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苍蝇。
我在一个月以前出生。就苍蝇来说，应该算是“青年苍蝇”了。
在这一个月中，我生活在一个龌龊而又腥臭的世界里：在垃圾桶里睡觉，在臭沟里冲凉；吃西瓜皮和垢脚，呼吸尘埃和暑气。这个世界，实在一无可取之处，不但觅食不易，而且随时有被“人”击毙的可能。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苍蝇过的，我怨透了。
但是大头苍蝇对我说：“这个世界并不如你想象那么坏，你没有到过好的地方，所以会将它视作地狱，这是你见识不广的缘故。”大头苍蝇比我早出世两个月，论辈分，应该叫它一声“爷叔”。我问：“爷叔，这世界难道还有干净的地方吗？”
“岂止干净？”爷叔答，“那地方才是真正的天堂哩，除了好的吃、好的看，还有冷气。冷气这个名字你听过吗？冷气是人造的春天，十分凉爽，一碰到就叫你舒适得只想找东西吃。”
“我可以去见识见识吗？”
“当然可以。”
爷叔领我从垃圾桶里飞出，飞过皇后道，拐弯，飞进一座高楼大厦，在一扇玻璃大门前面打旋。爷叔说：“这个地方叫咖啡馆。”
咖啡馆的大门开了，散出一股冷气。一个梳着飞机头的年轻人摇摇摆摆走了进去，我们“乘机”而入。
飞到里面，爷叔问我：“怎么样？这个地方不错吧？”
这地方真好，香喷喷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这样好闻的气息。男“人”们个个西装笔挺、女“人”们个个打扮得像花蝴蝶。每张桌子上摆满蛋糕、饮料和方糖，干干净净，只是太干净了，使我有点害怕。
爷叔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好独自飞到“调味器”底下去躲避。
这张桌子，坐着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白脸男“人”。
女人说：“这几天你死在什么地方？”
小白脸说：“炒金蚀去一笔钱，我在别头寸。”
女人说：“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天天给你零钱花，你还要炒什么金？”
小白脸说：“钱已蚀去。”
女人说：“蚀去多少？”
小白脸说：“三千。”
罗琰娟 乡土
女人打开手袋，从手袋里掏出六张五百元的大钞：“拿去！以后不许再去炒金！现在我要去皇后道买点东西，今晚九点在云华大厦等你——你这个死冤家。”说罢，半老的徐娘将钞票交给小白脸，笑笑，站起身，婀婀娜娜走了出去。
徐娘走后，小白脸立刻转换位子。那张桌子边坐着一个单身女“人”，年纪很轻，打扮得花枝招展，很美，很迷人。她的头发上插着一朵丝绒花。
我立即飞到那朵丝绒花里去偷听。
小白脸说：“媚媚，现在你总可以相信了，事情一点问题也没有。”
媚媚说：“拿来。”
小白脸：“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媚媚说：“什么事？”
小白脸把钞票塞在她手里，嘴巴凑近她的耳边，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只见媚媚娇声嗔气说了一句：“死鬼！”
小白脸问：“好不好？”
媚媚说：“你说的还有什么不好？你先去，我还要在这里等一个人。我在一个钟点内赶到。”
小白脸说：“不要失约。”
媚媚说：“我几时失过你的约？”
小白脸走了。
小白脸走后，媚媚走去账柜打电话。我乘此飞到糖盅里去吃方糖，然后飞到她的咖啡杯上，吃杯子边缘的唇膏。正吃得津津有味，媚媚回座，一再用手赶我，我只好飞起来躲在墙上。十分钟后，来了一个大胖子，五十几左右，穿着一套拷绸唐装，胸前挂着半月形的金表链。
大胖子一屁股坐在皮椅上，对媚媚说：“拿来！”
媚媚把六张五百元大票交给大胖子，大胖子把钞票往腰间一塞：“对付这种小伙子，太容易了。”
媚媚说：“他的钱也是向别的女人骗来的。”
大胖子说：“做人本来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唯有这种钱，才赚得不作孽！”
这时候，那个半老的徐娘忽然挟了大包小包，从门外走进来了，看样子，好像在找小白脸，可能她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但是，小白脸已走。她见到了大胖子。
走到大胖子面前，两只手往腰眼上一插，板着脸，两眼瞪大如铜铃，一声不响。
大胖子一见徐娘，慌忙站起，将女“人”一把拉到门边，我就飞到大胖子的肩膀上，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徐娘问：“这个贱货是谁？”
大胖子堆了一脸笑容：“别生气，你听我讲，她是侨光洋行的经理太太，我有一笔买卖要请她帮忙，走内线，你懂不懂？这是三千块钱，你先拿去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关于这件事，晚上回到家里，再详细解释给你听。——我的好太太！”
徐娘接过钞票，往手袋里一塞，厉声说：“早点回去！家里没有人，我要到萧家去打麻将，今晚说不定迟些回来。”
说罢，婀婀娜娜走了。
我立即跟了出去。我觉得这“天堂”里的“人”，外表干净，心里比垃圾还龌龊。我宁愿回到垃圾桶去过“地狱”里的日子，这个“天堂”，龌龊得连苍蝇都不愿意多留一刻！
这篇作品选自“香港文丛”《刘以鬯卷》，1991年4月香港第1版。在该书的封底有一段这样的介绍：刘以鬯，1918年生，浙江镇海人，还在中学阶段，他已开始写作，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重庆、上海、新加坡和香港担任电讯翻译、主任、报社主笔、出版社社长、报刊总编辑，并且长期主持报纸副刊编辑。他的小说关怀社会人生，探求物象内在真实，注重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结合，创新意识丰盈。
这篇《天堂与地狱》是“大量生产行货时，偶尔也曾设法找回自己。事实上，少数报刊的负责人与编辑是不干扰或指导作者的。每一次我想娱乐自己时，就会在这一类的报刊上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刘以鬯卷》自序）。何为天堂，何为地狱，实在是众说纷纭。未见得人间都是天堂，苍蝇生活的地方就是“地狱”。刘以鬯先生以苍蝇视角写“人生片段”，写法新颖，让人过目不忘。（李永康）
吵架
墙上有三枚钉。两枚钉上没有挂东西，一枚钉上挂着一个泥制的脸谱。那是闭着眼睛而脸孔搽得通红的关羽，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令人想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戏剧。另外两个脸谱则掉在地上，破碎的泥块，有红有黑，无法辨认是谁的脸谱了。天花板上的吊灯，车轮形，轮上装着五盏小灯，两盏已破。
茶几上有一只破碎的玻璃杯。玻璃片与茶叶羼杂在一起。那是上好的龙井。
坐地灯倒在沙发上。灯的式样很古老。用红木雕成一条长龙。龙口系着四条红线，吊着六角形的灯罩。灯罩用纱绫扎成，纱绫上画着八仙过海。在插灯的横档上，垂着一条红色的流苏。这座地灯虽已倾倒，依旧完整，灯罩内的灯泡没有破。
杯柜上面的那只花瓶已破碎。这是古瓷，不易多得的窑变。花瓶里的几支剑兰，横七竖八散在杯柜上。杯柜是北欧出品，八尺长，三尺高，两边有抽屉，中间是两扇玻璃门。这两扇玻璃门亦已破碎。玻璃屑子散了一地。斜阳从窗外射入，照在地板上，使这些玻璃屑子闪闪如夏夜的萤火虫。玻璃屑子邻近有一只竹篮。这竹篮竟是孔雀形的，马来西亚的特产。竹篮旁边是一本八月十八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是插在月球上的美国旗与旗子周围的许多脚印。这些脚印是太空人杭思朗的。月球尘土，像沙。也许这些尘土根本就是沙。月球沙与地球沙有着显著的不同。不过，脚印却没有什么分别。就在这本《时代杂志》旁边，散着一份被撕碎的日报。深水埗发生凶杀案。精工表特约播映足球赛。小型巴士新例明起实施。利舞台公映《女性的秘密》。聘请女佣。梗房出租。“名人”棋赛第二局，高川压倒林海峰。观塘车祸。最后一次政府奖券两周后在大会堂音乐厅搅珠。……撕碎的报纸堆中有一件衬衫，一件剪得稀烂的衬衫。这件稀烂衬衫的衣领有唇膏印。
餐桌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的照相架。照相架里的照片已被取出。那是一张十二吋的双人照，撕成两边，一边是露齿而笑的男人；一边是露齿而笑的女人。
靠近餐桌的那堵墙上，装着两盏红木壁灯。与那盏坐地灯的式样十分相似；灯罩也是用纱绫扎成的，不过，图案不同：一盏壁灯的纱绫上画着“嫦娥奔月”；一盏壁灯的纱绫上画着“贵妃出浴”。画着“嫦娥奔月”的壁灯已损坏，显然是被热水壶摔坏的。热水壶破碎了，横在餐桌上，瓶口的软木塞在墙脚，壶内的水在破碎时大部已流出。壁灯周围的墙上，有水渍。墙是髹着枣红色的，与沙发套的颜色完全一样。有了一摊水渍后，很难看。
除了墙壁上的水渍，铺在餐桌的抽纱台布也湿了。这块抽纱台布依旧四平八稳铺在那里，与这个房间的那份凌乱那份不安的气氛，很不调和。
嘚啷啷啷……
电话铃响了。没有人接听。这电话机没有生命。电话机纵然传过千言万语，依旧没有生命。在这个饭客厅里，它还能发出声响。它原是放在门边小几上的。那小几翻倒后，电话机也跌在地板上。电线没有断。听筒则搁在机上。
电视机放在墙角，没有跌倒。破碎的荧光幕，使它失去原有的神奇。电视机上有一对日本小摆设。这小摆设是泥塑的，缺乏韧力，比玻璃还脆，着地就破碎不堪。电视机的脚架边，有一只日本的玩具钟。钟面是一只猫脸，钟摆滴答滴答摇动时，那一对圆圆的眼睛也会随着声音左右摆动。此刻钟摆已停止摇动，一对猫眼直直地“凝视”着那一列钢窗。这时候，从窗外射入来的阳光更加乏力。
嘚啷啷啷……
电话铃又响。这是象征生命的声音，闯入凝固似的宁静。一若太空人闯入阒寂的月球。
墙上挂着一幅油画，这是一幅根据照片描出来的油画。没有艺术性。像广告画一样，是媚俗的东西。画上的一男一女：男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穿着新郎礼服；女子化了个浓妆，穿着新娘礼服，打扮得千娇百媚。与那张被撕成两边的照片一样，男的露齿而笑；女的也露齿而笑。这油画已被刀子割破。
刀子在地板上。
刀子的周围是一大堆麻将牌与一大堆筹码。麻将牌的颜色虽鲜艳，却是通常习见的那一种，胶质，六七十元一副。麻将牌是应该放在麻将台上的，放在地板上，使原极凌乱的场面更加凌乱。这些麻将牌，不论“中”“发”“白”或“东”“南”“西”“北”都曾教人狂喜过；也怨怼过。当它们放在麻将台上时，它们控制人们的情感；使人们变成它们的奴隶。但是现在，它们已失去应有的骄矜与傲岸，乱七八糟地散在地板上，像一堆垃圾。
饭客厅的家具、装饰与摆设是中西合璧而古今共存的。北欧制的沙发旁边，放一只纯东方色彩的红木坐地灯。捷克出品的水晶烟碟之外，却放着一只古瓷的窑变。不和谐的配合，也许正是香港家庭的特征。有些香港家庭在客厅的墙上挂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之外，竟会在同一层楼中放一个观音菩萨的神龛。在这个饭厅里，这种矛盾虽不存在，强烈的对比还是有的。就在那一堆麻将牌旁边，是一轴被撕碎了的山水画。这幅山水，无款，有印，不落陈套，但纸色新鲜，不像真迹。与这幅山水相对的那堵墙上，挂着一幅米罗的复制品。这种复制品，花二三十块钱就可以买到。如果这画被刀子割掉了，决不会引起惋惜。它却没有被割破。两幅画，像古坟前的石头人似的相对着，也许是屋主人故意的安排。屋主人企图利用这种矛盾来制造一种特殊的气氛，显示香港人在东西文化的冲激中形成的情趣。
除了画，还有一只热带鱼缸与一只白瓷水盂。白瓷水盂栽着一株小盆松，原是放在杯柜上的，作为一种装饰，此刻则跌落在柚木地板上。盂已破，分成两边。小盆松则紧贴着墙脚线，距离破碎了的水盂，约五六尺。那只热带鱼缸的架子是铝质的，充满现代气息，与那只白瓷水盂放在同一个客厅里，极不调和，情形有点像穿元宝领的妇人与穿迷你裙的少女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热带鱼缸原是放在另一只红木茶几上的。那茶几已跌倒，热带鱼缸像一个受伤的士兵，倾斜地靠着沙发前边的搁脚凳。缸架是铝质的，亮晶晶，虽然从茶几掉落在地上，也没有受到损坏。问题是：鱼缸已破，汤汤水水，流了一地。在那一块湿漉漉的地板上，七八条形状不同的热带鱼，有大有小，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死前，它们必然经过一番挣扎。
这饭客厅的凌乱，使原有的高华与雅致全部消失，加上这几条失水鱼，气氛益发凄楚，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生命。那七八条热带鱼，有过生命而又失去，纵纵横横地躺在那里。
电话铃声第三次大作。这声音出现在这寂静的地方，具有浓厚的恐怖意味，有如一个跌落水中而不会游泳的女人，正在大声呼救。
与上次一样，这嘹亮的电话铃声，像大声呼救的女人得不到援救，沉入水中，复归宁静。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固然可怕；宁静则更加恐怖。宁静是沉重的，使这个敞开着窗子的房间有了窒塞的感觉。黯然的空虚，一切都已失却重心，连梦也不敢闯入这杂乱而阴沉的现实。
那只长沙发放着三只沙发垫。沙发垫的套子也是枣红色的，没有图案。除了这三只沙发垫之外，沙发上乱七八糟堆着一些苹果、葡萄、香蕉、水晶梨……有些葡萄显然是撞墙而烂的。就在沙发后边的墙壁上，葡萄汁的斑痕，紫色的，一条一条地往下淌，像血。
水果盘与烟碟一样，也是水晶的，捷克出品。因撞墙而碎，玻璃块与玻璃屑溅向四处。长沙发上玻璃块最多，与那些水果羼杂在一起。
长沙发前有一只长方形的茶几。
茶几上有一张字条，用朗臣打火机压着。字条上潦潦草草写着这样几句：
“我决定走了。你既已另外有了女人，就不必再找我了。阿妈的电话号码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要我到律师楼去签离婚书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电饭煲里有饭菜，只要开了掣，热一热，就可以吃的。”
在《刘以鬯卷》一书中，我读到一篇作者写于1979年的《小说会不会死亡》，标题很让人吃惊。他在文章中曾这样表述：“现阶段小说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有意义的实验性小说甚少出现；大部分地区出现新小说荒。小说家依旧站在十字路口，可以挽救小说艺术生命的创作方法似乎仍在摸索中。”在结尾，他又充满信心地写道：“小说会不会死亡？罗勃·史可尔斯说：‘小说也许正在垂死中，不过，我们对未来是毋需恐惧的。’由此看来，小说死亡的时候，可能也是小说再生的时候。”
刘以鬯先生这样思考的同时，又是身体力行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可以说，刘以鬯先生的每篇小说创造都具有唯一性。这篇《吵架》也不例外。他通过房间摆设，挂件、灯饰布置以及花瓶插花、书刊名称，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主人翁的身份、生活品味、文化层次；让物的易位和破碎来透露主人翁的家庭矛盾纠纷；三次电话铃声的响起和女主人的留言，既是作者的介入，也是打破零度感情的手段，区别于西方现代派的冷酷无情，属于东方作家的慧眼如炬。（李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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