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斯扬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着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英文名字为The Gay Genius。《苏东坡传》是林语堂颇为偏爱的一部作品。传记关注现实与道德关系的重大议题，描写了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云的关系，生动地展现了苏东坡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质。此外，传记还糅合了林语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呈现了以苏东坡为精神参照的林语堂个人对于独立精神生活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

　　一、为什么要写《苏东坡传》？

　　为什么要写《苏东坡传》？林语堂曾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1]然而，从萌发写作念头到传记出版，林语堂大概用了11年。这期间，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珍本古籍以及相关参考书都带在身边，以此为学、以此为伴。他把传记的重点置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上，将苏东坡丰沛的创造力、守正不阿的品格和放任不羁的性情铺展开来。在他看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2]然而，林语堂仍然觉得这些都是只言片语，无法勾勒出苏东坡的全貌。他认为，真正能概括苏东坡的只有这一句——“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3]这里，林语堂试图通过苏东坡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牵引出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主题，一种向历史学习的态度。

　　当人们不再依据久远的史实去理解历史人物，而是从自己切身的感受去思考历史人物，那么人们与历史的对话便真正地展开了，他会在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也会在观照历史、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获得认识历史的新高度。毫无疑问，撰写《苏东坡传》需要依靠强烈的独立精神、坚定的决心、深入持久的洞察力，这对于林语堂而言是丰富有趣且充满挑战的。林语堂不断地跟北宋时期的政治生活和苏轼的人格气质发生接触，推进了他对于历史传统、民族精神和政治德行的认识，使写作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到归于其个人的道德生命，去实现一种发展着的自由精神。正因此，写作《苏东坡传》变成了推动林语堂个人主体性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林语堂才会以调侃的语气说道：“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4]

　　但是，要写出这种传记还是很难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苏东坡这个历史人物。林语堂直言：“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5]苏轼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深厚广博的学养、高度的智力、诙谐风趣的语言、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早已成为固定形象，一直决定着人们对他的理解。因此，如何突破固定模式去做传记便成为首要思考的重点。对此，林语堂不但要认真研究和处理大量的历史事实，而且还需要清空一些历史材料。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写作变得简单明了。然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学家卡尔曾经非常羡慕那些从事古代史写作或中世纪史写作的人。他曾分析指出，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能耐如此之大还是源于他们对研究主题的无知。卡尔认为对“无知意识”的培养是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依靠个人判断力来处理思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事实上，卡尔所说的这种“无知的意识”正是一种智慧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沉溺于历史经验，不屈服于已有的历史成果，摆脱史实的压迫感，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在好奇心上，更好地处理自己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也只有这样，史学家才能越来越接近自身的时代，越来越敢于表达个人独特的历史觀念。在卡尔看来，“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彼此互为依存。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6]他坚持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7]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林语堂对于苏东坡的偏爱之情？尤其是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中国通史所存在的矛盾之处。陈歆耕曾指出《苏东坡传》存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当。他认为苏洵的《辨奸论》存在真伪问题，而林语堂不厌其烦地对《辨奸论》加以征引，用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形象，实在是有失一位大师级作家和学者水准。[8]赖勤芳则认为，尽管《苏东坡传》是一部关于苏东坡的历史人物传记，但它的“自传”色彩极为浓厚，渗透出一种对自我人格精神的反观及合理性寻绎的特点。[9]曾有作家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个赤子写另外一个赤子。”[10]余秋雨则说：“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11]如此可见，《苏东坡传》似乎致力于表现一个更加完美的苏东坡，也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偏爱之情。

　　林语堂对苏轼的偏爱就是最明显的一种情感联系。他把已有的苏东坡的历史看作是没有定性的内容，而他对于苏轼的偏爱恰恰是联系实际的活的凭证。这种偏爱增强了林语堂的写作情绪，使他更加集中注意力在苏东坡史实的精神活动上，很容易在情绪上表现得更加激进。这跟他当时在美国的处境有关。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抱着极大的热情写出的《枕戈待旦》，在美国市场的反响并不好，一度影响了他的个人声誉。在此过程中他与挚友华尔希夫妇的关系也变得紧绷，一时间还让他陷入了旋涡。他还因为研发打字机而面临财务困难，生活上也遇到了难题。最终，在华尔希的建议下林语堂创作了《苏东坡传》。它不但被看作是继《生活的艺术》之后的又一部个人力作，而且还被视为林语堂摆脱政治束缚，向生活艺术回归的最好证明。钱锁桥指出“整本书的写作策略是把苏东坡塑造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民之友。[12]

　　二、苏东坡的现代精神

　　林语堂认为苏东坡超越了他自身所处的时代。苏东坡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正义之士，也是现实的一个“浪子”。他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他怒斥豪门的挑战、怒骂奸险小人、苛责皇帝的错误。他设法为民请愿、直言敢谏、笑对颠沛流离。他对家人和朋友关怀备至、亲切友善。林语堂把苏轼作为一个主体，并把他放在亲人、朋友、百姓、仇敌的关系中。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苏轼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还看到他在受到严厉精神考验时的清醒和气概。苏轼的命运、个人信仰和政治动力的来源就是他的自由精神。与此同时，自由精神奠定了他的民主思想。就像林语堂总结的那样：“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13]

　　苏东坡的现代精神与他的自由精神、民主思想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苏东坡一再地警告皇帝，从中国民胞物与的传统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性角度出发给予的强烈诠释。早在《荀子·哀公》中就有关于人民与君王关系的明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苏东坡认为，监查机构应该坚持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如果废止台谏制度，就可能执政为私，世间不公平不道德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他在奏议中大胆直言：“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14]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15]当苏轼目睹黎民怨怒时，他连续上书，但都石沉大海，而后皇上虽下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还是没有废止全部措施。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现实苏轼显得无能为力，但他依然选择反抗。在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时，他大胆地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遂遭到罢黜。

　　苏轼分析国内的不和与纷争，批驳王安石的新政，大谈舆论之向背，关注社会中微末的权力关系，这些占据了他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倡导民众的主体性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民众的参与看作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动力。

　　雅斯贝斯曾说：“人的实存的高贵可以说就在于哲学的生活。具有一种信仰的真挚的人就达到了崇高。”[16]苏东坡的人生恰切地反映了这句话的意思。在被迫害和浪迹天涯的岁月中他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他的诗词所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往昔，是自然四季不是宦海浮沉，是理性的克己而不是感性上的解脱。他在乡间成为一个真正的农夫，他在给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写：“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时常记录心中的欢喜：“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当他了解到黄州有杀婴习俗的时候，他又出于责任感给本地太守写信并成立救儿会向社会募捐。苏东坡以天下为己任，又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人世间的一切。《临江仙·送钱穆父》中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只此一句将他开阔的胸襟和洒脱的心性表现出来，展现了抵御人生横逆的决心和气节。《满庭芳》中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和“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在传达情感和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动地传达出苏轼对命运既无常又充满希望的理解，而所有这一切又共同高扬了苏轼的自由主义精神。《江城子》《水调歌头》《定风波》《念奴娇》等作品更是通过一种巨大的艺术张力将东坡词的现代意义表现出来。就像刘少雄所指出的那样，“东坡填词绝少深陷于情绪的愁苦郁结之中，他能正视人间的悲喜情怀，入而能出，终而表达为一种旷达的胸襟”。[17]苏轼面对生命的旷世深情源于他的个性和周围的世界。

　　三、确定一种历史倾向

　　《苏东坡传》致力追寻的是一个伦理道德主题，即人应该崇尚良知，因为它是我们处事原则的基石。林语堂曾经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将良知和科学进行比较，认为尽管科学可以引人发现宇宙奥秘，但科学并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快乐。而良知则不同，“其实它只是一种真诚的由衷的，半幽默半狂妄，带点理想色彩而又有些无聊然却有趣的思维”。[18]这个说法可将我们带入到《苏东坡传》的思想深处。这本传记展现了苏东坡的平生抱负和随遇而安的避世心态，还有他的道德生活也即道德禀赋。苏东坡的道德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促使人们历史地思考他的政治遭遇和才华气度，不断地去探究他和他的时代。

　　阅读《苏东坡传》将会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几百年前苏东坡的精神气质，也让我们可以见到那些长存在历史深处仍能对现代生活起到积极意义的文化精神。林语堂通过《苏东坡传》发觉道德精神的广阔性，确定或者探寻一种真正的历史倾向，证明中国文化和傳统中那些富有道德权威性的思想。

　　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历史学家克罗齐曾分析，真正的历史或被说成是国家史，或被认为是文明史，或主张为经济生产史，或被理解为宗教史或道德史。相比较而言，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优先享有尊严。“在我看来，这种要求在于准确地区分、界定和建构我们接触的历史，不是作为这一或那一政治利益集团的成员和这种或那种经济活动的代表，不是作为对诗歌和艺术的爱好者，不是作为对思辨问题的研究者，而是作为有道德行为的人；人们想称它为道德生活或宗教生活的历史，而我为避免因同道德化历史及所谓宗教的历史混淆引起的误解，为了指出其大部表现为政治生活，我曾建议称作伦理—政治史：在这种历史中，文明史和国家史融合并统一了。”[19]最重要的是“伦理—政治史指向有意识的人们，他们专注于自己的道德完善，这种完善同人类的完善密不可分，真正可以说它是人类在自己的活动和进步中一次次地获得自我意识的大考察”。[20]

　　《苏东坡传》不但展现了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思想，还澄明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林语堂曾有趣地指出，“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稀罕了，所以我们崇拜他们；每一个具有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句话。我要说明的便是这一点。是的，中国人有一种清逸的，一种几乎是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的最好证据，是可以在这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的”。[21]苏东坡的狂放和正义恰好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气质，而且从各种描述的事件中凸显了出来。这种描述是以生活流动的形式呈现的，因此显得自然也充满力量。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新思考苏东坡身上的历史定论，重新发现性格和性情上的特点，更加敏锐地去理解他和王安石政治立场的对立性和复杂性。

　　此外，《苏东坡传》還展现了中国人的达观。这种达观是林语堂在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后得到的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终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筑在明慧的悟性上的达观的人。这种达观产生了宽怀，使人能够带着宽容的嘲讽度其一生，逃开功名利禄的诱惑，而且终于使他接受命运给他的一切东西。这种达观也使他产生了自由的意识，放浪的爱好，与他的傲骨和淡漠的态度。一个人只有具有着这种自由的意识和淡漠的态度，结果才能深切地热烈地享受人生的乐趣。”[22]苏东坡的达观不仅表现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刻，他的思想和修为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理想。林语堂渴望在传记中书写中国人的达观，因为它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激情和人生豪情，而且可以纠正当时西方的对华偏见，也展示了自己眼中鲜活多面的中国历史传统和生动有力的中国人。他及时地通告了一种历史学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了他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对人生和信仰的抒怀。苏东坡的个人化历史，正在鼓励一种奋发的精神力量，寻求一种更高的生活存在。

　　林语堂所要确定的历史倾向就是人的价值，人类应该在回顾过去中寻找历史的方向感并按着这种方向推进个人的发展。钱锁桥曾评价：“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显其跨国性、全球性。这不仅是所谓把中国文化译介/推向世界的问题，而是说，在此跨文化翻译行为中，林语堂承担了普世式批评家的角色，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单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与关怀来评论‘宇宙文章。”[23]《苏东坡传》将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展现了出来。毫无疑问，《苏东坡传》展现了林语堂对历史和民族的信心。

　　注释：

　　[1][2][3][4][5]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6][7][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8]陈歆耕：《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偏见与硬伤》，《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

　　[9]赖勤芳：《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自传”取向》，《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

　　[10][11]东山等：《中外名人传记读本》（下），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12][23]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340，17页。

　　[13]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14页。

　　[14][15]林语堂：《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16][德]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

　　[17]刘少雄：《苏轼词八讲》，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53页。

　　[18][21][22]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7页。

　　[19][20][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46，249页。

　　本辑责任编辑：马洪滔 魏 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