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前，《红楼梦》在中国诞生。这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它诞生以来，人们便对“大旨谈情，实录其事”的写作意图开启漫长的解读，对其“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进行各种脑洞大开的揣测。有专家分析《红楼梦》评论史上的一个现象，认为有一个人，细读、讲述、教授《红楼梦》整整三十年，将红楼梦从太平洋的西岸讲到太平洋的东岸，创造出阅读《红楼梦》的时间纪录与空间纪录。这个人就是白先勇。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流作家，还是一流的文学鉴赏家，《细说红楼梦》便是证明。
白先勇曾說“但在耄耋之年重新细读和讲授《红楼梦》，我越发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天书——有说不尽的玄机，说不尽的密码，需要看一辈子。我看到晚年，可能才看懂了七八分，所以，我想大胆地宣称：《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为了更好地带领广大青年学子细读《红楼梦》，白先勇把里仁版庚辰本《红楼梦》与桂冠版程乙本《红楼梦》从头到尾仔细对照比较了一次，不但发现其中隐藏的不少问题，而且还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红学界中的版本问题。白先勇主张从小说的艺术和美学观点出发，展开文本细读过程。他还针对人物塑造、小说技巧、小说框架、小说视野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这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品性，而且还能在其中完成文化精神的聚生，使当下的年轻一代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参与到推动文化精神新生的行动中。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问世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红楼梦》阅读，掀起了阅读经典的浪潮，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思路。中国经典文学的传播需要导读实践，这是对当代人文学素养的培养，也是对当代文化精神的扶助。在我看来，重新审视传统是《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初衷。这必然是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价值的一次壮举，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集体发声。
一、太虚幻境：宿命、现实与人生
想象一下如果你提前看到自己命运轨迹的情形。你是否会把其中的痛苦和磨难归咎于宿命，还是说能聚集有限的力量去承受苦难并发起反抗？《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是全书极其重要的神仙架构，不但点出书中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劫难，而且还通过宝玉神游将真与幻、人与仙联结起来，巧妙地展示出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之间的统一性。
在讲授《红楼梦》的一开始，白先勇就曾开宗明义指出：“首先，曹雪芹架构了一个神话，由超现实引领，进入写实。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或说它奇妙之处，就是神话与人间、形而上与形而下，可以来来去去，来去自如，读者不觉得奇怪，好像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真有这么回事，然后一降回到人间，贾母、王熙凤、宝玉、黛玉……也觉得是真有其人。它的神话架构笼罩全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也给予写作极大的支撑与自由。”[1]
我们不禁要问太虚幻境中神话架构的象征性是什么？又起到什么作用？为了说明“太虚幻境”的艺术表层效果和深层效果的关系，白先勇从一开始就把“太虚幻境”与人物的生活现实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呈现曹雪芹对人生做出的一种全景式的反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每个时代、每代人心中都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应该追寻的，而什么又是必须放弃的？究竟是要沉沦红尘，还是超然物外？《红楼梦》对这些反思的书写绝非一般的泛泛而谈，也并非仅就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做一番详尽的书写。《红楼梦》用生活的现实和故事呈现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数百人兴衰难料的命运。在“太虚幻境”中十二金钗的命运一一显现，四大家族的命运也有神秘的预警。这些人物千人千面，没有一个雷同，即便是很近的“镜像”人物如晴雯和黛玉也是相似却不同。这些人物不停地在不同的命运关系中穿梭，从而将他们各自的命运贯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百态的史诗。
在白先勇看来，太虚幻境的神话构架极其引人注目和富有想象力。这种艺术手法其目的在于分析命运的疆界，而不在于强调宿命。所以，尽管曹雪芹在此预示了十二金钗的命运，但他依然采用诗词和谜语的形式让读者去猜想、去揣测。他要告诉读者，一个人的命运，包括我们自己的，永远是一个谜语。用白先勇的话来说：“我想命运是最神秘的东西，人这一生，到底是怎样一条路？没有人不好奇，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以后会怎样。”[2]白先勇对于《红楼梦》中人物命运的分析不是要描述出一种人物理论，而是结合个人阅读、主体经验和哲学知识帮助读者探寻《红楼梦》中各色人物是如何借助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在人世间建构和塑造自身。
如何既能做到对上百个人物性格和性情综合分析，又能对不同人物性格和性情之间的差异进行逻辑归纳，对于理解“太虚幻境”神话架构和《红楼梦》小说技巧是至关重要的。白先勇把对“太虚幻境”的分析建立在对人物性格多面性分析的基础上。他不是孤立地谈论人物的命运，而是从人物的现实环境去分析各色人生。在分析每一个人物的时候，白先勇都试图联系家庭和家族关系，不断地将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来。就十二金钗命运总体的判词而言，书中女子的命运和《红楼梦》是悲剧结局。为了激发对人物命运的探讨，白先勇紧紧围绕贾宝玉经历的各种感情考验，在与人物情感相关的信息中探究不同人物对情感、情致、情缘的看法。这个主题绝不是中立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通过文学和艺术性讲述人物的情感关系意味着深入理解人物的心灵，以及支撑这些概念的人物命运、传统的道德礼法和习俗、封建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子嗣观和代际关系。
白先勇认为，情在《红楼梦》里有非常复杂的层次。情动起来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给予生命的力量，也有毁灭生命的力量。[3]在我看来，这个情就是人内心的本质性。情可以发动内心的追求，让它体现在现实生活和社会中。贾宝玉的悟道、林黛玉的焚稿断痴情、薛宝钗的端庄周全、王熙凤的机关算尽、贾元春的付出和奉献、贾探春的不屈和反抗、贾惜春的独善其身、贾迎春的随波逐流、史湘云的洒脱爽朗、妙玉的傲骨凡心、巧姐的时来运转、李纨的勤劳、秦可卿的风流、袭人的贤惠、晴雯的任性率真、鸳鸯的忠诚……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情与理的冲突，因为他们无法完全过一种将情感和现实割裂的双重生活。他们无法为了适应生存而放弃自己的初衷和理想。因此，这些人物无法避免命运的冲突。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的宝玉最终选择遁入空门。皇帝赐他“文妙真人”之名，这里“真人”是道家的称号，其实就是归还他赤子之心。这赤子之心就是人的至情至性。至此，太虚幻境由虚境变成了实境。
如何解释“太虚幻境”的艺术性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和可能给予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和回答很可能涉及宿命、现实和人生这些广泛的领域。也许，宿命是人生的困难或先天的障碍，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人的心性和情感，赤子真情才是心灵的活力，确证情感和意志的方向。如果说“太虚幻境”是宿命的象征，使人陷入迷幻，那么人世间的赤子情怀就是粉碎疑虑和忧患的利器，是激发信念和决心的动力。“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为一种吊诡的表达，一再地推动读者去探索和解释命运的奥秘，也一再地向我们进行现实和人生意义的交流，辨别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不断追问人的生命本质，寻找命运的走向——而白先勇做的就是在此中引导我们。
二、大观园：裂隙、矛盾与统一
大观园是在尘世中扩展出的太虚幻境，也是天地间至情至性、至美至圣的所在。它充满了青春的纯洁和理想、儿童的欢乐、诗意的生活，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这里吟诗、作赋、赏花、饮茶、嬉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潇湘馆的翠竹、怡红院的海棠、蘅芜苑的奇藤异草、稻香村的舍田风光、栊翠庵的袅袅炉香……这些风景是在宝玉和姐妹们不断扩大的诗意生活中慢慢呈现出来的。怡人的色彩、婉转的曲调、深邃的诗意，还有转瞬即逝的暮春落花时节被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自由自在、平和风雅的神秘世界。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以“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来说明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4]不同于余英时“内与外”的分析视角，白先勇紧紧把握曹雪芹对小说人物视角的运用，解读不同人物眼中的“大观园”，将贾政、宝玉、元妃、刘姥姥、宝钗、黛玉、王夫人等人眼中的大观园一一呈现出来，就此出现一个多角度的不断叠加的大观园。
贾政眼中的大观园自然是好，他特地带来一群他所谓的“清客”到大观园，为的就是附庸风雅。而宝玉看大观园则有的地方好，有的则不好。刚好，宝玉在给稻香村题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空间矛盾，他认为稻香村缺乏自然之气，而显得牵强。于是宝玉直言：“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对此贾政听后勃然大怒。白先勇指出：“这一段看起来，好像父子两个人的拌嘴，其实要表达的是两种理念。贾政，代表儒家那一套核心价值，儒家最紧要的是社会秩序，一切合乎礼教，甚至于自然，也要人为地把它规划清楚。宝玉呢，是个自然人，倾向道家的归真返璞，反对一切礼俗束缚。”[5]白先勇用道家和儒家价值观念的博弈，将空间与社会联系起来，表明大观园绝不是一个孤立或者单一的空间，而是包含不同人感受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态的空间。
在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曹雪芹呈现了元妃视角下的大观园。大观园好一派隆重景象，张灯结彩、富贵风流。元妃省亲则有另一番感喟：“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6]在此，白先勇揭示了曹雪芹刻画人物的妙法，“一句话就把她变成一个人，真的人，不仅是皇帝的妃子，也是贾家的女儿……我们会同情她的处境，不觉得她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皇妃，她也是非常有人性，有她自己满腹的心事，有她自己说不出的苦处。作为皇妃，当然一方面很风光，皇帝很宠她，封她为‘贤德妃，但另一方面，可感受她在那边生活也不容易的，回来以后见了家人，感触甚多，所以讲了这么一句话。”[7]元妃把大观园看成充满温情的空间，一个充满快乐的生活之地。尽管大观园是为她省亲而建造，但她在省亲后便让姐妹们住了进去。元妃将大观园与宫廷对象化。大观园是一个与层层殿堂相对立的空间，虽然它不构成绝对的对峙，但元妃眼中大观园的自由和温馨已经能够显现出来。
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讲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景。白先勇把刘姥姥视为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土地婆。她的到来给庞大森严的贾府带来了浓浓的乡土气，也是人间烟火气，呈现大观园与乡间之间的联系。一个乡土老太太穿行在大观园中，这本身就表明社会秩序空间的突围。刘姥姥以朴实善良把自己引入至圣至美之所，这个过程表明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于是大观园从虚幻的空间落入了一个更大的人间社会。刘姥姥观蘅芜苑、入栊翠庵品茶、而后误闯怡红院，再到后来受王熙凤之托给巧姐取名，这些一再地表明大观园隐含了所有可能的空间。不管是精神上“形而上”的虚境，还是以刘姥姥为代表的“形而下”的实境，都体现了大观园极盛之时的景象。白先勇通过比照总结道：“刘姥姥进了潇湘馆、进了蘅芜苑，她的感受，让我们刷新（refresh）一次认识，重新对大观园有一番新的印象。这就是曹雪芹厉害的地方，他前面很久没有讲到大观园了，已经知道的他不讲了，新发生的，等刘姥姥来的时候，又给它一个近镜头（close up），夸大地来看大观园。后来，贾府衰败以后，宝玉再进大观园，听到潇湘馆鬼哭，那又是一种凄凉景象。所以大观园的兴衰是《红楼梦》的主题之一，从各种角度，背面的、侧面的来讲兴和衰。刘姥姥进来的时候，是极盛之时，我们听到的是一片笑声，看到的是一片繁华。”[8]
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白先勇对比宝钗扑蝴蝶和黛玉葬花两种场景，将两人眼中的大观园作对象化分析。白先勇对曹雪芹小细节的解读非常精彩：“宝姑娘不会随随便便去扑蝴蝶，如此安插，因为在这个地方马上要写到很重要的黛玉葬花——《葬花吟》，是林黛玉为自己写的挽歌。春天里，宝钗在扑蝴蝶，在抓住上飞的、象征幸福的東西，多愁多病的黛玉看到落花，马上联想到自己的生命将凋残。”[9]人们在宝钗和黛玉那里发现的，是一个分裂、矛盾的大观园，同时也使之命运化了。美丽、欢乐、自由的大观园掩盖了每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和心境，大观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也预示了大观园内隐藏的重重危机。对此白先勇认为：曹雪芹设计的很多小场景，目的是引导走向最终的结局。
在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王夫人因为发现了一个绣春囊，于是将大观园彻查了一番。王夫人非常痛恨晴雯，认为晴雯、芳官、藕官、蕊官以及唱戏的小伶都是狐狸精，于是将她们赶尽杀绝，再也不能踏入贾府半步。白先勇借助对王夫人眼中大观园的分析，将一种起初并没有出现的分离观点呈现出来。王夫人尊崇儒家的道德系统，对于情感和牵扯到情欲的性，她表现得异常惶恐不安。她对大观园的整治撼动了整个大观园的社会道德秩序，也将大观园的内部空间破坏掉了。大观园已经开始解体、破碎，它的浮华和残忍浮现出来，其中的压制和遏制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导致了大观园盛世的衰退。白先勇曾认为，曹雪芹三番四次用各种角度描写大观园，目的就在于让人们对大观园有一个整体概貌，知道大观园的全景。这个全景既包含愉悦和谐，又包含遗憾和冰冷。在白先勇看来，大观园是一个隐喻的空间。他在曹雪芹对人物视角的处理中看到了大观园内部里的分裂和矛盾，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并不相通的悲喜。实际上这种分裂和矛盾涉及的是四大家族，乃至一个时代的衰落。这既是对大观园纷乱状态的呈现，也是对总体社会失序状态的呈现。正因此，他一再地强调：“这部书不仅是小说，就我看来，它也是中国文化到第十八世纪的一个结晶，一个总结。”[10]
三、红楼梦醒：情致、兴衰与枯荣
白先勇所坚持的是一种融合的哲学思想。他非常重视对《红楼梦》中儒释道三家对于人之“性情”的呈现。“性”是本性，“情”是情感、情致、情愫。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中，性情被认为是比理性更高层次的人类智慧。这也是白先勇主张从小说的艺术和美学观点对《红楼梦》展开文本细读的根本原因。
白先勇认为：“在《红楼梦》之前，很少中国小说把女性的位置放得那么高，对她们有一种精神上的崇拜。比如《金瓶梅》里也有很多女性，就不同了。对于女性，只看到她的身体，她的肉体，没看她的心。《红楼梦》把性灵升华到这种程度的确是很特殊。《红楼梦》一开始讲女娲炼石补天，用这个女神开头，所以这本小说对女性赋予非常特殊的地位。当然之前也有作品像《牡丹亭》，笔下杜丽娘是柳梦梅的梦中情人，但还不致像贾宝玉对林黛玉那种崇拜式的心情。”[11]贾宝玉那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可以看作是对《红楼梦》情感主义最富寓意的表达，其中描绘的是女性纯洁和崇高的神性。这句话既是宝玉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悟，旨在增强曹雪芹的主观意识，又体现了一种同传统社会秩序的对立。曹雪芹借宝玉之口表达了对于情感的赞美，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对旧俗礼法的一种有力回应。可以看到，情感思想成为《红楼梦》的思想基础和写作背景。在大力倡导本性和理性的一般传统中，《红楼梦》推进了人们对于情感的认识，赞扬性灵至上。《红楼梦》有两大成就，一方面是写实主义，一方面是象征主义。但无论是写实笔力还是象征笔法，情感都是联结两者的纽带，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张力。这种情感的张力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也让读者的感受时刻随人物命运起落沉浮。
正是因为对人物性情的着力书写，人物命运的兴衰、家族的枯荣和人世的沧桑才能深深印刻在读者的心灵中。隐藏在宝玉和黛玉关系背后的是绛珠仙草跟神瑛侍者两人的缘定三生，这种情缘是命中注定的，本身带有沉郁的伤感。当这段仙缘进入人间，也意味着这一必然的情感关系被推向广阔的人间。此后出现的所有的情愫和情缘，它们都是以天然的仙缘扩展开来的，但它们给予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们至情至性的共同性。大观园给人们的印象，是以各种人物情致交织而成的一个人间乐园。在这里，天真的孩子们开拓了情感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大观园的世界中没有尔虞我诈、贪婪腐化、敬终慎始，所有的人都尽可能遵循自己的天性生长发展。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宝玉的悟道则向人们暗示一种观念是，人们有理由追求自己向往的东西。
白先勇深谙曹雪芹对“情”精神性的表达。为了说明《红楼梦》中情感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他以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分析指出汤显祖所处的晚明时代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的一个大反动。相比侧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西厢记》而言，《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神话，可以说是把爱情提高了一层，是形而上的。紧接着，在比较分析黛玉和杜丽娘两人的相似性时，他又将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梦》《邯郸记》三部作品联系起来分析，旨在说明汤显祖对于情的解释与设计是如何影响了曹雪芹，从而使《红楼梦》对情的解释更广、更宽、更博。[12]
从宽泛的意义而言，《红楼梦》中“情/情致”的特点是强调亘古的惆怅、时光的流逝和命运的神秘莫测。为了说明这些，白先勇从关注人物的言行及性格关系入手，比较分析以黛玉、晴雯为代表的感性人物和以宝钗为代表的理性人物，进而深入推进对兴衰与枯荣主题的分析。他指出，“像林黛玉、晴雯、还有刚刚的龄官，她们的核心价值在于情，而且个性率真，常常不容于世，由于当时是儒家宗法社会，注重的是秩序，整个社会秩序（social order），不见容这些纵情而跨越儒家规范的人。最后贾母要把薛宝钗娶为孙媳妇的时候，有人跟贾母说，宝玉黛玉心中早就有情，贾母的反应是，这个我就不懂了，小兄妹亲近是好的，不该有别种心，别种情。”[13]“宝钗是当时宗法社会儒家传统下一个标准的媳妇，在儒家整个大系统里，个人的感情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最要紧的是合乎礼法，理重于情。所以，这整本书其实也是情跟理之间的冲突。”[14]白先勇对情与理之争的解释，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红楼梦》对“情/情致”的探索。曹雪芹对“情”的洞察力，使他在《红楼梦》中把人世间的沧桑表现为一场追忆。他想象出有着宿命论的太虚幻境，又创设了一个反理性的人间大观园。在大观园中，这些人物的自由观远远超越了太虚幻境中的形象。实际上，这种自由观才应该是人世间的普遍秩序。
在白先勇看来，曹雪芹对兴衰与枯荣主题的处理方式，使这一场面看起来是对中国三种哲学的对话所进行的最高形式的艺术表达。曹雪芹关于悲剧的结局意识，同时就是关于他自己对时代、社会和个人的意识。白先勇在解读中揭示了这个意识，“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渐渐强了，中国还是那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就是《红楼梦》的时代，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在某方面已经危机重重，不能光看表面了。《红楼梦》写的时候是盛世，不过曹雪芹以他的敏感，已经感受到暗伏在繁荣表面下的危机，十九世纪中国一下子整个垮掉了。书中的贾府这么大这么富有的家族，外强中空，后来也是一下子整个垮掉。”[15]
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一个终点，还是一个起点？白先勇将曹雪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赋予了言简意赅的解说。他指出与西方悲剧极端的结局不同的是，中国悲剧的结局仍然习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宝玉出家，好像是佛家、道家最后胜利，得到圆满。但面对人间的各种缘分，曹雪芹最终还是留下了一段俗缘。白先勇认为，“这就是《红楼梦》伟大的地方。它全面照顾，并没有给任何一种的哲学思想或一种宗教来霸占，这才是中国式的人生。”[16]
结 语
白先勇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如果说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最深刻的投射，那么《红楼梦》在我们民族心灵构成中，应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每一个读完《红楼梦》的人也许都会经历一场红楼梦醒。也许每一个读者的感受和领悟各不相同，但是他一定经历了对于理解历史、社会和自身的些许思考。阅读经典在今天比任何时代更加广泛流行，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们自己对于人类存在根源、民族文化精神以及人生原本意义的探索，必然会在审视现在和追求未来上产生重要影响。在白先勇的带领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阅读经典的行列，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传统，这不但有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还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当下必须要做的事。
注释：
[1][5][8][9][10][11][12][13][14][15][16]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138，303-304，196，1007，112，176-177，237，275，406，220頁。
[2][3]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4]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6][7]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17]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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