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某个夜晚，我看了一场杨德昌的电影，被其营造的冷漠、暴力，还有角色与角色之间，不经意却又强有力的纠缠给吸引。我佩服这个电影的名字——《恐怖分子》，仿佛在说，电影里每个人都是施暴者，同时又都是受害者。枪杀，仙人跳，偷拍。母女间的牵制。夫妻间的猜疑。男女间的玩弄——想来就觉恐怖。而最恐怖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不满足，对自我现状的厌恶，灵魂的鞭打，肉身的毁灭。那个夜晚我记住了“恐怖分子”，不久后，也给新的小说起了类似结构的题目：《危险动物》。
在我的故事里，危险动物一直没有真正露面，直到结尾，才有一瞬的跳跃，而它的存在，好像一条绳子，将角色之间的恐惧、不安，与对自我的投射，紧紧捆绑。创作灵感来自于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一个女人，每天都去油麻地喂老鼠。她就住在街边，用塑料板子搭建的空间里，每早起身都散步到家附近的球场，蹲在坑渠边，将事先准备好的食物，一些沾了水的鲜橙肉，还有米粒，精心涂在下水道旁。她的动作是那样娴熟、坚定，旁若无人，双眼盯着坑渠下的幽深，仿佛一早就知道，有一群惺惺相惜的小兽，在黑暗中，等待她的降临。然而她的出现却给街坊造成恐慌，因此，记者不断偷拍她，打扰她，端起话筒，好像举起枪那样，追击她。令我难忘的是，她面对镜头泰然自若，飘飘然走着，走向人群，走向街市布满水果蔬菜的烟火里，也走到了我的《危险动物》里。
在《危险动物》之前，我还写过好几个异于常人的女性，她们在后背生出乌鸦翅膀，逐渐变透明直到消失不见，一觉醒来变成巨人……她们忽然出现，突兀在步履匆匆的香港街头，像是一只眼球，出现在路人的膝盖，又像是一对鹿角，生在人类婴儿头顶，是错了位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或许就是她们被标签为“危险”的源头。然而我想问的是，为何我们会对陌生的事物，感到恐惧，他们的存在，是否挑战了我们现有的生活，挑战了我们所认知的“正常”，还是说，他们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生活的贫乏与无趣，当敢想却不敢做的行为在那些“怪人”身上出现时，我们是否因自己的懦弱而感到卑微，又因这卑微，无法改变，而转化成愤怒，转移到那些“危险动物”身上呢？
比较有趣的是，我最初并未想过《危险动物》会成为小说集的题目，因为其中的作品，讨论的是“香港”“异乡人”，还有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土地问题、贫富差距、阶层……然而当《危险动物》被选为书名时，又觉得一切都有了合适的比喻。对于本土来说，异乡人始终是陌生的他者，而对于异乡人来说，对待这个新城市的情感，总带着后天雕琢出来的小心翼翼。
然而这些问题总归是想不通的，我便写下来，给予那些“危险动物”一个全新的天地，在文字的世界里，他们总有活下去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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