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长尾雉的标本

　　摩根索先生跨着大步走过林荣平的办公室。

　　“See you J.P.。”

　　“See you。” 林荣平说。

　　他看见摩根索先生高大的身影，走出空旷的大办公室；走向傍晚的停车亭。暗红色的林肯车缓缓地倒了出来，然后优雅有致地绕过花圃和旗台。守卫早已打开了大门。车子在窗外无声地驶出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年轻的守卫无声地鞠躬，无声地关上大门。

　　林荣平重新点燃了烟斗。“See you J.P.。” 摩根索低沉而满有活力的声音，仿佛还在空无一人的大办公室中回荡着。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临下班的时候，摩根索先生请他到自己的办公室讨论一些财务上的事。就在下个礼拜，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的财务总裁要来。平时潇潇洒洒的摩根索先生，近几天来，却是从早忙到晚，准备着好几件报告。负责财务部的林荣平也跟着天天加班。然而，摩根索先生在紧张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和女职员做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然后用他的大手拍拍挨骂的中国经理的肩膀：“OK Frank， 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影响了你中午的食欲。”然后哗哗大笑。

　　公司下班的时候，他们正忧烦地谈着一笔为数不小的“交际费”怎样转账。

　　“东京的办公室，J.P.，永远不了解交际费在中国是一项合理的开支，” 摩根索先生一边摇头，一边呼出长长的、青色的烟，“任何带来效率、带来利润的开支，在经营上就是合理的……”

　　林荣平无奈地微笑着。他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轻轻的忧悒。

　　“让我们和东京玩政治。你瞧，今年三季的成绩都好，够他们开心了，” 林榮平用流畅的英语说，“他们一开心，账面上就好对付。”

　　“你说对了，J.P.。” 摩根索先生说，声音出奇低缓。

　　林荣平从文件上抬起头，看见摩根索先生愉快地望着窗外。他的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泰然地发散着一种光彩。

　　“你说对了，J.P.，”摩根索先生温柔地说，“Let's play Tokyo politics……可是你看她，J.P.，这小母马儿。”

　　林荣平移目窗外。他看见下了班的刘小玲和几个公司的女孩走在花圃的旁边。一头浓而且润的长长的黑发，使她裸露的双臂显得格外的蛊惑。她的身段丰美，但是如果没有那一双修长而矫健的腿，面貌怎也说不上姣好的她，就不会有那一股异样的妩媚。摩根索先生就为了那一双腿，称她为“小母马儿”。

　　林荣平无表情地看着刘小玲和别的职工们登上交通车。摩根索先生打开一包新的Winston，林荣平装上一袋烟，两人于是沉默地点着各自的烟。交通车终于走了。整个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空旷、沉寂起来。“J.P.，欧文银行的那一笔借款……”摩根索先生说。他们又回到公事上，然而分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荣平忽然感到不由自主的嗒然。讨论结束的时候，摩根索先生用他那浅蓝色的大眼睛体贴地望着他。“你好像累了，J.P.，”他说，“明天我要到我们的Washington D.C.开会，你可以晚点来。好好休息，J.P.。”这才使林荣平对于自己的莫名的嗒然，有些羞耻起来。他笑笑，收拾半桌子的文件，起身离开。

　　“Take a good rest， J.P. old boy……”摩根索先生愉快地在他的背后说。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把文件一件件归档。矮柜上摆着他的全家照。他站在背后，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张着嘴笑。由于业务扩充了，公司在台北市东区一条最漂亮的办公大楼区里的华盛顿大楼，租下三楼，作为台北营业处。摩根索先生很喜欢，三天两头往台北跑。林荣平于是芜蔓地想起那座矗立在台北首善之区的巍然的大楼了……

　　窗外逐渐暗了下来。他把板烟在烟灰缸里敲干净，却不料板烟和大理石的烟灰缸会撞击出那么沉闷而棘心的声音。他站了起来。那嗒然之感，竟逐渐转变为一种沉滞的忧悒。他关了灯，带上门，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他开着公司刚刚替他换下的福特“跑天下”，驶进渐浓的暮色。他沉静地注视着前面的路，感到一种悲戚在安静地、顽固地从他的心中向四肢渗透着。他漫然地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他试着找个话题和自己聊聊天；他试着回想他初初驾驶裕隆的经验；试着为一个预定好的青商会的午餐会找一个合适的讲演题目；试着在两个别人介绍的音乐系女生中，为大女儿挑一个钢琴老师……但不论怎样规避着，摩根索先生那放胆的、恶作剧的笑脸，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思绪的空间，在他的视野上端浮现。

　　“Linda真的没跟你说什么吗？” 摩根索先生说，浅蓝色的、镶着金黄色的睫毛的眼睛，笔直地望着他。他忽然想起电视上灰色的很无气味的美洲豹的眼睛来。

　　“告诉我什么？”他说。

　　他仿佛可以看见自己平静得了无破绽的表情。摩根索先生狡黠地、好奇地望着他。“Linda什么都没有说，J.P.？真的吗？真有趣，J.P.。”摩根索先生放胆地、恶作剧地笑着说。

　　“告诉我什么？”他说。尽管连自己也诧异着，但他很清楚自己一脸毫不知情的样子，是那么样地无懈可击。“她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要升我的薪水啊？”

　　他说。他们大声地、美国式地笑了起来。

　　“你应该升的，J.P.，相信我。”摩根索先生说，“你有一个电脑般的脑袋，J.P.……”

　　现在，天色已经整个儿黑下来了。他开始把车子转向一条通往温泉区的路上。一条以林荫出了名的山路。车子在斜度不大的路上转了两次弯，一轮不很圆满的月亮出乎意外地挂在靠近市区那边的天空，发着文弱的、白皙的光芒。“她要告诉我什么……”他想着自己那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他开始感到羞耻。

　　早上快十一点的时分，林荣平的秘书刘小玲走进他的办公室。这个一向做起事来安静、迅速的他的女秘书，却把办事铁柜弄得砰砰地响。他抬起头来，看着她以异乎寻常的急躁，把一大堆公事入档。

　　“Linda？”他说。

　　她仿佛吃了一惊，安静地低下头。她咬着轻轻地抹着唇膏的、质厚的嘴唇，把目光从手上的公事迅速地移向墙壁。他忽而看见积蓄在她的眼眶中的泪光。他拿下板烟斗，用英文说：

　　“什么事不对，Linda？”

　　刘小玲的嘴唇微微地颤动起来。她迅速地低下头去，一串眼泪就掉到她交握于小腹前的双手上。

　　“坐下来，”他说，“什么事，慢慢说。”

　　她终于坐在他的面前。她无语地接过他的手绢，仔细地擦去眼泪和鼻端的潮湿。她的眼睛，尤其在她稍嫌宽了一点的脸庞上，应该算是小的吧。她的鼻子长而瘦实。然而她的质厚而柔软的嘴唇，使她的面貌有一种无需争辩的成熟的风情。

　　现在她望着他身后墙上挂着的一块菲律宾黑木雕刻。低矮的草房前有一个农夫拉着一条水牛，仿佛正要上工去；他常对她说，除了农夫没戴着斗笠，这简直是台湾农村的风光。

　　“刚才我把你要寄到东京转纽约的信打好，送副本去给老板。”她平静地说，“他说：Linda，你是个漂亮女孩。”她停了一下，又说，“他对谁不这么说？我说，谢谢。他说，Linda，听说你很喜欢我留胡子的样子，”她不屑地看着林荣平，“一定是你告诉他的。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坯子。”

　　今年夏天，摩根索先生离开台湾岛，度一个月的年假。从中国香港、新加坡、伊朗、西德、丹麦，摩根索先生各寄给他一张明信片。公司里五个经理，只有他接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老家，摩根索先生给他写信，说他已经蓄了一道八字胡，要他保守秘密，等回来时给公司的人“一个性感的惊喜”，等到摩根索先生回来了，公司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对老板的胡子感到兴趣。有一回，在那温泉区的日本式的小旅社，他和劉小玲谈起老板的胡子。他议论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子，对男人的胡子，只觉得衰老、邋遢……”

　　“我想不是。我们公司的小姐都还小，”她专心致意地对镜梳妆，一面说，“其实，我倒挺喜欢他的胡子。长得那么密啊，贴在他年轻的、调皮的嘴唇上……”

　　她于是兀自对着旅社的镜子笑了起来。嫣然中有一种放肆。那时候，他裸着躺在床上翻《时代周刊》。他无言地笑着，感到某种可以接受的妒嫉。

　　“怪不得他老冲着我笑得那么邪道儿。”她愠然地说。他默默地抽着板烟。“我要走了吗，Linda？他说，若无其事地站起来，然后他忽然抱住我……”她笔直地望着他，在一刹那间，眼眶就红了起来。“他×的……猪！”她涨红了脸，悲愤地说，“让我走，否则我就叫，我说。他忽然放开我，说，Linda，别让我吓着你了。我没有恶意，Linda……”她的声音逐渐平静。“他×的，”她悲哀地说，“猪……”

　　他面露怒容。他感到一股暧昧得很的怒气，使他的握着烟斗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然而，那毕竟不是居家的时候，对妻儿的那种恣纵的、无忌惮的、有威权的怒气。一个引他为心腹知己的，昵称他old boy的美国老板；自己“青云直上”的际遇；几百万美元在他的手上流转；自己所设计的，被太平洋总部特别表扬而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分公司中广为推行的两种财务报表格式；在花园高级社区新置的六十四坪洋房……在这一切玫瑰色的天地中，刘小玲，他的两年来秘密的情妇，受人调戏，坐在他的面前。他的怒气，于是竟不顾着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的自尊心，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可如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这才真正地使他对自己感到因羞耻而来的忿懑。

　　“知道了。”他蹙着淡薄的眉说。

　　她看见他因着恼怒、懦弱和强自倨慢的情绪而扭曲着的脸。“没见过生气起来就这么难看的男人的脸。”她想着，心疼起来。然而她依旧说：

　　“知道什么？你去找他理论？女人就这么好欺负。”

　　“小刘。”他说。

　　她注视着他。他一脸的歉疚。三十八岁的他的脸，逐渐地浮起苦疼的温柔。她忽然虽并不是悲伤，却想落泪。

　　“小刘，下班以后，到小热海等我，好吗？”

　　她猛地摇摇头，眼泪温热地流下她的面颊。

　　“有话跟你说。”他温和地说。

　　她沉默着。

　　“其实我知道，这一个月来，你有心事，”他说，“詹奕宏的事吗？”

　　她诧异地望着他。他毕竟知道了吗？她想。但是从来没想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的安静，不是没有忧悒的安静。方才从摩根索羞辱的办公室出来，她便一直走到詹奕宏的办公间。然而詹奕宏去了捐税处，尚未回来。面对着这个暗地里亲炙了近两年的男人，她知道一个故事已近尾声。她寂寞地笑着。

　　“应该谈谈的。”她叹息地想着，把用过的手绢整齐地叠成方块，摆在他的桌子上。“尽早来。”她说着，佻达地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开始给家里拨电话：“临时要陪老板到南部去一趟。”妻子没有抱怨。他挂了电话。

　　他有些冒汗。温泉山区的路，又曲折、又窄小。他想起每次他载她到小热海，就在这一截迂回的山路上，她总夸他开车的技术好。她在车中左晃右晃，格格地笑。他则不苟言笑地咬着烟斗，专心开车。这夜的温泉山区，华灯在松影间摇曳。偶然间，有欢娱日本观光客的、不很道地的日本歌，流进他的车子。

　　刘小玲在小热海的阳台上，看见他的车子开进停车场。小热海的狗，汪汪地，其实并无恶意地吠着。一个中年的奥巴桑叫住了狗。“多西，哼，多西。” 奥巴桑日本风地斥责着她的爱犬，然后用日语说欢迎。“好久没有光临了。” 奥巴桑说。刘小玲听见林荣平要了一间房间，看见他走向阳台的台阶。她回过头，为自己的杯子添了一点啤酒。然后他抬起头，默默地瞭望着台北的灯火。

　　他在她的身旁坐下。她把啤酒杯推给他，他握住杯子，静静地看着逐渐崩塌着的泡沫。月亮升得很高。她把放在皮包约莫三天的Dunhill衔在她的嘴上。他为她点火。瓦斯打火机的火焰照着她那多肉的、柔嫩的唇。他开始慢慢地喝着啤酒。

　　“也许我另外给你找事，”他终于说，“下礼拜我到青商会去，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这时奥巴桑端来一盘炸花生、一瓶冰啤酒和一只新杯子。刘小玲和善地和奥巴桑打招呼。她忽然说：

　　“对了，奥巴桑，我们今晚不要房间了，”她状似愉悦地笑着，对奥巴桑说：“我们还有别的事，对吗，J.P.？”

　　他迟疑一下，说：

　　“请为我们准备晚饭，清淡些的。”他疲倦地笑了起来，“吃了饭，我们就走。”

　　一辆计程车从小热海的边门刺了进来，在阳台的正前方戛然停车。两个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日本人，被两个妓女半拥半搀着下了车。奥巴桑笑眯眯地快步走下阳台。狗在汪汪地叫。“多西，嘿，多西。”奥巴桑说。

　　两人静静地看着阳台下的日本人。

　　“男人一出了家乡，便像是个了无羁绊的人。”他说。升财务经理那年，他到東京的马拉穆太平洋区部受训，刻意地荒唐过。

　　“其实，你也不必费心去替我找事。”她说。

　　“什么？”

　　“其实，你也不用为我找事。”她说，为自己和林荣平斟啤酒。她缓缓地倒酒，不让泡沫溢出杯子外面来。“过一阵子，我想出去。”她说。

　　他知道她有一个姨妈在美国。她常说：“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真心疼我。”他升上财务经理前的去年冬天，他告诉她说他不能离婚。她天天哭闹。后来，她终于放弃了挣扎。就是那个时候，她说要出去投靠姨妈。

　　他无言了。

　　她眺望着台北市区的灯火，于渐浓的夜里，在远处益发地辉煌起来。连接市区的那一道桥，现在只成了一条由等距的灯火所连结的直线。

　　他的心绪起伏。他从西装口袋取出烟斗，细心地装上一袋烟草。楼下传来日本人饮酒喧唱的声音。他把烟斗烧成一个小小的火弧。烟草的香味，立刻在夜空中弥漫开来。

　　“J.P.，”她愉快地说，“你换了烟草的牌子了？”

　　她的愉悦使他诧异。从前，每当她说到出国，没有一次不是流着令他自疚的、烦躁的眼泪的。

　　“朋友送的，”他微笑着说。这时旅社的下女送来晚饭，是一些台式的消夜。她一下子就吃下了一碗稀饭。但他却无端地失去了食欲。

　　“J.P.，”她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热心地吃着一盘腌瓜肉。

　　“但这不能怪你，”她说，“我何尝以为我不能没有你。”

　　“小刘。”他说。

　　“你应该吃一点。”她说，为他盛了一碗稀饭。“近来，很多时候，我总是又爱哭、又爱闹……”她孤寂地笑了起来，“也亏你有这个耐心。”

　　“小刘，”他说，“我们都这么久了。我的感情，你应该清楚。何况，对不起人的是我。”

　　她兀自安和地笑着。这时忽然有水自高处落地的声音。他们向黑暗的阳台下看去，在一个小庭园的东洋味的石灯台的光影中，看见一个日本人在小便。她立刻扭过头去。他吸着烟，微笑地说：

　　“日本人‘有礼无体，就是这样。”

　　她望着他，虽然并没有兴趣，她依然说：

　　“有礼无体？”

　　“平素说话客气，哈腰，鞠躬；但也随地小便，饮酒喧哗……体，大概是体统的意思。”

　　“J.P.，在爱情里，”她认真地说，“没有谁对得起谁，谁对不起谁的事。这是詹奕宏说的。”

　　“詹奕宏？”他说。

　　她一下子就想到她说溜了嘴。她用双手合握着啤酒杯，让酒杯在手中慢慢打转。

　　“从前，你说社会，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实还有一件是你没说的：你在公司新得到的地位，”她以并不伤人的调侃笑了起来，“你说，这些这些，使你无法跟你太太离婚，跟我结婚。其实，你很清楚，这全不是理由。”

　　“我不是不愿意承认，”他苦痛地说，“感情的事，不那么简单。你明知道的。”

　　“J.P.，我不是在跟你争执。”她看着他忧苦的脸说：“或者，就这么说：你以你的方式爱我。不打破你的家庭；不跟我结婚；在我这儿找感情的寄托；而且也不霸着我不放。我呢？我怎么办？好，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要走，你不拦着我。”

　　他默默地眺望着一幢幢婆娑的树影，和千万盏树影之外的远方的灯火。桥上往来的车子显著地少了；标示着那一道桥的等距的灯火，也忽而显得孤单得很了。

　　“所以，你要走了。”他终于喟然地说，“是詹奕宏吗？”

　　这次，她沉默了。

　　詹是新来公司不及一年的年轻人。据说是能力强，很快就占了新成立的成会组的组长。他有一头经常凌乱的长发，肩膀出奇地宽阔。平时沉默寡言，工作起来，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逐渐地，发现他是个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嫉俗。有一回，打完了一封长长的信，猛一回头，刚好看见他叼着刚点上的香烟，昂着头松开领带，然后以手支颐，困恼地沉思手上的公事的样子。他的荒疏的、带着些野蛮的忿忿的脸；他的出奇的宽阔的肩膀；他的敞开的领子和不礼貌地松开的领带，构成不可言语的魅力，在那个回顾的片刻里，直接、迅速而又无理喻地使她匆匆地脸红了起来。那时节，她正好和J.P.天天吵闹，情绪坏到逾此一步就要自毁毁人的时候。单纯地自为了以新的激情减缓另一个失望的激情的苦痛，她自暴自弃地以少妇的蛊媚，轻易地诱惑了他。然则又初不料她竟然会绝望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年轻的男人。

　　“没有人能审判爱情，”她说，“每一件不快乐的爱情，总有一方说被另一方欺骗、玩弄。”

　　“James是个好青年，”他的语调沉重，“那么，你何苦要到美国去流浪？”

　　“一个爱上别人的人，包括我自己，总以为别人应当以对等的爱情回报他，”她幽幽地说，“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多么明显的不公平。”

　　他想起那段时日。在白天，一个是主管，一个是主管的秘书。一下班，她就拖着他在隐秘的地方争吵、哭闹、威胁……直到有一天，她说：“J.P.，我认了，可是让我慢慢地走开。”“没有人叫你走开，小刘，只是我没有权利叫你要我罢了。”他说。从那以后，他们算是为了分开而相处至今。“如今她真要走了。”他想着，嘶吧、嘶吧地抽着烟斗，注视着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困乏的她的脸。他忽然很想说：

　　“在爱情上，女人要比男人诚实，比男人勇敢多了。”

　　然而他没有说出口来。他沉吟着，说：

　　“James能力很好，有前途。你，我设法另外给你介绍更好的工作，你们来往，也方便些。”

　　她没说话，只是神经质地用手拢着她的头发。她想谢谢他的好意，可是那又太生分了点。她看着他没有动过的、应该早已冷了的稀饭，反射性地说：

　　“你该吃一点儿了，J.P.。”

　　她不该说话的，她想。她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使她努力、努力地抑制了的泪水，终于哗地流满一脸。

　　“怎么了？小玲。”他慌张地说。

　　她开始出声哭泣。

　　就在昨夜，詹奕宏向她吼叫：

　　“不要想赖上我，我可不是垃圾桶。别人丢的，我来捡！”

　　“James……”她说。

　　“我不是什么他妈的James，我是詹奕宏！”

　　“我从来不敢想你会娶我。你就把我当作坏女人好了……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大……我会走得远远的。”

　　她哭了。她已不再是做梦的女学生，但也正因为这样，当她发觉自己已经那么不可救药地爱着詹的时候，她是酸楚的。为什么她能爱、要爱，却只能无助地等待着另一个分别？……

　　“怎么了，怎么了？” 林荣平忧愁地说，把她拥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拍着，用手绢为她擦去泪水，频频地吻着她的长发。“怎么了，怎么了？”他说。

　　他拥着她。他真切地感到自己实在是爱着这个女人的。只是他的地位、他的事业、他的自私使他懦弱、虚伪、成为一个柔软的人罢了。月亮有些偏西。整个温泉区已在淫荡后的疲乏，滑落深沉的睡眠。

　　她止住了哭，把手绢还给了他。

　　“不好意思哦，”她细声地说，“我们该走了。”

　　“怎么了呢，你？”他寂寞地说。

　　“没什么，只是爱哭。”她歉疚地笑了起来。

　　他们走下阳台，在柜台边看见小热海出了名的摆设：一只日本长尾雉的标本，栖息在曲劲有致的木板上。长约六公尺的美丽的尾羽，即使在日光灯下，还发出美艳、高贵的色泽。

　　柜台的服务生一脸的睡意。他付了账，她在那小小的日本风的庭院边站着，望着开始有些阴霾的夜天。“请务必再来。”服务生用生硬的日本话说，目送着他们的车子向黑暗中滑行。

　　温柔的乳房

　　刘小玲把啤酒重又放到冰箱里。这是个炎热的夜晚。冰透的啤酒会使他整个儿高兴起来的，她想。桌上的菜开始凉下去了。她望望墙上的小小的电钟，时间已经超过了客人应该来的时候有半个钟点。她有些焦虑，却没有忿怒。她打开电视，坐在刚换下套子的沙发上。她想着差不多所有的他们的约会，他总要漫不经心地耽误，甚至有一次根本把约会都忘了。她于是独个儿无声地笑了起来。

　　随便打开的电视，正演着一个少女迷恋于一个早有妻兒的中年上司的故事。在一间经理办公室里，一个中年男人迫不及待地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靠在椅背上，左手蒙着眉宇，然后缓缓地吐出白色的烟。经理室的门外，有几个职员在埋头工作，唯独有一个年轻的女职员定睛地注视着经理室中的男人。镜头忽然调近，照出一张做着梦的，大眼睛的少女的脸……一泓柔和的音乐从远处流入。少女的声音在旁白：

　　……如果我能把手放在他那忧悒、疲倦的眉头上，让他知道，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女孩子，那么样，那么样地爱着他……

　　刘小玲格格地笑起来。她一边给自己点起一支香烟，一边想，一定会说：“蠢透的电视连续剧。”电视里的经理，是个有几分文化气质的、优柔寡断的男人。商场里，怎么会有这种男人？她想，J.P.就不是这种人……

　　那天深夜，和J.P.从小热海回到台北，在他的车子里，他说：

　　“现在我晓得了。其实你应该早些告诉我。”

　　她没有说话。车子驶上方才他们远远地眺望着的一道桥。他知道了也好，她想，好像什么事都有一个冥茫中的行事历上安排好了似的，自然就发生。

　　“其实你应该早些告诉我的，现在我晓得了。”他说，“詹奕宏应该不知道我们的事。”

　　她不知道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询问，还是判断。她望着他专心开车的模样。他的脸上不是没有一种悲愁，而是并非激人去怜惜的那种悲怜。她轻轻地靠在他的右肩上。

　　“事情总可以安排的。”他说着，车子在一个机械地红了脸的红灯前停了下来。他用左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说：“也许，在适当的时候，我找他谈谈……”

　　“不！”刘小玲蓦地坐直了。“我已经打定主意到美国去，”她说，“再说，我的事，可不是你那些业务上的决策，由得你下决定。”

　　她于是散漫地、落寞地笑了起来。

　　其实当时她应该生气的吧？她坐在客厅中想。生气他把她当作一件事物去“安排”。但她却不能生气他把她推卸给詹奕宏的认真劲儿。两年了，她知道那于他尤烈的男人在爱情上的自私心。因此，当他说“事情总可以安排的”的时候，她毋宁感到某种爱情和同情混合起来的酸楚。

　　就在这时，身边茶几上的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她抢掠一般地抓起电话。是詹奕宏的声音。

　　——喂……你怎么了？

　　她急速地喘着气，把抽剩下的烟，截死在烟灰缸里。

　　“你的电话，吓了，吓了我一跳……”她笑着说。

　　——我看你心脏不好，应该去看看医生。

　　她听见他身后杂沓的市声。

　　“你在哪儿呀，还不快来？”她说，“菜都凉了。”

　　他在电话那头哼哼地笑。他说他下了班回到赁居的地方，觉得累，竟而睡着了。“我刚洗完澡出来的，饿了。”他说。

　　她放下电话筒，端了两个菜到厨房去热。她的心荡漾着不可救药的甜美。她想要唱歌什么的，但一颗眼泪却静悄悄地滑下她的面颊。“啊，James，坏种，”她无声地说着，点上炉子，打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老叫人盼着，盼着……”

　　她想起她的父亲，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来台湾以后，他忽然变得不但不闻政事，即使连家中的生活巨细，也撒手不管。刘小玲生下来的那一年，带来的一些资财已经用尽。坐完月子，她的母亲就把头发烫起来，出外为生活张罗。比她的父亲年轻了三十岁，作为第四任妻子的她的母亲，不久便显露出在商业上、外交上的奇才。透过过去的“刘局长”的关系，母亲开起时装社、贸易公司和餐厅。随着生意的隆盛，当时在三十边缘的母亲，竟也日益丰艳起来。据老家跟了来的周妈说，从那以后，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姊姊们，吃的、穿的才渐渐像了样，至于母亲的独生女儿的她，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她的父亲，却一年到头冬春一袭棉长衫，秋夏一袭单长衫，诸事不问，时而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和针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在同乡会的刊物上发表。初时母亲苦口求他，穿个像样儿的，几些场合也出去周旋周旋。“唉，宝莲，”父亲呵呵地笑，“二十岁从日本学兵回来，什么我没抓过，什么我没见过？”父亲于是依旧是一年两袭长衫，依旧是百事不问。刘小玲懂事以后，母亲的事业越来越大，父亲在家里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母亲即使在家小的面前，也开始称他“脏老头”，任意指使。为了应酬，为了牌局，母亲不回家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母亲另有男人的谣言，在外面绕了个大圈子，终于流到他们家中来。异母兄姊一个个搬到外面住校、通学。刘小玲开始反抗母亲在家中强大的权威。

　　她上高二那年，老父终于病倒。母亲把他送进一家很好的医院，每半个月到医院缴一次医药费和特别护士的费用，却连病房都不去探一下。那时候，她是一个沉默的少女，日日陪伴着昏睡的时候很多的父亲。有一天晚上，她回到家里，看见客厅里摆着装饰得很辉煌的圣诞树，树底下堆着一大堆礼物。

　　“你娘为你摆的。” 周妈说，和蔼地笑着。

　　她无言地伫立在客厅，然后又无言地把树上的吊饰摘下，连同树下的礼物搬到庭院中心，划了火柴，点燃那些花花绿绿的礼盒子。周妈在一旁默默地流泪。火光把她的脸烘得发红。寒冷的冬夜，她忽然周身困倦。那夜，她没有回医院陪父亲，而父亲却正巧在那夜过去了。

　　她把热过的菜倒在大腰盘中，用抹布擦去盘沿的四周。周妈口中的那个“一次枪毙十个把人，眼皮不眨一下”的、剽悍的、青壮时代的父亲，她从没见过。她看见的，却只是一个邋遢的、懦弱的、一任妻子嘲骂和背叛的老人。

　　门铃叮叮咚咚地响了。她关掉炉火，两步当一步地跑着去开门。门开了，一股酒气迎面向她扑来。她看见詹奕宏因酒而青苍着的脸。她默默地后退，让他进来。

　　他用酒后的、昏浊的眼睛望着她，哼哼地笑。

　　“不是说睡过觉刚出来的吗？”她愠然地说。

　　他重重地坐在沙发上。他穿着一条质地很好的牛仔裤，暗黄色的衬衫有些肮脏。他一手抓住茶几上的烟盒，用他肥厚的唇叼出一支长脚的香烟，为它划上火，连连地吸着。香烟叼在他的嘴上，上下跃动。

　　“不是說好来这儿吃饭的吗？”她背靠着客厅的大门，委屈地说。

　　“光喝了酒，还没吃东西，”他似乎在安慰她似的说，“我请老张喝了酒。”

　　“老张？”

　　“噢。”她说，“我再去热两个菜。”

　　她一下子高兴起来。这是个才二十坪大小的出租公寓。一个卧室，一个小客厅连着小餐厅，一厨一厕，五脏俱全，一间间挨着。她一边热菜，一边说：

　　“老张呀，老张他怎么样？”

　　“他×的。”他缓缓地抽着烟，一边脱着鞋袜。

　　老张是公司的门房守卫。昨天早上，人事处贴出了一张布告，说老张半夜里在公司的守卫室中召妓狎饮，应予革职。

　　“他×的，也算老张当着霉运，” 詹奕宏说，“半夜里的事，怎么就让洋鬼子撞见了。”

　　他到饭厅打开冰箱，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他说其实只要人事室的葛经理肯说话，一定不至于开除。“何况，那个女的根本不是什么妓女，是老张的女朋友，在桃园加工出口区一家日本厂做工，”他说，“喝酒，他老张原来就喝酒的呀。”

　　“You know what I mean， eh？”他一边喝水，一边恶戏地对着电视机学葛经理说话。葛经理喜欢说英语，也说得不错。只是他在一句话里要插上好几个“你明白吧，呃？”成为令人听了厌烦的口头禅。”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eh？”詹奕宏挥舞着左手，说：“You know……know个鬼哟，他娘个×……”刘小玲一边热着菜，一边忍不住格格地笑。

　　门铃又叮咚叮咚地响了。“You know what……”詹奕宏一边调侃地学舌，一边去开门。一个瘦小的男孩送来一盒蛋糕。

　　“生日蛋糕？”他诧异地说。

　　她从厨房跑出来，跟瘦小的男孩说“谢谢”，并且多算了十块钱给他。瘦小的男孩欢喜地走了。他关上门，依然不解地看着她。

　　“你的生日，今天。”她说着，歪过头去。

　　“哦，”他说，“哦哦。”

　　他惯有的嘲讽的脸，在那一刹那间，换上了某种沉思的表情。“哦哦。”他说。她的眼圈微微地红了。没见过对自己也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她想。

　　“我跟老张吃酒，不是故意的。”他走向她，讷讷地说，“我只知道你要我来吃饭，却不知道是要吃我生日的饭……”

　　她笑了起来。“我可是饿了。”她说。在灯下，她有焕然的容光。她用围裙擦着脸上的汗水。穿着雪白长裤的她的身姿，有说不出来的帅气。她用两手环抱着他的腰，边推边向饭桌那边走。他的腰结实而不失柔软。比起他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他的腰板最能显示他的年轻。J.P.的腰，早已松垮下来了。

　　他们开始吃饭。一桌子都是她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台湾菜：一碟荫豉蚵；一小锅猪脚面线；一盘炸肉块；半只白斩子鸡……“做得还地道吗？”她边吃边说。“嗯。”他说。其实她并不是个善于烹饪的女人，除了白斩子鸡，都不很对味儿。然而他只是一径喝着啤酒，一径说：“嗯嗯，还不错。”阳台上整个暗了下来。两盆石榴在室内漏出的光中，静静地伫立着。

　　想一想，这已是他第二十八个生日了。然而，这却是头一次出其不意地有人格外记得他的生日，用了精致的心，为他备办了一顿专为他的生日而吃的饭。他的形若傲慢、犬儒的心，逐渐在溶解。他忽然说：

　　“喂，你可知道，这是头一次，有人为我过生日。”

　　她搁下正要夹菜的筷子，望着他。他于是诉说起来。

　　由于不大不小的家产的荫庇，他的父亲在日据时代受完了中学的教育。中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台湾光复，他的祖父也在这年过世。“这时祖父留下的产业已经不多，街上一爿药店；一家布店和乡下的不足一甲的土地。”他悠悠地说。又二年，他的父亲在一场动乱中，枉受牵连，差一点送了命。这以后，年轻力壮的他的父亲，忽然变得纵欲醉酒。“祖母心里焦急，赶紧给我父亲娶了一门媳妇。”他笑着说。婚后，他的父亲开始振作起来，但金融的波动，使他破产。“就在那时以后，我和弟妹相继出世，”他喁喁地说，“我父亲托了人情，总算在小学里弄到一个美劳老师的职位。”生活的清苦，可以想象。“给孩子们过生日，第一，经济上没有余裕；第二，在我们乡下，也不时兴。”他说。

　　她专注地倾听着。不是因为他的叙说有什么传奇之处，而是由于他在叙说着他自己的一向不为她所知的童年。她在他喁喁的、怀旧的叙说中，走进他的记忆。在那记忆中，到处是旧时照片的霉黄的色调。她为他新斟了一杯啤酒，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圣诞之夜。她想起火烧中的花花绿绿的礼物盒子；想起孤独地死去的自己的父亲。他沉默地喝着啤酒。他想起今天下班后收到的父亲的家书。无非是说汇回的钱已经收到；说他常以“在美国公司负大责任的大哥”为榜样，训勉弟妹。但不寻常的是，父亲竟然头一次这样写：“我一生是失败者……望你努力，出人头地。”

　　“如果一个人老了的时候，终于给自己下了结论，”他说，“说自己是个失败者，那是什么样的心情啊。”他于是想起在家乡的精瘦但不失为健康的父亲。眼眶和他一样的深陷，讲话出奇的快。从小到大，他惯常听见他以那快速的话锋抱怨校长，抱怨训导，抱怨将近三十年前招致他破产的金融波动，抱怨政治，抱怨天气，抱怨“外省人”……

　　“从小到大，我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地长大。”他说。他的小而饱满的脸，因多量的酒而愈益苍白起来。“家庭的贫穷、父亲的失意，简直就是绳索、就是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让我觉得，以家境论，以父亲的失意，我本早就没有求学的机会的，”他说，“而我得以一级一级地受教育，读完大学，又读完硕士。”他面有怒色，“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砰砰地捶着胸脯说。

　　“你喝多了。”她温柔地说。

　　“孩子，你看，我们牺牲自己，让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得出人头地，”他讥嘲地说，“我们牺牲了没关系；孩子，走哇！往那个地方走，那个我们这一辈子想到却无法抵达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他一会儿扬手，一会儿扬眉，表情十足地说着。于是便哼哼地笑了起来。

　　“你喝多了，”她说，“你一定先跟老张他们喝多了。”

　　她把他拖到客厅，坐在电视机右边的安乐椅上。

　　“好吧，我就拼命读书吧，”他亢奋地说，“拼命读吧。我总不能向我老子说：为什么要以你的失败奴役我，为什么！”他向空中挥拳头，使安乐椅轻轻地摇晃起来，“因为，我明见的，失败的滋味确是够人受的。家中的生活阴悒窒闷；母亲像机器——蹩脚的、生产力很低的机器一般地工作；帮佣、洗衣服、带小孩……父亲整天抱怨、整天诅咒……”

　　她拿了一条冰过的毛巾，为他擦拭额上、颈上的汗珠。当她为他解开衬衫的胸扣，用毛巾伸进他单薄却宽阔的胸膛时，他唧唧哼哼地笑了起来。

　　“好冰。”他说着把她推开。“好吧，既无退路，我就拼命读书吧。”他亢昂的声音突然低缓下来。他用左手盖着眉头，轻轻地搓揉着他的两个靠近鼻梁的眼角：“想一想，当时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十几岁的孩子啊，营养又坏，一年两年下来，没有把命读掉，也是怪事。”

　　他开始轻轻地摇晃着。她在一旁安静地为他削着冰过的水梨。她注视着他，一个男人怎样吐露他的创伤，这是她首度眼见。这时，她才看到这个平素粗暴、桀骜不驯的男子的心的里层。她的心疼痛起来。

　　“吃个梨子，”她说着，把一颗裸的、满是水汁的水梨递给他，“梨子可以醒酒……”

　　他木然地啃着水梨，水汁从他的嘴角上挂了下来。她趋前为他拭嘴。她的微微发疼的心，在揩拭着他的嘴脸的时刻，涌出一股密密的温度。在灯光下，在不知正演着什么的电视机前，一个女人，守着，忧伤地守着一个男人的伤痕，抚摸着那疼痛，使一个人的创伤，分成两个……这是何等的，她所渴望的幸福啊。她沉思起来。她想起自己的破败的婚姻。大学一毕业，她单只是为了让母亲伤心而嫁给了一个长她十岁的船务公司的老光棍。婚姻的破裂，并不单纯地因为那个人在生理上的不能，更多是因为那不能而来的奇癖。离了婚以后，她进入马拉穆，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寂寞的生活。

　　他依旧木木地吃着水梨。他忽然说：

　　“喂，有酒沒？我不要啤酒。”

　　“没有了，”她说，“况且你不能再喝了。”她走到电视机前换台，“看看电视。”她说。

　　然而他径自有些踉跄地到柜子里取出一瓶双鹿和一只酒杯，又复有些踉跄地回到安乐椅上，为自己倒满深褐色的酒汁。她知道今天他非醉倒不可了。

　　“詹奕宏！”她忧虑地说，过去抢他的酒瓶。当他抬起双肘来护卫手中的酒瓶的时候，他的左臂碰到了她柔软却出奇丰盈的、没有穿戴胸衣的乳房。即使因酒精而有些迟钝起来的他的官能，也在一刹那间感到一种深在的震战。他以醉者的目光，默默地、笔直地注视着她。

　　“你已经喝多了，”她抱怨地说，“喝多了。”

　　他兀自无言地望着她。但那目光，却没有欲情的渴切。

　　“把酒瓶给我，乖宝贝，” 她说，“去洗个澡，我们早些睡。”她以造作的诱惑哄骗着说。

　　他无言地喝下手上的一杯酒。他思索着她格外丰盈起来了的乳房。他于是慢慢地再斟一杯酒，讷讷地说：

　　“喂，你说怀孕了，是真的吗？”

　　“把酒瓶给我吧。” 她说。

　　“是真的吗？”他说。

　　“我怀不怀，干你什么事？”

　　她微笑地说。她知道取回他手中的酒瓶的希望，不论如何，是很渺茫的了。她回过头去看电视，一部闽南语连续剧在荧光幕上吵闹着。

　　他一个人哼哼地笑起来了。

　　她起身收拾饭桌，轻轻地哼着正在流行的歌曲。

　　“你别走，”他反身在茶几上取烟，用有些抖颤的手划上火柴。

　　“我只收收桌子，”她边收边说，“明天再洗喽！”

　　他沉默地看着荧光幕，“吧、吧”地抽烟。酒精开始使他有些儿心悸起来。

　　“你怀不怀，干我什么事？呃？”他独语似的说。

　　“什么？”她说，望着他的似乎顿时疲倦起来了的、苍青的脸，“我去放水，让你洗澡。”

　　他沉默地、慢慢地喝着酒，看着电视。

　　“喂，”他忽而说，“你觉得，台湾人，怎样？”

　　喝醉了酒的男人的问题，她想。然而她依然认真地说：“我的心里，有个台湾男人。”她望着他的老是有点寂寞的、有点生气的侧脸，“他最像个男人，像个男人……”“我爱他。”她无端地感伤起来：“可是，他并不爱我。不爱。”她说，“不爱啊。”

　　“你看这些台湾人，”他盯着荧光幕说，“你看这些台湾人，一个个，不是癫，就是憨。”

　　她茫然地看着电视中台视电视剧低级趣味的嘈杂。

　　“如果，一个外省人，”他说，“一个外省人，从小到大，从这种电视剧中去认识台湾人，那么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心目中，台湾人，是什么样的人？”

　　她专心地听着，几乎忘了这是醉酒的人的酒话。

　　“我当然知道，”他说，“编写这种剧本的，也正是台湾人。”

　　他于是悲愁地、哼哼地笑起来。

　　“要不要洗澡？”她说，“我去放水。”

　　他沉默了一会，忽然说：

　　“你说，你怀不怀，干我什么事？”

　　她格格地笑起来。“怎么了？”她笑盈盈地说。

　　“你怀不怀，当然不干我的事。”他说。

　　“我去给你放水。”她柔声说。

　　“当然不干我的事！”

　　他的声音高亢而颤栗。

　　“说开了吧。”他叫着说，“你以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J.P.的事，哈！”

　　她的四肢开始发凉。这暴风雨来得不曾有过那么突兀。他是个善妒的，甚至狂妒的男人。多少次，他为他风闻的她的过去的事激烈地争吵。然而她万未想到她和J.P.间的事，他也知道了。

　　“你怀不怀，当然，不干我事。”他的脸灰白得像一张久置的旧纸。他疯狂地叫喊：“你的裤带，就不能束紧一点！”

　　他的话，像一束利刃，猛然地戳进她的胸膛。她因羞怒而涨红了脸，眼泪如倾倒一般流泻下来。

　　“你，这样地欺骗我！”他说。

　　他猛一个翻身，一个沉重的巴掌掴在她的脸上。当他向她摔去第二个巴掌的时候，她以连自己都不自觉的快速，霍然站起，手中握住削水梨的锋利的水果刀。

　　他也从上起立。他看见一向任其詈骂，甚至殴打的眼前的这个女人，竟手握利刃，肃然地站在他的面前。酒后的他的思维，在一刹那时中，还不能理解眼前的景象的意义。他喘着气，说：

　　“你以为，我，也是电视里的，那种，又癫，又憨的人吗？”

　　他的声音显然地失去了凌厉。他看见女人的左颊，已经清晰的肿现他的掌印。她退后两步，紧紧地握着水果刀子，说：

　　“不要再对我动粗，我的身上有孩子，”她的声音和她的表情同样庄严，“詹奕宏，你听好：不论你信，或不信，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

　　他茫然地站着，用一双被酒精浸透的眼睛，空寞地望着她。

　　“不过，你放心好了。”她咽了一口气，清晰地说，“我，决不会赖上你，要你娶我。我说过：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大。我们母子会走得远远的。”

　　他木然地站立着。他的酒，忽然醒了大半。“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她的声音在他的脑筋中的某一个清醒过来的部分回荡着。他看见母性最原始的勇敢。她的眼泪在她的肿着他的掌痕的双颊上，逐渐干涸。然而她依旧紧紧地握住锋利的刀子。

　　“我不让一块随便的血肉，留在我的身上长大，”她无意识地用手掠了掠头发，“我怀着这块血肉，因为，”她的声音微微地颤抖，“因为，我爱你……”

　　她的眼眶即刻红了。然而她近乎惊惶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用力眨着眼，握紧刀子。她沉默地和自己的情绪搏斗着。许久，她说：

　　“去吧，去洗澡。”

　　他站了一会，沉思着。然后，他把衣服穿好，拎起沙发上的外套。

　　“你干什么？”她说。

　　“我走。”他说。

　　她俯首不语，把水果刀放在茶几上。他突然看见她的小指在流血，顯然是用力握住刀刃而割伤的。

　　“走吧。”她疲倦地坐在沙发上。血滴在她雪白的长裤脚上，留下暗红的印子。

　　他踌躇着。剩下的一点点薄弱的男性的自尊心，使他不能不走向门边。这时，她忽然从后面抓住他的皮带。

　　“干什么？”他说。

　　“别走。”她凄楚地说。眼泪雨一般地流下来。她开始吞声，“我不缠着你，”她哽咽地说，“要走，明早走。你，醉，醉成这个样，骑摩托车，太危险……”

　　她于是失声，哭得那么样的悲凄。

　　他反转身来，猛力地抱住她。

　　“小刘！”他低声说，“你的手弄伤了……你，知道吗？”

　　她哭得浑身抖颤。他感到她的没有穿胸衣的、显著地愈加丰盈起来的、温柔的乳房，在他的怀里，急促地弹动。“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她的庄重的宣告，占满了他的心思。

　　“别哭，”他轻拍着她的项背，“你的手弄伤了……”

　　两行泪不知在什么时候挂上了他的青苍的、满是酒气的脸。

　　沙漠博物馆

　　延迟了一个星期之后，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的财务总裁索伦·O．伯德尔先生一行三人，终于莅临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摩根索先生和林荣平以下的整个财务部，整整地紧张、忙碌了四天。第五天，S．O．B（索伦·O．伯德尔）留下达斯曼先生继续留台检查财务细节，一大早就飞往东京。S．O．B对台湾马拉穆的财务状况，十分之满意。林荣平的干练，又一次获得极高的评价。而林荣平之中国式的不独居功劳，之善于适当地把成就的一部分归给摩根索先生，使摩根索先生大为高兴。

　　紧张的四天过去了。留下来的财务稽查长达斯曼先生，是一位年轻、聪明而随和的人，对台湾马拉穆上下人员，都十分地友善。第五天是达斯曼先生稽查工作的开始，财务部决定在第五天下班以后，邀集部里的干部，宴请达斯曼先生，顺便给决定在下月初离职渡美的刘小玲饯别。

　　詹奕宏下班回到赁居的小公寓，换上一套新做的藏青色西装，来到设宴的饭店。在登上三楼的电梯中，他看见大镜子里的自己消瘦了很多。他对着镜子拍拍肩上细碎的头皮屑。一对外国情侣在电梯的角落依偎地站着。他感到数日来无暇去对付的自己的忧悒，就像这电梯一样，沉重却轻若猫蹄似的上下着。

　　他走进三楼订好的宴客房间。

　　“嗨，詹！” 摩根索先生兴高采烈地说。

　　“嗨！” 詹奕宏说。

　　侍者为他端来一杯掺着薄酒的果汁。他找到餐桌上写着James Chiam的小卡片，坐了下来。

　　“James，你看来累坏了。”摩根索先生在桌子的另一头说，向他抬抬手上的果汁，“J.P.说你这几天干得很好。”

　　詹奕宏也向摩根索先生抬抬手上的杯子。“谢谢你，可是没什么……”他说。就在这时候，林荣平和达斯曼先生拥着刘小玲走了进来，一时“嗨”“嗨”之声此起彼落。林荣平的西装是米黄色的，料子和做工都是明显的上品，然而领带的花色，却流俗不堪。达斯曼先生没有换下穿了一天的粗大的苏格兰呢的角花上装，依旧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的络腮胡子在柔美的灯光下，有金黄的光泽。

　　刘小玲一身暗红的晚礼服，长裙触地。云云的浓发蓬松地、洒脱地停放在她细嫩的肩上。宽松的丝绒料子，怎也掩盖不住她修长、美健的身段。她无言地和每一个向她打招呼的人颔首而笑。

　　詹奕宏低下头轻轻地啜着掺酒的果汁。自从她踏进餐室，她没有正眼望过他。也正因为这样，他知道她早就看见了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不应该显得太落寞，他想。然而他却怎么也无法若无其事地找人闲聊。他于是不知不觉地摸出香烟，这才蓦然发觉有人把点着火的打火机送到跟前。

　　“谢谢，”他恍然地说，“谢谢啊！”

　　林荣平无语地关掉打火机，默默地看着他，抽着板烟。他毫不做作地轻拍着詹奕宏的肩膀。

　　“没见过你穿得这么正。”J.P.用英文说。

　　詹奕宏笑起来。“Never saw you so affluently dressed.”他想着J.P.的英文，用affluently形容衣着，倒是头一遭听说。

　　“这几天，”J.P.说，“真亏你……”

　　“没什么。”他说。他索性笔直地望着他的上司。在J.P.的脸上，没有一丝嘲弄，没有一丝上司的矜伪。他开始把白天同达斯曼先生一起核对时所发现的问题，仔细地向J.P.说明起来。林荣平专心地倾听着，间或提出一两个老到的问题。忽然侍者来问他们要喝什么酒，打断了詹奕宏的话。

　　“威士忌。”J.P.说。

　　詹奕宏向侍者抬抬桌上的果汁。“谢谢，待会儿再给我添这个就行了。”他说，冲着诧异地盯着他的J.P.微笑着。餐室的气氛早已活跃起来。他看见侍者已经在开始给刘小玲那边上第一道开胃菜。摩根索先生和达斯曼先生坐在刘小玲的左右，神采飞扬地似乎争着和她说什么。她只是沉静地、得体地微笑着。她的颈上挂着和腰帶成套的景泰蓝项饰。他仿佛看见铜片上墨绿的大荷叶，错落有致地交叠着。荷荫下一对湛蓝底子白碎花点子的鹌鹑。

　　他在她的寓所过了生日的那晚，他们决定要尽快地结婚。第二天晚上，他陪着她去买下今晚这一袭暗红色的丝绒礼服。他们又在一家服饰商店买了一套服饰，烧着古雅花样的景泰蓝铜项饰、铜腰带和铜戒指。一套一式的墨荷鹌鹑图案。然后她陪着他去订制这套藏青西装。

　　然而过不几天，他们又剧烈地争吵起来。他对于她过去的妒嫉，接近了一种疯狂，一种疾病。他们的争吵日甚一日，彼此交换着最刻毒、最肮脏的詈骂。有一回，在他的寓所，他在激烈的怒火中丧失了理智，发了疯似的打她、踢她。她抓住一块椅垫护着肚腹，圆圆地蜷曲在地板上，待他醒来，她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了。她没有哭，没有骂，甚至没有呻吟。

　　她走了。给他留下满屋子对自己的悔恨。他抽烟，他踱方步，他打开电视发呆……等他再也忍不住出去叫住计程车向她的公寓驰去时，已近午夜。看见她的窗子紧闭，灯光已熄，他掏出钥匙打开她的寓所。屋内空无一人。从未曾有过的不安向他袭来。就在这时她从外面回来了。她的左颊浮着一块青肿。他大步走向她，她却轻捷地躲过他的抱拥。一股药味告诉他她是从医院回来的。

　　她在厨房开了冰箱，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冰水。她倚在门口看他，小口小口地喝水。那眼光里没有恨、没有怨，也无疑问地没有了爱。

　　“好在小孩没事，医生说的。”

　　她独语似的说。

　　“小玲。”他说。

　　她平平和和地分了半杯水给他。他捧住她握着杯子的手。“对不起你。”他嗫嚅地说。她走开，坐在沙发上。

　　“别这么说。”她终于说。

　　他们沉默起来。远远地传来叫卖馄饨的声音。她从怀里取出一个饱满的信封，说：

　　“这个已经出来了。”

　　他接过来看，是一叠美国寄来的表格。

　　“下个月，我就走了。”

　　他没说话，很快就把表格还她。想抽烟，却没带在身上。她把那一叠文件“通！”地摔在电视机上。她喟然地说：“我有孩子，你却什么也没有……”

　　他掉头就走。在跨下楼梯前，他瞥见她正平静地拉上落地窗的帘幕，正眼没有看他一眼。他忿忿地，一口气走下楼梯，走上街道。他快速地沿着栽种着枫树的红砖路走着。“你走吧你走，走得越远越好！”他无声地叫喊着。当他在一个平交道边被一列轰隆而过的、长长的货车停下脚步时，他才察觉到从什么时候起就霏霏地下着细雨了。

　　“先生，牛排要几分熟？”

　　穿着深褐色制服的侍者说。

　　“八分吧。”

　　他向侍者咧嘴笑了笑。他看见俯着身子的侍者的领口，因汗垢而泛着浅黄。

　　“其实，”坐在他身边的林荣平说，“你可以出去读个master回来。”

　　“算了。”詹奕宏说，摇着头笑。

　　“财务部明年要扩大。”J.P.说。

　　“算了。”詹奕宏说。这回他没有笑。他别过头去，和左边的Alice礼貌地啜了一口酒。

　　“木门餐厅来了一个新歌手，”Alice说，“瘦小个儿，甚至还有点土气，可是唱琼·拜兹的歌，真道地。”

　　“哦。”詹奕宏说。

　　J.P.清楚地看见詹奕宏的敌意。“知道了吧。”他思忖着。和达斯曼去接刘小玲来，自己却坐到离开刘小玲有一个桌子的这边来。这无非也只是向摩根索表示“和Linda并没有什么”的姿态。他看见摩根索和达斯曼一左一右地坐在刘小玲的身边，兴高采烈地谈笑。他对两个外国人感到忿恨。“不，”他想，轻轻地摇摇头，“最可恨的毋宁还是自己吧。”曾是自己的情妇的女人，受到外国老板的轻薄，却要几乎反射性地对这个老板佯装不知；佯装自己和那女人之间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自己……”他想着。

　　“林经理，”Davis徐说，“敬您。”

　　林荣平堆下满脸的笑，举起自己的酒杯。Davis是个苦学的青年，十年前，高商毕了业，到美军单位做事。美军裁减使他失了业，经青商会的朋友介绍给林荣平。林荣平看准了Davis虽然没有学历，却是个吃苦能干的人。他毫不犹豫地重用他，使他感铭万状。就像现在，他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着酒杯说：“敬您。”白皙的脸上，无端地泛起敬畏的、局促的红潮。

　　“平常做什么消遣呀？”J.P.故作平易近人地说。

　　“啊，啊，”Davis结结巴巴地说，“读一点英文。”

　　林荣平少不得夸奖他的英文。这时刘小玲的那一头不知为了什么而喧着。林荣平细眯着眼睛，看着已经喝红了脸的摩根索先生。

　　“J.P.，曾经听过喜欢沙漠的人吗？”摩根索先生隔着一张桌子叫嚷，“Linda说她爱沙漠——多奇怪的嗜好。”

　　林荣平面无表情地看着摩根索。衬着被酒泛红的脸色，摩根索的胡须显得尤其地抢眼。“You son of a bitch！”他在心里诅咒着，“你只不过是个白痴。”他知道在两年内，纽约方面有一个新的政策，要使各分公司的管理层尽量地本地化——“如果必要而且可能的话。”他已经着手布置。先在财务部安置一些心腹，然后，让摩根索滚蛋。

　　“你应该去读个master回来，”林荣平转向詹奕宏，“我可以考虑用公司的经费和名义送你去。”

　　“算了。”詹奕宏说。

　　“那么你应该到亚利桑那州的索拉诺沙漠去，”达斯曼先生对刘小玲说，“那儿有一家很好的沙漠博物馆。”

　　虽然装着和隔邻的Alice，一个平时工作认真的表报组的女孩，热心地谈着一个刚刚才上不久的影片，詹奕宏的耳朵，却一直在努力地隔着嘈杂听取刘小玲那一头关于沙漠的谈话。达斯曼先生自称是一个业余的生态学研究者，正在说明那个沙漠博物馆，如何以现代的科学装置，生动地说明进化的历程；如何使泰半都在夜间活动的沙漠动物，在特殊的光学设备中，让参观的人可以一览无遗地看见它们生动而充满趣味的生活……

　　“啊，我一直不知道，一直不知道，一直不知道。”劉小玲感叹地说。

　　“沙漠是一个充满生命和生机的地方，” 达斯曼先生说，“只是人们太不理解它罢了。”

　　“But Mr. Dasmann……”刘小玲说。

　　詹奕宏倾听着，默默地点上一支烟。Alice的英文不很好，但也似乎在专注地听着。

　　“刘小玲今晚好漂亮。”Alice说。

　　詹奕宏这回把脸转向另一边，喝掺着酒的果汁。“你应该喝点酒，又不是不能喝。” J.P.说。“不，不。”詹奕宏说。他可以感觉到J.P.的十分暧昧的忧悒。可是他开始想起那个自己气愤地从刘小玲的寓所冲出街上的夜晚——从那回以来，他们就没再来往过，虽然每天下班回到自己紊乱的居所，便要想念她想念得毫无办法——在平交道上拦住他的那一列货车。黑色而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轰隆轰隆地打从他跟前开过去，往南边的他的故乡：只有两条小街，一出了小街便衔接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的故乡开过去。

　　初识刘小玲之后不久，有一回詹奕宏同她坐夜车回到南部的乡下。车上有柔和的灯光，宽敞的座位。她的左手让他握着，她的右手把玩着火车窗子上的纱帘。就是这样的，她喁喁地说着十几年来不断地出现在她的夜梦的情景：一片白色的、一望无垠的沙漠。

　　“每次看到盖房子的工地上有一堆堆的沙子，我总要走过去用手摸摸那些沙子。”她说。

　　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心里却在想着他的父亲看见他带了一个“外省婆仔”回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独自而默然地笑了起来。

　　“但是都完全不是梦里的沙子。”她说。

　　“嗯。”

　　他略略撑起身子，伸手到茶杯座上取他的茶杯。他看见披着长而很是云云的头发的她的头，斜斜地靠在窗子的玻璃上。外面是无尽的黑夜。远处的灯火，迟缓地向后面旋转着移开。她的机械地嚼着口香糖的侧脸，有一种安定、满足却寂寞的神情。

　　她说梦里的沙子是白色的。

　　“不是纯白的白色哩，”她说，“有点像鸡蛋壳的那种白色。”

　　他笑出声音来。他想起曾有一度每天早晨打两个生鸡蛋泡酒喝的愚蠢的自己。一个服兵役时认识的朋友说，这样可以增強男子的能力。

　　她奇异地转过头来看他。

　　“即使是鸡蛋壳吧，”他说，“也有好多种。”

　　她把他的右手拉到她的怀里，却怎么也不让他的手掌有意地、恶作剧地碰到她的硕然的乳房。她依旧把头侧靠着窗子的玻璃，凝视着窗外的暗夜。

　　“就是那种白色。一望过去，苍苍茫茫，看不见边际的白色而且干干净净的沙子。”她说。

　　“总有几棵仙人掌什么的。”他调侃地说。

　　她摇摇头。

　　“或者几个野牛的头骷髅。”

　　她又肃穆地摇着头。

　　她说第一次有这样的梦，是在中学的时代。那寂静的、白色的、无边的沙的世界，使她骇怕。每次从沙漠的梦中醒来，她总要孤单地哭泣。有时甚至必须把被角塞进自己的嘴里，才不致哭出声音来。

　　“后来，我大了，大约习以为常了吧，”她说，“我逐渐能够在梦里凝视那一片广袤的沙子。”

　　她便是这样地对实体的沙漠发生了兴味。

　　詹奕宏留下一小块牛排，让侍者撤去盘子。他用餐巾仔细地揩着嘴。原本就没有什么食欲的他的肚子，这时感到满是番茄汁味道的饱胀。摩根索先生提议大家依次给两位今夜的客人干杯。詹奕宏看见刘小玲霍地站了起来，在那一瞬间，她婷婷地站着。

　　“不，”她说，“让我谢谢大家。”

　　两个洋人也跟着起立，全桌的人零乱地站了起来。詹奕宏低着头，紧握着高脚的酒杯。

　　“不要忘了我们啊，刘小姐。”Alice突然说。

　　他抬起头，一眼就迎见刘小玲注视着他的忧愁的、微醉的眼睛。他看见她手握酒杯，向大家划了一个邀饮的小圆弧。

　　她的丰腴的手指上，什么也没有戴。他无言地喝尽杯底早已不多的果汁。大家重又落座的时候，詹奕宏突然想起放在自己西装口袋里的戒子。他伸手去摸，它果然还在。那是她和现在戴着的项饰、腰带成为一套的铜戒，上面烧着统一的墨绿的烫金的雨荷图案。那时候，原是准备过几天去公证结婚时为她戴上，所以才放在他这一边。

　　摩根索先生似乎在开始谈论政治。

　　“S.O.B.说，我们多国公司就是不会让台湾从地图上抹除……”

　　摩根索先生说：“S.O.B. said that w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ere would never let Taiwan wiped out from the map……”显然是喝醉了酒的摩根索先生把脸凑向刘小玲，“奇怪吧，”他说，“我们美国商人认为台北比纽约好千万倍，而你们却认为美国是天堂。”

　　詹奕宏看见刘小玲的脸僵硬地往后退。“我并不以为美国是个天堂……”她矜持地笑着。她聪明得体地在“天堂”前面删去“f...ing”这个脏字。她没有窘迫，没有生气，她甚至有些轻蔑着的失态。詹奕宏迅速地把视线移到墙上去。他觉得胃部有些发冷，脑筋迅速地感到空漠。“她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他想。“And you f...ing Chinese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a f...ing paradise.” 摩根索先生说：“奇怪吧，达斯曼先生？” 达斯曼先生呵呵哗哗地笑。Alice不懂得英文肮脏字眼，却天真地应和着笑。詹奕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脑袋顿时空荡起来。摩根索还在不住地咿咿哦哦地说着些什么，但詹奕宏只觉得“f...ing Chinese”在他的空旷的脑筋里打转。他忽然发觉他的手在不由自己地、微微地颤抖着。

　　他忽然说：

　　“先生们，当心你们的舌头……”

　　他用英语说。但那声音却出奇地微弱。除了林荣平，没有人听见他说了什么。林荣平讶异地望着他。詹奕宏为自己怯弱的声音深深地刺伤，并且激怒了。他霍然地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最好当心点你们说的话。”他说。他的脸色苍白，并且急速地气喘着。餐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似乎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辞职表示我的抗议，摩根索先生。” 詹奕宏说。他的脸痛苦地曲扭着，“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个郑重的道歉……”

　　“James……”林荣平小声说。

　　“像一个来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那样地道歉。” 詹奕宏说。

　　“怎么回事，J.P.？”摩根索先生嚅然地说。

　　“James……”林荣平说。

　　詹奕宏猛然转向林荣平，脸上挂着一个悲苦的、痛楚的笑。

　　“J.P.，”他改用闽南语说，“在番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他勉强地扮着笑脸，努力用平和的语调说：“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龟龟琐琐地过日子！”

　　他于是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出餐室。

　　“詹奕宏！”

　　刘小玲忽然站了起来。“詹奕宏！”她喊着，提起触地的长裙，追着詹奕宏跑出吊着温馨、豪华的吊灯的餐室。

　　景泰蓝的戒指

　　在大饭店的门外不远的地方，刘小玲追上了詹奕宏。她抱住他的臂膀。他们默默地走在通往通衢大道的一条安静的小斜坡上。她几次偷偷地、挂心地看着他直视的侧脸。方才为忿怒、悲哀、羞耻和苦痛所绞扭的脸已经不见了。他看来疲倦，却显得舒坦、祥和的这样的他的脸，即使是她，也不曾见过的。

　　一辆计程车邀请似的在他们身边迟缓地开着。詹奕宏和善地向司机摇了摇头，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在她沉默地望着远去的车灯时，詹奕宏把她的右手拉了起来，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了上去。

　　她开始流泪。

　　“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她一面拼命抑制自己不致放声，却一面忙不迭地点着头。

　　“不要哭。”

　　他温柔地说。

　　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