿了？正寻思时，车子更重了，像是拉了半车石头。他觉得不对劲，停下车来，回身一看，天大的怪事出现在眼前，车上的绿袍老翁不见了，空无一人！定睛再瞧，车座上放着一大一小鼓鼓囊囊两个袋子。他扒开一瞧，小袋子里竟然全是糕食，大袋子居然满满的银钱。他再往四下看，冰天雪地里还只是他一个人——还有一车银钱！更叫他吃惊的是，车子就停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吴老七有钱了，而且有了太多太多的钱，又是铜钱，又是银子，还有小金元宝。吴老七天性稳重，在码头上活了几十年，看的事多。他明白钱多了是福也是祸。他没有乍富炫富显富露富，而是不声不响，先在小窝棚里把自己将来的活法盘算好，把钱藏好，再走出窝棚，一步步照计划来。

　　最先开个早点铺，再干個小食摊，跟着开菜馆、饭铺、酒楼，他做得稳健。在旁人眼里，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起来的，绝看不出一夜暴富。继而他在鼓楼、北大关、粮店街最火爆的地界，开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九河饭庄。他干吃的，缘于他多半辈子都是饿过来的。干饭铺不会再饿肚子，而且干饭铺天天能见到钱，还都是现钱。人有了钱，法子就多了。吴老七用尽脑筋，加上拼命玩命，把买卖干得有声有色，家业也一路兴旺起来。然而，当年那位绿袍翁送他那个钱袋子却一直存着，袋子里的几个小金元宝也原封没动，这因为他心里边始终揣着那位在寒天冻地里忽然出现的救命恩人。

　　可是那位绿袍老翁到哪儿去找呢？吴老七没少使力气。从街头寻觅，到串门察访，中间还闹出认错了人的尴尬和笑话，却始终寻不到一点点踪影。他细细琢磨，这事还有点蹊跷。比方那绿袍翁的长相就非同常人。他找遍城里城外，还真没有如此慈眉善目的长相；再比方这绿袍，谁会穿绿色的袍子？天津人的袍子，黑、蓝、灰、褐全有，唯独没人穿绿。有人和吴老七打趣说，戴绿帽子的有，天津有过一位总绷着脸儿的县老爷就叫人戴过绿帽子。

　　最蹊跷就是这一袋子钱了。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钱的善人也不少。但天津的善人开粥厂、施财、济贫、捐款，都做在大庭广众眼皮子底下，好叫别人看到、知道。谁会把这一大袋子钱黑灯瞎火悄悄塞给一个快冻死饿死的人？把胳膊折在袖子里的事，从来没人干。

　　看来这绿袍翁是一位神仙，可这是哪位神仙？天津城里大大小小的寺观就有一百多座，天天香火不断，老百姓天天磕头，谁又见过神仙显灵。

　　这年秋天，吴老七在城南自家的“九河饭庄”的分号宴请几位商界的合伙人。他近来事事顺当，心里没别扭，大家满口说的都是吉祥话。人一高兴，酒就喝高。他从饭庄出来，转转悠悠走到鼓楼，乘兴爬了上去。鼓楼高，又居老城中央，从这里凭栏远望，可以一览全城风景、十万人家。吴老七看得尽兴，看得痛快。再给风一吹，更是舒服。他要回家好好睡个午觉，待要下楼，一转身的时候，忽见楼梯那边有个人正在看他。这人模样慈祥和善，长须飘拂，有点面熟。他停住身子认真一瞧，这人竟然身穿绿袍，哎呀！不就是救过他命、有恩于他、找了十多年的那个绿袍翁吗？长相也完全一样呀！他慌忙跑过去，再看——哪里是人，竟是一尊神像。怎么是一尊泥塑的神像，分明是绿袍翁啊。

　　鼓楼不是庙，里边的神佛都是有钱的人家使钱请来的，信谁请谁，这位是谁？他问身边一位不相关的人。人说：

　　“你连他是谁也不知道？保家仙，胡三太爷呀！”

　　他当然听说过保家仙，胡黄白柳灰几位神仙，护佑全家平安有福。可是他一辈子没钱娶老婆，鳏寡孤独，没有家，自然也没给保家仙烧过香。哪知道这位穿绿袍的胡三太爷慈悲天下，看到了他这个要死的人，显灵于世，救了他，还让他一步登天富了。原来绿袍翁是他！对呀，那天他不就是从这鼓楼下边的门洞里走出来的吗？他咕咚一声趴在地，连连磕头，脑袋撞得楼板直冒烟，而且一直磕个不停，等到被旁人拉起来，脑门撞出血来。

　　旁人不知他为什么这么磕头，以为他遇到横祸，或是想钱想疯了。这事却只有他自己明白，不能说。自此，每年逢三九天最冷的日子，深更半夜，他都会爬到鼓楼上给这绿袍神仙烧香磕头。他心里盼着神仙再次显灵，他要面谢他，可是每次见到的都是纹丝不动的泥塑木雕了。

　　胡 天

　　胡天，一个大白唬，嘛事也不干，到处乱串，听风就是雨，满嘴跑火车。再添油加醋，添点歪的、加点邪的、扯些不着边际的；也别说，这种胡说人们还好喜听，好喜知道，好喜传。正经八百的事有嘛说道呢。

　　这两天胡天到处说一件事——劝业场大楼剪彩那天，有个干买卖破产的人从这楼顶跳下来，正好马路中央下水井没盖盖儿，大口敞着，这人恰恰好好不偏不斜一头栽进去。人们捞了半天没见人影，这人竟给井里边的水冲进了海河，捞上来居然还活着。这个荒唐透顶的胡诌，一时传遍了天津，而且传来传去，这个人居然还有名有姓了。

　　再一件事，更瞎掰，传得更厉害。据说也是打胡天的破嘴里冒出来的——

　　说的是大盐商罗仕昆家的大奶奶吃橄榄，叫核儿卡在食管里了。橄榄核儿不像鱼骨头，咽一块馒头就能顶下去。核儿两头尖，扎在食管两边，愈咽东西扎得愈牢、愈疼，喝水更疼，疼得直蹦，叫老爷急得在屋里背着手转来转去，有钱也没辙。这时忽然有个老道从门口路过，说能治百病，罗家的佣人上去一说，老道说能治，便赶忙把老道请到家中。

　　这老道青衣黑裤，长须长发，斜背布囊，手拄一根古藤枝，这种人一看，总跟深山老庙连着，气相异常不凡。老道问明白大奶奶病由。解开背囊，拿出个竹筒，拔下塞子，往外一倒，竟是一条七寸青蛇，光溜溜，筷子一般细，弯起小脑袋口中不停地吐着芯子，不知有没有毒。老道把青蛇放在小碗里洗了洗，对大奶奶说了一句：“它不伤人。”然后叫大奶奶把嘴张大，只见老道手一甩，袖子上下一翻，那小青蛇已经进了大奶奶口中。大奶奶先惊，后呆，两眼朝天，身边的丫鬟以为大奶奶咽气了，未及呼喊，却听大奶奶说：

　　“凉森森到肚子里了。”

　　道士俯下身子问：

　　“那核儿呢？”

　　大奶奶竟说：“没了。怎么没了？”她瞪大眼睛，感到惊讶。

　　道士说：“叫我那青儿顶下去了。”随即给了大奶奶一包朱砂色的药末子，叫大奶奶冲了喝下。道士说，这药末子下去一个时辰后便会出恭，那小蛇自己会跟着一块儿出来。道士嘱咐道，这小蛇万万不可倒入粪池，一定要用井水洗干净后送到河里或水塘中放生。道士说罢起身告辞而去。老爷再三道谢并送一大包银子给他。

　　大奶奶喝掉药末子后，肚子开始发胀，有股气咕噜咕噜，跟着放两个响屁，出恭时屁眼奇痒，原来是道士的“青儿”爬出来了，同时那橄榄核儿也“咔嗒”一声掉在恭桶里。

　　老爷忙叫人把小青蛇洗净，拿到海河放生。老爷是念书的人，知道的事多，心想这老道为什么用“青儿”解救大奶奶？而且如此灵验！蛇是保家五大仙中的柳仙啊。这老道必是柳仙化身来救他家的。想到这儿，当即叫人去纸画铺请来一幅五大仙像，挂起来，烧香磕头，磕头烧香。

　　这事一传开，天津卫就洛阳纸贵，买不到五大仙像了。天津的神像都是从出名的画乡杨柳青张家窝那边趸来的。据说很快连杨柳青那边也买不到五大仙像了。

　　今年以来，天津卫传得最厉害的事，全是打胡天的嘴说出来的。其中一事有鼻子有眼儿，而且有年有月有日——就是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卫要闹大地震。翻天覆地，房倒屋塌，鼓楼成平地，租界变水洼。最厉害的是娘娘宫要被夷为平地，娘娘塑像顷刻间化作一堆黄土。这就麻烦了！天津人都知道当年建娘娘宫时，老娘娘像的下边是海眼，直通渤海。老娘娘屁股坐在这儿，就是为了镇住大海。老娘娘的像决不能动，一动海水就从这海眼里冒出来，立马万里汪洋，淹掉天津。这传闻吓坏了天津人。这些天去娘娘宫烧香的人眼瞧着多起来。老城里地势低，平日下雨时雨水都从街上往屋里倒灌。海水一上来怎么办？于是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筑拦水坝，杂货店里掏水用的木桶铁桶连同水舀子也被抢购一空。

　　还有个传闻更好玩。刚刚到任的天津警察局长细皮嫩肉，弯眉俊眼，女里女气，纯粹一个娘儿们局长。胡天说，他听人说，这局长是个“二刈子”，单身一人，结过两次婚都没孩子，最后全离了。至于为嘛没孩子，就任凭人们瞎掰去了。

　　这话如果叫新局长听见可就麻烦了，人家可是能够拿枪抓人的警察局长。

　　人人都说这事听胡天说的，可胡天说打死他也不敢去惹新到任的警察局长。一连好几天，胡天没有公开露头，有人说他吓得躲在家，有人说他被这新局长弄进去了。

　　其实，胡天嘛事也没有。

　　这天下晌他在四面钟附近，被两个穿袍子戴礼帽的男人拦住，人家说话挺客气，说要请他吃饭，把他拉进一个馆子。这两个人一个面黑，长得威武，一个脸白，模样英俊。不等他问，其中面黑的人说：“我们是警察局的。”然后直截了当问他：“是你说我们局长是二刈子？”

　　他慌忙摇手否定。面黑的便衣警察接着问他：

　　“你认不认都一样，反正现在全天津没人不知道警察局长是二刈子。你说该怎么办？”

　　胡天干瞪眼，不知怎么回答。

　　旁边那个白脸的警察笑嘻嘻地说：“你能不能再加上几句，叫这位老娘儿们在天津待不住，滚蛋算了！”

　　胡天一听，蒙了。他没马上听明白。可是他四十多岁了，脑子够用，又在世面上混了二十年，嘛不懂？嘛能不懂？

　　警察找他，原来不是因为他满口胡天，妖言惑众，辱骂局长；恰恰相反，人家是想借他的巧舌和烂嘴，再给这娘儿们局长泼几盆脏水，把他赶走。

　　这事对他不难，但他有他的打算。他嘻嘻对这两个便衣警察说：“你俩听说过盐商家罗大奶奶吞橄榄核那个段子吧，那可是我特意为天祥画铺编的，这段子立竿见影，直到今天五大仙像还是供不应求！”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再有，今年闹大地震的传闻也是我帮振兴木桶厂造的，木桶也一直脱销。你们俩可听明白，我可不是白编——白说的。”

　　白脸警察露出会意的笑，从衣兜掏出十个银圆“哗”地撂在桌上。

　　黑面的警察说：“真是做嘛买卖的都有，敢情你胡说八道也能赚钱。”可是他忽然板起脸说：“这娘儿们要是走不了，我们可还来找你。”

　　胡天笑道：“不是谁胡说八道都能赚钱。”然后眼睛看着这黑脸白脸两个警察，把银圆揣在兜里走了。

　　十天后，上上下下到处都说新任警察局长正托人找一个太太。他这太太要的特别，要身上有孕的，当然这事不能叫人知道。

　　两个月后，这位新局长便给上边调走了。

　　泡泡糖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和大天津，一南一北，一金一银，但说不好谁金谁银。反正两大城市的金店，大大小小全都数不过来。

　　天津卫最大的金店在法租界，店名黄金屋。东西要多好有多好，价钱要多贵有多贵。天天早晌，门板一卸，店里边的金子比店外边的太阳亮。故而，铺子门口有人站岗，还花钱请来警察在这边的街上来回溜达。黄金屋老板治店有方，开张十五年，蚂蚁大小的事也没出过。一天，老板在登瀛楼饭庄请客吃饭，酒喝太多上了头，乘兴说道：“我的店要出了事，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不——”跟着他又改了这一句：“打北邊出来！”大家哄堂大笑，对他的话却深信不疑。可没想事过三天，事就来了。夸口的话真不能乱说。

　　那天下晌时候，来了一对老爷太太，阔气十足，全穿皮大衣。老爷的皮大衣是又黑又亮的光板，太太的皮大衣是翻毛的，而且全是雪白柔软的大长毛，远看像只站着的大绵羊。天气凉，她两只手插在一个兔毛的手笼里。两人进门就挑镶钻的戒指，东西愈挑愈好。柜上的东西看不上眼，老板就到里屋开保险柜去取，这就把两三个伙计折腾得脑袋直冒汗；可她还总不如意。她嘴里嚼着泡泡糖，一不如意就从红红的嘴唇中间吹出一个大泡泡。

　　黄金屋向例不怕客人富。金煌煌钻戒放在铺着黑丝绒托盘里，一盘不行再换一盘，就在小伙计正要端走一盘看不中的钻戒时，老板眼尖，发现这一盘八个钻戒中，少了一枚。这可了不得，这一枚镶猫眼的钻戒至少值一辆老美的福特车！

　　老板是位练达老到的人，遇事不惊，沉得住气。他突然说声：“停！”然后招呼门卫把大门关上，人守在外邊，不准人再进来。这时店里刚好没别的客人，只有老板伙计和这一男一女。

　　太太一听说钻戒丢了，破口大叫起来：“浑蛋，你们以为我会偷戒指？我身上哪件首饰不比你们这破戒指值钱！到现在我还没瞧上一样儿哪！”

　　老板不动声色，心里有数，屋里没别人，钻戒一准在这女人身上。劝她逼她都没用，只能搜她身。他叫伙计去把街上的警察叫来。警察也是明白人，又去找来一位女警察。女人才好搜女人。这太太可是厉害得很，她叫上板：“你们是不是非搜不可？好，搜就搜，我不怕搜，可咱得把话先说清楚，要是搜完了没有怎么办？”她这话是说给老板的。

　　老板心一横，拿出两个沉甸甸的金元宝放在柜台上，说：“搜不着东西，我们认赔——您把这两个元宝拿走！”黄金屋的东西没假，元宝更没假，每个元宝至少五两，两个十两。

　　于是，二位警察一男一女上来，男的搜男的，女的搜女的，分在里外屋，搜得十分仔细。大衣、帽子、手笼、鞋子全都搜个底儿掉；全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连舌头下边、胳肢窝、耳朵眼儿全都查过。说白了，连屁眼儿都翻过来瞧一遍，任嘛没有。老板伙计全傻了，难道那钻戒长翅膀飞了？但东西没搜到，无话可讲，只能任由人家撒火泄愤，连损带骂，自己还得客客气气，端茶斟水，赔礼赔笑。

　　那太太临走时，冷笑两声，对老板说道：“好好找找吧，东西说不定还在你店里。真要拿走还不知谁拿走的呢！”说完把柜上俩金元宝顺手一抄，挎着那男人出门便走。黄金屋老板还在后边一个劲儿地鞠躬致歉。

　　可是老板不信一个大钻戒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没就没，他把店里前前后后翻个底儿朝天，依然不见钻戒的影儿。老板的目光渐渐移到那几个伙计身上，可这一来就像把石子扔进大海，更是渺茫，只能去胡猜瞎想了。

　　两个月后一天早上，按黄金屋的规矩，没开门之前，店内先要打扫一遍。一个伙计扫地时，发现挨着柜台的地面上有个灰不溜秋的东西，赛个大衣扣子。拾起来一看，这块东西又干又硬，一面是平的，一面凹进去一个圆形的痕迹，看上去似乎像个什么，便拿给老板看。老板来回一摆弄，忽用鼻子闻了闻，有点泡泡糖的气味，他眼珠子顿时冒出光来，忙问伙计在哪儿拾的，小伙计指指柜台前的地面。老板先猫下腰看，再把眼睛往上略略一抬，发现这两截柜子上宽下窄，上截柜子向外探出了两寸。他用手一摸这探出来的柜子的下沿，心里立刻真相大白——

　　原来那天，钻戒就是那女人偷的，但她绝就绝在没把钻戒放在身上，而是用嘴里嚼过的泡泡糖粘在了柜台下边，搜身当然搜不到。过后不定哪天，来个同伙，伏在柜台上假装看首饰，伸手从柜台下把钻戒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再过去一些日子，泡泡糖干了，脱落在地。事就这么简单！现在明白过来，早已晚了三春。可谁会想到那钻戒会给一块破糖变戏法赛地“变”走，打古到今也没听说有这么一个偷法！

　　这时，他又想到那天那女人临走时说的话：

　　“好好找找吧，说不定东西还在你店里。”

　　人家明明已经告诉自己了。当时钻戒确实就在店里，找不到只能怪自己。

　　记得那女人还说了一句：

　　“要拿还不知谁拿走的呢！”

　　这话也不错。拿走钻戒的肯定是另外一个人。但那人是谁，店里一天到晚进进出出那么多人，更无从去找。这事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想到。

　　再想想——那一男一女不单偷走了钻戒，还拿去两个大金元宝，这不是自己另外搭给人家的吗，多冤！他抬起手“啪啪”给自己两个耳光。这一来，天津卫的太阳真的打西边——不，打北边出来了呢。

　　歪脖李

　　独眼龙本来就姓龙，兄弟排行老二，人称龙二爷。他坏了一只眼，人们背地叫他独眼龙。

　　龙二爷原先是画画的，画得相当好，后来左眼闹红眼病，听人说用娘娘宫的香灰冲水洗眼，能治眼疾；谁想愈洗愈坏，最终瞎了。挤着一只眼还能画好画？他一火，把砚台和墨全砸了，笔和纸全烧了。从此弃文从武，在家练气功，一直练到走火入魔。据说发起功来，院里那株比缸还粗的老洋槐来回摇，吓得一直住在上边的乌鸦全跑了，只留两个黑乎乎的乌鸦巢。

　　光练武靠嘛活呢？人家龙二爷过得可不比城里的富人差。尤其近几年，过得叫人羡慕。一家老小老婆孩子吃得个个脸蛋赛苹果，从头到脚穿戴光鲜，身上垂下来的坠儿链儿全都金灿灿；出门叫洋胶皮，串门坐玻璃轿车。龙二爷家住东城，靠近鼓楼，最喜欢去到南门里广东会馆的戏园子看戏。那里嘛戏都演，他嘛戏都看。他自打左眼坏了，总戴一副圆圆的小茶镜。戴镜子怎么看戏？这你就不懂了，懂行的听戏，不懂行的才看戏，人家龙二爷听戏。再说，广东会馆里听戏最舒服，桌子椅子，油着大漆，又黑又亮，亮得照人；桌上有茶水喝，有点心吃，有瓜子嗑。

　　这一来，渐渐就有人琢磨他整天花不完的钱是哪儿来的？

　　人穷没人琢磨，人富必被琢磨。

　　城里边有个文混混歪脖李就琢磨上他了。文混混与武混混不同。文混混决不弄枪弄棍，比凶斗狠；文混混认得字，心计多，用脑子杀人。这个歪脖李姓李，自小睡觉落枕，脖子歪了之后没再正过来，站在那儿，脑袋往一边撇着，所以人称歪脖李。

　　歪脖李的长相天生不讨人喜欢，青巴脸总绷着，光下巴没胡子，好穿一条紫色的长袍，远看像个长茄子。他人也住在东城，离龙二爷家不算远，知道龙家祖上两代有钱，而后家道中衰，到他这一代老宅子只剩下一大一小两道院。前几年女儿墙上的花砖掉了都没钱修补。他要是这么一直穷下去就对了。可是近几年龙二爷忽然咸鱼翻身，活得有劲儿了。大墙有钱修了，大门也换了。歪脖李还发现龙二爷的一大怪事——他家大门紧闭，从不待客，亲戚也不来串门。更怪的是他家里不用佣人，有钱为嘛还不用人？家里有见不得人的事吗？歪脖李叫小混混去把龙家门口的土箱子都翻了，也找不出半点端倪。

　　表面愈是看不出来，里边就愈有东西。歪脖李派一个小混混装成收破烂的，坐在龙家不远的墙根，几条麻袋一杆秤扔在地上，脑袋扣一顶破草帽挡着半脸，从早到晚盯着龙家。还有两个小混混专事跟梢，只要龙家出来一个，一个小混混就跟上去，盯著这家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张网就把龙家罩起来了。可是一连死盯三个月，还是嘛也没看出来。瞧上去，龙二爷就是一个只花钱不赚钱的大闲人，要不在家吃了睡、睡了吃，要不四处闲逛。他喜欢独来独往，不好交际，没朋友；听戏、听时调、听相声，全一个人，自己陪着自己。龙二爷倒是不嫖，从来不去侯家后那边寻花问柳。龙二奶奶几天出一趟门，有时带着孩子，有时独自一人，逛铺子买东西，每次买回来的东西都是大包小包，叫人看了眼馋。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没人能知。

　　歪脖李忽想，这小子白天闲着没事，夜里呢？夜里干吗，干吗赚钱？歪脖李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憋火。他真想派两个混混夜里翻墙到龙家看个究竟，可是传说独眼龙气功相当厉害，别叫他逮着。

　　终于一天，事情裂开一条缝，可以往里看了。

　　这天，龙二奶奶出门，手里拿个包儿，坐东洋车，一路向西，到鼓楼拐向北。歪脖李手下的小混混一直紧跟在后。车夫在前边小跑，小混混在后边紧追不舍，没走多远，车子停在城北路东的宜雅堂画店前，龙二奶奶下车进店。

　　二奶奶刚登台阶，一个穿长袍留长胡子的男人就迎出来，把二奶奶请进去，并神乎乎一起绕过屏风去到后边。沉了好一会儿，那长胡子的男人才把二奶奶送出来。二奶奶一脸春风得意，手里的包儿没了，空手坐车子回家。

　　小混混把亲眼所见全告诉给歪脖李。还说，画店那个长胡子的男子打听清楚了，是老板蔡子舟。

　　歪脖李有心计，想了一天，明白了大概，也有了办法。这天他用蛤蜊油把头发梳得亮光光，换一件干净的长袍，黑缎靸鞋，像去做客。随身带着一个小文混混，这小混混看上去弱不禁风，穿一身皂，手持一根亮亮闪的藤杆。藤杆打人比棍子疼。他俩一高一矮来到宜雅堂。

　　宜雅堂是老城里最大的画店，店面一连五间，满墙挂着名人字画，多宝槅上都是上好的瓷器玉器。几把老紫檀椅子中间放一口画了一圈暗八仙的青花画缸，里面长长短短插满画轴。歪脖李是出名厉害的混混，一进门就把店里人吓坏了，好像吊死鬼耷拉着舌头进来了。

　　歪脖李谁也不理，拉把椅子坐下，那个留长胡子的店主蔡子舟已经赶到。歪脖李歪脸扭脖不说话，不说话比说话更吓人。蔡店主一个劲儿说客气话，他像全没听见。蔡店主心里打起鼓来，不知嘛事惹上了他。忽然，他扬起一张白白的脸冷不丁问道：

　　“你小子和独眼龙商量好成心瞒我是不是？”

　　蔡店主一下蒙了。这句话好像一脚把自己一直关得好好的门踹开。他怎么开口就问到自己和独眼龙？独眼龙因为嘛事惹上他了？自己和独眼龙的事一直裹得严严的，谁会知道？独眼龙全供给他了？为嘛？难道现在独眼龙在他手里？谁都知道歪脖李很少出头露面，他亲自找上门来肯定不是小事。

　　蔡店主虽是老江湖，机灵练达，但素来胆小怕事，再一瞧歪脖李那张想杀人的脸，一张嘴就把藏在肚子里的“秘密”全吐露出来——

　　“假画全是他做的，二奶奶送来的，叫我卖的。他做假做得确实好，我不说是真的，人家也都当真的买——

　　“他决不能叫人知道他在做假画。知道了，画就没人买了。所以他不与任何人交往。白天闲着，装着无事，夜里干活——

　　“他‘独眼龙也是假的，他眼睛没事；独眼龙是造给人看的——

　　“他的气功也是假的，他怕人知道他有钱，偷他、劫他。拿假气功吓唬人……”

　　歪脖李摆摆手，不叫店主再说了。好像这些事早就在他肚子里，其实他对独眼龙和宜雅堂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只是他诡诈多谋，猜出大概，连蒙带吓，硬把事情的真相全诈出来。

　　这就说文混混有多厉害了。当然，更厉害的要看歪脖李接下去怎么干。

　　歪脖李把左腿的二郎腿换成右腿的二郎腿，换一种表情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独眼龙画得不错，为什么他不画自己的画，不写自己名字，非去做古人的假画？”

　　蔡店主这才露出一点笑容，说：“自己的画卖不出价钱，名人的画才能卖大价钱。”

　　歪脖李听了“嘿”地一笑，说：“原来画画也能坑人。”随后，他又板起脸对店主说：“我本想把你们的事折腾出去。那些花大价钱买了你们假画的人保准上门来找你们算账。这等于砸了你的铺子，也砸了独眼龙的饭碗。我今儿对你们开恩了，不给你们折腾出去了。你去找独眼龙，就说是我让你找他的，你们合计一下该怎么孝敬我？”说完抬屁股就走，头也没回。

　　不打不闹，不费力气，话也不多，句句如刀。歪脖李走后，蔡老板一动不动站在画店大堂，像根柱子。随后，宜雅堂关门休业，哪天开门营业没人知道。龙二爷家也是大门紧闭，没人进出，好赛全家出了门，去哪儿了，多久回来，也没人知道。半年后，宜雅堂悄然启门，照常营业；龙家也有动静了，家里的人有出有进，一如既往。可是歪脖李不一样了，他把家旁边一个当铺买下来，和自己的宅子打通，一并翻新，大门改成一个，大漆描金，虎头铺首，像个突然发起来的小富商。

　　罐 儿

　　罐儿是码头最穷的人。

　　爹是要饭的，死得早，靠他娘缝穷把他拉扯大。他娘没吃过一顿饱饭，省下来的吃的全塞进他的嘴里，他却依旧瘦胳膊瘦腿，胸脯赛搓板。打他能走的时候，就去街上要饭。十五岁那年白河闹大水，水往城里灌。城内外所有寺庙都成了龙王庙，人们拿木盆和门板当船往外逃。他娘带着他跑出了城，一直往南逃难，路上连饿带累，娘死在路上。他孤单一个人只能再往下逃，可是拿嘛撑着，靠嘛活着，往哪儿去，全都不知道。

　　这天下晌，来到一个村子，身上没多大劲儿了，他想进村找个人家讨口吃的。忽然，他看见村口黑森森大槐树下有个窝棚，棚子上冒着软软的炊烟，一股煮饭的香味扑面而来。这可是救命的气味！他赶紧奔过去，走到窝棚前，看到一个老汉正在煮粥。老汉看他一眼，没吭声，低头接着煮粥。

　　他站在那儿，半天不敢说话。忽听老汉说：

　　“想喝粥是吗？拿罐儿来。”

　　他听了一怔。罐儿是他名字。他现在还不明白，爹娘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叫他有口饭吃。爹是要饭的，要饭的手里不就是拿个罐儿吗？

　　可是，他现在两手空空，嘛也没有。

　　老汉说：

　　“没罐儿？好办。那边地上有一堆和好的泥，你去拿泥捏一个罐儿，放在这边的火上烧烧就有了。”

　　罐儿看见那边地上果然有一堆泥，他过去抓起泥来捏罐儿。可是他从小没干过细活，拙手拙脚，罐儿捏得歪歪扭扭、鼓鼓瘪瘪，丑怪之极，像一个大号的烂柿子皮。老汉看一眼，没说话，叫他放在这边火中烧，还给他一把蒲扇，扇火加温，不久罐儿就烧了出来。老汉叫他把罐子放在一木案上，给他盛粥。当他把罐儿捧起来往案子上一放，只听“咔嚓”一声，竟散成一堆碎块。他不明白一个烧好的罐儿，没磕没碰，怎么突然散了。

　　老汉还是不说话，扭身从那边地上捧起一堆泥，放在案上，自己干起来。他先用掌揉，再用拳捶，然后提起来用力往桌上“啪、啪”地一下下摔，不一会儿这堆泥就变得光滑、细腻、柔韧，并随着两只手上下翻卷，渐渐一个光溜溜的泥罐子就美妙地出现在眼前，好赛变戏法。老汉一边干活，一边说了两句：

　　“不花力气没好泥，不下功夫不成器。”

　　这两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说的。他没弄明白老汉这两句话的意思，好像戏词，听起来似唱非唱。

　　老汉捏好罐儿，便放在火中烧，很快烧成，随即从锅里舀一勺热腾腾香喷喷的粥放在里边，叫他喝。他扑在地上跪谢老汉，边说：

　　“我一个铜子也没给您。”

　　老汉伸手拦住他。嘴里又似唱非唱说了两句：

　　“行个方便别提钱，帮帮人家不叫事。”

　　等他把热粥喝进肚里后，对他说：“这一带的胶泥好烧陶。反正你也没事，就帮我把地上那些泥都捏成罐儿吧。你照我刚才的做法慢慢做，一时半时做不好没关系。”

　　罐儿应声，开始捏罐。按照老汉的做法，一边琢磨一边做，做过百个之后，一个个开始像模像样起来。他回过头想对老汉说话，老汉却不见了。窝棚内外找遍了，影儿也没找着，怎么找也找不着。

　　窝棚里还有半锅粥，够他喝上三天。原打算喝完粥接着往前走。可是他待在窝棚里这三天，慢慢把老汉那几句似唱非唱的话琢磨明白了——

　　老汉不仅给他粥喝，救他一命，原来还教他做罐。

　　前边的两句话“不花力气没好泥，不下功夫不成器”，是教他活下去的要领；后边两句话“行个方便别提钱，帮帮人家不叫事”，是告诉他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个烧陶的棚子不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一个活路吗？那么老汉是谁呢？没人告诉他。

　　多少年后，津南有个小村子，原本默默无闻，由于陶器做得好都知道了。这人专做陶盆陶缸陶碗陶盏。这地方的胶泥很特别，烧过之后，赤红如霞，十分好看；外边再刷一道黑釉，结实耐用，轻敲一下，其声好听，有的如磬，有的如钟，人人喜欢，渐渐闻名，连百里之外的人也来买他的陶器用。他的大名没人知道，都叫他罐儿。他铺子门口堆了一些罐子，那时逃荒逃难年年都有，逃难路过这里，便可以拿个罐儿去要饭用，他从不要钱。有人也留在这里，向他学艺，挖泥烧陶，像他当年一样。

　　又过许多年，外边的人不知这村子的村名，只知道这村子出产陶器，住着一些烧陶的人家。家家门口还放着一些小小的要饭用的陶罐，任由人拿。人们就叫这村子“罐儿庄”，或“罐子庄”。一个秀才听了，改了一个字，叫贯儿庄。这个字改得好，从此这小村就有了大名。

　　罗罗锅

　　人走路不能没鞋，鞋穿久了坏了，就得买双新鞋换上，所以鞋匠不会饿肚子。这话也对也不对。这要看给谁做的鞋。一般人穿鞋当然要买，穷人的鞋多半自己做。罗罗锅的鞋是卖给一般人的鞋，但不包括富人。

　　罗罗锅家住城东，在南斜街摆摊，世代做鞋修鞋补鞋，靸鞋尤其做得好，远近有点名气。虽说靸鞋大路货，但他用青色小标布做面，鞋帮结实，白色千层布纳底，浸过桐油再纳，不怕水，还有软硬劲儿，走起路来跟脚。鞋脸上有两条羊皮梁，既防碰撞，又精神好看。不管嘛样的脚——肥脚、瘦脚、鸡爪、鸭掌、猪蹄子，往鞋里头一蹬，那舒服劲儿就别提了。

　　罗罗锅的爷爷把这门手艺传给他爹，他爹把手艺原原本本传给他。手艺是手艺人的命根子。还好，罗家几代人都是独生子，一路单传下来。千顷地，一根苗。人单传，手艺也单传，用不着再愁什么“传内不传外”了。

　　羅罗锅天生罗锅，从背影看不见脑袋。站在那儿像个立着的羹匙。可是这身子却正好干鞋匠。他爹年轻时原本腰板挺直，干了一辈子鞋匠，总窝着身子做鞋，老了也变成罗锅。他姓罗，人罗锅，天津卫在市面上混的人多有个“号”，人就给他一个好玩的号，叫罗罗锅。罗罗锅人性好，小孩叫他罗罗锅，他就一笑。不认为人是骂他。

　　从嘉庆年间，罗家的鞋摊就摆南斜街慈航院的墙根下，经过道光、咸丰、同治几朝，直到现今的光绪，还摆在那儿。一个小架子上，摆着大中小号三种鞋，摆的都是单只，你试好这只，他再拿出那只给你试。南斜街上人杂，怕叫人拿去。他腰上系一条褐色的围裙，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卖鞋也修鞋。南斜街东西几个大庙，香客往来；北边隔一条街就是白河，河边全是装船卸货的船，脚夫成群。他不愁人来修鞋买鞋。可是，他从这些穷人手里能赚到多少钱？一个铜子还要掰成两半花呢。可是富贵的人谁会来买他的鞋？

　　一天，他想起祖辈曾经有一种靸鞋，专做给富人穿。样子超艳，用料讲究，做工奇绝，是他罗家的独门技艺。这鞋叫作鹰嘴鞋。不过他打小也没见过。据说他爷爷把这鞋的做法传给了他爹。为嘛从来也没见他爹做过这鹰嘴靸鞋就不知道了。只记得他爹说过一句“有钱的人不好伺候”，而且他爹也没把这鞋的做法传给他。现在他爹他娘全不在了，谁还知道鹰嘴鞋是嘛模样？

　　罗罗锅总琢磨这事。一天忽想起他娘留下一个装破烂杂物的小箱子，一直扔在柴房里，扒出来一看，居然有个小包袱，解开再瞧，竟然就是他要找的东西，是不是祖先显灵了？这东西扔了许多年了，怎么没叫老鼠啃了？里边花花绿绿，不仅有各种鞋样子、绣花粉稿、布缎小料、锥子顶针、针头线脑，居然还有一双完完整整让他喊绝的鹰嘴鞋！这还不算，还有一对做鞋必用的光溜溜山毛榉的鞋楦呢！这是爹妈刻意留给他的一条生路吗？再细瞧，鞋楦底子上工工整整刻着五个楷体字：刘记鞋楦店。他知道这家店是乾隆年间城里的一家老店，原在鼓楼东。店主是刘杏林，木雕名家，能把一块木头刻出一个神仙世界，八大家的隔扇和挂在墙上的花鸟屏风都请他刻。刘杏林人早没了，老店也早没了，可是这木刻的鞋楦像活人的脚，活灵灵，好赛能动，叫他看到了先人的厉害。更叫他叹为观止的是这双鹰嘴靸鞋，这是他爹还是他爷爷的手艺？细品这双鞋的用料、配色、做工、针法，叫他傻了眼。

　　他想，人愈将就穷就愈穷，为嘛不试一把拼一把？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七七四十九天，几成几败，用尽了心血心思心力，还有一辈子做鞋的功力，终于把先人的鹰嘴靸鞋一点点复活了。尤其鞋子前边那个挡土又盖脚面的“鹰嘴”，叫他翻过来倒过去做了十八遍，才做出神气来。他这才明白，先人的本事不在样子上，都在神气上。

　　等到他把这双鹰嘴靸鞋往南斜街上一摆，惊住了东来西往的人。有人问他：

　　“这鞋是打租界那边弄来的吗？”

　　有人问价钱，有人出高价要买。出的价钱高出市面上一双好鞋的三四倍。但罗罗锅不卖。他没卖过鹰嘴鞋，不知道该嘛价；再有就是他舍不得卖，害怕卖了，手里这东西就没了。

　　这样一连三天，每天早早晚晚鞋摊前都聚着一些人。很快就有从城里闻名而来的了。

　　到了第五天，忽有一行人从天后宫那边过来。这行人肯定是一位大官。旗罗伞盖，衙役兵弁，前呼后拥，中间一顶八抬绿呢大轿，不知是谁。以前见过府县大人出行，也没这么大的架势。一准是个大官。

　　待这行人马走过眼前时，忽然停住，轿帘一掀，走下一个人。瘦高的个子，气质不凡，带着一股威风与霸气，竟然朝自己走来。他觉得好像过来一只老虎。

　　他想跑，但两条腿打哆嗦，迈不开步了。

　　这人已走到面前，对他说：

　　“我远远就瞧你这双鞋做得不凡，拿过来叫我试试。”

　　说话的嗓门带着喉音，很厚重，而且语气威严，叫人不得不从。

　　罗罗锅赶忙取了鹰嘴靸鞋往这大官脚前一摆。马上三个差役上来，两个左右搀着大官，一个半跪下身给大官脱鞋、穿鞋，一边还说：“请中堂大人站稳。”

　　罗罗锅听了差点吓晕，竟然是李中堂！只见李中堂把脚往鞋里一伸，跟着情不自禁地说：“真舒服，踩进云彩里边了。”

　　罗罗锅一直吓得脑袋扎在怀里，不敢抬头不敢看，只听李中堂的声音：“这鞋好像就是为我做的。”

　　说完，中堂大人穿着他的鞋转身就走。

　　等到开道锣“哐哐”再响起来，抬头看，中堂大人的人马轿子早往西走了，一直拐出街去，罗罗锅还傻站着。

　　中堂大人走了，他那双鹰嘴鞋也没了。

　　在街对面开古董店的吴掌柜过来，笑嘻嘻对他说：“中堂大人喜欢你的鞋，这回该你发了！”

　　罗罗锅说：“发嘛，鞋穿走了，也没给钱。”

　　吴掌柜笑道：“中堂大人穿鞋，嘛时候花过钱？可你这鞋叫中堂大人穿上了，还不发？”

　　罗罗锅说：“怎么发？”

　　吴掌柜索性哈哈笑起来，说：“还问怎么发，什么也不用干就发了。赶紧回家去做这种鞋，多做几双摆在这儿，这回你要多高的价钱都有人买了。”

　　罗罗锅不明白。

　　吴掌柜说：“你在天津这么多年还不明白这道理？做东西的不如卖东西的赚钱。不论嘛东西，没名分，不值钱；沾上名分，就有钱赚了。我若是不说我腰上这玉件是老佛爷当年丢在避暑山庄的，谁买？不就是块破石头吗？现在你的鞋要卖高价，不是你做得好，是中堂大人穿在脚上了。”

　　罗罗锅將信将疑，回去叫老婆、小姨子一起上手，赶出来几双，拿出来一摆，当天抢光！这几双鞋卖的钱，顶他一年摆摊赚的钱。原来这时候整个天津卫全知道中堂大人喜欢上他的鹰嘴鞋了！一时买鞋来的人太多，做不过来，只能预订。预订鹰嘴鞋最多的人是大小官员们。大人喜欢，小人要更喜欢才行。

　　一年后，罗罗锅不在南斜街风吹日晒地摆鞋摊了。他在东门里临街买房开店。房子门脸不大，纵深几间，后边还有个小院，正好前店后坊，他一家人也住在那儿，取名“罗家鞋铺”。从地摊一下子到店铺，还自豪地以“罗”姓为号，也算光宗耀祖了。有位高人对他说：“你这鞋得有个俏皮的名字，既留下中堂大人的故事，又不直接用中堂大人的名义，我给你起一个鞋名，叫‘贵人鞋吧。”

　　这鞋名起得好，好叫又好听，抬了买鞋人的身份，还暗含着中堂大人，绝了！一下子“贵人鞋”就叫响了。卖得一直好。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中堂大人病故之后，卖得依然不错。

　　（选自《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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