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岘（美国）

　　手术室的大门外，是窗明几净的候诊室。房间很大，人却很少，少到整排座位只有Smith太太一个人——坐在正对大门的那把椅子上，目不转睛。

　　其实那道门不大，只是对她而言，已经大到可以阻隔她的整个世界。

　　她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成为Smith太太不到一年，被告知先生得了淋巴癌，要马上手术！

　　术前，她建议先生准备三个红包，里面各放两百美元，分别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和护士长。没想到，先生听后，先是错愕，后是反对。她没有据理力争，只是暗中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了六百美元，放入她用包装纸做成的三个红纸袋里。

　　“那给钱和不给钱能一样嘛！”她打定了主意，见到医生就把红包“贡上”。

　　然而，先生进手术室已经快两个小时，她兜里的红包被她潮湿的手攥得变了形，仍然没送出去！

　　两个小时前，她和先生一起见过手术医生。这位主刀医生不仅有一捧乱糟糟的白发围绕在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有一颗巨大的头颅架在高大的身躯之上。尽管白大褂里高挺的肚子略有笨拙之嫌，但是秃顶白发、大腹便便，不正是智慧与权威的象征吗？她暗中庆幸，先生遇到了“大牌”医生！

　　相对于“大牌”医生，她自愧于自己的“红包”太小，后悔没把全部的“私房钱”都孤注一掷地放进去……一犹豫，红包就没有及时出手。

　　“癌症初期，是一次小手术，不需要过分担心。”一直和先生说话的医生，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的不安，微笑着对她说道。当然，医生的话是先生用有限的汉语告诉了她，她又加上自己有限的英语赋予了这句话的分量！

　　她的心情果真轻松了不少，在与先生的互望中，抖落了脸上覆盖多日的阴霾。

　　护士来了，要带先生进手术室做术前准备，请她在候诊室里等候；至于护士还说了些什么，她已记不清楚。她在手术室大门关上之前，只在乎两句话：“I love you.”和“I love you，too.”

　　

　　胡振德 画

　　此刻，坐在冷气十足的候诊室里已经两个多小时，懊悔的心情就像候诊室里的冷气无孔不入：人到中年才开始学习ABC，她总是在不能用英语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先生身上。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先生是她的嘴巴、耳朵和腿脚，是家中的天，她心中的地；只要先生在，就不会天塌地陷……可是——怎么还没有消息？不是说小手术吗？怎么快三个小时还没有结束？会不会是主刀医生的笨拙体态使手术发生了意外？或许是麻醉师心不在焉用错了药剂量？抑或是护士分心走神拿错了手术器械？都怪自己没把红包送出去！她的心情跌至低谷。这期间大门开合过几次，有护士出来，也有候诊室的人进去，就是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想问问先生的情况，可是把学到的英文单词串成了句子，就失去了说话的底气。于是她在大门的开合中，反复承受着希望和失望的煎熬。

　　终于，大门为她敞开。那个将先生带走的女护士把她领到了先生的病床前。先生已经从麻醉的状态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198。”后来她才知道，候诊室有电脑供家属查看手术进程，并且为了个人隐私，只用号码，不用人名。护士告诉了先生的代码，只是她没有听懂，直到先生从麻醉中醒来没见到自己的太太，才让护士把她叫了进来。那时，手术已经完成快半个小时了。

　　此时，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前来查看先生的情况，并且信心十足地说：手术成功！

　　这次，她没再犹豫，从兜里掏出那三个皱巴巴的红包，郑重其事地送到他们的手中：“Happy Chinese New Year.”